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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地方最能让我感受活着:一个是妇产医院——人们来的地方，另一个是殡仪馆——人们要去的地方。我第一次去殡仪馆时的感受太深了，那年我24岁，去送别另一个24岁的人，我的高中同学。他大学毕业才两年，骑摩托车带女朋友翻车摔死了。他躺在那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安静，平时他连睡觉都不老实。我们向他告别后他就被推走了，等再出来时就变成了一盒灰。那一刻我才真正弄明白了什么是活着，我忍不住联想起自己，如果有一天来这儿的是我，我会是什么样?
       我一连几天没上班，那几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去了殡仪馆。我在那一排排整齐的方盒子前转来转去，从每个盒子上的照片来揣摩那些天国里的人们。他们嘴角含着一丝冷笑傲视着我，周围是那样的宁静，这种宁静能穿透我的骨髓，让我全身都有一种痛苦感。此刻我明白了体验痛苦也是生命的一种过程，生命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连线，起点和终点早已设定，我们能够做的并不是把这根生命线延长，而是让它变得更宽、更有色彩、更有光泽。就在这一瞬间我做出一个决定——24年来我惟一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我辞职了。我把毕业证和档案什么的这些从前锁住我的东西统统放在一个黑盒子里，连同过去的我一同埋葬了。
       最初的一年，我身后似乎总有一只急追着的猎狗，我跑一阵停下来刚喘口气，那狗又要追上来了，我转身就跑。这一年的摸爬滚打，比十年的寒窗苦多了、累多了，但我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生存。即使我口袋里分文皆无，我也能做到心底坦然。我不再惧怕什么。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学校里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些有形的知识，可在关键时刻能救我们的是一些无形的知识。
       一年多来，我感觉最累的时候并不是最辛苦的时候，而是在刚开始起步看不到目标的时候。那时候每天早晨起来都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不知往哪走，这是最累的，也是最痛苦的。有一天正好是我25岁生日，我约好和一位大老板去谈一个项目，为了这个项目我准备了近一个月。我比约好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那老板才领着一个小姐来。我耐着性子等他们坐好，打开文件夹，开始谈我精心策划的方案。然而谈话不断地被那个小姐打断，我没理她，我真不明白这些只能做花瓶的女人怎么这么有市场。可能是我的态度惹恼了她，她站起来要走。老板也无心听我谈了，应付了几句就起身告退，把我一个人扔在华丽的大酒店，而我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还不够吃顿早茶的。我仍然挺胸昂头好像很风光地走出酒店，在一家食品店买了6瓶啤酒，拎着就去了海边，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就着海风喝酒，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下来。也不知是几点了，反正夜已经深了，路上早就没车了，我一想回去的路还那么远，就迈不动步。可是晚上越来越冷，呆在这儿，没准儿会冻死，我可不想就这样让我的生命线终结，我强迫自己往前走。借着月光我看见远方有一处比前面的路都亮，我就告诉自己走到亮处去。等我走到了才发现什么也没有，可是抬头往前看，远方又有一处比眼前的路亮，我又向前走。我就这样朝着亮处走，终于走到了家，并不觉得特别累。要在平时，那段通往海边丘陵地带的路乘车我都嫌远，更别说步行。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我才发现:在这片丘陵地带，路总是高低起伏，但只要你站在高处往前看，总会看到一条地平线。你向着它走去，就一定会走到目的地。
       那天晚上，不，已是新的一天了，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我的计划:从25岁到65岁，每5年我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要超越一个旧的自我；到30岁时我一定要完成不少于50万元的营业额，完成原始资本积累15万元，踏过生存关，迈上求发展的新台阶。
       5年过去了，我没有让自己失望，我做到了，我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了。现在我不再说“没劲”、“没意思”之类的话了，而且永不再说。只要我活着，生活的滋昧和意思就在那永不消失的地平线上。
       (邸志坚摘自1997年6月1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