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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时我被迫辍学了，那一年我正读初三。原本，我是可以被学校保送到重点高中的，但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使我与坦途无缘。
       那天放学途中，我看见几个小流氓在欺侮一个女同学。女孩子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她看到我立刻拼命地向我呼救。当时，我的血一下子顶到脑门，什么恐惧呀后果呀统统都丢到爪哇国去了。接着，我冲了上去。结果，我被几个小流氓打得遍体鳞伤。情急之中，出于本能，我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进行自卫……
       先是我被“请”进了派出所，接着便是校方找到我的父母建议我主动退学。尽管后来女同学和派出所都证明我是出于自卫出于救人才动刀伤人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校方的意思是:重点中学是不会容纳持刀伤人的学生的。情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重点中学的声誉。
       我就这样离开了学校的大门——厄运从此接连不断地“光临”我。
       父母当时也不理解我，并一致认为这是我恃强斗狠的先兆。父亲在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下向我挥起了皮鞭。他要我保证从此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可我紧咬着牙，至始至终都对父亲大喊:我没有错。
       接下来的日子，虽然我是一心一意在父亲为我找好的儿所学校里就读，但我忍受不了老师和同学们在了解了我的过去后的冷落和鄙视，那一双双漠然的眼睛，让我在教室里感觉窒息，除了逃回家里，我已经毫无选择!尽管我从小的愿望是考进北大，当一名作家。
       面对父母无奈的叹息，我暗暗发誓要靠自己的努力走进大学校园。短短的两年间，我自修了高中全部的课程，还利用闲暇时间出入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书籍。我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营养和战胜厄运的勇气。
       这其间，我开始练笔写作，试着把夜夜熬尽心血写出来的文章投往各地报刊。但不幸的是，我等来的就像那年所盼望的高考录取通知一样，全部石沉大海，连一纸退稿笺都没有收到。在那段苦涩而寂寞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盼望邮递员给我送来希望与欣喜，但这唯一的渴望也在邮递员无可奈何的眼神中破灭了。
       父亲对我失去了信心，他开始为我找工作。我在工厂工作了一个月。和所有工人们一样，我整天在机器轰鸣声中机械地从事着流水作业父亲说:你该知足了，工厂待遇不错，将来自己积蓄点钱，成家立业也是不错嘛!
       父亲的话没错——这里的工人师傅是善良的，他们从未因为我的过去而歧视我。这里的工作方式也很合理，计件劳动，只要肯出力，付出和所得成正比。
       但父亲却忽略了——在书籍的海洋中，我知道了另一个世界，它可以让人自由地翱翔，在铸就自己精神家园的同时，更能充实人类的灵魂。也就是说，我的梦想不在这里!
       没有谁能拯救我。我知道，抗拒厄运只能靠自己。
       那一年，长春的美发业刚刚兴起，我说服父亲要我去广州学习美发技术。我以为这是改变现状必须的第一步——要去北大读自费，我知道先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来到广州市，我在一家美容美发院学习。
       美发院的老板兼师傅叫杨仔，是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杨仔虽然脾气很糟糕，但他的美发技术倒是一流。剪、吹、烫招招过硬，短短的3个月就把我们每个人都培训成可独立营业的美发师。只是生活中他为人实在太过苛刻，稍有不如意，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拳脚相加。若不是他精湛的手艺使我们留恋，许多学员和我一样早就走了。
       那天杨仔不知从哪憋了一肚子怨气，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学员们的碴儿。也该我不走运，当时偏偏碰上一位爱挑刺儿的客人。客人刚出门，杨仔就对我“国骂”不绝。我被激怒了，大声回敬他。也许是还没有学员敢这样对他，那一刻，他恼羞成怒，完全以一副泼皮无赖相向我扑来……最终的结果是，我提前半个月“打道回府”了。接着，他赖掉了我身上仅存的500元钱算作他的医疗费。这还不算，当晚，他还找来一群狐朋狗党用车把我拉到一个偏僻的小站上痛打了一顿。
       我将终生不忘那个大雨的夜晚，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躺在冰冷的铁轨上，一任雨水洗刷我18岁的屈辱和无法再坚强的眼泪……
       寂静中，我听到从不知名的小站里传来的歌声:什么也不要说/我们一直都没有错/但命运的折磨/一直缠绕着我……/一切都不要说/只要拥有执着/只要能勇敢地大声唱歌/你就是不败的强者……
       这是怎样的一首歌啊!在那样一个夜里，它分明就是为我而歌。我忘了自己是怎样爬起来，又是怎样沿着长长的铁轨一步步走回宿舍的。
       回家那天，慑于杨仔的淫威，学员中只有一个人偷偷地跑来送我，并塞给我救命的100元钱。
       我一生不会忘记他的名字:唐甲。我想自己视友谊为生命第一支撑的信念根茎是他那时给予的。以后的许多年中，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经受着厄运的考验或好运的青睐，我和唐甲的友谊都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冲击。毕竟，这是生命中给予我帮助的最有力的一个音符!
