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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由于本人是化学家的缘故，当初诺贝尔临终前决定以其遗产的一部分设立诺贝尔奖时，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和平之外，人文学科中仅有文学一科。其后迄今，也只增加了经济奖（一九六八）和地球奖（一九九○）。前者授予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后者则授予为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由诺贝尔生活的十九世纪直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不断趋于强势而人文学科日益退处边缘的过程。不过，作为人类自身经验的反映，人文学科既然无论如何终究无法消失，其意义所在也就自然会有有识之士念兹在兹。有鉴于诺贝尔奖中人文学科只有文学一项，美国电视巨头约翰·克鲁格于二○○○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七千三百万美元，设立“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也称为“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明确表示该奖项的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领域的不足。该奖涵盖的学科有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艺批评和语言学。无论在奖励对象还是在遴选程序上，该奖几乎都一如诺贝尔奖。奖励的对象是那些在上述人文学科中辛勤耕耘多年、做出重大贡献并获得举世公认的杰出学者，其国籍和写作的语种不限。二○○三年第一届克鲁格奖授予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y），二○○四年授予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去年该奖空缺。二○○六年该奖最终授予了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和杜克大学的荣休教授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后者今年九十一岁高龄，专治美国黑人史。余英时先生则今年寿届七十六，在海内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广大学者群中一直享有盛誉。
       对于被公认为人文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来说，余英时先生作为第一位华人学者以精研中国思想文化史获此大奖和殊荣，令人为之欢欣鼓舞，自在情理之中。而如今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文学者，则更应当深思这一盛事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先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全球语境中的中文写作问题。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文目前在西方渐受青睐。国家“汉办”在全球以“孔子学院”的方式推广汉语，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举措。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文已经处于强势。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界甚至中国传统文史哲的领域中，英文能力也成为各种评价机制和学者各方面胜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具备多种语文能力当然是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线学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便是中国传统文史哲的学问，也早已不再是专属中国学者的领地，欧美与日本等中文世界以外的地区都不乏精通“汉学”和“中国学”的大师。如果不能对那些海外汉学大师以及更多研究者以其自身语言写作的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消化吸收，势必画地为牢而难有大成。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不过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自觉而已。
       然而，当前的问题是，不少人在“椟”和“珠”之间，未免本末倒置，在几乎构成近代以来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切为泰西是举”这一心态下，无形中成了“语言形式决定论”者，以为凡以外文撰著者，皆当较中文著作更具价值。殊不知，就学术研究的水准而言，关键并不在于语言文字的“形式”，而实在于其“内容”，所谓“言之有物”。是否“有物”以及“物”的精良与否，较之以何种语言文字来“言之”，是远为重要的。这一点，从余英时先生此次获得克鲁格奖来看，足以为证。余先生虽不乏英文作品，如《东汉生死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汉代贸易扩张》（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魂兮归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灵魂与来生观念的演变》等。但八十年代以来，余先生颇多自觉运用中文著述。因此，很多人尤其华人学者都认为，此次大奖颁给余先生，是对中文写作的充分肯定。正如国会图书馆正式发布消息时所谓“在整个中文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亚的其他各个国家，其著作被广泛阅读和讨论”。其中还特别提到余先生的中文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自己也谦称：“这个奖是对所有中国知识人的肯定，尤其肯定了以中文从事学术著述的地位与重要性。”
       不过，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看的话，我想语言仍然尚在其次。以中文写作者，全球而言可谓多矣，为何单单是余先生以中文写作首次获得克鲁格大奖的桂冠？窃以为毕竟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仍在于语言文字背后人文学术研究本身的“含金量”。对此，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James H. Billington）在宣布余先生获奖时对其学问的盛赞可为注脚，所谓“余博士的学术显然极为深广，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已经跨越了许多学科、历史阶段和课题。并且，他也以深刻的方式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检讨”。正是由于博大精深的学识，余英时先生早已望重海内外士林。这次获奖，其实不过是实至名归而已。
       如此看来，为中文写作在全球语境中地位提升而感到振奋的同时，我们又不可因民族自豪感的提高而过分留情眷注于语言文字本身。问题的重点在于，著书立说的关键毕竟在于能否提供真知灼见。否则的话，无论运用何种语言文字，都难以在诸如诺贝尔奖和克鲁格奖这样严格、公正的评选系统中胜出，从而获得世界范围内有识之士的真正认可。这一点，应当是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
       第二点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今之世如何作为一个“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亦译“公共知识分子”）而发挥作用的问题。克鲁格奖在介绍余英时先生得奖时也特别提到，余先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的学术领域而深入整个中文世界的人文领域，是“在中国和美国都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人”。如果说“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特点即在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那么，余先生无疑是一位当代的“公共知识人”。并且，作为一位“公共知识人”，余先生还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气质。事实上，“公共知识人”这一翻译语中所反映的“公共性”的涵义，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正是“天下”一词。所谓“天下为公”，“天下”一词所代表的对个人、小群体私利的超越，也正是儒家的价值立场与终极关怀所在。用孟子的话来表达儒家公共知识人的这种立场和关怀，就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道如此”（《孟子·万章上》）。
