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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十·十六
       三十年前遇见陈映真
       与大陈相熟、结交，头尾三十年。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他和丽娜结婚，因为互相不熟他并没给我喜帖，那时候他租住永和，我寻着前一年暑天在台北市百龄路梁景峰家啤酒晚会互换的备忘，邀他来访，他牵着燕尔新婚的妻子，新郎和新娘出现在我家客厅时，还散发着蜜月的甜喜。不久，他搬去松山高中附近的永吉路，还是租房，丽娜如果留我们用餐，从厨房端上餐桌的，大约都是她最拿手的盖饭，也就是一般人通称的烩饭，简单扼要明白。
       大陈在忠孝东路大陆大楼美商温莎药厂办公室当行销经理，领一份工资和丽娜度着出狱后的小日子。他坐牢前在瑞辉药厂上班，绿岛回来，并没重作冯妇。我常在近午时分挂电话给他，从板桥赶上他办公室的午休，看到我，温莎提供的便当他总是轻轻推到桌旁，打开抽屉取出银行账本塞进裤子后袋，起身，说走。付咖啡的简餐，两点结束。他说他不懂诗，话题里于是鲜少谈诗。对于一位出身英文系专业的人，说不懂诗想来是一种谦词，他只是一直倾心把兴致与热情专注在小说上面，无暇顾及诗了。但也并不尽然，那篇《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早早地发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创刊号的《草原杂志》，就可了然他对诗的一番殷切之情。他分别于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为蒋勋、施善继、吴晟三本诗集所写的三篇序文，允为当代台湾新诗的精简史，自由派们仿佛视若无睹，自由派们依照现势会继续掩耳盗铃下去。
       记得“中坜事件”翌日，他转述了亲临现场直视事件的过程，他叙事的神情溢满对于变革社会的憧憬，两只眼瞳的四周仍炙燃中坜分局火烧警车的余焰，并且夹杂着当地围观民众积郁的愤懑。“黄昏，天渐渐近黑，万一戒严令下达，我这名身份证上盖有列管印记的红色异议分子怕会惹祸上身，我收回视线离开现场。”他说。
       他在温莎上班的时间算来短暂，竟是我与他见面次数最为频密，时间最为悠长的一段。我无兄尊，大陈的亲蔼通过书就的小说、文论、时评强力吸引我，晋为莫逆。
       他无数的言谈中有一句名言，“没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九七八年在丽娜妈妈陈伯母的建议与牵引下，分期付款买了中和南势角现址，二十坪两层眷村的房子，所有的窗门皆悉木制。他每天早晨都会牵着一条捡来饲养的不再流浪的狗，走去屋后山上的国民小学散步。他搬来南势角；近在咫尺，我徒步急走八分钟，缓行也仅需约一刻，他与丽娜来或我们去，便是极为日常的社区活动了。
       二○○六·十一·一《将军族》历劫弥新
       远景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一口气同时出版陈映真的两本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那一年七月，蒋介石去世，陈映真接到特赦令假释出狱，上距一九六八年五月被警总保安总处逮捕收押，十二月军事法庭判刑十年定谳，他坐牢实际已经足足七年有余。两本小说集其中的《将军族》，于隔年年初遭警总查禁，速度之快不及半载，国民党的威权压制隐隐进入倒计时的强弩之末，查禁书刊的行动正好反衬了它内在渐渐失据开始惊慌失措。警总查禁的公文冠冕堂皇，骨子里假释三年期间，也就是少关的这三年，警总不屑让他太惬意，肉体不得不松绑了，但思想还是要加以牵制，随时干扰，不准放肆，免得他在狱外过分自由逍遥。
       《将军族》这篇故事发生在一个乐社的西乐队里，那个年代有这么一种行业，专门为丧家伴吹丧礼配乐，整套告别式以及丧家沿途的出殡行列，一路吹吹奏奏送达墓地，男女队员兼有，他们都是社会结构里底层阶级的成员。旋律勉强齐整，大鼓与小鼓的鼓点子，听起来不怎么利落干净却添增了几些街巷邻里的哀愁，个别吹手走音常有，乐器也并非支支都用桐油擦得闪亮，有些铜管喇叭甚至碰撞得凹凸不平。但那年代丧家的哭声与泪水相对真诚，比较多发自肺腑，不像晚近，自从《孝女白琴》出现在市场以后，连跪地叩拜、呼天抢地都轻松可以请人扮演替代。
