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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芳，上海姑娘，1988年——1992年当了4年兵，任过班长、文书、代理分队长。退伍后，应聘到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一家公司，先做职员，很快升为生产计划课主任。近日，她向本文作者谈了她与日本老板之间的一些事情……
       他就看中了我是个退伍女兵
       说心里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对日本人也没有多少好感。在见到我的老板之前，我心里悄悄想的是，看看那位跑到中国来做生意的“鬼子”是什么模样，什么作派。
       只见他坐在一张形状古怪的写字台后面，目光冷冷地朝我射来。他四十来岁，白胖胖的脸，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看不到那种凶恶的“鬼子形象”。而且，我一到他近前，他就站起来，冲我略一弯腰，右手一伸，示意我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
       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的来应聘，对我的公司什么的兴趣?”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挣钱多，有作为。”他的目光一垂，又问:“还有没有?”我摇摇头。他的眼睛抬起来，逼视着我说:“你的不想通过我的公司去大日本的干活?”我迎着他的目光，略带严肃意味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想到日本去。再有，我认为日本并不大。这么多日本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就是证明。”我以为这话对他是个刺激，谁知他听了竟哈哈笑了几声。笑毕，他的态度略有改变，和善了一些。我掏出事先打印好的个人简历表，上前一步放到他的写字台上。他拿起，挺认真地看一阵子，然后抬起头来，脸就生动了许多，带有兴奋的口吻问我:“你是退伍女兵?”我点点头，看得出来，他对这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看了我好一阵子，忽然问我:“我的公司没有分队长的干活。你的来做职员，干得大大的好，再管人的干活!OK?”我轻轻说:“OK。”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张表，让我签字。
       出门时，我抬腕看看表，我的应聘成功，用了8分钟。
       第一次拿他的红包
       他分配我的工作是处理文电、信件和报纸，以及来客的接待工作。为此。我自己买来日文教材和磁带，报名参加了一个日语培训班，用晚上时间学日语。
       十几天下来，总的感觉是一个字:累。老板的工作标准极高，容不得职员有半点马虎和懈怠。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他对工作干得不称他心的职员说“八格”(日语“八格”，即中文“蠢猪”的意思——原刊注)。看上去斯斯文文颇有文化教养的人，时不时地吐出“八格”，真让人费解。我为了不遭受那句难听的“八格”，就尽力把工作干得漂漂亮亮，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有一天早晨一上班，老板向我要一份文件。我记得清清楚楚，两天前他从文件柜里取走了那份文件。于是，我把所有文件都搬出来，放到他的写字台上说:“老板，你已经取走了那份文件，不信你自己看。”他张口就来了句:“八格!你的管理文件不好，你的把文件丢了，你的大大的不负责任!”我生气了，说:“这样吧，老板，请你认真的找找你的一切存放文件的地方，果真找不出来，就算我丢了，我认罚，炒了我也行。你要是找出来……”我不说下去了，用眼睛逼视着他。
       听了我的话，他又着急又无奈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好一阵子，只好动手找他的办公地方。我看着，心里暗想，或许他把文件丢了，忘到什么地方去了，找不出来了。要那样，他不会认账的，我就准备着走人吧。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只见他的手突然僵住，接着整个人像木头似的僵住了。看着他那尴尬中掺着惊喜的样子，我松了口气，他找到了那份文件!
       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整理文件，忍不住嘟囔了一句:“真不知谁八格。”……没想到，他用右手食指点着自己的鼻子，轻轻的却又是十分清晰地说:“我的八格……”然后冲我一弯腰。
       我把文件整理完以后，想到在部队上管理文件，不管谁借阅，都是登记签字的，就灵机一动，对老板说:“我提个建议，搞一个文件登记本，公司里不论谁借阅文件，都要签字后再取走。”他思忖片刻，大拇指一挑:“大大的好!”
