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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来，关于遇罗克和他对血统论的批判，知识界有过许多的研究、调查和讨论，但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答案。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旨在拒绝和改造漫长历史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等级结构和身份关系，它将自己定义为以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本身为最终目的的历史运动。对平等价值的坚持，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尊重，对人能够超越其出身而成为这个历史运动的一分子的信念，构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理论前提。正由于此，许多并非工农出身的年轻人投身于革命的潮流，甚至成为这个潮流的中坚和领导者。但为什么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像血统论这样的东西——它与革命的逻辑本来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竟然会渗入二十世纪的“最后的革命”里面，为什么像遇罗克这样的人——一个真诚地对待打破一切身份等级的革命信念和平等价值的思考者——会因为反对血统论而在一个号称革命的时代遭到枪杀？“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这句话说得何等沉痛！三十年来，许多不愿忘却的人们用谴责和忏悔清洗着这个“被玷污的时代”。“玷污”的痕迹正在消失，但就像“成了精的怪胎”一样，它会变形，衍生出许多的新形式——而那个“时代”，连同它的基本价值和信念，却终于被告别了。
       于是我们皆大欢喜。但身处这样的大转变中，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我们用于清洗“玷污”的方式也应该成为重新思考的对象？
       十年前，也就是三十周年的时候，有一次与张承志谈到了遇罗克。他说，他早就在留心有关的资料，已经很久了，想写这么一篇文章。我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这个他从未谋面但却死于卢沟桥畔的同代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他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他。我曾劝他早点写出来，但他显然没有发表的打算。那个时候，《心灵史》已经发表，这是一部难以用文学评论的方式加以讨论、也让一切试图评论它的评论者显出无能的作品。一些论者总算想出了方法，方便地将这部作品与张承志的“拒绝投降”的姿态一道，全部归结为“红卫兵情结”和道德理想主义——在他们的辞典中，这几乎就是专制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一个控诉与忏悔之声不绝于耳的时代，作为亲历者的张承志的沉默本身就让人不安，何况他还写出像《心灵史》这样的不像文学的文学？
       九十年代以降，张承志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历史、人物和现实的随笔，触角所及，除了有力而漂亮的文字之外，好像已经与他早年从事的虚构文学有了绝大的差别。在他对遇罗克的思考和这些新的文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在发表于本期的文章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张承志把践行而不是把言说、把对立场的坚守而不是把忏悔的姿态，看做是忏悔这个词的本质。在这条遇罗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道路上，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揭示隐藏在各种形态中的血统论、身份论的幽灵——这条道路没有将他引离那个已经被告别的时代，反而接近了那个时代——接近了在那个时代里产生又在那个时代里遭受玷污的价值。
       在这里，我读到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激烈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