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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上初中。
       老家离繁华的城区只有毛把钱路程，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直长到12岁，还没有上过宽阔的大街、没见过城市究竟是个啥样子。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学校放假让学生捉癞蛤蟆，取蟾酥。蟾酥，就是癞蛤蟆耳后腺和表皮腺体的分泌物。据说，一斤干蟾酥，可从加拿大换回25吨小麦。听人说，城郊菜农的菜地是癞蛤蟆喜欢生存的地方。于是，同学们想三五成群结伴远离家门，到城郊去“捉”癞蛤蟆。
       这，的确是一次好机会。我可以假捉癞蛤蟆之名，取进城之实了。同学们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乡下的孩子恐怕只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城里开开眼界。
       我，看准母亲忙完一件手中的活，便凑过去向母亲提出要去城郊捉癞蛤蟆的事儿。母亲拿眼直盯盯地瞅着我。我心里有点发虚，但凭往日的经验，母亲一般不会拒绝我的要求:一来我在姐弟四人中排行最小，上面三个都是姐姐，我是母亲的心头肉；二来这次活动是学校的集体活动，母亲历来是一个好家长。可这次有点不同寻常。她半天没讲话，回过头去又忙起手中的活:
       “要是不捉癞蛤蟆，就评不上‘三好生’。”我嘟囔着。母亲终于发话了:“不要去了，走这么远的路，城郊的乱石堆里也不一定有癞蛤蟆捉，而且还担险。”我争辩道:“是到城郊菜农的蔬菜地。”母亲又不言语了。
       我望着母亲转过去的背，就像霜打的茄子慢慢缩到了母亲衣襟下面。不多时，嘴角便尝到了眼泪的咸味。
       不知是母亲的心被打动了，还是被刺痛了，她的眼眶红红的，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你到二婶家借四两糯米。”
       母亲一边说着话，手中的活一刻也没停下来。我立刻懂了母亲的话……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糯米煮成了饭，再刮了两勺用来招待贵客的红糖，裹成两个饭团，用塑料纸包好揣到我口袋中。临近上路时，母亲从衣橱的顶部摸出一个荷包，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翻开来，最后露出几张五元的、一元的和几张角票。母亲将荷包托在手上，看了看说:“这是你和三姐下学期的学费。”然后，从中很郑重地拿出一毛钱放进我的手中，再三嘱咐要藏好，路上买杯水喝、买根油条吃。
       母亲将我送出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望着我和同学们一道连蹦带跳地上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太阳越升越高。两条腿也灌了铅似的慢慢变得沉重起来。同学们边走边吃起了自带的鸡蛋，而我摸了又摸口袋中的饭团，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实在渴了，我想到了手中的一毛钱；实在饿了，我捏一捏卑微的一毛钱。好多次，我真想花掉它，想用它去买两根香喷喷的油条和一杯开水，潇洒一回，不枉我上城一趟，但我还是没有花。母亲给钱的情景，使我懂得一毛钱的分量，正是母亲日夜操劳一毛钱一毛钱的攒聚，才有了我姐弟几人的学杂费；正是母亲省吃俭用一毛钱一毛钱的积累，常年漏雨的草房上才有了越来越多的瓦片。一毛钱啊!我知道它对我们是多么珍贵。因此，攥钱的手总是越捏越紧，慢慢感觉不出一毛钱的存在，有时不得不将拳松开轻轻揉一揉，以恢复手心的知觉。
       不知几时，太阳已暖烘烘地挂在头顶，渐渐也看到了越来越高的烟囱，越来越宽的马路和越来越多的饭店。这告诉我，已经来到城里了。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店，我不敢多留恋，只能悄悄把它们记在心里。因为我答应母亲是来抓癞蛤蟆的，若抓不到，回去又怎么交待?于是，便和几个同学径直朝蔬菜地走去。
       等到了菜地，大家顾不上太阳的烘烤，在菜地的土沟里、灌渠旁和小池塘四周的草丛中往返穿梭，一旦发现，我就轻手轻脚地绕到它的背后，接近、再接近，扑过去摁着它。虽然不是第一次抓癞蛤蟆，但它疙里疙瘩的表皮令我生厌，令我毛骨悚然，想丢掉它，但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因为取到蟾酥，既可到药店换钱，又能完成学校的指标，受到老师的表扬。不知怎的，在捉癞蛤蟆的时候，我偏偏忘记了手中的一毛钱。突然想起，不禁为之一惊，等松开手一看，一毛钱，我的一毛钱呢?顿觉心跳到了嗓子眼，我急忙扔下手中的癞蛤蟆，埋头就找，原来钱就掉在脚跟后面。从此，我攥钱的手再也不敢轻易拔出口袋。
       回到村口，太阳已经下山。母亲站在村口最高的那棵老槐树下接我。大概听到别的孩子的说话声，她老远处就唤我的乳名，也许是母亲过分的慈爱，听到母亲唤我，两腿立刻就软了下来，似乎觉得连答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把我驮在背上，并告诉我她在家已给我捉到了几只。我的眼圈不禁一热，泪水差点掉到母亲伸长的脖子上。因为母亲一向看到全身疙里疙瘩的癞蛤蟆，就会急忙闭上眼睛躲开。肯定是我那句“抓不到癞蛤蟆就评不上三好生”的话，害得母亲为了我而去抓癞蛤蟆，因为母亲一向要强(她唯恐因了她穷，没有文化而孩子受委屈)。
       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口袋中的两个饭团碰到了母亲。回到家中，她摸了摸两个饭团子，扒开我一直紧攥的手，看到了揉成一团近乎被汗浸透了的一毛钱。我以为母亲这次会表扬我，但母亲却重重地打了我一巴掌。
       我哭了。母亲也掉泪了。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了母亲的那一巴掌，真正地理解了什么叫“打是亲，骂是爱”了。
       后来，在新兵连第一个月拿到6元钱的津贴费，我全部寄给了母亲；提干后，我每月都会给母亲寄去零花钱，而且从不间断。
       (周建定摘自《山西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