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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末初秋，我们到达柏林的美国学院的头几天里，认识了一位老头，他也是该学院本期的成员，叫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是罗马尼亚文作家。初次谈话，便发现此人出语不凡，于是我就从学院图书馆专门排列他著作的架子上，随意抽拿了几本，作消遣翻阅。这一读，就放不下来。不想这位面容显苍白，体态矮小文弱的马内阿，是多年来在欧洲享有盛名、当代最重要的罗马尼亚文作家。他的文字像沙漠里出现清泉、平庸中遇见非凡、无味中巧获情趣，是混沌里的灯光。
       诺曼·马内阿生于一九三六年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Bukovina）省。一九四一年纳粹执政期，他与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死里逃生：一九四五年春，“二战”结束时，他与家人返回罗马尼亚。高中毕业后，出于跟当年中国大陆许多知识分子避文从理工的同样原因，尽管热衷文学，他还是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一九五九年获工程硕士学位，但他从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一九六六年，马内阿开始在罗马尼亚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一九七四年起弃理工而全力从文。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到他第二次离开罗马尼亚时，马内阿已经发表了十部集子（长篇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
       对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悲剧和创痛，对自己和家族所遭遇的不幸，马内阿用生动的文字独创性地记载下来。马内阿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当代历史上，竟然因一小撮人的好恶而决定灭绝一个种族，犹太人因此而遭遇灭种大屠杀，这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悲剧，这是全人类的悲剧。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冬日。希特勒手下十五个纳粹最高级官员在柏林西南郊万湖的一幢湖畔别墅里聚会，探讨所谓的“解决犹太人方案”，即如何最有效地在地球上灭绝犹太人种。这十五个人全都是当时纳粹政党的精英——大都有博士学位，均出身于医生、律师、政治家、军事家，并全都在第三帝国各个要害部门任头目。会议由盖世太保头子兼纳粹党卫队头目海德里希（Hyderich）主持。在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这伙纳粹官员们在仔细研究了各种可能性后——包括将所有犹太人遣送到中欧各国的集中营，使其终身奴役致死的可能，以及如何在处死他们后处理成堆的尸体问题在内——终于达成了大屠杀的方案，即举世闻名的“最终解决案”（Final Solution）：将所有的犹太人逐批遣送到集中营处死——用苦役，或用毒气。
       万湖会议后，对犹太人的大逮捕遣送首先从德国开始了，纳粹当局用的是“紧箍咒”法：首先逼迫他们穿上专门标记犹太人的号衣，固定并逐渐予以压缩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范围和时间，拒绝向他们出售任何洗涤用品，掐断他们的生活用品来源，剥夺他们的受雇用机会，掠夺他们的所有财产等等。一步步地将犹太人的人貌人气剥夺铲除尽，使他们沦为蓬头垢面、污秽不堪的生物而遭人嫌弃唾弃。然后，夜深人静时，一一将他们全部抓捕拿获，塞进运送牲畜的火车厢里送往中欧各国的集中营地，在那里他们被分成有劳动力的苦役劳役致死，或等着被送进毒气室毒死。
       “最终解决案”成形后仅几个月之内，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在德国和波兰设立起来了，成千上万的老弱幼少犹太人首先被送进了毒气室遭杀害。这也就是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原文Holocaust：希腊文，祭鸟敬神的意思）的开始。
       马内阿的短篇故事集《十月，八点钟》，是他以自己童年在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为开始的自传性短篇小说。与众多关于“二战”时犹太人受迫害的记载和叙述不同，马内阿叙述的特点在于：他并不直接指控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虐待和屠杀的残暴，而是从成为囚徒的犹太人挣扎和求生的角度，从人的本能和生存的最低点，来揭示恐惧、遭受迫害（遭难）、无望的含义，来重现非人化的遭遇。该集子的首篇《毛线衣》这样开头：
       星期一离去，星期五回来。每次走的时候她都哭，像是永别。下一次，她也许不再会丢下我们不管——一个星期内是可以发生许多事情的。或许，下次她回来的时候，奇迹会出现：她不必再离去，不必再与我们分离；那时苍天突然会向我们打开，我们都会坐进一个带真正车厢的火车里——不是那种把我们装运到这个世界尽头的荒地，犹如把牲畜运载到屠宰厂的那种车厢。我们将坐的，是一种有暖气的，灯火通明的，带软座的火车……在那种火车上，和蔼可亲的女士们为大家端上每人最喜欢的饭菜，犹如犒劳从天边归来的行者。要不，甚至还不到星期五她回来的那天，就让这无边无际的灰色天空——我们惧怕地等待着被它全盘纳入，永久地一了了之——终于倒塌，淹没我们，或拯救我们。
