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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保险事业跟家庭生活息息相关，走过这几年的保险路，大家只看到我连续十年荣膺美国友邦保险最佳保险行销第一名的风光，却不知道在风光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过程。
       做了一场白日梦
       1979年，在我嫁到新加坡之前，和我先生以30万坡币买下第一栋房子，1980年，新加坡的房地产开始飙涨，我们的房地产也水涨船高，上涨到85万坡币，因此受到各银行的关照，纷纷打电话来希望我们能重新贷款，再继续投资。
       于是，我们高兴地将房子重新贷款，并用贷款下来的60万坡币买下3栋房子，每间房子付掉20万坡币的首期款。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很相信这句话，因为，我真的经历过。
       1984年，房地产开始下跌，我们投资的房地产也无法幸免。先生为了换回失去的资金，和几位朋友加入炒股票的行列，没想到才刚投资，股市行情便“直直落”。
       就在财务危机已经出现的时候，我认识了5位在新加坡有头有脸、鼎鼎大名的生意人，他们之中有人开大饭店、也有人开金融公司等等。在首次见面后，他们透露出每人愿意跟我买100万坡币保单的消息，我高兴地盘算着:每个人100万，5个人不就等于500万了吗?
       自从认识了这5位大人物之后，我每天的行程表几乎是为他们而安排的，每天打电话、约时间，好不容易约到人吃饭，在饭局中，人们却对保险绝口不提，尽谈些与保险无关的事，只要我一提到保险，就推说要与会计师商量，不然就说要开会、要出国，或者是让我在办公室一等就是数小时不见人影。一耗就是三个月，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根本就是在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这三个月，我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精神去找别的客户，三个月下来，竟连一件保单也没做成，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先生问我:“你究竟在做什么?”
       “你没看到我每天都这么忙吗?”
       “你不要做白日梦了，这5个人是不会跟你买的，他们只是在耍你而已，反正你是明星嘛，有你跟在身边也是蛮有光彩的，你还是放弃好了。”先生说。
       听了先生的话，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也不能接受他的说法，都已经忙了三个月，万一再努力个几天，500万的保单就签到了呢?
       “一个大老板如果有心，他说话一定会算话的。”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
       这些年来，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指点，在我决定全力做保险的时候(尤其在经济压力的逼迫之下)，变得有些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要人家有空见我，即使是晚上，我也会答应。但是，先生说:“如果一个人下了班后，晚上还不回家的话，他根本是不爱老婆、孩子，这种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不会买保险的。”
       “假如他只有晚上有时间的话，我不妨陪你去，或者，请他的老婆一起出来吃饭也可以，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呢?”
       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后，我感到很羞辱，这几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到底把我当成了什么?
       没想到当电影明星当了那么多年，在揣摩过各式各样的角色之后，我还是不会看人。
       这件事情一度使我萌发离辞之心，如果5个人之中有一两个人是这样子，那还说得过去，但是，很难相信这5个大老板竟然都是这样的心态，我着实觉得没面子到家了。
       “想想看，你从童星到女主角的阶段，难道就没有任何挫折吗?”当我提出离职的想法时，先生问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有，而且不止一次，只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所以最后我成功了。
       先生在一旁点点头说:“就是因为你遇到了那么大的挫折而没有放弃，才有机会变成红星，难道现在要为了这一个小小的挫折就放弃保险吗?你别忘了，你在保险事业上都还没有出名呢?这个事业是一生一世的，就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保险是你自己的事业，就把这次的事情当做一种经验，下次再碰到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应付了。”
       为了要挣这一口气，也为了赶快把肩上的债还掉，我卯足全力打电话、拜访客户，虽然前三个月的业绩挂零，后九个月的业绩却直线上升，我终于赢得1985年美国友邦保险最佳保险行销人的第一名。
       经济大洞带来婚姻危机
       在我嫁给先生的时候，曾明白地跟他表示:“我在台湾赚的钱，统统会留在台湾，给我的母亲。”
       婚后，只要有台湾朋友来新加坡，先生都会主动问我:“你要寄多少钱回家给妈妈?”即使先生的财务情形已经每况愈下，他仍然一如往常，不让我知道。而我，也天真地以为“做老婆的只要照顾好先生就好了，不要管先生的财务”。
       等到我们家的经济大洞怎么补也补不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
       1986年，我们的第一幢房子已经下跌到30万坡币，房地产变成了“房地惨”，我们变卖掉所有的一切，仍然背负着160万坡币的债未还。每天电话响个不停，几乎都是来讨债、来要钱的。半夜三四点唱完卡拉OK后打，早上6点打高尔夫时也打，那种疲劳轰炸，让我几乎无法承受。一直到后来，有时候电话一响，我还会突然间跳起来，对电话感到恐惧。
       在银行及其债权人的声声催促下，我们每天为了筹钱，想办法想得头都快要裂了。
       “你是我的老婆，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关心我的状况，只会想着要回娘家?”看着法庭、律师寄来一封封的信，先生开始埋怨。
       “是你自己不早一点告诉我的，是你让我无知地以为什么事都没有。”我也有我的理由。
       本来是“你爱我，我爱你”，现在却变成了“你害我，我害你”，吵着吵着，离婚两字也脱口而出，原本只是说说罢了，到最后竟然将演变成事实。
       一天晚上，在行驶的车中，我们夫妻俩再次大吵，并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律师那儿办离婚，车子开着开着，我们到了海边，躺在沙滩上望着天空，四周一片寂静。
       “天地这么大，难道真的没有我们夫妻俩可以走的路吗?”
