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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0岁那年，父亲去世。8个月后，母亲认为我需要多受些严格的磨练并接触多些男性榜样，送我到宾夕法尼亚州赫希市密尔顿·赫希学校寄宿。
       1964年2月里的那一天，我们的汽车逐渐驶近学校，我心里越来越紧张。我一再提醒自己:“拿出勇气来。父亲已经去世，该做得像个男子汉了。”其实，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男子汉，只知道必须不惮艰辛，坚忍不拔。因此，我虽然万般不愿意来这学校，始终没发半句怨言，只在心里纳闷:‘‘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那些男孩子会怎样待我?”
       我们到达以后，学校职员带母亲和我去参观一幢纤尘不染的农舍式平房。那里是我那个学校16个男孩的宿舍，附有舍监夫妇住的公寓。他们带我去看我和另一男孩同住的卧室，母亲没有同去。
       我回到起居室时，那里空无一人。“我妈妈在哪?”我问。
       “哦，她走了，”有个人说。
       “走了?”我心里说，随即感到两腿发软。我后来才知道，是学校里的辅导员劝我母亲不说再见就悄悄离开的，以免出现哭哭啼啼的场面。
       那个下午我一直待在我的新卧室里。其他男孩在四点钟放学回来，都走来看我。“嘿，你真矮，”一个男孩说。
       “李，他不是矮，是瘦小。”
       “我们就叫他‘蚂蚁’好了，”李说。
       “不，‘小虫’好些。”
       “我喜欢他多出来的那双眼睛，”另一男孩指着我的眼镜说，“也许我们应该叫他‘四眼田鸡’。”
       评论至此结束，众人开始做放学后该做的杂务。
       晚饭后，自修之前我们有一个钟头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拿起一本书阅读，可是室友吉姆来打岔:“假如你不想被人嘲笑，有些事不可不知。可能有人刁难你去提一桶蒸汽或者拿一把左撇子用的扳钳来。你的牙刷有时候会不翼而飞。哦，还有，你最好任何时候都看住你的眼镜。”
       “谢谢你的忠告。”
       他耸着肩膀。“假如你不想人家欺负你，大概很快就不得不跟人打一架。”
       我静静坐了一会儿，想着吉姆告诉我的这些事。突然间他问我:“你父亲去世了，是吗?”
       “是的。”
       他看着他自己的书。“没有人要听那种事的。”
       那天夜里我竭力忍着不哭，但终究还是忍不住。
       吉姆的预言实现了。有两个男孩拿我的眼镜抛来抛去不肯还我，我怒火中烧，结果打了一架。我一头撞向其中一个男孩的肚子，接着我们扭打起来。
       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我父亲，也没有任何人对我提起过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已经去世。赫希学校的男孩都遵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仅压抑自己的情感，也绝口不提已故的父亲或母亲。
       男生最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擒抱:把一个美式足球抛到空中，谁接住了球就要设法冲过众人的拦截，不让自己被人绊倒。我后来才知道，擒抱与其说是一种游戏，倒不如说是一种藉口，让大家互相碰撞，以发泄胸中的懊恼和愤怒。
       入学后的第一个春季快结束时，卡尼夫妇接任我们的新舍监，放松了对我们的管束。可是过了不久就人人做杂务都草草了事，有些男孩甚至对卡尼夫妇出言无状。
       卡尼先生的对策是举行一次会议让大家发牢骚，同时卡尼夫妇也说明了对我们的期望。在我看来，卡尼夫妇可不是“敌人”，而是真正关心我们的代父代母。我在会中指出:“如果说卡尼夫妇真有什么不是，那就是他们太和气了。你们有些家伙就抓住这一点欺负他们。”
       立刻就有许多人对我冷嘲热讽。也许是为了让我暂时摆脱其他学生的骚扰，那个星期五晚上，卡尼夫妇带我到他们的周末住宅去作客，在那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钓鱼。
       我一回到宿舍，吉姆就告诉我:“每个人都认为你在拍卡尼夫妇的马屁。许多人生你的气。”
       糟糕!我努力了好几个月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如今一下子就前功尽弃。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我的牙刷在马桶里，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两个月后，我无意中听到李、布鲁斯和吉姆在讨论如何消磨一个漫长的八月下午。“我们到池塘去，’’吉姆提议。
       “我建议去密室，”李说，指的是一处我没有去过的神秘地方。
       “我们何不只是去随便走走，”布鲁斯说，“看我们最后会走到哪里?”