       每次，她都这样屈身驮着沉重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为我们而日夜劳苦的所得，急急忙忙地回来，焦虑不安。
       她像一团阴影，越发灰白、晦暗。我们趴在窗前等着她从雾蒙蒙的荒原尽头冒出来。我们看见她拼命地朝前走来，虚幻恍惚。我们都知道：因为她拼命哀求，他们才终于让她去周边陌生的邻村讨活，因为只要我们留在这里，她既不会也无法逃走。爸爸干的活，他们一天只付他一小块面包。要不是她，我们早就从一开头就熬不下去了。
       总之，他们准许她出去。他们对她的哀求做出让步，表现出一种残忍的仁慈，似乎是在玩弄一种值得一试的儿戏，只要最终能以突来的残忍和快意将它一下子捏碎罢了。
       显而易见，叙述人是个孩子，这个“她”是孩子的母亲；“他们”则是指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卫队。母亲为求生而外出讨活的垂死拼命——如同一只不顾一切的母兽，为维护自己的雏仔，在荒原上觅食。这个“她”，母亲，并非故事中心，但作为故事的开场形象，生的唯一希望和根子，不仅把当时的绝望境地简练地勾画出来，而且，也贴切地反映出“犹太性”（犹太教主要由母系血缘传递：母方有犹太血统的话，孩子便自然而然是犹太人。若仅是父亲有犹太血统，孩子可以不是犹太人）。马内阿对形象含义的运作非常自如且深奥含蓄。而用“他们”来概指纳粹军官们，除了对其表示绝对的轻蔑以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不想在此与其算政治道德账。道德、政治和战争毕竟是建立在人性人道之上，属于高等次的人的理性行为与活动。马内阿的叙述，欲从更基本、更深的角度来揭示犹太人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毛线衣》这样结尾：
       荒原上的风逼近了，它们肆意地在我们中间寻找靶子。那撕裂的风声遮盖了所有的恐惧，听不见凄惨窒息的抽泣，无论那是因为罪过，还是由于羞愧。
       每一天都在威胁我们。我们忘记了一天天：我们等待着。我们倾听黑夜咬牙切齿的疯狂。时间在追逐我们，一切都无济于事。连时间也染上了瘟疫。而时间，我们全都处于它的魔掌之中。
       什么叫“熬”？熬就是等着出头日。人在熬的时候，时间就成了关键：谁熬得下去，谁熬得时间长，往往就有出头的希望。一个集中营的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快熬不下去了。这里，对当时处在死亡逼迫下的煎熬、对垂死挣扎、对恐惧，马内阿用悲壮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下来。那时，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成了对生的威胁。要活过下一分钟，便是当时唯有的希望与最大的努力。死，在那种场合下，是一种解脱；而生，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挣扎。
       在这篇自传性故事里，作者通过小主人公，用童心、童声，独创地将“内疚意识”形象化，具体化了。这种意识心态，是“二战”后有关这方面文学、文献记载的重要主题之一。因为它是“二战”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的普遍创痛心理：他们对大批被害的亡者怀有永久的、无法克制的内疚，对自己的幸存无法感到庆幸；在所有家眷亲友同族人被杀戮的事实面前，他们下意识地自问：为什么偏偏独我存活下来？这也是一些相当有成就的犹太知识分子、职业专家在战后自杀的原因之一。
       马内阿的故事叙述极其精炼，结构也很独特。其情节发展、叙述人独白与作者的旁白，内在地交织为一体。在这里，生的沉重黑暗，死的逼迫，囚徒的毫无防卫，通过夜的黑暗、刺骨的寒冷、被剥夺践踏的生存、棺材、坟地这些形象，活生生地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情、景、物等各个部分的声音，最终成为一股呐喊的巨流，嘶吼着从他的文字里迸发出来，产生强大的感召力。
       回到罗马尼亚，马内阿重见光明。在那段阳光日子里，他以超人的激情、奉献，投入当时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从少先队、共青团，到共产党，他一路做先锋，争当积极分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便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年轻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他后来写下的多篇文章，是对那段生活和社会现实批判性的反思。在那些篇章里，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共鸣与同慨。而中国的作家们，在经历了“文革”这类历史大悲剧后，更多的似在文学的虚构里求新生。马内阿则力求创作的记录性，力求在真实与艺术创造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反思性文体——传记性散文故事。更罕见的是，他的叙述并不带有他所经历过的政治社会话语痕迹，他的叙述超越了历史话语的局限。在他的作品中，读者不易看出历史境遇对语言修辞的局限。这是马内阿在一开始进入创作就刻意追求的效果。
