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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整个暑假，心情一直都在焦虑不安，连一分钟也没能消停。缘此，甫一开学，就感到周身倦怠，仿佛得了慢性疲劳症似的。
       种种牵肠挂肚的事情中，最觉得放不下去的，就要数远远躺在美国病床上的Fred了。尽管这位大汉学家朋友，已经被确诊为绝症，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我还是不断给自己打气，盼望着能有什么奇迹发生，就连平时顶多姑妄听之的江湖郎中，也被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先要把称谓交代一下。这位老朋友的英文全名是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如果全都对译成中文，那么应当是“弗里德里克·埃文斯·小魏克曼”。普通的汉语读者，往往是从《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和《间谍王》等译著的封面上，识得他那个文绉绉的汉名魏斐德。而国内同行提到他，则往往会中西合璧地称他为魏克曼，即其姓氏的音译。不过，好朋友们不管当面还是背后，则更喜欢亲昵地喊他Fred，这是他的名字的简称。
       正因为他姓Wakeman，我才曾在一篇序文中，半开玩笑地形容他是“醒着的人”。这位学界的领军人物，曾在整整二十年间，以每天只睡四小时的代价，奇迹般地写出了他那一大摞著作！然而可叹的是，这种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再加上他那率性的生活态度（这一点马上会谈到），都难免在他身体上留下了印痕。
       由此，几乎从结识Fred的第一天起，你就不能不强烈意识到他的健康问题，特别是他那负荷显然已经太重的肝脏。据说，他曾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后来正是因为肝脏的问题，最终才不克来这里赴任。缘此，也就很容易理解，每当我们觥筹交错谈兴正浓的时候，总能够听到他夫人梁禾的惊呼——Fred你可不能再喝了！……
       不过即使这样，每逢赴美访问之前，要是在行程中能见到Fred，我总还是禁不住要跟自己商量：要不要再带瓶好酒给他？要知道，跟这样的性情中人消磨一个晚上，用各自的闻见、识断和妙语来下酒，更享受一下他那不时爆发的朗声大笑，那毕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我们共同的朋友北岛，对于Fred的笑声也有同感：“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
       正因为这种笑声，有一次从加州讲学回来，接到伯克利方面的来信，询问我邮寄支票的地址，我马上就回信说不必费心了，——真的，有Fred这样的大学者为我主持讲演，又对我饷以会心的大笑，这回报已经足够了！我是从性情深处跟Fred投缘，他无意间让我对人性更有信心，知道不管出息有多大，都不必扭曲得一脸城府。
       Fred的这种性格，却不是未经世事之前的单纯，而是曾经沧海之后的透明。即使未曾跟他谋面，也委实不难想象，这位曾经身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亚洲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主席的名流，如果缺乏应对各种复杂纠葛的智力上的优裕，那是绝对保不住这份纯真的。毕竟，让人生厌的学院政治，就像无孔不入的苍蝇一样，肯定是要到处下蛆的。所以，恰恰是在机心密布的背景下，方显出Fred身上这种难得的平衡。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说实在的，仅仅因为Fred的显赫身份，就会妨碍我们彼此结交，更不要说如此地交好。我生就害怕那些把权力得意洋洋玩得炉火纯青的人，他们总是那样莫测高深，又总是那样不知所云，但显然又并非全然的白痴，倒让你不得不反过来怀疑——他们是在用一大堆言不由衷絮絮叨叨的废话，来测验你有没有识破的智力，以及有没有即使识破也不说破的耐力。正因为这样，每逢碰上这样的人，我都会老老实实地认栽，自愧弗如地绕着走。
       另外，Fred还有一种平衡能力，那就是在通晓各种时新理论的同时，又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历史学家所珍惜的经验。对于像我这种出身哲学的人，这一点尤觉可贵，因为如若不然的话，那些天花乱坠的史学著作，说到底就很可能是从这边打捆批发过去的，使我们这些理论家只能自作自受。出于这样的心得，我遂在刚才提到的那篇序文中，把Fred描绘为一位“纯正的历史学家”，判定他所奉献给我们的，“实属于最传统最老派的史学工作成果”。
       那篇序文登出以后，梁禾曾就所谓“传统”、“老派”的定语跟我商榷，唯恐这种说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五月我再去伯克利为Fred的荣休典礼发表基调讲演时，会重新拾起这个话题来澄清，也顺带提请注意Fred在治史方面的古风。我想，当时所有在座的听众，自然也包括Fred本人，全都听懂了我的意思。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从Fred本人的反映中，感受到了“传统”或者“tradition”这个字眼，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中，特别是在伯克利那样的语境下，会发生何等巨大的语义异位。或许，在一个刚刚被毁弃过一切的国度，和一个总是渴望疾风暴雨的校园，大家都是缺什么才吆喝什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病痛来释读对方。幸好，另一位好友周锡瑞，当即就率直地表示，完全同意我对他老师的判断，让我自信并非门外乱谈。
