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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里贴满了招聘暑期工的广告。我和阿惠决定假期不回家了，打一个月工赚些下学期的学费。
       金山大酒店的条件非常诱人，招收相貌端正的女大学生作服务员，早晚两班，每班4小时，一班12元，管一顿中饭，小费归己。所以连我和阿惠在内，它一共招了10名女大学生。
       酒店内部用日式拉门隔成一个个单间雅室。第一天去上班，换上酒红色的统一服装，扎上雪白的小围裙后，老板和老板娘联合给我们训话。老板矮胖精明，一副很诚恳的表情:“我知道你们几个家里都很困难，我们绝不想从你们身上捞什么，只是体谅你们读书不容易，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老板娘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腰包，妆化得可以立即上舞台，她第二个发言:“但出来打工优待得按规矩来。第一，上班时必须化妆，脸上得时刻带笑，谁砸了客人的兴致我砸谁的饭碗；第二，你们几个人先试用10天，每天按10元工钱，干得好接着按15元钱干，出差子的就请走人。”我们10个人站成一排，谁都避免抬起头直视她那黑黑的熊猫眼，同时也试图逃过她那如刀似箭的唾沫星子。“第三条嘛，你们可是我高价请的，所以得带上校徽来上班。”10个人中起了一点小骚动，我不安地偷视左右，几个同学的神色都很困惑。“对不起，我想这第三条不合适。”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响起。老板娘的眼睛眯了起来:“谁说的?”我左首边一个苗条的女孩子站了出来，我知道她是与我同校的法律系大三学生，一向以口才著称。“打工是我们个人的事，与我们的学校无关。我认为您这个要求对我们学校的名誉，对我们自己的尊严，或者对您和老板的愿望出发点都是不合适的。”我觉得空气骤变得紧张了，只见老板扯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的老板娘，笑眯眯地打圆场:“好，不愧是大学生，想得周到。戴什么校徽呀，怪麻烦的。好了好了，干活吧!”
       从早上10点干到午后2点，我们早班5个人和晚班5个人一起坐下吃饭，大圆桌上只搁了一大盆土豆炖茄子。有一个女孩子吃完后又去添了一勺，老板娘狠狠地盯视着她一口一口往下咽。结果我们剩下的9个人不论饥饱都只吃了一碗饭。
       第二天吃饭时，只剩下了9个人。晚班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告诉我，昨天那位师姐被老板娘撞了一下，结果打了一个碗，被扔给10元钱后“炒鱿鱼”了。我的心一沉，这工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饭店门口竖起了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服务。”后面一连3个夸张的惊叹号。饭店门口的车马上多起来，我们几个忙得头晕腿软，老板老板娘却乐得合不拢嘴。
       我和阿惠负责7号、8号两个单间。我刚从上菜口把菜名传过去，就看见阿惠含着眼泪，踉踉跄跄地跑进来。我抓住她急切地问:“怎么了?”她嘴唇颤抖:“他们欺负人!”我放开她，快步走到8号间门口，一阵哄笑正刺耳地传出来:“到底是学生，摸一下手就吓成那个样子。”“哈哈，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老子有钱，她就得来侍候我这个小学生!”哈哈……”我想冲进去，想叫想骂，但脚却像钉在了那里，我只能使劲儿地攥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戳进手掌，有种钻心的痛。
       第三天吃午饭时，我发现又少了一个人，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那个女学生。她一直站在门口当迎宾小姐，昨天一群韩国人来吃饭，出门时借着酒性动手动脚，被她毫不客气地甩了一巴掌，所以她也不见了。
       这天的菜是土豆炖豆角，老板娘不再担心我们多吃了，因为大家看上去都食欲不振。老板娘正在品评那位被解雇的“假清高”小姐:“来干活不就为了赚钱吗?当服务员还摆什么臭架子!没让你们三陪吧?摸摸能少块肉还是怎么的?”有人第一个放下筷子，我们也都默契地起身，却被一向“和蔼可亲”的老板止住了:“先别走，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昨天店里生意不错，客人们都夸你们气质好。我准备在此基础上再搞一点小创新，啊，一点小改革。”他犹豫了一下，看看我们这8个温文尔雅的女学生，说:“你们也都看到了，咱们这儿的装修带点日本风格，所以我想从明天起，让大家实行日本的‘跪式服务’，创出我们自己的服务特色，怎么样?”
