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人们的生活相对较为富庶，社会经济亦最具活力，是中国社会的黄金地段。《太平欢乐图》敷展的正是十八世纪江南社会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
当时，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有许多外来务工经商的人聚集在各大都市。“浙江频岁以来，屡逢大有，筑场纳稼之际，有负杵佣舂者，比户登登，闻声相庆。《东观汉记》梁鸿于皋伯通家赁舂，《
汉书》公沙穆为吴赁舂，力役之事，贤者为之，遂为佳话。”乾隆时代，风调雨顺，年成一直很好，人们有了钱，于是颇多兴作，这时候就有一些人带着工具前来受雇于人，出卖劳动力。这段文字引证《东观汉记》和《
汉书》中的记载，说汉代梁鸿、公沙穆那样著名的贤人，都曾经为人赁舂。其中，梁鸿是东汉文学家，与妻子孟光隐居于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来到吴地，为人佣工舂米。每次回家时，妻子孟光为他准备饭菜，都要举案齐眉，以示敬爱。《太平欢乐图》举梁鸿等人的例子说明，受人雇佣、替人干体力活，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古代的贤人也干过这样的事情。这一看法颇为难得，而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尚不止一处。《太平欢乐图》中有一箍桶的画面，注文指出：箍桶手艺是“匠之末技”，但借此却可以谋生。理学家程颐、程颢某次入蜀，到大慈寺，“见箍桶者口吟易数，就揖之，质所疑，酬答如响，此儒者而业于匠者也”。换言之，与前揭的赁舂一图相同，作者认为：腿脚奔忙的力役之事，贤者亦在所不免，箍桶匠中也有贤人。像二程那样的圣人都没有轻视过劳力者，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理由歧视那些“民工”呢？有了这条理由，一向高高在上的文人士大夫，才有兴趣采里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对社会底层的三百六十行做细致的观察，并将他们的形象生动刻画出来。借此，似乎还可以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劝导民众无论劳心劳力贱贵穷通，皆当安分守己随缘度日，从而共同构建欣逢盛世喜戴尧天的和谐秩序……
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太平欢乐图》生动地展示了十八世纪纷繁多姿的城乡生活风貌。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生存竞争的日趋激烈，分工协作愈来愈精细、严密。在江浙地区，某种职业与人群紧密相连，成了一种新的现象。当代的不少职业，至少已沿续了数百年。如路边刻图章、弹棉花的，在《太平欢乐图》中就有反映。以刻图章为例，据说中国最早的图章通常皆以铜铸，及至元代，才开始以花乳石刻之。从《太平欢乐图》中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浙江人在路边摆摊刻图章，应已蔚然成风。这样的图景，即使是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只是刻章人的服饰有所改易而已。
对于杭嘉湖一带的日用饮食往来酬酢，《太平欢乐图》也多所描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卖糖粥》一图显示，每过中午，街上就有人卖糖粥，供那些不能在家就餐的人们吃饱——这是相当于现代都市中为满足务工经商者的快餐盒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前期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巨大。
除了粗茶淡羹的日常饮食外，人们对于野味亦情有独钟:“浙江当秋冬之交，猎人入山捕取鸟兽鹿豕之类，惟衢、严诸山郡有之。杭、嘉、湖多沮洳薮泽，所产惟海昌茗山之山鸡，德清之黄雀为最佳，间有似鹿而小者谓之麂，猎人得之鬻于市，名曰野味。”中国人素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们，往往希望别出心裁。在作者笔下，野味主要来自浙西的衢州、严州山区以及海宁茗山、湖州德清等地。除了山鸡、黄雀、麂子之类，也有人喜吃果子狸，这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市（Salem）的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所藏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画中有所刻画。
