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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窗]克隆,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作者:魏余秀 张明池

《青年文摘(红版)》 199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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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无父无母的美猴王孙悟空具有无限神通,只要从身上拔下一撮毫毛,轻轻一吹,即可变化出众多一般模样、一般神勇的“齐天大圣”,挥舞着如出一炉的“如意金箍棒”,让妖惧神惊。相信每一位读者对此都有无尽的暇想。
       而今,科学家研制成功了一种与神话中孙悟空七十二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克隆技术,先后培育出了“克隆羊”、“克隆猴”。羊、猴都是哺乳动物,人也是哺乳动物,羊、猴皆可“克隆”,人又何以不能“克隆”?因此,当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和PPL生物技术公司于1997年2月24日向世界宣布他们于1996年7月培育出了一只名叫“多利”的“克隆羊”时,全世界的震惊程度毫不亚于当初对原子弹爆炸的震惊。从科学家到农工商,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见仁见智,在为生物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欣喜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对“克隆”的迷惑和恐惧!
       先说“克隆”
       克隆,是英语“clone”的音译,其意是由一个祖先细胞分裂成具有完全相同基因的纯细胞系,亦称无性繁殖细胞系。说得简单些,克隆就是无性繁殖,就是“复制”、“拷贝”生物,而不必靠父母交配孕育。
       克隆的方法有多种,有胚胎切割、细胞核移植等。其中细胞核移植是用机械的办法,把一个称之为“供体细胞”的细胞核挖出,移入到另一个称之为“受体细胞”的去除细胞核的细胞质中。细胞核的移植采用的供体细胞有两种,一种是胚胎细胞,一种是体细胞,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克隆属于异体复制,“复制”的是提供受精卵胚胎的动物的下一代,相当于生了个“多胞胎”。我国生物技术专家此前宣布的我国在几年前已克隆出小羊、兔子、老鼠,美国人宣布制造出了“克隆猴”等,其实即属于此种。而英国人克隆出的小羊“多利”,则属于后者,是自体复制,“拷贝”出来的是提供体细胞的动物的本身。后者不仅难度大,而且技术上高一个层次,为世界首例,国际科技界已有人将其称为本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过程,了解一下“克隆”的基本原理。
       科学家首先从一只成年母羊的乳腺中取出一个普通细胞,将其基因分离出来备用;然后,取出另一只母羊未受精的卵细胞,将其基因取出,换上第一只母羊乳腺细胞的基因,再将这个基因已被“掉包”的卵细胞放电激活,使之开始像正常的受精卵那样进行细胞分裂;当细胞分裂到一定阶段,胚胎已经形成后,将其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的子宫中发育;最后,第三只母羊经过正常妊娠,产下“多利”。这样,一只完全继承了它的“亲生妈妈”(提供乳腺细胞基因的第一只母羊)的全部基因特征的百分之百的“复制品”便诞生了。
       再说克隆
       对克隆技术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法国科学家施普曼在1938年就开始了对青蛙细胞核移植技术的探索。1952年,美国的勃立奇和金两位科学家又将施普曼的试验变成了现实。
       1986年,英国的魏拉法森利用核移植首次克隆出一只羊。
       1987年美国科学家克隆出一头牛。
       1992年,我国成功培育出了克隆兔子。
       1993年,我国在多个科研机构分别培育成功了克隆羊,并在世界上第一次通过连续的两次核移植,用继代细胞核移植的办法培育成功了一批克隆羊。可以说,在克隆技术领域,我国也处在世界前列。
       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克隆技术,是因为克隆技术成果可以更直接地造福人类。
       将克隆技术用于动物品种的改良,既省时,又省力。用有性繁殖方式,人们获得良种奶牛就要对下一代进行筛选,但一头牛一生最多能产下10—12只后代,加上遗传中的变异,培育良种牛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而有了克隆技术,就可以同时得到多个优质基因完全一致的克隆牛。
       将克隆技术运用于自然保护,可以挽救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如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自然繁殖率很低,通过克隆可以便捷地“复制”出一批又一批模样完全一样的大熊猫。
       将克隆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可以给人类带来“延年益寿”的福音。例如,利用克隆技术培植人体皮肤进行植皮手术,可以避免异体植皮可能出现的排异反应,加速患者痊愈;再如,医药的研制要进行药性药效实验,克隆技术可以使所用的动物基因和性状完全相同,从而大大提高试验的精确度和安全性;例如,通过人体基因在微生物细胞繁殖中的大量“克隆”,可以无限量地“生产”出人们需要的名贵药品。
       而最具诱惑力的,是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带有人类基因的转基因动物,使之具有与人类相同基因的某些器官,为人体器官移植提供充足的“货源”。
       还说克隆
       然而,克隆是一柄双刃剑。“多利”的产生在给人类带来美好憧憬的同时,也向人类的自身发展敲响了警钟。
       试想,有了克隆技术,有人在你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复制一个“你”去犯罪,怎么办?