       我们一度豪言壮语，说：要“敢于直面人生”。自然，这是指直面艰难痛苦、尴尬、阴暗丑陋的人生面。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直他人阴暗面的文人和作家，极少看见能够直面自己的作家。马内阿却真的能够直面自己的心灵残骸——残骸中更见真谛。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小说《流氓归来》里，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揭露，对自己经历——包括对人生最隐私的部分：性恋、恋母情结、婚姻这些方面的剖析，坦诚深刻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其中的“青春少女的伤痕”篇，讲的是作者青春恋爱的一段经历。一九五九年夏天，二十三岁的作者回到当年的高中参加校庆，认识了一个年龄十八岁叫朱丽叶的该校应届毕业女生。两人一见钟情，并相约了去郊外度周末。为此，作者决定去拜访已经结婚生了孩子的旧情人（他们因为她母亲的阻拦——认为男方的犹太贫民窟背景高攀不上她女儿医生家庭的门第，而未能最终结合），以了解那段情结。这场拜访成了这两人在肉欲上尽善尽美、登峰造极、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偷情的通奸（作者原话）。旧情人婴孩的“纯洁摇篮”与他们作孽的大床连放在一起，“整个情境包含着种种刺激”。这之后，从基本礼貌讲，男主人公起码应该给旧情人去个电话之类的。但他什么也没做，因为这时的他已经处于新的开端，那页情史已经被他彻底翻过去了。而且，他意识到这场通奸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潮，是因为其中不乏报复性和偷吃禁果的快感。接下来，与朱丽叶恋爱，从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到私奔，到被迫堕胎受辱、家庭反对、遭人闲言恶语攻击，再到最终因嫉妒占有欲而不忠诚。在整个篇章中，作者从头到尾持赤裸的真实客观态度，毫无心理羁绊地分析了自己莽撞、冲动、易变、无责任感的青春期，以及时代价值观念在感情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马内阿敢用自己的经历来揭示人的成熟过程与为之付出的代价，其中读者不难发现自己熟识的印记。
       对被夺去的生命与时间，马内阿认为唯有文字能予以再现而使其永存；对于生命的意义，文字能做不断的探索与表达，并将其凝聚升华为结晶。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须寻找生的意义，我在文字里寻找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内阿的创作得以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人性，得以升华至非凡。
       一九八六年，马内阿因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不得已离开罗马尼亚：那年他在西柏林获得一个德国文学基金后，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
       有人问马内阿：“你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尼亚？”
       他说：“我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它太有意思了。而我愿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在那里我不必老得捉摸何事的背后是何人。”
       有位罗马尼亚女诗人对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得生活在这里，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
       马内阿回答：“但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坟地里满是不能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下来了，在坟墓里，他们不再能写了。”
       一九八八年，马内阿因获美国富尔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便离开德国去了华盛顿特区，从此在美国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
       移居美国的马内阿，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集权制度后，又进入了第三种社会制度生活，他的创作主题也从历史的悲剧创痛、对制度的反思，扩展到对后现代化的探索，对人存在的意义的寻求，对自我的追究，以及放逐作家的属性问题等。
       《流氓归来》中有一篇题为“最后一天:一九九七年五月二日星期五”的短文，叙述作者重访罗马尼亚后回美国归途中的复杂感想:美国给他提供了一个舒适便利的生存空间，但在那里他没有认同感，没有归属感：
       飞机从一个不存在点，向着另一个不存在点起飞。只有坟地静止不变。阶段性的稳定，替代的戏剧性，最终获得优越地位的儿戏，对这般类似的无聊，颇万罗·奥古都斯即使不用回归一词，也都可以给予回答。
       美国再一次提供最合适的过渡空间！我得到这样一种确信，起码有了这点。我用从那个波兰诗人那里学来的祈祷节奏，一节一节地，爬上飞机的阶梯。一节又一节，一字接一字：“人们在天国里要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里过得好。那里的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人们在天国里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过得好。”