       陈映真把小说摆置在一个音乐流动的氛围里，把与音乐有关的意象植入小说，最早便是这篇发表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现代文学》十九期上的《将军族》。五个音乐意象分别来自五首歌曲：《荒城之月》、《马撒永眠黄泉下》、《游子吟》、《绿岛小夜曲》、《王者进行曲》。二○○四年九月下旬，林怀民以陈映真小说入舞，舞台上舞者跳动殡葬乐队的群像，似乎并没有听见这五首歌曲的片段或任何一组乐句，编舞家应该有他自己的设计，阅读小说与观赏舞蹈产生了两种殊异的效果。无论是东洋的、美国的，借用勃拉姆斯在《学院节庆序曲》里四首学生歌谣其中一个旋律填入孟郊的诗，或是至今作曲与作词两者均有待查考确认的《绿岛小夜曲》，或也许是小说家自拟的《王者进行曲》，五个音乐意象，隐匿着小说家幽微丰富呼之欲出的暗喻。现、当代台湾的历史时空交织在这五首歌曲的经纬之中，更迭起伏随韵飘送。
       伊们开始吹奏着把节拍拉慢了一倍的《马撒永眠黄泉下》的曲子。……
       也是将节拍拉长了一倍，仿佛什么曲子都能当安魂曲似的——只要拉慢节拍子，全行的，……
       两岸三地至今也还没谁写过安魂曲，这个别出心裁的“把节拍拉慢（长）了一倍”的巧思，轻易美好地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安魂曲究竟要安谁的魂呢？肯定是安活人的魂，终究不是安死者的魂，死者是永远也听不见任何声响的了。这样，人们便可以按照庶民的思维，随心所欲编排自己的安魂曲，而不必劳驾莫扎特、勃拉姆斯或佛瑞等等。
       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儿则成了当代台湾两个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小瘦丫头儿，十五六岁被家人一卖再卖，台湾东部后山的小女孩；三角脸东北人，年过四十，内战后随国民党军队来台，领了退伍金的老兵，小说家让两个人在《将军族》里粉墨登场，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儿两个角色，非仅是陈映真小说中具体而微的典型人物，放眼望去，他们皆活生生行走在台湾社会的脉动里，有血有肉有姿有影。台湾这个畸形社会，有一部分是以他们为基底，以他们的沉默建立起喧嚣虚无巨大的欺侮。依据他在自剖《试论陈映真》一文中所述：
       在《将军族》中，两个饱经挫败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个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未来世界——来生……
       在《将军族》中，无力和巨大的现实对决的两个卑微的人物，以其生命的破局去寻求“来生”的幸福……
       《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
       陈映真对理想颜色的憧憬，在小说里用了两处象征，寄寓了他一生绝不气馁，历劫弥新的坚持与祈望；
       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唯一美丽的地方——鼻子……
       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恁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撼着红旗，都不起飞了。它们只是斜着头，愣愣的看着旗子，又拍了拍翅膀，而依旧只是依偎着停在那里。……
       二○○四·九·三十我的阳台
       东经一百二十度三十分，北纬二十四度七十五分，我居所的方位，在地球仪上转动的大台北地区南端，海拔五百五十米。
       只要有风，悬浮微粒刮得比较稀少，站在二楼阳台朝西北远眺，视线俯角瞬间凌越台北县土城、三峡(画家吴耀忠墓葬该镇)、树林、莺歌(出没在陈映真小说中的“莺镇”)，跨入桃园县境，大园机场每一只巨鸟的呼啸历历在目。特别是在夜晚，间隔五到十分钟，会有一个航班自左向右翩翩而降，跑道灯烈焰炙亮迎迓，有时恰巧碰到塞机，几只巨无霸在远空悠悠盘旋，等待塔台讯号准备着陆。