       “我赞成，”吉姆说。
       “我也赞成，”我接腔。
       “笨蛋，谁邀请你啦?”李对我说。
       “别这样叫我。”
       “好吧，四眼田鸡。”
       我不想打架，强忍了怒火。
       “我要往那边走了，”布鲁斯说，手指向前面空旷处。“要是有谁愿意跟我一道，欢迎。要是没有——再见。”他举步了，吉姆和李跟在他后面。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也加入他们。
       越过野花点点的草地之后，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跳过小溪，不久就到达一片一望无际的玉米田。“我们进去，”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我们很快就隐没在田里，但仍继续深入。阔叶拍打我们的脸，玉米穗敲击我们的头。我们越过了大约30排玉米之后才停步，在地上坐下。
       “这就是密室吗?”我问。
       “不是，”李说，同时从裤袋里取出香烟。
       “我认为你不应该在这里抽烟，”吉姆说。
       “我也不赞成，”布鲁斯附和。
       李耸耸肩膀。“好啦，别紧张。”这使我大感意外，但我很快就发觉这玉米田有某种东西使我们的行为模式变了。这里会使内心隐痛和强硬外表都溶化。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发现自己踏上了进入内心的道路；平时，我们只会私下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布鲁斯首先开口:“我父亲是推销员，一天，有辆卡车闯红灯，撞上他的汽车，他当场丧命。我那时正在学校里上课，他们打电话来叫我回家。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重要的事，却绝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事。”
       “我父亲死于心脏病，”吉姆说，“不过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我当时才四岁。他是位教师。”
       过了一会儿，李说:“我父亲是木匠，有一年夏天他做了个玩具火车车厢给我。他带我去看过几场扬基棒球队的比赛，又去看过一次马戏。后来他得了骨癌。他原本个子很大，但临死时瘦得皮包骨。”李的眼睛湿了，转头望向玉米田深处。
       另外两个人也把头别了过去。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好长一阵子谁都没有说话，我只听到玉米茎的沙沙响声和远方一只乌鸦的啼声。
       布鲁斯打破沉默，对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父亲的事。”
       我可不知道我是否愿意谈父亲的事。我凭着保持“坚强”，才能一直待在赫希学校，现在我仍然不愿意让自己变得软弱。不过像他们一样，我也渴望把某些我实在无法再压抑在心里的事倾吐出来。
       “我父亲患糖尿病，病了很长时间，”我吞吞吐吐地说，“不过出毛病的是他的肾脏，他就是因此丧生的。一天夜里医院打电话来把我母亲找了去。后来我在床上听到大门打开和她上楼梯的脚步声。那些脚步声听起来……好哀伤，因此在她说‘你父亲过去了’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没有多谈父亲去世时我们自己的感受；那可以从我们的脸上看得出来。我们反而谈了些父亲的生平，他们的长相，他们的经历。我们当时要是身上有父亲的相片，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不过我们谁都没有带父亲的相片，甚至在房间里都没有，因为大家都认为，相片这种东西会让我们想起以前的生活，觉得比现在的更愉快、更正常。
       我们从谈论父亲慢慢转到谈其他不那么沉重的话题，不久就都心情轻松些了。我们终于步出玉米田回到阳光下的时候，大家都已明白了一点——人生免不了有伤心事，但我们不一定要独自承受痛苦。我们也首次明白了我们不仅同有失怙之痛，也同有宣泄这种哀痛的需要。
       回宿舍途中，我们在小溪边停下来喝水。吉姆在我旁边，我看着他摘下棒球帽舀水洗脸，用湿手指整理头发。然后，他没有把帽子戴回他自己头上，却伸手把它戴在我头上。其余两人也过来了，我们一起跃过小溪。我们继续上路回宿舍，我知道我们已成了弟兄。
       (天朗摘自〔美〕《读者文摘》199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