       月底发薪水之后，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在写字台后面端坐着，脸上溢着动人的微笑，他说:“刘小姐，你的工作大大的出色，我的要奖励你。”说着，把一个红包放到写字台上，朝前一推。
       他的第一个红包，整整1000元人民币。
       加入他们的夜生活
       一天下午，日本方面的一个客户来了一帮子人。老板同他们谈完生意后，来到我工作的与经理室一门之隔的办公室，笑容可掬地说:“听说刘小姐晚上日语的干活?”我正复印一套资料，就点点头。他站在我身旁，继续说:“我的有几个日本朋友，日语大大的标准，你的和他们在一起，他们的教你。”我这才醒悟过来，想婉言拒绝他。但是，当我转头看到他含笑期望的目光时，嘴边的拒绝话咽回去了。
       晚上，我和公司另外5名女员工，跟他们一行6人去外滩附近的一家大酒店。日本人爱喝酒，爱唱歌。他们并不奢侈，不喝名贵的XO之类，只喝了一般的黄酒。喝足了酒，开始唱歌。日本人唱歌时很热烈，很投入。他们唱日本歌曲，我听不大懂，但音律还是挺好听的。
       老板醉意浓浓地非让我唱。我就说:“这里的歌，只有一首会唱，可惜今天不便唱。”他问哪首歌。我就翻开歌单指给他看。那首歌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对，我那时就是乘着酒兴和他开个恶作剧式的玩笑(说到这里，刘晓芳格格地笑了一阵)。
       我以为老板看了会打消让我唱歌的念头，没想到他只是略一愣，就仰头哈哈大笑，说:“大大的好!就唱这一首!”我用假嗓子，以男高音唱完了这首歌。大家一阵起哄。我坐回原来坐的沙发时，老板附在我的耳际悄声说:“我的爸爸爷爷没有鬼子的干活，你的放心大胆地砍吧!”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老板又来到我的办公室，还是笑容可掬地说:“刘小姐的酒量大大的，今晚的请客，刘小姐肯光临?”我自信能把握自己，能应付各种情况，就答应了他。下班后，他把我拉到一个中档的歌舞厅，地处偏僻的小街。一看这环境，我就明白了他的企图。果然，他把我领进一个可以锁上门的双人小包厢，他点了满满一小桌吃的，要了三瓶黄酒。我坐在他的对面。他在清醒的时候，还是斯斯文文的。喝到五六分醉，就开始失态。他瞄着我说:“刘小姐大大的漂亮，我的大大的喜欢……以后我的公司大大的需要你，我要大大的提拔你!我的不叫你刘小姐，叫你芳芳可以?”我认真的样子听他讲话，点头回答他:“我是你公司的职员，随你怎么叫我。”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取出一打百元的人民币，放到我面前，说:“你的收下。”我把钱拿起，放回他面前，说:“老板，你下午说是请我喝酒呀!你请客，我应当感谢你才是呀。我跟你出来，就是和你喝酒的。我可不是在这种场合赚钱的女人。如果那样，我又何必到你公司超负荷的做事呢?”他听完就沉默了。
       从那天以后，他再不单独约我出去，而且对我的态度冷淡了许多，到月底也没给我红包。尽管这样，我觉得他不会炒了我，因为我的工作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做生意的，说到底少不了真正干事的人才。果然，到下个月末，他又恢复了我的红包。
       我凭着自己的苦干，终于被升职。在我到公司整整一年的时候，老板提拔我为生产计划课主任，兼管车间的人员进出和生产分配。
       去掉他的“八格”
       一天，一位上海姑娘挨了老板的骂之后，先是用上海话回敬他，老板从那表情里看出她不服，就骂得更凶了。那位姑娘会一些日本话，干脆用日语和他对骂起来。大庭广众之下，老板觉得损害了他的尊严，气急败坏的像头狮子，大声吼叫着，挥着胳膊让那位姑娘滚。姑娘毫不示弱，也大声喊叫着让老板滚出上海去，滚出中国去。
       我听到消息赶到车间，女工们见我来了，纷纷围拢来，诉说老板的不是。我挥挥手，说:“你们先回各自的位子上去。”女工是很听我话的，一个个看着我，散去了。这时老板还在和那姑娘拉扯，几位女工在拉架。我走过去，高声说:“老板，你该住手了!”然后对她那个班组的领班说:“先送她回家，剩下的事我来处理。”领班送那位姑娘走后，我转头对老板说:“我是这车间的管理人员，你请回吧。”老板正歇斯底里发过之后不知所措，听了我的话就有了台阶下，瞪我一眼，哼了一声，走了。
