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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全球化：期待反思
       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以下简称古）:是否存在一种本质上为世界性的、全球化的、不涉及文化、政治因素的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从科技史研究是否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方向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人们或许会问：科学在本质上是否是一家全球企业？一个人对科学了解越多，是否意味着他越自由？您对此是怎样认为的？
       刘兵（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以下简称刘）:正如您所说，我们可以从文化、政治或是其他的视角来体会科学在全球化与多样性问题上的含义。有些人会认为，如果科学在本质上仅仅只有一种形式的话，那么科学的全球化可能就意味着科学现有的那种形式将成为主导。但是其他人可能会说，这不是科学，或是说它曾经是科学，但在今天看来已不能被称为科学了，只有西方现代科学传统，它发展到今天，并为我们所接受和利用，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里实际上暗含了两层不同的理解。
       古：在刚才的谈话中，您提出了两种科学全球化的含义。其一指它超越并独立于各种独特文化之外，就像我们都会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去研究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又并不局限于这种文化那样。这就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其二可能就如您所说，我们想要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从一种文化背景中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并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这也是全球化。
       刘：关于后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麦当劳。您对此怎么理解?
       古：是的，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都在享用它。但它并不是世界食品，而是美国食品，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例如，“五四”时期的学生们认为，当时的国家和民族正在陷入困境，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引进科学和民主。在那个时代，人们所做的这种选择并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为了生存做出的抉择。而在康熙时代，康熙采用了许多由欧洲耶稣教士传入的他认为是全球化的东西。在当时，从顺治时传下的“太息养心法”也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性的科学。
       刘：我理解您提到的“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所做的那些决定及其背后的考虑。但问题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作为学者我们该怎样评价全球化和西方科学？在“五四”时代，西方科学被用来制造出了枪、炮、船等许多力量非常强大的东西，人们认为这很重要。但现在很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对于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层来说，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这可能正是他们支持全球化，鼓励发展西方科学的原因。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和学者，我们应该在一些方面与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对此做更多的反省。
       古：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也希望在《北京宣言》中能对二十一世纪科学的全球化问题做一些有益的反省。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家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进行规划。我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经济和科学的长期战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中国有能力对一个较长时期进行反省。我一直在想，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特征不是简单模仿欧美模式的？中国是唯一有希望成为这种类型的国家。我认为中国有能力以与欧美等国不同的方式来利用科技。
       中医与西医：选择谁？
       刘：您提出的展望是很可能会实现的。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重点在于研究过去的历史并给出解释，但同时关注当代现状也很重要。您研究过中国古代科技，包括中国古代医药，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目前在中国西药十分盛行，而中药的市场却越来越小。您对此有何看法?
       古：西药的流行，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药品。
       刘：但人们为何会做这样的选择呢？理由是什么？我认为，人们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读书，看电视，看报，看杂志，以及接受学校教育，这一切几乎都是西方化的，人们学习的是西方科学，与科学相联系的文化传统也是西方的。久而久之，这些东西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走进医院购买西药，选择西医治疗的原因。这就是科学全球化的一种结果。
       古：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选择西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像某人在墙上挂一幅画一样，可能是因为喜欢，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人很推崇这幅画。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会考虑选择可以使你恢复健康，远离死亡的某种药。这中间包含着一种信任。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对中国传统医药很感兴趣，我研究过中国传统医药，有时我也会服用成药。但是，当我重感冒或是得了其他一些较严重的病时，我不会选择中药，因为我并不信任中药背后的中医理论。
       刘：您作为研究过中国古代传统医药的历史学家，却不信任中医理论，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您有没有想过，您为什么不信任中医理论？您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关于身体和疾病的医学理论吗？
       古：我们知道，用通俗语言去做关于科学的陈述很困难。但从我个人情感角度来说，我认为在共处于某个时间的不同世界里，可能存在有多种不同的陈述，其中一些陈述对所有人而言都差不多。例如，如果看到有一个砖块朝着我的脑袋掉下来，我想，不同文化中的人都会认为，如果我不避开，就有可能被砸死。在这里，不存在文化的差异。但还有一些不同的陈述，例如，有些人认为疾病与人们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就要调节生活，协调环境。对此，有些人认为是胡说八道。这些关于人类情感状态的陈述，绝对是个人化的。对我而言，问题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能成功地指导实践。科学总是成功地一步步地扩大能让每个人理解的前一类陈述。
       刘：当你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开刀动手术，西医当然更合适一些。但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在很多情况下，有些病症是西医也无法治愈的，那么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您是否会尝试其他的医疗手段呢，比如中医？