       看着点点繁星，我不禁回想起结婚时长辈真心的祝福，往日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怎么可以任自己的情绪使唤，说离婚就离婚?
       结婚这些年来，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从来没有在外面花天酒地，对我的母亲非常孝顺，也很照顾我的家人，难道，我真的要丢下他一个人吗?
       我望着先生，从他的脸庞中，我看到了深情的眼眸。
       当晚，我们立下了一个誓言:无论再怎么苦、再怎么穷，我们都要尽力维持这桩婚姻。
       只要往下一跳……
       1985年的圣诞节，先生决定赴香港“考察”，看看当地是否有让我们发展的可能(说好听一点是考察，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准备逃跑)。
       “明利，一个人在家过节做什么，我们去参加Party吧。”一对夫妻看我孤单一人，邀我一道去玩。
       家中的水电因没钱交费被剪断了，工人也辞掉了，先生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中摸黑度夜，的确非常可怕。
       party的主人是一个面粉厂的老板，他的家又大又气派，大家站在顶楼的空中花园举杯互道圣诞节快乐，为了不破坏气氛，我也佯装着一副笑脸，心中却在淌血。
       俯看着街道上的车辆来来往往，我突然心生一念:“只要往下一跳，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我第一次兴起自杀的念头，回家后，面对黑漆漆的屋子，心中害怕极了。于是，我打开家中的酒柜，一瓶接着一瓶地喝，为了壮胆，也为了抹去心中的痛苦——从小到大，这是头一遭我喝醉酒。
       “为什么老天爷要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既然让我那么红，为什么又让我面对这么大一个经济困难?”
       白天，我努力寻找客户；夜晚，我借酒消愁。这样的日子一直循环着，直到先生回到了新加坡。
       而那些自称是我“好朋友”的人，不但不帮我，还袖手旁观，在背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让我感到更加无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台湾拍戏虽然有戏酬，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拼命做保险就成为最快、最有用的方法。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拿第一，拿了第一之后，银行会对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有办法还钱；拿了第一之后，肩上的重量就少了一些。
       此时，台湾邀我拍录影带、当主持人，酬劳相当不错。说真的，我的确很需要这笔钱，也知道当主持人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必是川流不息的演艺合约。但是，如果我离开新加坡而留在台湾，先生又怎么办?人家一定会揣测，“明利是因为婚姻出了问题才回台湾”，这么一来，保险事业岂不是也完了?!
       “回去吧，再怎么苦，都回去和先生一起熬吧!”
