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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我从台北飞往洛杉矶，第一次乘搭长荣班机。空中小姐穿着鲜绿色的制服，胸前打着个橙色大蝴蝶结，有点土气，远不如华航、国泰的空中小姐打扮得那么时髦，举止也没有那么文雅，但却有一股热忱，很起劲地招呼旅客。
       旅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衣着入时，兴致勃勃，大概是商人和眷属，留学的大学生，还有许多牵着小童，抱着婴儿的年轻夫妇，猜想是带孩子回台湾去见公婆，现在要回美国了。大家推着随身行李，握着手提包，笑嘻嘻地上飞机，像个大家庭似的，好一会儿才安顿下来。
       飞机起飞后，不断传来婴儿的哭声，大概是空气压力的变化使他的耳朵疼痛，等到飞机上升到巡航高度，在海拔三万三千英尺的高空飞行时(我坐的是商务舱，座位边的电视荧幕如是显示)，哭声才慢慢停下来。
       我在台北的几天里办了许多事，加上溽暑难耐，搞得精疲力竭。我把座位靠背向后一推，向空中小姐要了一杯威士忌酒，准备慢慢品尝，然后从从容容，享受一顿晚餐。台北已经在后面，洛杉矶在四千多里的前面，要飞卜个小时才抵达。我坐在九霄云上的飞机里，没有任何事必要做，预备饭后好好睡一觉。
       没料到，空中小姐马上就推着食物车来分送晚餐。我想起，这毕竟是台湾飞机，而多数中国人是没有饭前饮酒的习惯。饭后客舱里的灯光就匆匆熄灭，窗外一片漆黑，深广无限。我踢掉鞋子，舒展双腿，把小枕头放在脑后，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飞机遇到乱流，颠簸得非常厉害，睁开眼睛，看见“请系安全带”的灯已经亮起，婴儿哇哇地哭起来。飞机摇摆震荡，升腾骤降，好像所有装配都要松脱似的。大约半小时后，乱流才过去，但是孩子的哭声没有停止。有的母亲抱着孩子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拍着他，哼着催眠歌。
       “做母亲的最辛苦，”坐在我旁边的老年人说。
       “我知道，”我说，“我也带过婴儿长途飞行。”
       我起身在黑暗中摸索到后面去要杯水喝时，差一点被个在通道上爬行的小童绊倒。他母亲追过来把他拉起。“打死你，”她骂道。“对不起，”她对我说，“真拿他没办法。”
       在朦胧的光影中再走儿步，我隐约看见一个女人安静地坐着，抱着个孩子。“你的宝宝真乖，”我说。
       她没有回答。
       回到座位，我昏沉地打瞌睡。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又遇到乱流。婴儿又哭啼哀叫，远处有人在呕吐。尽管机长的话传来，叫大家放心，我感觉，全舱的人都感到不安，连我这个时常飞行的旅客都心惊胆战，冒出冷汗。
       乱流过后许多人起身摸黑去解手，一面摇头叫苦，好像只有坐在我后面那个女人仍能抱着孩子安静地坐着。
       终于熹微的曙光飘洒进机舱。空中小姐推着食物车送早餐来了。再过一个小时飞机开始降落，当然，许多婴儿又哭叫起来，一直哭到飞机着地，这时太阳已经大放光明，旅客们站了起来，把行李手提包从头上的箱库提下。大家已经不如上飞机时修饰整齐，男人脸上长了一夜胡子，搔头抓背，打呵欠，女人头发凌乱，脸上光油油，没有半点脂粉。做父母的把大堆尿片奶瓶等等塞进手提包，抱着婴儿，拖着小童，迫不及待地站在通道等机门打开好下飞机。我们像一群同舟共济的难民，彼此同情而疲倦地点头微笑。
       走近机门时，我的眼光被一个艳美的妇女吸住了。她看来四十多岁，一头乌发堆云似地盘在头上，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脂粉敷得无懈可击，戴着翡翠耳环，身穿一件大红色毛线衣，一对大眼睛那么明朗恬静，映着令人见之忘俗的美丽，她宁静安详地坐在那里，抱着个十来岁，严重残疾的男孩。孩子脸孔瘦削，苍白憔悴，空洞无神的眼睛朝天斜视，张开的嘴巴流了满胸口涎。男孩显然完全脱离现实，整个人瘫在母亲身上，双腿坠到地上。
       那就是我昨夜注意到那位安静坐着的女人——我以为她抱的是个婴儿，还对她说她的宝宝真乖——我后悔莫及。
       那个妇人整夜坐着不动，抱着残疾的儿子，看起来竟然毫无倦意，那么安详地坐着。相形之下，我们这群衣衫凌乱，蓬头油脸的旅客实在应该感到惭愧!其他的旅客看见他们也被慑住了，大家静寂下来，有人好奇地瞪视他们，有人摇头，露出怜悯的神情，那个妇女一点都不回避他们的眼光，安然抱着她的儿子，显然是在等大家走了以后，才由服务生帮助他们下飞机。我走出机门时，看见旁边停着架轮椅。那个妇女是带儿子来美国求医吗?还是从美国带儿子去台湾求佛?抑或是儿子已经没有希望变得正常，而她必须去哪里时，都把他带在身边?她生了这样的儿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挣扎煎熬，心境才能如此平静?我不得而知，却知道，她的美丽叫做母爱。
       (萧冰摘自《讲义》199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