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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时，常看“笑星”考斯比的节目。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小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人在家时，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样，把屋里闹得一团糟。他妈妈回家时，站在门口，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难免要目瞪口呆，从嘴角滚出一句来:啊呀!我的耶稣·基督……他以为是说他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以至后来到了教堂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他总以为是在夸他，心里难免麻酥酥的，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人家高叫“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世主”，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再以后，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正常，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原来他不是耶稣，也不是救世主——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就一点都不逗了。这后半截是我加上的。
       我小的时候，常到邻居家里去玩。那边有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经常独自在家。他不乱折腾，总是安安静静跪在一个方凳上听五斗橱上一个匣子——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发现里面有4个灯，一个声音粗哑的舌簧喇叭，总而言之，是个破烂货。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广播员端正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两声，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他还远够不上是同志和战友，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考斯比之外，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字号。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
       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字号时，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有一个时期，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说他们最敢闯，最有造反精神。所有岁数不大，当得起那个“小’’字的人，在臭美之余，还想做点什么，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教师，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的轻狂。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说当时穿身旧军装，到大街上挥舞皮带，是种Sexaymbol。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岔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
       80年代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作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罗桂英摘自《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