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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澳洲的第二年认识了凯西。她是一位年轻的澳洲姑娘，住在楼道对面的单元里。我们最初一次见面是在房地产商的办公室，我去交房租，她则坐在沙发上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谈着什么。后来再在楼道里相遇，我们便相互点头微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她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她搬来的第二个月。那阵子，我每天回家都发现她房子的门大开着，传出来的不是浓郁的地板油味道，便是新刷的油漆味儿。斜眼看过去，总见她身着工装连衣裤，不是钉厨房的柜子，就是给地板打蜡上光，要么举着油漆滚筒刷顶棚。在又一次楼道相遇，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买了这房子吗?”——因为澳大利亚不像某些欧洲国家，一般房客是没有任何义务给房主收拾房子的。
       “没有，这房子是我租的。你看我这么折腾奇怪是吧?这几天天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想住舒服一点。”
       “那房主会付你钱吗?”我又问。在澳洲，如果房客为房主收拾了房子，他们需要通过房地产公司和房主商量，谈判价钱，如免一段时间房租等等。我记起见到凯西和管理人谈话的场景。
       “房主说要看情况再说。因为他原来没打算花这个钱。唉，我不在乎。他给就给，不给也无所谓。我活一天就不能委屈了自己。”
       我没想到她这么爱说话，更没想到她是如此想得开的一个人。
       嘴一旦张开，我们之间的交谈就成了常事儿。她告诉我她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不过她一点也不喜欢电脑。她热爱的是音乐、绘画，还有享受生活。
       房子修整好后，她请我过去喝下午茶。进了门我才发现她一个人住的是两居。除了新漆亮的地板使整个房间的档次提高了以外，屋内的布置、摆设也都显得殷实而极富情调。我们喝的茶盛在巨型杯子中，餐桌上各式甜咸点心也都堆积如山地摆放在一个个大盘子里。我发现凯西热情、大方，名副其实地懂得享受生活。我唯一有些接受不了的是她这种无计算的享受法儿。曾经杞人忧天地为她算过一笔帐，绞尽了脑汁也想不明白她怎么能将日子过长久。然而她自己却从来没有向我表露过类似的担忧，我自然也不能说什么。
       久而久之，我俩成了好朋友。只要我一回家，她就要把我“绑架’’到她的住所。山南海北地闲聊配上中西各式大菜。吃饱了聊够了再把音乐开得山响，直欣赏到楼上楼下的邻人提醒抗议，才互道晚安。我那时正赶上语言学校放秋假，整整一个月，下了班，若没什么其它安排就都和凯西混在一起。
       不过，熟识到了这种地步，凯西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有好几次，我回家时，在楼道里听到憋闷的哭声从她房里传出来。可是等我过去时，却总见她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一而再，再而三，我几乎怀疑自己得了幻听症。除此之外，这个年龄的澳洲姑娘，社交活动都是极丰富的。凯西长得很漂亮，人又开朗。然而除了找我之外，我很少看她有什么社交活动。来过她这里的男孩子只有一个叫瑞的，时常接送她上下班。我看得出瑞喜欢凯西，心里很为凯西高兴。因为瑞不光长得好看，而且一脸善良。
       我曾开玩笑地在凯西面前提起瑞。她本来喜气洋洋的脸瞬间凝住。好一会儿才笑着把话题岔开。我很后悔，事后责问自己到了澳大利亚你怎么还没学会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
       待我假期结束后，事情仿佛有所变化。我下课回家很晚，几次过去打招呼都碰上瑞，有一次还显然打断了人家的亲热场面，门开时，两人的脸都红红的不大自在。因此我知趣地回避了一段时间，偶尔相遇，从凯西那兴奋而略带羞涩的表情中我感到这两人的关系正在健康、迅速地发展。
       一天晚上，我因误了一班火车，到家已快10点半。站在楼道里拿钥匙开门，忽听对面房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只听瑞在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总得说说清楚!”又听凯西带着哭声地回答:“别问了，都是我不好。你别再和我来往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不对了。
       半夜里，我被轻轻地敲门声惊醒。是凯西。她身披睡袍，两眼红肿，无助地站在门外。我急忙让她进来。她一坐下来便双泪长流。嘴里不住地念着:“我完了。我完了。”用了整整一夜，我才从她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拼出了一个既令人伤心、又使人警醒的故事。
       像许多澳洲青年一样，凯西20岁时去了英国。她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年轻人。在他热情的感染下，凯西很快就坠人了爱河。就在她准备写信向家里介绍心上人时，他却在一个早上失踪了。留在桌子上的一个小条子给了凯西致命的一击:他原来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他要将病菌传给那些快乐的人。
       上帝没有给予凯西以特殊的关照。带着由毫无意义的仇恨而播下的病毒，她回到了家乡。随着T细胞一天天被病毒侵蚀，同样的仇恨也滋生在了她的心里。然而，就在瑞即将成为又一个受害者时，凯西的良知复苏了，她赶走了瑞。
       从这个晚上起，凯西变了许多。她很少说话，也不总是笑容满面了。不久，她加入了一个现代派宗教组织，除了上班、上教会以外，她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后来常常想，凯西从前有滋有味活着的精神目标大概就是复仇吧!我不寒而栗。她和我关系也越来越淡。也许是后悔和我讲了实话吧!尽管澳洲政府坚持反对歧视艾滋病病人，法律上也有严格措施与此相呼应:严罚重判那些搞歧视的人，可仍然没人愿意说出这种秘密。
       后来，我搬进了澳洲人的家里。再后来，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于是便有好久没和她联系。当我再拿起电话拨那熟悉的号码时，传来的不是凯西那热情的“哈罗”，而是冷冰冰的电脑合成声:“对不起，该号码已被取消。”我忙又打电话到她公司里，回答是凯西已经辞职好几个月了。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空白。
       我不信宗教。但从那天起，我不时向凯西信奉的那个上帝祈祷:“请降福于你无辜而又良知未泯的弟子吧!人间总需要一些公平和正义啊!”
       (龚小兵摘自1997年6月27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