       我结结巴巴地重复着所有外国人的信条，在天国大叔的腹腔里做窝。空洞的感觉不断增长，人离开地面时所经受的那种眩晕也随之增强。一个不确着的间歇，悬吊着，一种从自我中分离出来的优越感，那种晃荡，空洞，以及与空洞的认同。
       然而，作者对这份存在的空洞虚无，采取了勇敢的接受和认可态度：“我将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把脑袋坚实地插入土地里而消失，我将继续自己的朝圣，像蜗牛那样，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面对后现代生存的危机，马内阿用自己为例加以揭示。他的文字不虚伪。
       马内阿一直坚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尽管这意味着他的影响会在自己所生活的英语世界里受到一定的局限。但他认为：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罗马尼亚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母土，他已经在那里起死回生过一次。若再放弃罗马尼亚文，那么，他将在整个地球上失去根基，而成为真正的流放者。显然，对于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对于一个不得已移居异国的作家，语言的意义非同一般。
       马内阿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国获得了无数种文学大奖，其中有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Nonino），西班牙二○○五年最佳外文著作奖（La Vanguardia）、美国的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等。他的著作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高度受重视。
       有人问：“你为何人写作？”
       马内阿说:“我的放逐境遇，反映了这个正在不断缩小的世界上的成千上万受排斥人的处境。我也代表了那些在自己本土上被驱逐的人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他们讲的也是本社会的语言，但他们不幸失落在混沌的林丛里，他们在其中感到孤独。”
       马内阿还说：“现代化意味着没有中心，而人们对此感到困惑。”他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教皇去世的事件是怎样变成了跟戴安娜王妃亡于车祸同样性质的事件吗？在圣彼得教堂广场上的人并非都是信徒，但他们都要‘在’那里。当今，‘不在’要比‘在’更难。”
       在当今世界高度物质化、“全球化”面前——无论每一个人对这全球化有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作为个体，人大都怕“失落”，因此要争先恐后地“入时”、“入行”。其实，“失落”已成为当今生存现实的一个普遍现象，马内阿的叙述，也因而更进一步地探索了人作为个体的意义。与此同时，他的叙述，让人认识到：语言使人有了尊严，使历史成为可能；语言将泯灭再现，使失落有了重归。
       马内阿常常被比作历史上的各位名作家，比如：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等，更有评论者将他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一九八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促成了他的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伯尔曾说：“我不知道当今在西方有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被翻译和了解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这么描述马内阿：“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到达那许诺的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
       意大利评论界说：“马内阿的语言勇敢地保持了孤独。这是一个不再寻求同盟、舆论支持者的语言，是历史的见证。它无畏地代表了一个内在的宇宙——对恐怖的记忆，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这份希望并非指‘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希望是语言本身，是一位纯真作家的无可比拟的语言。”
       尽管马内阿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得到盛大荣誉并待遇优越，但对他来说，自己在纽约市的居点像是个舒适便利的旅馆，仅此而已。他长期感到与周围的世界并没有根深蒂固的维系。然而，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遭受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他开始觉得自己与那个城市内在地连为一体了。这是因为：悲剧使人产生共鸣，悲剧将心灵连接起来。
       （《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流氓归来》，诺曼·马内阿著，章艳等译，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