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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海外移民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目前至少有三千万海外中国人，分布在差不多世界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海外移民与中国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海外移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话语当中，很难见到关于海外中国人的讨论。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与海外移民社会互动的模式，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课题。在中国日益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下，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关系也日趋密切和复杂。双方互动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
       近年来，“海归”的出现，再一次引起国人对于海外移民的关注。“海归”，顾名思义，就是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人已经开始陆续走出国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外中国人仍然是《北京人在纽约》般的虚幻故事，除了徒增国人对域外的想象之外，与现实生活似乎并无直接的关联。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归”的大规模登陆，骤然把海外中国人带到了国人面前。一时间，“海归”成为大小报纸杂志的热点话题，关于“海归”的书籍也纷纷上市，颇为畅销。报道的焦点，最初围绕着“海归”们的创业故事和成功经验，后来又延伸到他们就业和文化适应问题，以及“小海归”和“小小海归”们所面临的困境等。不知不觉中，“海归”一词也从最初一种比较随意的称谓，变成了准官方用语。二○○二年，在“人民网”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当中，“海归”被列为反映中国在过去五年所取得成绩的关键词之一。
       我们知道，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印度，都有不计其数的海外移民。许多人在海外工作或者居住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到母国居住。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国家也有“海归”一说。回来就回来了，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给从海外回来的人，贴上一个特殊的标签，进行猎奇般的报道呢？热闹之余，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会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别的？”“‘归’为何意？”“海归”与我们所知道的“华侨”等概念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海归”与“归侨”有何不同？“海归”现象究竟揭示了什么问题呢？
       “海归”带来的新问题
       在我们关于海外中国人的知识谱系中，有四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华侨”，即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的中国公民；另一个是“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士，如美籍华人、澳大利亚籍华人等。这两类人定居海外，自然是“海外中国人”的主体。第三个概念是“归侨”，即返回中国定居的华侨；最后一个是“侨眷”，即华侨、华人和归侨的眷属，包括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孙子女。“归侨”和“侨眷”虽然身居国内，但是由于他们与海外移民具有的特殊联系，也被当作“海外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被某些学者称为“国内的海外中国人”，或者王赓武所谓的“外华政策”的一部分。
       “海归”的出现，给我们原有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海归”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移民类型。我们知道，“海归”是一个涵盖内容特别庞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仍持有中国国籍的原海外留学人员，又包括已经拿到所在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以及获得所在国国籍的人士。因此，在这里，“归”就具有了多个层次的含义。它的第一种含义指中国公民回到母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归”与传统的“归侨”概念基本相同。第二种“归”指具有海外某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籍人士回到中国，在这个含义上，“归”多半是一种暂居。归来者往往会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再返回海外。第三种“归”指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人士前来中国。就法律身份而言，这与其说是归，不如说是外籍人士的到访了。显然，就后两种意义而言，“海归”同时居住在两个或者多个国家，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身份的混杂性。与传统的华侨从海外迁居中国的单向移动相比，他们的迁徙是多向的和变动不居的。因此，“海归”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移民类型，它既不属于“国内的海外中国人”，也不属于“国外的海外中国人”，而是处于两者之间。
       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定义“海归”。有人将其称作“新华侨华人”。然而，将“华侨”和“华人”两个概念并用，容易让人混淆两者在国籍界限上的差别，产生“单一的华人散居者”的错觉。这个概念很可能给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历史上所发生的排华悲剧的重演。另外，“新华侨华人”的概念也存在指代不清的问题。它的所谓“新”，究竟指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一代？新回国的移民？还是刚刚出国的中国人呢？其中的差异，并不容易识别，更容易产生误解。除了“新华侨华人”之外，“新华商”是另一个近来较多出现的词语。然而，这个概念主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显然无法包括为数众多的商业圈之外的“海归”们，也无法被广泛地接受。
       其次，“海归”的出现，引发了国人对于双重国籍政策的重新思考。自从一九五五年中国与印尼签订双重国籍协定之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公民如果选择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他们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反之亦然。因此，很多“海归”由于失去了中国国籍和户口，回到中国以后，在出入境、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他们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去解决没有国籍和户口所带来的不便，而这些不便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安排。因此，近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来自“海归”以及其他各界的呼声，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双重国籍政策。
       最后，“海归”也对外籍人士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问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与在接受双重国籍上的谨慎态度相比，中国政府在实施永久居留权方面，采取了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做法。二○○四年八月，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制度（俗称“中国绿卡”）正式实行，包括外籍华人在内的所有外国公民，都有权申请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这无疑给那些失去中国国籍的“海归”们带来了很多方便。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对中国建设具有特殊贡献的人士被批准获得永久居留权。对大多数普通的“海归”来说，要获得这项“殊荣”还有待时日。
       “海归”背后的老问题
       实际上，海外中国人的大规模回流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多次海外移民返回中国的大规模迁徙，而最近的一次回国浪潮出现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到新中国诞生的吸引，数十万华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海外移民回到中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为主。当时，新中国亟需资金和人才，用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海外侨汇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而回国的华侨青年和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重要人力资源。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陈宗基、吴恒兴等科学家，以及后来蜚声体坛的王文教、汤仙虎、侯加昌等人，都是这个时期回国的海外华侨。