       试想,有了克隆技术,一些极权的政治野心家一下子克隆出好几个战争狂人希特勒、墨索里尼,怎么办?
       还有,有了克隆技术,世界上同时生活着多个你、我、父母、兄弟、姐妹,按现行的社会伦理道德很难为其“名份”定位,又该怎么办?
       因此,说克隆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提出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挑战,平添一系列是我非我、是父非父、是妻非妻、是子非子之类的麻烦事,绝非危言耸听。
       从社会伦理角度看,用克隆技术培育出的人,有其特定的生理性状,这对人类的自然发展和人种的自然构成无疑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克隆人”的生理性状是完全受到控制的,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可能比正常人更强,他们能否有完整的正常的生活?如果他们是被以某种目的而“克隆”的,是否会有一种自己是“工具”的感觉,并因之产生反抗报复心理?如果为了生产商品化的人体器官而生产克隆人,那岂不等同于谋杀?
       从家庭伦理角度看,将克隆技术用于人体繁殖,会加剧家庭多元化倾向,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亲系关系,确定人类亲系关系的标准也将发生改变。
       从性伦理角度看,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基于性爱的生育方式,使人口的生产与性爱分离,从而破坏男女之间基于性爱而获得后代的情感,并由此改变人类的基本性伦理关系。
       从遗传学上看,人本来是由两性细胞结合而产生的,这种结合有利于人种进化,而克隆使人的遗传基因成为单一的,势必导致人种退化。
       从哲学上看,克隆还会使人们正常的生与死的概念发生动摇。
       由此人们不禁惊呼——
       “克隆来了”
       小羊“多利”向世界宣告:“克隆来了!”
       但面对迎面走来的克隆,人们完全没必要过早、过度地惊慌失措。
       首先,虽然从理论意义上讲,人类复制自己是可能的,但从技术实践的角度讲,克隆人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三五年内、十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内生产出克隆人的可能性或“危险性”是没有的。退一万步讲,即使克隆人真的“出产”了,获得成功,由于其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成长机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在思维方式、行为动作上与母体相同。因为克隆的仅是其先天的、可遗传的形体,而后天的、不能遗传的思维、情感、性格、知识和行为等却是无法克隆的,再造一个爱因斯坦或希特勒都只能是天方夜谭。
       其次,小羊“多利”一问世,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政府便迅速作出反应,纷纷提出应对法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已明确表示不赞成,不支持,不允许,不接受克隆人的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克隆人有悖伦理道德,应予禁止。美国总统克林顿责成联邦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对克隆问题进行审查,同时禁止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资助人体克隆试验项目。日本学术审议会决定禁止使用公共科研经费研究与人类有关的无性繁殖即克隆技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分别建立了关于禁止人类克隆的相关法律。
       第三,应当值得公众充分相信的,还有科研人员的道德水准。在社会科技水平突飞猛进,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的今天,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会受到人类理智的驾驭而有效地服务于人类自身。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核技术却正在造福人类。克隆技术也一样,它虽然让我们联想到未来的可怕,但它最终给予我们的,将更多的是美好的未来。
       (摘自1997年5期《党员支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