盛清时代，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人们非常注重家居装饰，在住宅中，盆景的运用极为普遍。如将万年青这样的瑞草（也有的是用兰花、灵芝、菊花、桂花、梅花等），或置诸庭院，或栽于小盆，人们买来放置在几案间以供雅玩，营造出一种水边篱下的情调。适应这种家居装饰及休闲娱乐的需求，有人对花卉采用了类似于温室栽培的技术。譬如，杭州府的余杭县、富阳县都是盛产兰花之处，每年腊月，就有人挑着瓯兰花来卖。其栽培方法是将兰花中花蕊繁盛者，携置烟霞岭之水乐洞中。其时，虽然洞外是冰天冻地，寒冷异常，但洞内却气暖如春，所以过不了几天，兰花就绽然盛开了。这种将兰花置于山洞中的做法，与温室栽培的技术颇相类似。而在清代，对盆景的观赏是全国性的闲情逸趣。扬州盐商就有以摆放许多盆景夸奢斗富的例子，这在《
扬州画舫录》中有生动的描述。而在苏州、福州等地，人们也以装点盆景作为时尚。除此之外，杭嘉湖市民还饲养金鱼以及各种鸟类，并在春天时外出放风筝，这些，也都成了普通民众颐养身心的生活方式。
节日是烘托民众生活气氛的重要契机，《太平欢乐图》中自然少不了有关佳节庆会的画面，如祭灶、写春联、除夕烧瑞炭、元宵灯市、端午节习俗等，均一一摹写。庭燎绕空，羽觞醉月，士女倾城，金吾不禁。值此春花秋月好景良宵，人们以各种特别的饮食点缀佳趣，如祭灶吃麦芽糖，元宵吃圆子，端午节吃粽子，八月中秋吃月饼，重阳节吃栗糕等等，都让人睹物兴怀。除了节日食物外，还有一些是小孩的玩具。如《捏泥人》：
西湖每当春桃秋菊之时，游人接踵，有售泥孩者，买之以娱童稚。《西湖志》曰：嬉游湖上者，买泥孩、花湖船等物回家，分送邻里，谓之湖上土宜。张遂辰《春游词》曰：“柳阴舟子笑相呼，手抱泥孩出酒炉。”形容如绘。
此类的朝欢暮乐，实际上不只局限在杭州西湖，在东南的许多城市中，也都有类似的场景。乾隆时代，在扬州西郊的蜀冈一带（蜀冈也是春秋郊游的好场所），当地没有固定的商店，只用布帐竹棚搭起销售点，白天营业，傍晚收摊，所卖的都是小孩的玩具。如雕绘的土偶，有不少是扬州春台班新戏中的角色，如打花鼓之类。还有苏州人用五颜六色面粉来捏人形像，称为捏像。捏像的人不仅手上一刻不停，而且嘴里还吹着竹箫，称为“山叫子”。也有的是用铜做成的哨子，放在舌尖上歌唱各种小曲。看来，《太平欢乐图》中的吹箫卖饧和捏泥人，实际上就是扬州的“山叫子”。除此之外，在杭嘉湖地区，夏天还有装着萤火虫的萤灯，也是买来供小孩玩耍的。
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文风最为兴盛的地区，《太平欢乐图》中也有不少反映科举考试及民风士习的图幅，如赶考市、三元场烛、插解元草和题名录等。与科举的兴盛相关，江浙一带读书、藏书之风相当浓厚，故而书商极为活跃。《太平欢乐图》中湖州乌程、归安县的书商，不仅在各地开店，而且还背着书包到处兜售。其实，在清代，湖州的书船也相当有名。清同治《湖州府志》就曾提及：湖州的一些书船，“南至钱塘（也就是杭州），东抵松江（今上海一带），北达京口（今镇江）”，奔走于士大夫之门，搜访奇书。此种情形，早在乾隆中叶就已相当有名。江南的一些藏书家如鲍廷博（也就是将这个图册命名为《太平欢乐图》的那位徽商），便与这批书商过从甚密。这批湖州书贾船只，不仅在江南各地极为活跃，而且还将大批的图书销往日本和朝鲜，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太平欢乐图》还留心注目于与科举相关的文房用具，如湖笔和徽墨。以徽墨为例，学林版中有“新安墨”一幅（第43图，86页），画面中一位头戴暖帽面朝左看的清人，左手拎一包袱，右手捧着一盒徽墨，其注曰：“徽州之新安墨盛行于浙，凡携箧走书塾觅售者，新安墨也。”这是有关徽州墨商的一条珍贵史料。据南宋陆游的《
老学庵笔记》记载，早在绍兴年间，新安墨工戴彦衡就主张制墨要用黄山松。从南宋到明代，戴彦衡墨店都相当著名。及至万历年间，徽州一府六县的墨业愈益兴盛。徽州人“例工制墨”，当地人“家传户习”。而到了清代，徽墨更是闻名遐迩。据周绍良先生的概括：当时，墨商的出身地主要是徽州府的歙县、休宁、绩溪和婺源诸县。清代的贡墨由歙县包办，文人自制墨也大多由歙县墨家代造，当地的徽墨具有质地上好、隽雅大方和装潢精美的特点；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雅俗共赏，特别迎合附庸风雅的富商大贾之口味；而婺源墨则大部分比较粗糙，主要是面向普通民众。对此，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有一篇回忆“旧式商贩”的短文这样写道：
少时曾见肩贩商，有安徽徽州属之笔墨商，浙江绍属之兰花商，青田之青田石（刻图章石）商，皆徒步千里，沿途成交者。徽之笔墨商，肩落货物，沿新安江入浙至浙江九县。又有经绩溪、宁国入长兴、吴兴至浙者。至一地暂住，藏笔墨于蓝布袋中，此袋前后置物搭于肩上，沿途叫卖，早年乡居于学塾门首，每从此购笔墨。货售毕再进当地之货物，步行返歙。（《梓室余墨》）
陈先生为浙江杭州人，生于一九一八年。而从学林版《太平欢乐图》中可见，那位“携箧走书塾觅售”的墨商，左手拎的正是一个蓝布袋。由此可见，自十八世纪的乾隆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民国初年，在浙西一带走街串巷的徽州墨商可谓络绎不绝，“新安墨盛行于浙”，百余年间均未曾改观。而陈先生在上文中提及的绍兴兰花商人、青田的青田石商人，在《太平欢乐图》中也有描述。