       回到家，我满怀信心地租门市房办执照准备开业。我从没把那个小站经受的屈辱讲给任何人听，只把它凝成一块暗疤深埋在内心深处。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的“飘柔”美容美发院开业了。凭着我精湛的技术、优惠的价格、诚恳的服务态度，短短的两年间，我又开了几处“飘柔”美容美发连锁店。接着，我又兑掉它们，开办了“飘柔”美发总店这其间，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我仍每晚坚持读书写作到深夜。
       望着我一天天消瘦的身影，父母亲仍然不理解我，常常不失时宜地飘出一句:何苦呢，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我无言。除了对两位老人缄默，我无法向父母讲述得太多。父母亲哪里明白，我内心的追求和那个酝酿已久的梦——每天不知疲倦地读书和写作才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啊!
       辛勤耕耘必有收获。20岁那年，我在《新疆青年》(现为《新晨》)月刊上以歌手的笔名发表了散文《生命的力量》，这是8年前在中学生报刊上发表第一篇处女作后，我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啊!接着《诗歌报》、《星星诗刊》、《青年月刊》、《新华日报》等报刊又发表了我的诗和散文。这更加激发了我想当作家的信心和勇气。这几年中，因为发表作品数量的日益增多，我结识了许多编辑、作家和学者。
       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准备兑掉美容美发院进北大进修时，一场无情的电火却再次焚毁了我的“飘柔”，也焚毁了我刚刚燃起的希望。
       难道厄运真的要缠绕我一生?难道我的一生注定要受它的摆布?许多次，站在那烧得只剩下残桓断壁的“废墟”前，我困惑过、痛苦过，甚至在夜里偷偷地哭泣。直到耳边又响起无名小站上听过的那首歌，想起自己的名字叫“歌手”时，我才重新振作起来:不是吗?勇敢起来，只要坦然地去面对，只要还能大声地唱歌，我最终能成为不为厄运摆布的强者。
       我决定放下心头的包袱去闯一闯，除了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更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和抗拒厄运的能力。我先去广州，再转道深圳，而后去北京——我做过饭店服务生、美发院大工、自由撰稿人，在《中华工商时报》、《开发区报》做过发行员、编辑和记者。后来因父亲病重，我又回到我的家乡——长春。
       先是刘翠玲主编帮助了我。那时，她正在筹办一本新杂志。那天，她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可以到她那里工作。创业阶段虽然苦一些，但只要咬牙挺过去将来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我永远记下了这句话。因为这是我回到家乡后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尽管后来，我在她所在的芝麻街杂志社因种种原因只工作了1年，但我将永远铭记她在我最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和友谊，这使我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能更好的把握自己。
       离开芝麻街杂志社，我来到《希望周报》(原《希望的摇篮报》)这曾是发表我处女作和最初使我萌发当作家梦想的摇篮。编辑部的编辑个个是作家本色:写诗的筱羽佳雪、写小说的苍耳、写报告文学的英奎、写文艺评论的宣杰，尤其是我的老师阎墨涛主编，他无论在生活的旅途上，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都赋予我极大的耐心与帮助，使我在歌唱人生的同时更坚定了与厄运抗争的勇气。在整个集体的帮助下，短短的3年间，我在全国50余家报刊发表了600余篇作品，有多篇已选入各类文摘及丛书。我感觉，自己勤奋的歌唱正一步步牵引我走进理想的殿堂。如今，我已经不再畏惧失败和厄运，不再怕一切重头再来。
       刚刚摸到三十多岁的额头就回顾人生实在太早，况且自己还不是什么名人。好在，我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真实面对厄运的成长轨迹，权当是讲述一段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吧!
       贝多芬说，他会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想，那是一个伟大歌手面对厄运最勇猛最无畏的体现。
       我不是一个出色的歌手，但我会为着这个目标用毕生的精力去努力。当厄运再一次面对我时，哪怕它对我更苛刻更无情更残忍，我也会微笑着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并始终如一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放歌，因为我今生的名字叫“歌手”，我将无愧于人生的这份使命，且为自己鼓掌!
       (王梅摘自《青年之友》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