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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继承人，第二继承人……依此类推的继承顺序受到挑战，富人们的首选遗赠对象不再是孩子，而是慈善
       “滚滚而来的钱会把我压死”
       吃过晚饭，约瑟·约伯夫妇把孩子们叫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3个刚刚成人的女儿:“因为太爱你们了，所以我决定不给你们留下太多的钱。”那是1971年，靠自我奋斗成为亿万富翁的约伯开始考虑身后之事。决定很简单，每个女儿获得价值1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相对他庞大的产业，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将捐献给慈善机构。
       现在，这位贫穷的黎巴嫩移民后裔已经80岁了，最初的决定仍然没有改变，他说:“我能做的最坏的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没有独立成功的机会，也没有体味失败的机会。一切都是父母的，对自己，他们能说些什么呢?”老约伯的故事并非孤立。65岁的富翁查尔斯·范尼的所作所为更是惊人，最近，一起官司使这位隐姓埋名的苦行僧浮出海面，人们得以一睹范尼一掷千金的金钱本色。
       范尼原是美国新泽西州人士，出身寒苦，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他主要靠退伍军人助学金和在大学社团内卖面包支撑学业。60年代初，他与一名同学合开了机场免税连锁店，继而开始了他的发家生涯。普通人总为人不敷出而发愁，范尼却为钱多而不安，照他的意思:“滚滚而来的钱会把我压死。”
       拥有超出自己实际需求的金钱该怎么办?范尼认为:“自己成为富豪，仅靠运气。财富太多，对个人和家庭都没有意义。人只能是人，钱也只能是钱，拥有再多的钱也成不了神仙。”他找来律师商量，决定以匿名方式助学解困。最初捐一二十万，后来成百万地捐，最多的一次就捐了3000万。在给母校总计5000多万的捐款中，他指定资助家境贫寒而成绩优良的学生。因为资助额度越来越高，范尼感觉这种匿名方式迟早会被发现，便又与律师精心策划，把35亿美元资产不可逆转地一次性捐出，在百慕大成立了一个名为“阿特兰迪”的基金会。按百慕大法律规定，任何人甚至包括政府都无权追查基金会持有人，范尼从此高枕无忧。
       范尼前后共捐出41亿，这恐怕是他所有的钱。他目前住的房子是租的，手腕上戴的是一块价值仅15美元的表，甚至没有自己的汽车。当然，他还是给自己留下退路:500万美元给自己，5个子女各设一份信托基金。他说，这一切已足够自己度过一生，对儿女们也不乏父爱与关切。
       今年5月的《福布斯》的封面上，穿戴讲究、事业有成的父亲正将装满铁锯、扳手、锤子的工具箱交给他的小女儿，孩子尚未成年，还得举起双手接过木头箱子。《福布斯》在对全美国大企业总裁们调查后得出的印象是，有钱人似乎争着抢着向世界宣布，他们更愿意给孩子们工具箱，而不是万贯家财。
       比尔·盖茨已经宣布，他将留给女儿詹妮芙和她未来的弟妹们每人1000万美元，剩下的全捐给慈善机构。目前盖茨拥有的股票价值185亿，给子女的还不足零头。几个月前，在回答一个15岁孩子的网络咨询时，盖茨答:“有一件是肯定的，我不会留给继承人多少钱，那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美国第二富翁巴菲特虽然没有明确到给孩子们多少钱，但也曾多次暗示不会很多。
       两巨头既已发话，其余的富翁们甚至没有理由说不，家庭用品公司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马库斯已经68岁，同意“遗产即负担”的说法。他说:“孩子们要想有钱，就得自己去挣。”他打算把几乎是全部身家的8.5亿美元留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帮助残疾人，资助教育。64岁的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托·古祖塔也发宏愿，他的大部分遗产也将流入慈善机关。此道之中的佼佼者当属去年去世的惠普公司的两发起人之一戴维·帕卡德，他的遗嘱清楚地表明身前所挣的绝大部分金钱将捐献，目前已捐出的金额超过50亿美元。
       “随意支配金钱简直是犯罪”
       “把巨额金钱留给孩子们的父母最终将使孩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枯萎。”一个世纪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这样断言。
