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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父母在一个流动单位，天南海北地跑，可一下车，父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了单位的介绍信，给我联系就读的学校，短短的3年，我就在贵州、四川、山东、安徽等省换了7所学校。
       我最大的恐惧和厌恶就是上学，学校常常让我从恶梦中惊醒或哭叫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先天性右足残疾，不同省不同学校、不同口音不同姓名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送给我一个相同的称呼“马蹄子”。这外号让我自卑、心烦。一到学校，我就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新同学失去那种好奇心，让他们在熟视无睹中不再注意我这个“动物”。可往往我刚刚和新学校熟悉起来，父母又把我带上了火车，下了车又把我送到另一所新学校。
       我的自卑、惊恐、茫然是难以诉说的，不知用功，不和同学交往，不但成绩一塌糊涂，心灵也混浊脆弱。课余时间我很少走动，体育课则躲在一个角落观看，如同一个偏执而仇恨的小兽。
       那是在冬季，我转到一个新学校的第一天。当老师把我领进教室，向同学介绍完我，我以特有的姿势走向一个空位时，全班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在了我身上。我则在忐忑不安之中上完这节课，什么也没听进去，预感到不祥。果然一下课，事情就发生了，不但本班，而且外班成群结队的学生过来围观我。高年级的学生还把我从座位上推拽起来，让我走几步给他们看。直到老师进来，才制止了这一切。
       可是，一放学，我又被包围住了。我的沉默和企图冲出包围的反抗，激怒了一些孩子，他们开始打我、踢我，用脚踩我右边的残足。我无奈、无助，这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父母。当寒冷的暮色四起时，这些人还不愿意走开，他们没完没了，我开始哭泣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这时传来一声大喝，接着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冲进来，挥动着强壮有力的手臂驱赶那些孩子，把我拉进了他家。这是一个十分简朴的家。中年男人倒了盆热水，把一块毛巾放进去，给我洗了脸，然后，让我在一只木凳上坐下，什么也没问，忙自己的事去了。我一个人无聊地坐着，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家。过了一会，中年人出外看了看，大概是确信那帮孩子已经走了，才让我回家。他对我说:“没什么，好好上学，做个有用的人。”
       回到家我对谁也没讲刚才的事，我躺在小床上，想着一天的事，想着强壮有力的中年人和那句简单的话，最后想到了学习，渐渐地我感到以后的生活和人生有了落脚点。从那以后，为了有用，我开始努力学习功课，很快从班里的倒数一二名，成为第一名，初中毕业考取了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又考取了重点大学。在求学的岁月里，我不再畏惧体育课，而以我特有的方式跳、跑、踢、拉，高中毕业达标且优秀，以至于刚人大学时，大学以为我隐瞒了身体状况，调出我的档案复查，结果档案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右足先天性残疾，马蹄足”。记得我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母亲对我说:“孩子，你比谁走得都顺利。”
       为了更有用武之地，我拒绝了南方一家报社的招聘，调到了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高中语文教师。虽然做了两种假肢，可我一直不愿穿它们，而把我的真实显示在众多的学生面前，干净利索地参加着多种体育活动。每过3年，我都会迎来一批新学生，他们对我也会露出惊讶和好奇，虽然也让我略有紧张，但很快地，我给予他们的关于自然、人生、社会的思辨和体验，就折服了他们。当他们一批批走入高校、走向社会时，我相信我尽了最大努力，发挥了我最大的作用，这从每到新年雪片般飞来的贺卡上看得出。学生们给予了我最诚挚的祝愿和感谢，我坚信每张明信片对我都是无价的。
       其实，我只不过把我受到的恩泽再传给更多的人，在无数挫折、困扰面前，我都会重温那句话:“做个有用的人。”
       (吴楚楚摘自1997年5、6月号《涉世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