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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期，原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及家属下放到鄂南向阳湖“劳动锻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一下子汇集于咸宁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总览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是罕见的。已作古的“向阳湖人”如著名文学家冯雪峰、沈从文，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等，仍健在的如冰心、萧乾、单士元等。其中，现任《英语世界》主编的陈羽纶最富传奇色彩。
       最近，在北京芳群园的宿舍里，我见到陈先生。他已76岁高龄，一头黑发乌亮，双眸神彩飞扬，虽然个子矮小，却显得格外精神，回首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千。
       1968年10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的指示，但始料未及的，这一指示不幸被野心家、阴谋家们所利用。实际上许多花甲古稀之人和有各种慢性病的患者也没落下，甚至有些残疾人都未能幸免。1969年秋天，年近半百的陈羽纶，因挨整被误诊失去左腿才两个月，也柱着拐杖，拖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向阳湖干校的“五七道路”。
       人们或许对陈羽纶的名字还不大熟悉，而他翻译的一部著名英国小说，人们可能早已读过，这就是发行量极大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陈羽纶原名陈华，笔名英士，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二战胜利前夕，曾赴印缅战区，在盟军史迪威将军总指挥部的前沿指挥所担任翻译。1947年又赴韩国等地考察，后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此间遍游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50年代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决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在香港创办五十年代出版社分社，后携夫人俞士洪到北京定居，负责五十年代出版社总社的重建工作，任总经理兼常务董事，直到1956年下半年，又转入时代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及商务印书馆当编审，“文革”前的十几个寒暑，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特别是翻译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这位博学之士离开游刃有余的“洋字码”海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向阳湖，等待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陈羽纶左腿截肢，头上还戴着“美国特务”的帽子，真是祸不单行。初到向阳湖干校时，商务印书馆的4个人挤住在一间小房。陈羽纶行动不便，也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向阳湖，他用右腿踩缝纫机，认认真真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有时还在小卖部代卖香烟。陈羽纶最感困难的是吃东西靠别人代拿，尤其是上厕所十分不便，农村下雨泥泞多，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去……苦是苦，但陈羽纶不怨天尤人，他总是想，“文革”中那么多大人物都遭厄运，自己小人物一个算什么。
       陈羽纶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和善良到近乎腐儒的典型文化人。然而他大智若愚，对人生和社会有着独特的思考:“我的体会，中国太穷，许多人的文化素质低，知识面窄，视野不宽，才导致极左思潮有市场，什么事都可以往上贴标签，附和者不少，这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表现。”陈羽纶举了一个例子，干校有位学员的夫人从外地寄来一盒巧克力被人发现了，竟受到批斗。会上有人说:“我们饭都吃不好，他还吃洋玩意儿。”有的说:“巧克力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时刻想着农民”，等等，而真正的读书人身临其境，除了提醒自己今后处世要慎之又慎，还能说什么!
       陈先生又谈起自己在干校的读书生活:“当时，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为了不使脑子变得迟钝，我开始有计划地重习英文。可是，干校只能读《毛选》，连看诗词歌赋都有问题，何况外语?如果被发现，少不了会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只好秘密进行。向阳湖的蚊子特多，晚上我便躲进蚊帐里，点起小油灯，将英文小说包上别的封皮偷偷地看。有时竟入了迷，完全忘了一切烦恼和屈辱!”
       身处逆境的陈羽纶，仍然忍辱负重，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不愧为向阳湖文化人的优秀代表!他回京恢复工作以后，痛惜许多宝贵时间白白浪费，时刻都在考虑应该干点什么，能够干点什么。当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外语热潮时，陈先生不由得想起建国之初，知识分子为报效祖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政治环境。那时，他主持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和葛一虹办的天下出版社、朱葆光办的中外出版社(当时国内3家最大的私营出版社)并驾齐驱，甩开膀子大干事业，多么红火啊!他认为机遇再次降临，便主动向商务印书馆领导请缨，独撑门面办起了《英语世界》，为英语学习者架设起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1988年至1989年，陈羽纶被聘为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在国外讲学期间，他碰见过不少留学生，有的人热情地称他陈老师，感谢《英语世界》为他们走出国门深造立下汗马功劳，许多海外的中国青年人从此和他建立了通信往来。不仅如此，他多年来在出版界担任英语教科书、英语读物、词典的审订及编译等工作，仅主编的《英汉小词典》在国内发行便达1000万册。1992年陈羽纶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载人《世界名人录》，次年又被美国传记协会载入《世界杰出人物名人录》，作为商务印书馆教授级编审、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享受着国家一级特殊津贴。
       如今，陈羽纶的夫人和3个儿子都远渡重洋，老大在美国学计算机，老二在澳大利亚当企业家，老三是在英国留学的博士。他家庭美满，事业兴旺，可谓功成名就，难道不想享享清福，和妻儿共享天伦之乐吗?他的回答是:“办好《英语世界》，是我余生的寄托。我也不是没想到出国，洋房、汽车都不用愁。但那种生活会使我对比解放前在沪看到的白俄，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不愿在异国他乡被人看不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自讨苦吃，《英语世界》创刊时我已到了退休年龄，算是返聘。因为我看见有些老头或者整天下象棋，或者是提个鸟笼在公园里悠哉游哉，总觉得没多大意思，我一心想的是多干点事，补回过去荒废的岁月。我现在身体还吃得消，经常工作到半夜两点。虽然我年龄大了，但又不服老，自己忘了自己的岁数，所以题了个‘忘年宅’的斋名自勉……”
       陈先生的话，似一阵清风扑面而来。最后，我不失时机请他题个字，他欣然应允，稍加思考，挥毫写下一串欧式长句:“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是啊!中华儿女如果都具有这样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实现四化指日可期!一个生命已走近了夕阳黄昏的残疾人尚且如此，岂不令四肢健全而整天无所事事者汗颜?
       (鄂楠摘自《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