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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我就是个听话的孩子。我以乖孩子的形象而受到亲戚邻居的广泛赞誉，我在赞誉声中自我陶醉并逐渐长大。而今，我已爬进而立之年，不知不觉地成长为一名孩子的爸爸，成为一群孩子的叔叔；偶尔还有个别幼儿抓住我的裤管把我叫爷爷。
       称谓的水涨船高令我惊悸，却使我对自身的状况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我已长大了；我已不再是处于简单摹仿的年龄了；我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打量我所置身的世界；我应该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
       然而，这种努力几乎是徒劳的。我身边萦绕的人，依然把我当成幼儿，他们总是喜欢对我的人生方式进行指点，他们俨然是我的老师。这不能不令我想到我常常目睹到的情景:一个老态龙钟的瞎子，蹲在路边，给一群双目明亮的人指点迷津。
       遍地都是我的老师，我仿佛一个公用的破电视机，谁都可以伸手调试修理——你喜欢这个节目，他却喜欢那个节目，另一个呢，对所有节目都不喜欢，愤怒之余，很有可能对电视机重重地拍几巴掌。
       我在一所学校混过饭吃。我所教的学生都比我年龄大。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乌纱帽，于是，我就按惯例尊称他们为王乡长或赵局长。他们坐着卧车来上学，身后甚至尾随着专为他们抄作业的秘书。上课时我是他们的老师，课后我就成了他们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教师的角色充满悲悯之情；怜悯我仿佛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板着面孔，个个严肃得像一部部写满真理和教义的经典。他们喜欢给我上课，给我传授活人的秘诀或道理。
       有位李副乡长，四十七八岁，正在为自己晋升正乡长的问题苦恼。他听说我岳父与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关系密切，便频频地往我住处跑，他上衣口袋装有两种烟，一是硬盒石林，一是软盒金丝猴。他敬烟的方式是看人戴帽。我属于末流，自然只配抽他的金丝猴；只有一次，他摸错了口袋，掏出的是石林，却不好硬着头皮再装进去，只好发给我一根——他每次发烟都像一次隆重的恩赐一一他反复说明烟的价格:两角钱呢!弦外之音是，我一个穷教书匠，能抽两角钱一根的烟，无异于对烟的侮辱，犹如鸟头却戴了个王冠，又犹如猪爪上却镶了一枚熠熠闪光的金戒指。李乡长不识几个字，常把“兵马俑”念成“兵马桶”，把“绰绰有余”读成“掉掉有余”。他装饰自己学识的唯有几条干巴巴的语录。但他却是隔三差五地来给我上课，既颂扬国内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又痛骂四人帮和美帝国主义。当然，更多地是劝诫我，赶紧从教师这个死胡同里跳出来，到行政的行列里排队。他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完全不顾及我一个又一个的呵欠。他尽情渲染坐轿的舒心和抬轿的痛苦，并指责我的脑袋是铅球不裂一点儿缝不开一点儿窍。我尽管已对他强人所难式的传教很厌恶，但却要装出一副虚心接受的姿态。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我想早早结束这门冗长而无聊的课程。我若争辩，李乡长会认为我骄傲自满。骄傲是个致命的错误，需要认真地加以改正的。错误是不会自行灭亡的，类似于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我想李乡长不会轻易放过我这个错误的，他不知又要为这个问题讲解多少课时——从李乡长处，我知道一个白丁完全具有给大学教授讲课的能力的，他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村的一位疯子向一位下放到我们村的老作家讲授文艺理论的情景。疯子说“写作就是放屁”。作家连连点头，村民们热烈鼓掌。
       我的邻居是个卖红薯的。烤炉的烟气熏得他面目黑一片红一片，我对他充满同情，觉得我们都是社会的底层，都半斤八两的。于是我们就成为朋友，朋友的概念等于相互频频地串门。但我没想到念书念到小学四年级的他，却有“传道授业”的嗜好，他教育他那爱动爱玩的儿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拧他的耳朵，以至他儿子一只耳朵大一只耳朵小。打骂完儿子，就冲进我家消气，消气的方式就是给我传授人生的道理。他把一个简单的道理总要缠缠绕绕丝丝蔓蔓地纠扯半天，足以令我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他的语言如一锅浆糊，但其中心意思还是能吮咂出来。他劝我不要写作，写那玩艺儿没人看——比如他就不看——写作累人不说，还不挣钱，弄不好还要因政治方向的偏离而蹲大牢。国家有大人物管着，还用得着文人们吃了萝卜操淡心?文人把书念到狗肚里去了，傻得比秋莉——我们县城著名的女傻子——还傻，傻得竟然不知道赚钱，不知道骑摩托比骑自行车威风，不知道有钱比没钱好。呸!邻居往地上吐了口痰，说他就是瞧不起文人，说文人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儿。邻居要我赶快改邪归正，他说悬崖勒马重新做人是我等文人的唯一出路。
       我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师。我仿佛是一碟她永远也烹饪不好的菜，是她永远也培育不成的一株歪扭的树，是她永远也驯化不了的野生动物。她以一个研究生的导师自居，精心指导我怎样与人交往，怎样孝敬丈母娘，怎样节省一分钱二分钱，怎样把心事用在家庭建设上。她反对我写作，认为有空闲擦洗地板比写文章更有意义。为了恢复我写作的自由，我不得不对她进行以下类比；某篇文章相当于一个弹花被；某篇文章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电冰箱。这个时候，她的脸才冰雪融化，才如明媚的春天。
       企图充当我老师的人很多很多，修鞋的补袜的，经商的做官的，肚子里满腹经纶的或脑子里一穷二白的，个个都摆出恩师的姿态。有人规劝我听上司的话，对上司的指鹿为马你也指鹿为马，上司及上司的太太喜欢吃醋，你也就把吃醋当喝水。有人劝我圆滑世故一些，肚里怒火熊熊，脸上却笑容可掬，肚里想一套，嘴里却说另一套——反正说谎不会触犯法律，而且人人都喜欢假话而不喜欢真话——有人劝我吃饱穿暖闲事少管，忧国忧民无人给你发奖金，做个昏昏欲睡的庸人多么幸福啊!
       对于各种各样的教义，我几乎都保持着沉默。可有的时候却也忍不住反抗几下，类似于泥淖中的青蛙在垂死挣扎。比如我与邻居终于反目为仇，就是我挣扎的直接后果。我诘问邻居:你了解我吗?邻居嘿嘿地咧嘴大笑，说怎么不了解?你不就是你吗?你身上有几个黑痣我也了如指掌，你腰围是多少公分我一眼就能估摸准确，你鼻子虽然高挺可你的脑袋却没我大；总之，把你烧成灰煮成肉酱我也能辨认出你，怎么能说我不了解你?邻居说着就伸出手拧我的鼻子，说我的鼻子遮蔽了嘴，才使我唇舌木讷，不善言辞。此时，我的头几乎要爆炸了，我厉声吼道:滚出去!我不想做你们这些人的学生!
       (摘自1997年6期《福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