       我在车间里安顿一阵子，就上楼来到经理室。这时老板还在生气，坐在写字台后面铁着脸抽烟。见我进来，他狠狠地瞪我一眼，说:“我是老板!我的尊严大大的重要!你的要让她们的明白!”我说:“下级服从上级，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我已经在工人们中间建立起纪律观念。但是，服从不是受侮辱。你口口声声要你的尊严，难道工人们就不要尊严吗?”老板听了这话一愣。他的脸色缓下来了，瞅着我说:“我的没有侮辱她们。我的‘八格’是习惯的干活。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口头语吧!”我见他态度好了，也把脸色放舒缓，真诚对他说:“老板，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你那日本的口头语，拿到中国来使用，是不行的。你不知道，中国人听了你的‘八格’，会联想起当年你的父辈们侵略中国时的凶残。”老板听了这话，忽地沉默了。好久，他抬起头说:“刘小姐，我的郑重声明，我父亲、我的父亲的父亲，都是商业的干活!他们没当过侵略军的干活!”我明白他此时的心情，就说:“老板，这我理解。可是，民族式的印象，会涉及到所有人的呀!你要想在中国做大大的生意，就必须用你的行为方式建立良好的形象……”
       老板到底听取了我的建议。他努力纠正了口头语，不再朝女工们发凶。他还和我一起，到那位上海姑娘家去道歉，请那位姑娘回厂上班。
       谢绝他的求婚
       自从我那次在小包厢里拒绝他的非分之想后，他再没对我提过单独出去的要求。但是，从他的细微表情里，我发现了我在他心里的位置。那是除了我在公司的职务以外，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位置。如果说，他和别的女人出去过夜是逢场做戏，那么他对我是真的有了感情。我知道，他对我的感情，是建立在我特有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对他的动心于我，我装着看不出来。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发展那种感情……
       一天，他回国办完事回来后，把我叫到经理室，取出一个红色盒子，表情异样地递到我面前，笑眯眯地说:“打开看看。”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金项链，一对耳环，一枚钻戒。我装傻:“老板，要我替你保管?”他忽然用双手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芳芳，这是送给你的。你的大大的好!我的要和你结婚!”我浑身一激灵，挣出双手，随即把手里的盒子放到写字台上，严肃地看着他，说:“和我结婚?老板，这太不现实了吧!”
       他忽然仰头哈哈大笑起来。笑罢，极认真地看着我，激动地说个不休:“芳芳，你所说的不现实，是说我的有家庭有太太吧?我的告诉你，这次回国，我的正式向太太提出离婚!和她离了婚，咱们的不就现实了吗?芳芳，你的漂亮，让我喜欢；你的才干，更让我喜欢!咱们的结婚，共同的办公司，做大生意，其不乐乎?……”
       我冷静地听他把话说完，说:“老板，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你的求婚，我不能答应。我说的不现实，不光指你那一方。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的感情很深很深……”
       老板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僵住了。显然他没料到我会拒绝。他茫然、失望地呆呆看着我。我默默转身告辞。我走到门口时，听他在我身后梦呓似的说:“刘小姐，你的再考虑考虑……”他并未完全死心。
       一天，老板的太太很突然地出现在公司里。显然，她是为丈夫提出离婚一事，找到中国来的。她长得不算漂亮，但很有气质，有一种文化女性的感觉。后来听说，她在她的家族开办的电器公司里担任工程师。她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两三个小时，没有听到一声吵闹。然后她在丈夫的陪同下，在公司这儿那儿地看个遍。她最后才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是单独和我谈谈，她丈夫就离开了。
       “你果然很有魅力。”她笑着开口说，表情、口吻里没一点恶意。接着，她说，她丈夫把我的情况对她介绍了，她对我表示钦佩，她同时理解丈夫。但是，她不想和丈夫离婚，希望在这点上我能帮助她。她说得很直率，直率得让我感动。于是我用日语对她说，我已经对她丈夫声明了，我绝不会答应她的丈夫的求婚。同时，我也直率地告诉她，我不想离开这家公司，希望她能告诉丈夫，今后别再存有那种念头，我们永远保持纯正的事业关系。她欣然答应了。
       老板的太太回国后，老板再见到我时自然多了，像是获得一种解脱似的。不过我心里明白，感情这东西是不能靠道理和理智消除干净的，他只是把对我的追求埋在心底罢了。这永远是个顾虑。我最近已在悄悄地盘算，怎样取得老板的同意，我自己另开一家和日本电器有关的小公司或者小工厂。那样做很艰难，但我想试一试。独立干一番事业，是我早晚要实现的目标。
       (郑剑华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