       那时，卡内基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富翁，名气不亚于当今《福布斯》一年一度评出的全球首富。卡内基把相当于现在35亿的财产给了图书馆和其他事业，直至今日，卡内基大学仍是美国东部的著名学院。卡内基62岁时出生的女儿玛格丽特只得到10%的遗产。
       卡内基的想法对于后世实在有深刻的警示作用。1992年，3位经济学家对拥有15万以上遗产的继承人纳税纪录的调查显示，几乎20%的调查对象停止了工作。“很多有钱人不知不觉地就把孩子们搞垮了。”亿万富翁、投资银行家阿仑说:“如果你是个有钱人的孩子，第一次拿到的薪资就显得意义不大，生活中，你的确缺失了一些东西。”
       34岁的米切尔·莫利斯是日用品公司的马库斯的继子，现在他仍像以前一样玩命工作，他知道，母亲的婚姻并不能给他带来现实的好处。莫利斯开了一家投资银行，每周工作70到80小时。对拥有自己的公司，他感到很高兴，而且也为有“原始的驱动力”欢欣。
       人们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财富如同粪便，放在盆子里散发臭气，可播撒在地上却能生长庄稼。一个世纪后，富人们对卡内基的忧虑体会更深，这恐怕与纨绔子弟们的劣迹有关。“这种事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亿万富翁们在心里寻找着一个尺度，一个不能伤害或放纵坏孩子们的尺度。布伦伯格创建了一家金融资讯公司，现在大概值40亿美元。布伦伯格将把绝大部分遗产留给慈善机构，剩下的很小部分留给两个刚十几岁的女孩。钱数并不固定，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只要公司升值，留给孩子的本来已很小的比例就还要减少。孩子们怎么想呢?这是不是个不通情达理到家的安排呢?布伦伯格心里有数，孩子们除了想去听音乐会，一时还分不出心来想这个问题。
       在旁观者眼里，这类安排多少使人心生反感，但仅此而已。很多继承人也强调，实际上他们并非身无分文，露宿街头。无论如何钱是父母的，而非他们的。在古老的社会里，人们会崇尚出身门第，崇尚继承权而非自我创业，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彻底变化。人们的普遍看法是，拿着家族的钱挣到的体面一点儿也不体面。亨氏公司董事长有6个孩子，他的态度是:他们要想正儿八经地挣钱，就决不应在他的10个亿上打主意。
       丹尼斯·贝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这儿，随意支配金钱简直就是犯罪。他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它是主的，我们只是他的管家。”丹尼斯的大儿子布雷特因此而颇有自知之明，他说:“连父亲都觉得钱不是他的，我就去之更远了。隔着两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拥有它们。”贝克在分配财产时，决定给5个孩子每人50万美元，剩下5.5个亿的不动产留给基金会。他的基金会光是去年就资助了600个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个大孩子上大学时，贝克曾给他们每人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股票，1991年股价大涨，孩子们的钱超过了百万，贝克又把其中一部分袖了回去。
       那么，当今的富人是不是比历史上的富人变得更慷慨了?这可不是简单的问题。社会学家认为，人们慷慨是因为他们知道，儿女们有的是挣钱的机会。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充斥着机遇，断了奶的孩子不会饿死，只要肯干，他们很可能比父母干得更好。卡内基为富人们留下几种选择，一是在家族之间传递，二是死后捐献，极力提倡的第三种作法，是在有生之年即开始行善。沃伦·巴菲特已经66岁了，捐给基金会的钱少得可怜，他显然倾向于第二种做法。
       富翁们的捐资对象往往是慈善机构和文化事业，从1977到1992，美国教育界得到的捐助每年上涨6%，大学成了有钱人的“吸尘器”。美国非赢利机构管理专家奥尼尔举了1909年洛克菲勒的例子，洛克菲勒召集了一群医学家，对他们说:“如果钱不重要，我们是否能用它赶走一种疾病?”结果，困扰南方黑人的钩虫病就此根除。钱投下去立竿见影。
       而对富人们慷慨的捐助，并不是人人都说好话。奥尼尔就对盖茨给母校哈佛的1500万捐赠以及帕卡德给母校斯坦福和他女儿的水族馆的遗赠不以为然。他认为大亨们应该把他们的智慧带进慈善业，而不是净干些锦上添花的事。
       (商颖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