读书风气的浓厚，也使得江浙一带近视的人数颇为可观，眼镜遂成了读书人的一种日常必备。《太平欢乐图》曰：“今村镇间有提筐售卖荷包、眼镜并牦梳、牙刷、剔齿签之类，琐细俱备，号杂货篮。”走村串户的小贩手中提着小筐，里面放着荷包、眼镜、头梳、牙刷和牙签等。这种提在手上的杂货篮，说明从明代传入中国的眼镜已非常普及，价格也相当便宜。
说到眼镜，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杭州人严诚、陆飞和潘庭筠三人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住在北京南城的天升旅店，偶过琉璃厂书肆，邂逅朝鲜燕行使团中的一个随员。后者见严诚所戴的眼镜，便借机搭讪，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严诚遂以相赠。以此为机缘，严诚、陆飞和潘庭筠三人与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以及其他的朝鲜燕行使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此，洪大容的《杭传尺牍·乾净同笔谈》中，对此有相当详尽的描述：
二月一日，裨将李基成为买远视镜，往琉璃厂，遇二人容貌端丽，有文人气，而皆戴眼镜，盖亦病于近视者，乃请曰：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其一人解而与之，曰：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乃拂衣而去。基成悔其轻发，不可公然取人物，乃以镜追还之，曰：前言戏耳，初无求之者，无用之物，不可受也。两人皆不悦，曰：此微物耳，且同病有相怜之义，何君之琐琐如是！基成惭不敢复言，略问其来历，则以为浙江举人为赴试来，方僦居正阳门外乾净同云。
十八世纪的“远视镜”，亦即现代的近视眼镜。在严诚等人眼中，眼镜是微物，这或许可以一个侧面映证——在江南，眼镜应是杂货篮中所卖的地摊货。
除了科举文化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有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画面，从中可见农民的辛勤劳作。如《卖蓑衣笠帽》描摹布谷既鸣，负蓑戴笠者奔走阡陌，开始了田间的耕耘劳碌。而田间耕作需要肥料，农民便从市场上买来菜饼和豆饼壅田。根据明清史学者的研究，豆饼作为肥料出现在《农书》上，始于明代中叶。及至清乾嘉时期，豆饼用作肥料开始普及，尤其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农家将其作为肥料广泛利用。而作为商品肥料的豆饼之大量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应当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其实，在江南农业生产的诸多环节中，商品化的现象随处可见。譬如，在农耕播种阶段，有人专门培育禾苗嘉种，卖给农民用于插秧。除了农耕外，在江南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结构中，织布也是重要的生产活动。在养蚕织布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买卖桑叶、蚕茧、良丝、纱线等诸多市场化的现象。此外，家禽的饲养，亦存在着商品化的倾向。在宁、绍等地，有不少孵化家禽的坊。“”通煦，意思是温暖。具体做法是“置温火于密室，用竹筐贮鸡卵，藉火上，以被覆之，十八日剖而成鸡。其鸡之室名坊，村人俱向坊贩卖”。坊在差相同时的满人纳兰常安之《宦游笔记》中，亦被称为“哺坊”。诸如此类，在《太平欢乐图》中均有生动的展现。
透过《太平欢乐图》，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乾隆时代杭嘉湖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欢乐图》一书始终强调“太平”二字。光绪版第一幅的万年青，其寓意就是“本朝亿万年太平一统之征”；第二幅浙江闾阎间元旦吹箫击鼓，所吹的箫叫太平箫，所击的鼓叫太平鼓；第三幅元宵灯市中，街巷彩棚所悬的各色花灯上写的字，也是“天下太平”；第十幅《太平纸鸢》，浙江人在芳草如茵、菜花满地的春天时节，群儿外出郭外聚放风筝，风筝之上也写着“太平春景”四字，以使“名合嘉征”；第一百幅说除夕时人们在墙壁、窗户上张贴五色画纸，其中就有《太平有象图》，这与开篇的“本朝亿万年太平一统之征”首尾遥相契合。
当然，太平盛世的繁华绮丽毕竟难掩社会极度悬殊的贫富分化。当时，东南各地的商人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于是，有一种解释就相当流行——富商大贾的夸奢斗富固然是社会生活中的陋习，但也有利于财富的分散。乾隆皇帝就曾指出：