       然而，就整体而言，这些回国的海外移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逆向的文化震荡”和“回归的危机”。尽管在其他社会环境当中，回归移民也或多或少地面临类似的问题。然而，与其他回归移民不同的是，“归侨”所面临的危机不是来自国内外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经济上的困顿，而是认同的困惑。“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大多数人都无法改变自己‘华侨’和‘南洋客’的形象……这种来自主流社会的看法,令归侨置于一种身份的空白当中。”建国初期，中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一视同仁，适当照顾”。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可以增进归侨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他们在社会适应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个政策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一视同仁”意味着没有差别，而“适当照顾”意味着差别对待，其结果是侨务政策的左右摇摆：归侨在有些时候（例如在五十年代），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优待和照顾；而在其他时候（例如在“文革”期间），又受到怀疑、歧视，甚至迫害；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关系”再次成为好东西，“华侨”也一度成为现代性的代名词。总之，他们的命运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迁而忽升忽降。这种政策的波动对“归侨”造成了伤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批归侨和侨眷黯然离开内地，大部分移居香港和澳门地区。
       产生这种困境的根源，在我看来，大致有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首先，在东西方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来自海外的“华侨”和“华人”往往被认为沾染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思想和生活习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的侵蚀和威胁。因此，他们需要被救助、改造和重新中国化。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极左”的时期，这种倾向走到了极端，导致了对归侨的歧视和迫害。其次，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父母在，不远游”，是为人子者的孝道操守；安土重迁，是为臣民者的忠厚品德。在历朝历代，无地的流民和无业的手工业者都被视为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而流寓海外者更被视为叛民。例如，明、清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违反者遭到“斩立决”的严厉处罚。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陈旧的思想已经被摈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仍然残留对离国者的敏感和警觉。我们对海外中国人竟有如此繁多和详细的分类，不能不说与管理和规控海外中国人的心理需要有关。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模式，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海外移民为边缘的不平衡的两极格局。两者的互动是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单向移动，迁移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衡量回归者价值的唯一尺度，就是他们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姑且不论这种国家利益是如何定义，又如何变化的）。当他们被认为对“国家利益”有益时，就会受到特别的优待、照顾；反之，当他们被认为不利于“国家利益”时，就会受到防范、排斥乃至歧视。在这个模式之下，除少数“归侨”精英跻身于社会上层之外，大部分人无法进入社会的主流，只能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可见，“归”在这里不仅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位动，它强调的是回归者对中心的归依和效忠。在中国和海外移民的互动当中，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和社会含义。
       呼唤新模式
       时隔半个世纪，中国又一次迎来了海外移民回归的浪潮。然而，在“海归”这个新问题背后，我们依稀看到旧问题的影子。同“归侨”一样，“海归”们被有意无意地归入了一个单独的类别，成为“他者化”的对象。这种“他者化”首先表现在“海归”标签的确立和使用。前文提到的报刊媒体对“海归”猎奇式的报道，就是很好的说明。其次，在制度方面，有关部门出台了诸多特殊政策，旨在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而本土人士则享受不到这些优惠。例如，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在资金、生产和管理等方面，为回国人员提供优惠。相关部门也推出各种各样的延揽计划，用优惠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吸引海外华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来华工作或者创业。显然，这种做法是上述中国与海外移民关系旧有模式的延续。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起到吸引海外人才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隐含着某种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针对海外人才的优惠政策已经越来越招致国内人士的不满，“海归派”与“本土派”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也时时见诸报端。就连“海归”中的有识之士，也要求取消加在他们身上的“逆向的歧视”，呼吁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归侨”曲折历史的再现：回归——他者化——疏离——离开。这无疑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海外移民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类型和新节奏，其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多维度、去中心化和流动性。它不但超越了单向、线性移民的简单模式，同时也超越了“跨国主义”模式的两极对立格局。海外移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范式，它需要超越对移民在输出国和移入国两点之间流动过程的关注，从具有明确边界的中心和边缘的双维空间转换到多维的全球空间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对日趋复杂的移民活动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也才能建构比较符合现实的中国和海外移民关系的框架。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中国—海外关系模式还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进入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日益频繁和复杂的移民形态和相互交往，原有的两极结构无疑已经不再适用了，它容易导致“跨国民族主义”的联想，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同时，对那些已经加入外国国籍或者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海外中国人来说，两极框架也会造成他们身份的混乱和认同的困惑，给他们自身的发展带来不便。
       目前这种“海归”潮会持续下去吗？会持续多久？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怎样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的新模式呢？我想，一种历史的眼光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王赓武曾经指出，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海外移民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个强弱交替的周期过程。该周期大致由四个阶段所构成：第一个阶段是“弱关系”时期（一六八○——一八四○）。在这一时期，清王朝国力强盛，漠视海外华侨的存在和利益，海外华侨只好艰难地谋求自我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强关系”时期，即从晚清到中华民国时期（一八四○——一九四九）。此时，中国国力衰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西方列强的割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晚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转而采取承认和争取海外华侨的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实现民族自救。海外华侨表现高度的爱国热情，通过声援、投资、捐赠、回国参战等各种方式，对祖国的需要给予无私的支持。第三个阶段又回到“弱关系”时期。在“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和海外移民的关系几乎完全中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海外移民逐渐选择融入当地，成为所在国的公民或者定居者。最后，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海外移民的互动又回到“强关系”阶段。中国恢复了与海外移民的往来，而后者也通过探访、合作或者回流等方式，对中国的新政策做出积极的反应。
       上述中国—海外移民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审视“海归”潮及其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角。它表明，海外移民与中国本身的互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和无条件的，也不是只有高潮而没有低潮的。它与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密切相关，并受到国内经济和对外政策的直接影响。一个良性的互动模式不但可以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利于海外移民的长远发展。相反，一个扭曲的框架很可能导致中国与海外移民关系的中断，给双方都带来不利影响。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趋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和平衡的中国—海外移民关系的新模式，从而促进中国与海外移民互动关系健康和持久的发展，应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写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