       我内心深处有种怒意腾然升起，开口时声调冷得让自己都直发抖:“那外面的招牌是不是也要改为‘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跪式服务’呢?”老板的笑脸慢慢消失了，“这只是服务方式上的改动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你昨天不是得了50元小费吗?跪式服务后100元钱都轻松赚。”愤怒之火已经在我全身燃起，我深吸一口气，强令自己挺直脊梁，正视他的眼睛:“如果你们想利用某些人以金钱奴役知识的渴望来赚钱，那是你们的事。我们并不介意为赚了大钱的小学生服务，这是用我们的劳动正当赚钱，绝无羞耻之处。但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所以我们不会下跪。让我们所代表的知识跪倒在你和另一些人所崇拜的金钱面前，我们更是跪不起!否则倒下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格与尊严。”老板娘在一旁终于得到机会，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你听听，你听听，我就知道她是碴子，非挑事不可!”我冷冷地看着她，另外7个人的目光和我一样冷，站得同我一样直。我知道我并不只是代表自己说话。老板、老板娘也自然知道。
       第四天，我仍去上班，很本份地工作，他们没直截了当地叫我“开路”，只是沉着脸，不停地挑三拣四。我努力不出一点差错，甚至当老板娘故伎重演来撞我时，我也身手敏捷地让过，没让手里的大盘小碟有一个落在地上，还能挪出时间对同学紧张的目光安抚地笑笑。
       就要交接班时，一张7人桌该结帐了，这些人看来是熟客，老板送了一个菜，还和他们干了一杯，老板娘更是眉目传情的不在话下。可结帐时两个人却都失去了踪影。最老实的丽负责这桌，她微笑着报出:“330元，先生。”为首的那个大块头潇洒地挥手:“老规矩，挂帐。”起身就走。丽不知怎么处理这局面，急得直喊:“先生，不行的，您跟老板自己说行吗?”大块头“嘿嘿”两声:“他敢说不行，你让他自己去我那儿拿钱”。顺手在丽的脸上摸了一把，吓得她直往后退，差点儿没坐地上。而他们，扬长而去。
       我们冲上去扶住丽，身后却突然炸起一声“霹雳”:“谁让你们挂帐的?这桌钱你赔!”是老板娘，眼神尖利得像能割下肉来，老板则不吭声地站在她身后，眼皮耷拉着。丽迭声分辩:“不是的，你们看到了，我要钱了，他说和您认识，总挂帐的。”“谁和他们认识?都像你这么干，我们喝西北风去呀!”我忍不住了，转向老板厉声说:“这不公平!你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事不能怪阿丽!”“啊哈”，老板的眼皮抬起来，老板娘也兴奋了，“真有人打抱不平啊!要你们跪，你们长篇大套地说什么尊严，转过身就‘坑’我们让我们赔老本!好，我们庙小养不了大菩萨，你请吧!至于阿丽，拿得出330元现在就走，拿不出就给我干活去!什么公平不公平，反了!”看着他们暴跳如雷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滑稽极了，有种想大笑的冲动。事实上，我确实笑着摘下小围裙，轻轻地放到桌上:“你们不值得我和你们讲什么道理。4天，40元钱划给阿丽吧，算赔给你们的。”骄傲地抬起头，我坚定沉稳地向门口走去。“等等。”是阿惠的声音，我转过身，她正把围裙放在桌上:“我的40元也划给阿丽，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另外6个一模一样的宣言响起。当最懦弱的阿丽向我们走来时，她看上去是那么勇敢、坚强，我们8个人，4个人干满4天，是160，4个人干满3天，120元，合起来是280元。”我的话音还未落，阿惠把50元钱塞到了我手里，我感激地向她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将钱扔到地上:“加上这50元小费，330，两不相欠!”老板的脸色难看极了，努力地想挤出一丝苦笑:“这怎么说的呢?有事好商量，你们一走我们怎么办?”我忍不住抛下了一句临别赠言:“您和老板娘可以亲自上阵，实行跪式服务!”
       门外的天蓝得让人神清气爽。我们8个人一起站在街道上，眼里都闪着泪光，却都突然开始大笑，吐尽心中恶气浊气地痛痛快快地长笑。往来的人流都诧异地望着我们，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这4天的打工经历，但我们却会把它牢牢地记在心底。
       接下来的暑期和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仍会去打工，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因为我们需要钱。但有一点我们却一定会永远坚守，那就是，我们绝不会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晴日、宋卫荣摘自1997年4月25日《特区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