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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益尔(Cahill)是谁？
       贺宏亮
       三联新刊浦安迪大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由沈亨寿老先生翻译。沈译流畅自如，毫无生涩之感，一九九三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首次出版，本次由三联书店新刊，除恢复照录了原作的“参考文献”外，未做大的修改。
       第一章中谈及本书关键论点，即论述文人小说“四大奇书”对传统叙事惯例所作的反讽修正。“反讽”这一重要术语在这里使用的涵义来自于坎益尔（Cahill）对陈洪绶等明代画家的论说（三联版16页）。沈译在此处对坎益尔及其对陈洪绶的论说不详。笔者试补充一些材料如下。
       坎益尔其实就是在北美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大名鼎鼎的高居翰 (Jams Cahill）先生。高居翰在《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中译本二○○三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发行）中有专章谈论陈洪绶的人物画（见第四章“陈洪绶：人像写照与其他”），并认为陈的人物画处理高古题材，作品中弥漫着嘲讽的调子，这绝非是戏仿（parody），而是“搓揉了对夙昔典型的崇敬与对现实的嘲讽于一炉。了解陈这样的心态之后，我们便掌握了一个关键，有助于我们明白在陈洪绶诸多复古式的作品之中，所真正要表达的内涵为何”（中译本，87页）。
       浦安迪正是借用了高居翰论述陈洪绶等晚明人物画家所用的“反讽”（irony）术语，来申说“四大奇书”的出现是经晚明文人之手，以先前“通俗故事”为素材，进行了主要是“反讽处理”的彻头彻尾的修改过程。因此，“四大奇书”与先前的“通俗故事”有绝大不同，标志着中国散文小说中一种新文体的崛起。
       “官叫”与“私叫”
       陈洪波
       西晋白痴皇帝晋惠帝以在百姓多饿死时垂问“何不食肉糜”名闻天下，同时他还有另外一段佳话，亦在《晋书·惠帝纪》尾段：“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这段问答从大愚中显出了大智。傻子惠帝之所以问蛤蟆是“官叫”还是“私叫”，是因为他见惯了人的言论分为“官叫”和“私叫”，从而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判断标准从人类界拿到了动物界。臣下也很明白他的圣意，心照不宣语带双关以人为本地应答了关于“官叫”、“私叫”的判断标准问题——站在官家立场上叫的是“官叫”，站在个人立场上叫的是“私叫”。
       历览世界考古学史，觉得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官叫”或“私叫”两个传统——当然，上升到学术的高度，称之为“官学”和“私学”可能更堂皇一些。“官学”考古学的基本特点是，考古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基本在政府掌控之下。考古机构由政府组织管理，人员由政府遴选任命，经费来源基本依靠官方，研究成果为国家利益或政治目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考古人员是政府的雇员，为官而叫是他们的职责。而且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之下，“官学”考古学能够开展规模庞大的考古活动，实施长期的研究规划，往往会有巨大的收获。“私学”考古学基本属于一种民间活动。活动是自发的，经费是自筹的，机构是松散的，力量是有限的，活动是随机的，观点是随意的，方法是多样的，分歧是巨大的，长期规划一般是不会有的。
       当然，“私学”考古学和“官学”考古学的产生各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管制强度的差异。当国势强盛，政治开放时，对“私学”考古学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人们“私叫”几声也没什么大不了。而当国家局势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考古学就容易发展成“官学”；“官学”就需要发出“官叫”——虽然考古学的这几声“官叫”的作用有多大还可以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