富商大贾出有余以补不足，而技艺者流藉以谋食，所益良多。使禁其繁华歌舞，亦诚易事，而丰财者但知自啬，岂能强取之以赡贫民！
所谓“三月烟花古所云，扬州自昔管弦纷。还淳拟欲申明禁，虑碍翻殃谋食群”。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向被视作是奢侈风雅的一件事，扬州历来就是歌舞升平之地，本来想明令禁止这种奢侈消费，以返璞归真，提倡淳朴的风俗，但又害怕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会影响到众多依靠服务业谋生的那些人。乾隆的说法是——有钱人拿出钱来消费，那么靠手艺过活的人才得以谋生。如果我下令禁止那些富人奢侈消费，当然很便当，但有钱人如果都很节俭，我难道能将他们的财产强行没收，用来赡养穷人吗？换言之，社会的奢侈消费，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按照现代的话说，是消费创造了就业机会。
《太平欢乐图》是金德舆献给乾隆皇帝的，他在《呈〈太平欢乐图〉原奏》中指出：
臣读《汉书·食货志》曰：余三年之食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韩诗外传》曰：世之治也，黎庶欢乐，盖世治则时和，时和则景福攸臻，嘉祥迭应，人无俭岁之虞，户有丰年之乐，是故观民之欢乐，足以知时之太平。观时之太平，足以知民之欢乐也。
金德舆说得非常辩证，他说看到百姓的欢乐，就知道天下的太平，而看到天下的太平，又足以了解百姓的欢乐。他说自己看到乾隆时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仓廪实而财用饶，士歌于塾，农忭于野，商贾欢讴于衢路，万汇繁滋，四民欢业，熙之象”，也就是社会欣欣向荣、非常兴盛的样子，这些都是他亲眼看到的，所以请人画了《太平欢乐图》进呈给皇帝。易言之，金氏为了表现民安乐岁的圣朝佳话，找人画了令人移情悦目的一百幅图。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其内在的涵义是指——只有当社会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人们才会想到动用礼俗的力量来规范社会，平成天地，治国化民。由此，《太平欢乐图》引经据典，探源竟委，证以盛清时代杭嘉湖各地的市语衢谣，形象地反映了长夏余冬灯宵月夕的劳作和生活，勾勒出靡丽纷华的生命景观。
光绪本《太平欢乐图》中的最后一幅《除夕欢乐图》，说明文字这样写道：“浙江岁除，家户买五色画纸粘于壁牖间，其画有《太平有象图》、《眉寿福禄图》及《和合如意》诸图，总名之曰《欢乐》。”所谓《欢乐》，应当也叫《欢乐图》，这本是江南一带颇为流行的风俗节物。关于这一点，稍后的《清嘉录》在十二月条下写道：
门厅之楣，或贴“欢乐图”。图皆买自杭郡，以五色为一堂，剪楮堆绢，为人物故事，皆取谶于欢乐，以迎祥祉。案：马如龙《杭州府志》谓之《合家欢乐图》。
《清嘉录》是嘉、道年间吴县人顾禄编纂的反映苏州地区社会生活的一部民俗著作，书中指出：江浙一带的人家除夕都要贴《欢乐图》，或叫《合家欢乐图》。由此看来，或许，《太平欢乐图》就是在民间日常节庆中的《合家欢乐图》的启发下，将《欢乐图》从“合家”推广到“天下”，企图营造出一种举国同庆、咏歌太平的气氛。
《太平欢乐图》之后，描摹市井百态的图书尚有不少，这在海外的一些汉学机构（如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颇有保存。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时鉴教授和美国人沙进共同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画册收录了美国碧波地·益石博物馆收藏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外销画，描绘的是广州的市井生活。所谓外销画，也称中国贸易画或洋画，是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美）。与这些相比，《太平欢乐图》中的一百幅图反映出的都是在统治者眼中从事正当职业的百姓之安居乐业。而在中国外销画中出现的如演法（走江湖）、卖假药、卖私盐、打卦算命、睇风水、和尚募化、盲乞儿、唱卦知、发疯妹、凤阳乞丐等社会边缘人群，以及一些看上去上不得台面的职业，如换屎精、倒尿娘、赌尿佬、卖老鼠药和设鬼（做法事）等，则绝不见于《太平欢乐图》，从这一点上看，难怪《太平欢乐图》会让虚荣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
不过，尽管《太平欢乐图》不无粉饰太平的成分，但从中也可在很大程度上窥见十八世纪民间的日常生活实态。换言之，《太平欢乐图》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映鉴出乾隆盛世江南芸芸众生的红尘凡世。
丙戌谷雨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