       大园机场近在咫尺，它吸住我的视线，我居然与他无端亲热了起来，我终于得以利用这个私密的地理位置，凝视《我的弟弟康雄》，也即是康雄他哥哥陈映真的行旅。这几年，他驿马星大动，演讲、开会，春天驻校作家，夏天看病，大园机场出出进进，他只要通告哪一个航班，我站在阳台可看准他风里窜进昏天，雨里闪回黑地。
       《我的弟弟康雄》有谁还没有读过？
       康雄从小说公刊于《笔汇》一卷九期的一九六○年一月起算，不觉间他自杀距今已四十四个寒暑。康雄的墓石一直隐匿在时间漩涡的深处，康雄尸骨上的荒湮蔓草早蔓延成了一座小小的森林，这座孤悬在心灵的坟冢，一点儿也不愁空洞的人会前往凭吊。
       十八岁康雄，因为在小说里过早逝去，使得他无缘在他哥哥陈映真系狱时，为颠踬的哥哥送行，甚而至常去铁窗边，对着栅栏，看看囚禁中的哥哥，看看五花大绑松解后戴着手铐脚镣的哥哥。
       《我的弟弟康雄》显然不是经书，也不必要将之与经书模拟。然当他被一个二十三岁的早慧青年形塑完成，这个康雄已经是一个实体，驮负着他哥哥魂灵的驱策，渗入人群。但人们却终将愕哑，为何多年后，竟是康雄那双无形的手，把他哥哥推进非理的黑牢。这篇五千字的小说，若单独精印制成灵巧的小册子，除了引人惊叹，也将成为人间的一声慰安。经书都总那么厚重，小册子却轻盈好握，任人随身携带无所不在。
       小说家的班机在停机坪升火待发。我站在阳台对着机场方向翻开《我的弟弟康雄》。
       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逐渐走上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
       康雄的姊姊如是说，站在阳台我朗读起来。
       飞机向上爬升，没入云层。
       ……终其十八年的生命，我的激进的弟弟康雄连这样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我这虚无者，却没有雪莱那样狂飙般的生命。雪莱活在他的梦里，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
       康雄的姊姊与康雄如是呢喃，我放声朗读。
       小说家坐在机舱里肯定听不见我的声音，天地如斯辽远，我的阳台与大园机场遥距五十余公里。无妨，我继续往下朗读……
       激进的康雄，连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是吗？
       鬼使神差，小说家在一九六八年底被判刑十年(谢天谢地，好在没判极刑！否则多了一缕冤魂)。穿上囚衣，戴上囚帽，被狠狠地抛到亲人家园摸不着看不见的孤岛。十八岁的康雄逝后八年，三十一岁的小说家终于有了顶替康雄遂于行动的快感。原来康雄并不苍白呀，康雄的形象已近乎于德国诗人席勒论及的美——“振奋性的美”。
       至于乌托邦，它原本就是个“没有的地方”，人尽皆知。康雄知其不可而为，要在其上建贫民医院、学校、孤儿院，倒也绝非空想，这些硬件设施一旦落成，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有托邦，而这个有托邦并非康雄独勉其力即可竣事。
       自以为否定了一切既存价值系统的、虚无的康雄，在实践上却为他所拒绝的道德律所紧紧地束缚着。他无由排遣因这种矛盾而来的苦痛而仰药自杀了。……
       小说家如此叨叨自语。这不禁让人们诧奇，不用窥视要直面，如今的世道，道德律是什么？
       今夜，小说家的航班即将归返，无论如何，机舱内的他是万万听不到我的声音，书依然完好摊开，我站在阳台对着机场的夜空朗读：
       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
       康雄的日记这样记着。
       有谁还没有读过《我的弟弟康雄》？若然，让康雄遗憾吧，让小说里那位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者——康雄姊姊遗憾吧。遗憾既然从古至今充充塞塞，那就把它还给尘寰，还给时代，还给人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