       不消说，遇到了Fred荣休这等的大事，我肯定还是要带瓶好酒的。在那个放松的时刻，谁也都还不了解Fred的病情，包括他们伉俪自己。甚至，北岛还特别宽许地向Fred劝酒，那意思好像是说，轮到这样的场合，你最好用大醉一场来宣布——下不为例，从今以后就要保养身体了。
       万没想到，真等有时间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一切都显得为时太晚！让人嗟叹不已的是，这位整整忙碌了一生的大学者，果然连一天也不会休息，好像刚一退休就准备谢幕了。而我当时万里迢迢地飞过去，如今也觉得变了味道，似乎不再是专程向他道贺，倒像是专程向他道别。命运之诡谲之不可捉摸，一至如此！
       早知那样，我无论如何也要多跟Fred聊几次呀！可现在，竟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光是隔着千山万水，医生也早已禁止探视了。由此联想起，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说过，不到这种“生离”有可能顿成“死别”的关头，我们这些情感麻木的现代人，其实是很难同情地想到，古人为什么会写出那么多惜别的诗句来。我们如今是太倚仗现代化的利器了，以为天南地北都不过在脚下，感受生活的能力反而粗糙起来，轻易地让那些看似寻常的瞬间哗哗地从指缝中流走了。
       屈指算来，从伯克利回来不过两个多月，就听说了Fred的病情。这个意外的打击真是把我击倒了，竟不知再说什么好，也不知再做什么好，只是枯坐在电脑前面，久久地默诵着刚刚在临别前为Fred所唱的那曲《我住长江头》，痛恨其中的“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之句，竟有可能成为谶语！北岛后来也在信中说，“Fred的病情对我打击极大，我第一次跟他通话忍不住大哭”。然而，一向口若悬河的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连打电话过去哭一场的勇气也没有，只能把我们最新的合影做成了一个镜框，挑最快的邮路寄到Fred的病床前，好让他明确地意识到，在如此艰难的人生关头，这些朋友一直都站在他身后。
       此后，我徒劳无益地进行着挣扎，包括在《中国学术》的卷首语中为他公开祈祷、包括在信中央求他一定要坚持到听我再为他唱一支歌、包括在网络上呼吁熟识的台湾地区学者帮忙传递救命的草药……然而，我的心底却一直在隐隐作痛，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拯救这位伟大的朋友。甚至，越是到了后来，我就越觉得神经紧张，每次打开电脑都不免有些过敏。
       然而消息终究还是传来了，是老周（锡瑞）在第一时间通报的，来得也算在预料之中，但总觉得还是比预料的早！我没有马上回信，因为我不打算详细地知晓Fred最后跟病魔搏斗的场面——那场面一定特别惨烈，让我的心脏再也承受不起！在这方面，妻子虽是柔弱的女性，却显得比我更加理性。她用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给了我一点冷静下来的理由——“他总算可以不再遭罪了！”
       将来回顾起来，在我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已经过去大半的这个二○○六年，可以整个地算作“Fred年”罢？你想，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是在为他总结和庆祝；夏日炎炎的时候，我是在为他焦虑和祈福；而眼下已是中秋时节，我仍自不能释解对他的追思……
       在利欲熏心的年代选择做学问，不管有多少亏要吃，但至少还有一件事，那是官场和商场都比不了的，这就是你可以广泛地以文会友，甚至到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寻找跟你志趣相投和智力相等的朋友。这样，你所拥有的至情至性的知己，肯定要比那些毕生以尔虞我诈为业的人多得多。簇拥着这些朋友，你不仅可以增容头脑、同商大计、共享情怀，更可以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中，享受到接近美学标准的快乐。在那样的时刻，你甚至会搓搓双手踌躇满志地想到，人还没准真是一种高等动物罢？
       可惜Fred这一去，把许许多多的交往之乐都给带走了！而恰值此时，又有学生把列文森的遗著《革命与世界主义》译了出来，寄到我这里投稿，益发使人黯然神伤。偏就那么巧，在列文森这部死后整理出版的遗稿之前，正好印着Fred当年为自己老师所写的序文，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现在又轮到Fred的弟子们，来整理他本人的未竟遗作了！绵绵无尽的学术事业，竟这么残酷这么森严，这么一言不发着，可那中间流淌的，却都是古往今来的英雄血呀！
       而聊可自慰的是，不管Fred走得多么匆忙，我总还来得及在他生前告诉他，他下力已久的潘汉年研究，无论在何时成书，我都会马上把它收入我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让它跟中文读者尽快见面。由此想来，Fred跟我本人的文字缘，乃至于跟中文读者的文字缘，都还远未终了呢！
       二○○六年中秋夜于京郊静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