       对于“公共知识人”与一般专业知识人之间的不同，余先生曾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中讲得很清楚：“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人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在余先生看来，如果不能“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严格而论顶多是“知识从业员”，其实并不能称之为“知识人”。换言之，对余先生而言，真正的“知识人”必须是“公共知识人”。
       在当今媒体和网络的时代，“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显然较之以往更为容易了。但是，这里所谓“容易”，仅仅指更为容易地使个人意见进入公共领域。至于是否能够在“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这一“必须”的前提之下，似乎历来都不那么容易。如今，则问题更大了。“公共知识人”自然是要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而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以及足以让人产生“天涯若比邻”之感的网络，目前俨然构成公共领域的主要载体。但是，那些热衷于在媒体网络抛头露面、动辄发表议论的人士是否就是“公共知识人”？或者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如今众口喧腾、意见多多的世界中，究竟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人？
       笔者以为，公共知识人首先必得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深造自得者，否则，是没有资格在相关问题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在如今“道术为天下裂”、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一个知识人不顾自己的学术训练，动辄在各种领域里和问题上发表意见并诉诸公共空间，以“通人”自居，最终也不免会沦为布尔迪厄所谓的“媒体知识人”。这种“媒体知识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实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而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布尔迪厄：《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51页）。道理很简单，无论怎样的聪明才智之士，其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若终日耳目、心神外驰，对各种问题都要回应，只能浅尝辄止而难以鞭辟入里，最后势必连自己原本有所立足的领域都要丧失。至于那些无一专业领域足以依托却喜谈“打破学科界限”并善于媒体运作的人士，就更是典型的“媒体知识人”而与真正的“公共知识人”相去甚远了。热衷于媒体“作秀”而刻意“推销”自己者，既不能沉潜而真正有成，其追逐名利之心，不必“诛”而可知矣。与此相对照，余英时先生学问淹贯，不仅对从先秦到现代长达三千余年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各阶段都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有深入的了解。就后者来说，如果我们读过余英时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如《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一九五三年初版）、《民主制度的发展》（一九五四年初版）、《民主革命论》（一九五四年初版）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一九五五年初版）等，即可知笔者所言不虚。而余先生中年以后众多著作中处处显示的对于西方思想文化史的熟知以及自觉以之作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参照而非标准，则更是广大读者深有所感的。余先生学问如此，却仍然时常在行文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不能逾越历史研究的学术纪律”，较之那些“株守一隅”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者，境界与识见之高下，已不啻天渊，更遑论那些“媒体知识人”了。
       事实上，只要是在学问上真正深造自得且有一贯的文化自觉与价值立场者，透过文字流传，自然会对社会、政治发生深远的影响力。余先生一九五○年初离开中国大陆，除一九七八年的短期来访之外，其他时间未再涉足中国大陆。但是，余先生的文字自从八十年代在大陆流传以来，其影响日益深远。去年三联书店推出“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广西师范大学同时出版“余英时文集”，今年已出齐十卷本。国会图书馆发布克鲁格奖得主消息时称余英时先生为“在中国和美国都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人”，正是看到了余英时先生作为一位真正公共知识人所发挥的作用。余英时先生也确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谓：“一个知识人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不过，余先生这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怀”，始终自然地发之于其深厚的学养。也唯其如此，他对于现实种种问题的分析评判，才绝不同于那些媒体知识人的“隔靴搔痒”甚或“无病呻吟”，而精辟透彻之见迭出，常令识者为之击节叹赏不已。余先生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从来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其写作更不是为了趋时从众。他曾戏言自己是“低调俱乐部之一员”，恰恰反映出一位真正知识人的操守。在当今这个喧嚣的时代，能够始终坚守学术岗位而不随波逐流的人文学者，必定背后有其文化价值的立场，如此，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方能源源不断。其文化价值立场、又必然且自然地会发为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关怀。至于那些善于“与世浮沉”、“拉帮结伙”且热衷于媒体抛头露面者，既无“以天下为己任”之“心”，终无“审时度势”之“力”。看似颇有公共知识人的形象，实则恰恰相反，不过逢场作戏、逐名求利而已。简言之，来自于深造自得的真知灼见，必然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而久远。否则的话，无论怎样“包装”和“推销”，充其量如“飘风”、“骤雨”（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博取外行一时的喝彩而已，难以赢得内行持久的肯定，最终更逃不过历史的检验。所谓“终久大”与“竟浮沉”之别，正来自于公共知识人的“真”与“伪”之辨。学者何去何从，值得反省和深思。
       余英时先生此次荣获克鲁格奖，无论从参与评奖的人士还是从了解余先生成就者的角度来看，都在情理之中。但对于余先生本人来说，实不过是一副产品。有固可喜，无亦欣然。余先生数十年来潜心学问、辛勤耕耘，完全以学术本身为其追求的目标。外在的荣誉和肯定，非其所虑。就在得奖之后的最近，余先生又完成了顾颉刚的研究。世人往往只见人收获，不问人耕耘，更以为耕耘者皆为求收获。殊不知为学往往只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方才终能有所收获。余先生此次获奖，实为儒家知识人的“为己之学”提供了极佳的佐证。真正投身学术并欲以之为终身志业的知识人，于此尤当三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