       回到新加坡，“朋友”们告诉我:“你真笨，又没有小孩，何必在这边熬，做保险是没有‘钱’途的。”
       “难道，你们要人家说台湾来的女生最势利，丈夫风光的时候就跟着丈夫吃香喝辣，丈夫不好的时候就拍拍屁股走人吗?”我反驳他们的话。
       此时，也有些朋友鼓励我:“明利，夫妻就是应该同甘共苦，很多人都曾经欠人家钱，只要你能够爬得起来，就没有问题。”
       是的，从前人家认为我三个月就要打道回府，我还不是风风光光做了四年，没丢自己的脸?朋友们不买我的保险，我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开拓了属于自己的市场?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站起来，而先生更是全心全力帮助我争取业绩。就这样，夫妻便同心协力，勇敢向前走。
       借衣公主
       1986年4月，我因为1985年业绩第一名上台领奖。由于这是我事业上的大日子，丈夫觉得我应该穿件新衣服领奖。当时，我们因为经济的窘况而没钱买新衣服穿。正巧，先生的朋友在外国买了一套衣服，想托我寄到台湾给他太太。知道这件事之后，先生建议我把这套衣服借来穿。
       “没有新衣服就算了，为什么要穿别人的衣服，我才不要!”我执意不肯。
       “你一定要穿上这件衣服，”先生心疼地说，“现在你穿上它照相，以后当我们看到相片时，才会永远记得这是我们一生最惨的时候。”
       当天晚上，我穿上这套衣服上台领奖，看着台下的同事，我心中感慨很多，不知道自己隔年是否还会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说了一句话:“我很高兴拿到这个奖，也会尽我的努力保有它。”
       当时，我大方地穿着这套衣服和先生合照，照片上的我依然笑脸迎人，照片下的我却满心苦水。至今，这张照片还留在办公室里，时时提醒我不能稍有懈怠。
       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保险救起来的，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后辈，当他们遭遇到困难时，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有借口做不成保险，就想想我们吧。我们在六亲不认、朋友中伤、庞大的负债压力这么惨的情况下都做得起来，你们的情况有比我们更惨的吗?”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可以拼这么多年，我想原因无他，只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到绝境，还没有到山穷水尽，还有借口给自己，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而我，选择了保险，全力以赴，终于绝处逢生。
       1987年，我再度成为第一名，领奖台上的我光芒四射，谁都不会想到这个时候我和丈夫的口袋里只剩下15元坡币，我还跟秘书小姐借了300块钱。有一次我去看客户，回程时发现身上的钱已不够计程车费，又因为怕被人笑而不敢去坐巴士，只好从客户那儿提着重重的公事包走回公司。那一阵子，手心因为拿皮包拿到长茧。这种苦，非身历其境不能理解，我也只能在自个儿心里熬。
       虽然年度业绩第一，但是，每个月光还三四方的利息就令人吃不消了，薪资总是还没在口袋里放热，就贡献给银行。唯一的一部车，四个轮胎都已经被磨得光光的，曾经想要卖车取款，但是，为了安住债务人的心，我们连首饰都当掉了，就是没有把车卖掉。
       在新加坡，如果要进公营当铺当东西，需要拿两个人的身份证。为了还钱，我把订婚戒指、结婚戒指等所有的首饰都当给了私人当铺，仅剩腕上的一只手表。后来因为私人的利息太高，先生决定把手表拿去公营当铺当掉，看着他走进当铺，我再也忍不住在车内嚎啕大哭。
       当了这只手表后，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自杀的念头两三天就在脑海中盘旋着，数不清有多少次，我跑到35楼的楼顶想着:跳吧，只要
       ▲陈明利永远是保险业闪亮的明星这么一跳……
       促进我想自杀的，不是纯为经济的压力，而是人家在背后所说的风言冷语，曾经数次，我在遗书上写着:如果我死了，绝对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我受不了流言。
       当我决定狠心一跳时，脑中却浮起了母亲慈祥的面容。是的，如果我死了，最难过的一定是母亲，为了母亲，为了疼我的先生，也为了自己，我一定要撑下去，绝不能让朋友看轻。
       常常，当我前脚才离开所拜访的公司，耳边就传来了“你知道吗?她先生欠人家好多钱”“她用××方法做保险”……这些流言中伤过好面子的我，现在，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行得端、坐得正，别人讲什么是别人家的事。”
       在咬紧牙关不停地努力之下，我稳住了年年第一的成绩。我也乐于做保险，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完成了一件保单，肩头上的砖头就又少了一块。
       1990年，当最后一笔债务还清时，我和先生两个人高兴地抱头痛哭。
       1991年，当债务不再缠身时，我才发现无债一身轻的快活。而此时，我们已练就一身好功夫，我先生的组织也在他努力耕耘之下，业务蒸蒸日上，而我也养成了“拼命”做保险的习惯，挑战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困难，毕竟再大的压力与辛苦也不会苦过从前。
       上天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工作，所有的耕耘还是会得到收获的。
       这不只是一个事业的成长，也是一个家庭的凝聚力，我，先生，母亲，家人……少了任何一人，这份事业都可能瓦解。
       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陈亮、邓安摘自《南风窗》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