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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不住两位同学的劝说，我答应出面组织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他俩认为我读小学时是班干部，长大后又成了国家干部，自然是有组织能力的。一切费用则全由他俩出，尽管二人都只读到小学毕业便未再读书，但是并不妨碍他们现在大大地发了，发了后的他们就很眼热别人搞“同学会”什么的，说是从中可以唤回学生时代的感觉，所以只能找小学的同学来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事情进展并不顺利，我怎么也回忆不全小学全班54名同学的名字，连一半也记不起了，更无从谈起召集这些人。说起来时光不算特别久远，刚好20年，但20年光阴足以把人变得面目全非。小学同学比中学或大学同学的变化都大，这恐怕也是小学同学聚会不易组织也没有多少人组织的原因，但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正是其魅力所在。童年多么美好，混沌未开，单纯得像张白纸，年少得不知忧愁，从童心未泯到成熟世故这里面该有多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今人伤怀。读小学那阵适逢文革，即使如我所读的城市中较好的小学，学生的家境也普遍较穷，简直没法跟现在比，毕业时连照片都没有照过一张。长大后偶尔在本城也能遇见一些同学，或在公共汽车上邂逅，或在街上擦肩而过，有的尚能叫出名字，有的恐怕已是相见不相识了。
       过了些时日，小学同学的聚会仍不能举行，欲做东的两位同学渐渐有些急了，催我快想办法。我安慰好二位后，极力拨开岁月的迷雾努力回忆出较多的同学来，但能回忆出的人并不多，不外乎是班上最调皮的，个子最高或最矮的，学习最好的，这些人往往能给人留下印象，而对于大多数仍然无法回忆。我找到我的同桌及其他想得起的几位，希望他们能慢慢回忆出更多的名字以及其行踪，然后如摘葡萄般类推出全班。岂知他们竟然也如我一样只能记得几个，继而也中断了线索，像唱着的一支歌，嘎然而止。回家对妻说起此事，妻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班主任呢，我说并不是没有想过，但我们班主任古汉老师教了四十多年的书，从一年级到毕业也送走了七八个班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要叫他回忆出某个班全体同学的名字，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况且，古老师在不在人世都很难说，前几年就病了，那回我还去看过一次，晚年的他同爱人住在距城30里的一所大学里，师母原在这所大学教古典文学。这些年我常为各种琐事所忙，再也没有去看古老师了。妻遂感叹，说现在的人哪，只与对己有利的人交往，谁会去看自己小学的老师呢，一介清贫的知识分子。我脸一红，没了言语，暗自决定到古老师那里去一趟，探望一下并顺便看能否搞到同学的线索。
       一个星期天，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后，我到了古老师的家，得知古老师已去世半年了，我无言地坐了好久，看看古老师的遗像，想象着古老师上课时的情形，快离开时，我提到了同学聚会的事，师母说有一份名单的，还有各人的地址，并答应帮着找找。
       一周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见桌上放了个大信封，是师母寄来的。撕开后我怔住了，全班54名同学的姓名被工工整整地抄在两页稿纸上，其中大部分附有单位或住址。师母写道，我走后她便开始找并找到了这份古老师亲手写的名单，按说学校有个毕业生名册的，奈何那时在文革中根本保留不下。她知道古老师有个习惯，他带毕业的学生都要保留一份名单，并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行踪。对名单，古老师每隔几年总要根据新情况修订一次。
       放下师母的信，我忽然觉得人真像一粒种子，被命运之鸟衔来衔去不知会掉在哪里，但培育种子的人却对每一粒种子都备加关心，细心呵护，总忘不了。
       不久，小学的同学聚会终于举行。本城30多名同学几乎全到，已到外地的同学也特地赶回了8位。同学们见面大多必先惊异于对方的变化，问长问短的，但时间一长，便慢慢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涩滞，气氛并不热烈，交谈五花八门，东拉西扯，无话找话，仿佛为了继续谈下去，或哈哈自嘲一番，或胡乱恭维，我发觉好多人都在虚应敷衍，只是为了不失礼仪而滔滔不绝，弄得人精疲力尽。不少人在故作激动地寒暄了几句后便直奔时尚的主题!炒商品期货、炒房产、赚钱、情人。这些话题反而叫他们找到了不少共同点。没有人问到古老师，发现这一点后我感到寒心。吃饭的时候人群就开始涌动起来，渐渐就形成了这次聚会的真正高潮，人们举杯相劝觥筹交错，大有“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的阵势，在热闹中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便踱到窗口吸新鲜空气，我又想起了古老师，我揣摩着他整理学生名单时的心情，在他的弟子身上，他寄托了多少希望，倾注了多少热情。从古至今，学生总是老师生命得以延续的最好依托，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老师的学生们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年大家走南闯北，历尽人间冷暖，大家都忘了谁是谁了，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呢。岁月是人生最残酷的雕塑大师。
       待我重回饭桌时人们忽然提到了我，说应由组织者、过去的老班长说几句什么。我说什么呢，我只是把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经过讲了，提到古老师的名单的事，好一阵后，人们寂然无声，同学们似乎感到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适才的欢乐气氛顿时变为少有的严肃与宁静，有的女同学竟然无法抑制一股突几而来的激动，泪眼晶莹，有些同学流露出深深的内疚，于是便有同学建议下次同学聚会一定要邀上师母，到古老师的墓前去，这个建议得到大伙的热烈响应。
       后来我给师母去了封信告诉此事，师母在回信中对此表示了深深的谢意，但对下次聚会的邀请则抱歉意，说自己身体欠安，就不参加了。师母在信中还给我书写了个条幅，是《庄子·天运》中的一段话:“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看着条幅，我再次想到了古老师，想起了古老师的名单，想起了名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影，感到了在逝水流年里的永无定势。我怅然万分。
       (东方平摘自1997年11月《山西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