       古：就我自己而言，如果在一种传统中无法找到新的、有效的医疗方法的话，没有理由不去选择其他的医疗方法。
       刘：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矛盾？一方面，你相信西方科学传统；另一方面，当其无效的时候，你转向求助于其他你不相信的东西？
       古：我并非完全不相信中医，作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我知道中医中的一些药方是很有效的。问题是，这些药方背后的阴阳五行理论与人体疾病没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五行被用来与人体五脏相比附，由其之间的关联形成的知识具有某种偶然性。真理不应是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当然我不否认经验也可能会起作用。中国在十九世纪才引入西医，人们开始发现西医能解决很多中医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时，中国人对西医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刘：我认为问题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些人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相关，这也是他们追求全球化的原因。您刚才提到过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引入西医，您认为这与现在麦当劳在中国的盛行有无相似之处？中国人选择麦当劳是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是否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古：这是非常好的两个例子。在过去的二百年里，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下接受了这两种东西。但是，不同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文化传统在其间经历的各种故事也重新定义了中国本身的特点。
       风水、占星术与地方性知识：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
       刘：刚才的讨论有些过于哲学化了，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更为实际的话题吧，例如，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先生将西方科学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落后了。我认为，很多人对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感兴趣，很可能都基于认为西方现代科学优于中国古代科学这一基本观点。
       古：所有谈论落后的学者通常都会这样认为。他们常常会从“中国落后了”这一观点出发看中国整体文化的特点。大多数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认为中国当时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在十八、十九世纪发生的事情。例如，冯友兰在他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学的需要。我同意您刚才的观点，有时候要对各种文化进行分类。
       刘：可不可以谈一下您对科学的定义？
       古：人们大体上都知道科学的界限。中国古代天文学能预测日月食，数学能解决很多问题。科学不是普适的，我认为没有一个单纯的东西被称为科学的。对于什么是科学，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范围，这比较复杂。
       刘：既然如此，我们可否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多元文化性？在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不同的系统性知识，我们能否这样认为这些实践活动及其知识也属于科学？
       古：您能否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您所说的地方性是什么意思？
       刘：比如说“风水”，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科学，因为它部分地含有现代科学的元素。还有一些人不从西方科学的标准出发，而从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上来为“风水”寻求一种科学的席位。我们知道，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讲，很难说什么是有效的，这依赖于各种不同的语境。在我看来，科学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惯例，是关于人之外的自然的系统性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使人们理解自然、人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古：我想说两点。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对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很感兴趣。我的研究范围包括两千年以前的科技，当然，“阴阳五行”也包括在内。其次，我认为“风水”的历史是科学史要研究的课题，我们应该了解它动态的发展过程。
       另外，您认为中国人花钱看风水和印第安人花钱占星这两件事有无区别？占星也可以包括在科学的范围内吗？
       刘：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占星术可以被看做是科学的一部分。就像您说过的，回头看科学发展的历史，占星术也是起源于很久以前，也有其动态的发展过程。您是认为风水和占星术都能算作科学史研究的课题吧？
       古：当然是。
       刘：有些东西可以被划为科学，而您又不认为它是科学，这是否存在矛盾？
       古：这是有些矛盾，矛盾是因为有变化。这些被划为科学的事物的本质不确定。现在存在，过去也存在。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地方探求。因此，它是科学又不是科学。那么，您能不能谈一下您对科学范围的划定？
       刘：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考虑。一直以来科学哲学学者都致力于解决科学划界问题，但至今仍未获得一致看法。世界上有很多是我们将它们称为科学，但在其他视角看来却并不是科学的东西。因此，首先我们应当避免去寻找一种普适的理论来判明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其次，有人用科学这样的词汇创造出其他的词汇，来证明别人说的不是科学。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立场。第三，有些东西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就像“风水”。尽管按西方现代科学标准衡量，它不是科学，但在香港、伦敦等地方却有很多人依然相信它。相信与否是人们的权利。
       古：我承认，每个人都可以圈入或是划出他们认为是或不是科学的东西。但总会存在一些极具力量的社会建制在限定科学的范围。例如，在香港，风水就不被社会公共机构所研究。但我认为，关于事物的不同的理性的理论，都能指导人们的实践。
       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都同意不存在关于科学的简单定义。我们都已经解除了对西方科学的单一的想法，即它在世界上占据的主导地位的看法，事实上，它比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为复杂。
       刘：我同意您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拥有一个被称为“科学”的词语，这使得很多人获得了与科学史相关的工作职位。但是，即使是这些历史学家也会研究许多现在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的历史。那为什么我们要固执于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呢？
       作为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全球化与多样性的话题，平衡全球化和多样性的关系，做更好的反思而不是附和大多数人所说的；同时做更多有益的历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多的建议，这才是科技史研究真正的社会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