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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叫乔治·尼高里。在瑞士，甚至整个欧洲，提起尼高里先生，可谓大名鼎鼎。不过，这个尼高里先生不是家父而是我的弟弟——曾两次进入太空的第一位欧洲宇航员。
       此外，还有位尼高里先生也很有名，蜚声于世的雀巢咖啡公司大楼便是由他设计的，此尼高里先生是我的哥哥。
       哥哥和弟弟构建了父亲的梦。
       而今，父亲八十七岁了，回首往昔，他也曾有过辉煌的业绩:他不仅是瑞士军队的高级将领，所居城市的大法官，而且也是一位土木工程专家，瑞士一些重要的公路，桥梁，巨型建筑多出自他的手笔。但最令父亲骄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小儿子登上太空，成就了父亲乃至整个尼高里家族几代人的梦之壮举。
       他有酷嗜天文学的家风。父亲、祖父、曾祖……不仅仅辨识一些星座而已，而是窗前摆着一幅天文观测镜，每天晚上观测，记录、取数据……寒暑不辍，以至他常常纠正天气预报，如电视说明日晴天，他会说上午有阵雨，往往言中。
       天文而外，其植物学知识也极为广博，他几乎道得出阿尔卑斯山所有植物的纲目科属来。
       父亲是地道的阿尔卑斯人，有着不折不扣的重男轻女思想，他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兄弟。
       记得弟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陪着他熬夜叠飞机，第二天再驱车大老远地去参加投掷比赛。这是一项富有阿尔卑斯特色的传统竞技项目，不分男女老幼，各持自制的飞机，在山巅投掷，看谁的样式新，升得高，驶得远。通过这项活动，弟弟对宇航热情倍增，一时间，绘图、取材、制作、油漆……偌大一个家庭俨然成了一个飞机制造基地。我和哥哥虽对此兴趣索然且强烈抗议，无奈弟弟有父亲作后盾，加之不时用一些淘汰的机型收买哥哥，势单力孤的我便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了。
       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弟弟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晚饭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痴痴地凝望星空，眼见家风可传，父亲自然倾囊相授，不久，弟弟就能辨识大部分星座。
       夏天来了，弟弟对萤火虫十分着迷，为了培养其进一步探讨的热情，公务之余，父亲苦研昆虫学，这样，萤火虫如何发光、联络、觅偶、躲避天敌都有了详实的答案。
       高中毕业后，弟弟本可进苏黎士大学，那里的五万名毕业生中，至今已有二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弟弟选择了日内瓦大学物理系，因那里有一架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不难想象，父亲对其选择何等赞赏。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到了入伍的年龄，这样，弟弟选择了瑞士空军，志愿成为一名飞行员，这更让行伍出身的父亲兴奋不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弟弟倒并非喜欢军队，纯粹是为了有利于研究，这是父子间的不同之处。
       有一个小插曲亦值一叙。由于参加空军需父母签字，而家母素不喜冒险之举，为了打动母亲，感情一惯深藏不露的父亲居然破天荒地献上了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一定是功利目的太强了，弄巧成拙，使得母亲不喜反怒。不过，她最终尊重了弟弟的选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每有重大决择，父亲就提前送花，可谓煞费心机。
       三年后，弟弟成了大学物理教授，并继续在军队服役(瑞士乃常备役制，成年男性每年均须服数周兵役，农夫、工人、教授、银行家、甚至国家主席同在一个营房受训乃家常便饭)。此时，美国宇航局向欧洲发出邀请，希望他们选派宇航员到美国受训，共同开发宇宙空间。如德国是个大国，有六个名额，瑞士乃小邦，只有一个名额，应征者却有一千余人。由于弟弟既是物理学家，又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自然顺利人围。摆脱大气的束缚，进入无艮的太空，穿梭于灿烂的群星之间……父亲的振奋绝不在弟弟之下，所不同的，弟弟已成年，不再需要父母的签字了，不过，心绪尚佳的父亲照例给母亲呈上了红玫瑰。
       过去的两年，弟弟两次进入太空，每次都由我陪同父亲前往德克萨斯面晤弟弟。由于宇航员生活在真空里，我们只能通过显像电话互致问候，最终，算是会了面——隔着宽敞的密封玻璃，一道喝了杯咖啡。而训练舱里，一意大利宇航员正憋得满脸紫涨，干呕连连。父亲已是八十五岁的人了，看着即将远飏的弟弟，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唇边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中国古诗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了。
       由太空返回地面，弟弟一时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祝贺、慰问、邀请的信函雪片般由四面八方飞来，实在令弟弟应接不暇。这时，身为高级将领、大法官、著名土木工程专家的父亲竟悄悄买了一台电脑，做起了弟弟的私人秘书，就差向我这个秘书学校毕业的女儿求助了。
       现在，谈谈我和父亲的关系。
       在传统方面，父亲无疑是太传统了。就因为我是女儿，中学毕业后，就禁止我读大学。即便在中学，尽管我的成绩不比哥哥、弟弟差，受到赞赏的也只是针黹烹调课。一旦听说我要读大学，且是政治学专业，便表现出不悦了。以他的看法，女人识字、嫁人、生儿育女才是正理，中学毕业就顶天了。最后，由母亲出面，作为妥协，他才勉强同意我继续读书，但是有条件的，即只能读秘书学校，在他心目中，这是职业妇女的最高境界。那时，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是如火如荼，瑞士尚未起步。秘书学校毕业后，我提出要到美国学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要知道，在传统欧洲人眼里，美国文化无疑于洪水猛兽，即便今日，亦不被认同。不仅如此，我甚而提出，赴美之前，先游历东欧。那时，正值冷战高峰，“造访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天啊!”父亲痛苦地蒙上了眼睛。显然，我在父亲那儿讨不到一个子儿。感谢父亲的远见，我在雀巢咖啡公司做了三个月的秘书，经济上小有自立，便决定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同时，母亲明确表示，她会用自己的积蓄帮助我。母亲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富有艺术天赋，小时候，限于家境，无法一展才华。她认为，我应该有理想，而且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
       十年前，我又决计学中文，父亲笑得前仰后合，晚餐桌上，他示意大家肃静:“现在，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发布:弗朗索娃疯了，因为她要学中文。”前年，当我展示了毕业证书及译著，他又坐在餐桌前发话了:“费朗索娃真的疯了，她居然毕业了!”
       就在我中文系毕业前夕，也是弟弟进入太空之前，母亲离开了我们。一天，我陪父亲在林间散步，他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弗朗索娃，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和妈妈一直为你而骄傲。”
       现在，父亲每天骑自行车买东西，还到山上滑雪。一天，他把孙儿辈召集起来，严肃地说:八十岁，生活刚刚开始。
       (小粟摘自1997年4月16日《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