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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住所后面，有一片绿树环绕的空地，隔三差五的日子，会有一些年轻的士兵在那里操练。他们的班长是位山东籍的老兵，在下达“一二一”口令的时候，常常把第一个“一”拖得格外的长，到了“二”则会变成一种类似打嗝的声音，之后才将最后那个“一”像子弹一样射出来。在窗前伫立凝望的我，这时常常会忍不住笑起来。但士兵们都不笑，他们在太阳下严肃地板着稚嫩的面孔，在这口令声里走过去，走过来。看得久了，那一列横队便会在视野里幻化为一道绿色的墙，轰隆隆推来，轰隆隆推去，机械，呆板，却没有半点犹豫，一如寂静中渐渐叩击我耳鼓的墙上石英钟坚定沉着的秒针。队列在时间里行进，时间在队列中流逝，这时，我会不自禁地去参悟这行走的风景背后的意义。但我至今也未能参透，尽管我已在这扇窗口凝望了好些年头了。
       我曾经多次走近他们。譬如，在雪花飘飞的冬日，我在温暖的练功厅排练，他们中的一位会长久地伫立在寒风中的哨位上守望。我在进出之间留意到面颊冻得通红的他，说:“冷吗?我去给你搬个凳子吧?”他立刻绯红了脸，急忙地摆动双手阻止我的热情，连声说:“谢谢大姐，我们不能那个样子的……”言罢，奇怪地看一眼同样穿着军装的我，仿佛诧异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法典》、美国人不晓得《独立宣言》。而当第二天我经过他们的操场边，队列中的一位必定会率先偷偷地向我投来一张笑脸，我凭第六感觉捕捉到这笑脸，知道那正是他，于是急忙将我的笑脸迎上去，不料迎着的却是他们全体的笑脸。我与他们就这样远远地含笑对望着，却渐渐会忘了这笑的缘起，但是，那情景确实像一个由来已久的默契。
       忽然就想起了那些更遥远的兄弟。在大漠，在高原，在海岛，在我随总政歌舞团慰问演出的每一座军营，那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刹那间在我眼前一齐闪亮。最清晰的该是那一些吧?在青藏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哨卡上，那块空地仅有十来平方米，却构成了世界上最高的舞台和观众席的全部。我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举手投足之间，几乎要触摸到你们——三四个端坐在马扎上的兄弟的笑脸。欣赏舞蹈或许并不需要作一张笑脸，何况我这个陌生的异性舞蹈者近在咫尺的动作和表情，已经将你们逼迫到了心理空间的边缘。但你们还是在羞涩地躲闪着我的注视之后，在被高原风和紫外线镌刻得黧黑皴裂的脸膛上，捧上一团团不大自然的笑意。我知道，细心的你们看到了我额头滚落的大滴的汗珠，听到了我在低压的高原空气中沉重的呼吸和心跳。这一张张笑脸，应该叫做感激。可是，我的兄弟们，难道你们不最是应该被感激的吗?
       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我这个穿军装的姐姐却不大了解穿军装的你们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也不仅是我只能在窗前好奇地眺望你们行走的风景，更主要的，是我在舞台之上而你们在舞台之下。从空间上，这是从舞台到观众席的距离，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早在我走进这绿色的行列、为你们而舞的那一天，我就将这种距离命名为崇敬?
       我在舞台上旋转了20多年了，获得过我几乎能获得的全部荣誉和头衔，但是，我始终将自己称做一位“舞者”——舞蹈着的人。这是因为，我永远也不愿在我们特定的距离之外，再增加什么其他的距离。我，“舞者”沈培艺，舞蹈着的沈培艺，因崇敬你们而舞蹈着的沈培艺，这就是我们之间距离的全部。
       我深爱着我的舞台，一如你们眷恋着你们的哨位。在我拥有的这片天地里，我更偏爱于献给你们姐妹、妻子和母亲的形象。我知道，她们是你们梦中永远的风景。但是，我常会很谨慎地选择扮演你们的形象。你们已经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对我而言，它叫做崇敬。
       (彭志宁摘自《世界军事》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