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历来就备受关注，不仅当政者十分重视，普通人对它也敬畏有加。大概因为“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更事关国家历史神话体系的建立与意识形态运作，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林传甲的《
中国文学史》（一九○四），不仅是一部教科书，其篇目也是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的“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拟定的。这样，当代中国以“部颁教学大纲”统一口径，再以集体写作方式防止思想观点的片面性，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撰与新国家秩序的建立形影相随。文学史叙述的两种形式，作品编撰与历史叙述，前者以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为代表，计五十四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就开始印行，并于当年很快出齐；后者于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年之际就已着手。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当然又形成一个高潮：那一年所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以及与当代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竟有好几十种，而专题研究著作，更是难以统计。
然而出版数目虽多，那些根据“部颁教学大纲”和集体修撰的文学史，大多还是陈陈相袭，虽然内容扩大，篇幅膨胀，实际却未取得多少有意义的突破。倒是像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 百花时代》，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等个人著作，在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
洪子诚文学史的最大特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尽可能逼近“历史”中的“情境”。他觉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此，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声明：“本书的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
史家的诉求和价值评析自然不可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学史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问题不是主观“设计”的或普泛的，而是具体的，从“文本”内部关系和历史关联中梳理出来的；二在梳解探讨问题时，躲避单一的化约，在问题与问题复杂联系和运动的过程中，理解文学史的网结和脉络。如此，作者的问题就不是来自抽象的思索而是来自文本的阅读，并要接受诸多相关文本的印证和质询，这样，问题本身不仅成为了具体的对象，而且在展开历史叙述时，不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向人们展示：“历史”的文学现象，并非一个有“必然性”和根本“原则”的“有机整体”；实则充溢多重的预制形态，由许多“事实”构成，受众多因素影响，不仅是一个个语言符号，一个个时代影像，而是复杂喧闹枝节横生的“文本”。这种常被传统文学史观和等级标准排拒的复杂性，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倘若不能辩证对待，也极容易走向另一种简化，造成“历史”的叙述空缺和对“历史”的主观遮蔽。一个明显的事例，是近年的文学史著作，有人觉得当代文学受政治奴役太重，许多作家作品不够“级别”入史，因而论及当代，只是一笔带过；而有人则大反其道，导引当代被压抑的潜流，以边缘颠覆中心，以为贫乏的时代也有丰富的层次。洪子诚不想这样删减或放大历史，尽管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也很不满意，也重视主流以外的个人坚持和艺术探索（列出三个专章讨论“隐失的诗人和诗派”[第四章]、“另一类小说的处境”[第九章]、“在主流以外”[第十章]），但他尊重历史，不想因为主流文学“审美性”上的缺失和“异数”的存在，以个人好恶模糊存在的真相，而是认真梳理主流与“异数”在当代时间之流里的争战迎拒和浮沉隐显，从新的观察角度给出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历史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他笔下的“当代文学”，不只是所划定时空版图中简单的对作品的印象和评价，而是预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问题的叙述框架：“本书在运用‘当代文学’时的另一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全面解体的文学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只是到了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格局，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前景。”
通过这个框架，他对话语霸权所遮盖的文化冲突与紧张关系做了出色的“还原”：首先是“当代文学”的由来，一方面，“当代文学”是“新文学”承继者和更激进的实践者，“是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但另一方面，又是“儿子”生出了“父亲”，“当代文学”取消了“新文学”（不仅用“现代文学”重新命名了“新文学”， 而且以“当代文学”价值标准“重写”了“新文学”的历史）。其次，是“当代文学”格局的形成，虽然《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了方向，延安文艺整风“统一”了思想，解放区文学提供了模式，但一九四九年之后，作家的成分、文艺的思想和写作传统，出现了更复杂的局面。自然是左翼文学最有“资格”担当具体规划和实施的重任，然而“左翼”虽左，政治和艺术上与“右翼”和“自由主义”水火难容，但“左翼”与新世界的政治原则又还有诸多差异，而左翼内部也远非认识一致，于是惟恐不及又暗幸能够重塑（重写）历史，真诚的信仰与历史的恩怨交相作用，文艺运动实际成了权力话语对文艺的“运动”，其中的主要关目，有等级的划分（作家的、作品“思想内容”的），规范的制订，斗争策略的考虑，队伍的组织，不一而足。真难为了这些文学格局的规划者和实施者，多少个人的悲剧却“书写”了历史的喜剧。因为并不出于自然的认知，因为终审权不在他们手里，因为文学格局必须服从“不断革命”的需要，接受“永远进行到底”因而永远无“底”的裁决，因而格局越是严谨、越是秩序井然，就越与激进的革命相抵触。所以，轮到更革命、更纯洁的“文艺”被哺育出来，当年的斗士全被挑落下马，而激进的文艺思潮也走到了尽头。
“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是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过程的基本把握，而当代“文学规范”的生成研究既是其中的关键，也是洪子诚最为人称道之处。它错综复杂，既关涉文学环境，诸如与本土激进主义传统、与苏联文学为主的“进步文学”的关系，与文学生产的组织管理和物质条件（如文联、作协这样的“部级群众团体”，行政拨款的文学刊物，领“干部”工资的“专业作家”编制等）的不同，以及老作家的“边缘化”和工农兵作家的“中心化”等，更与旨在清扫场地、纯洁队伍、统一思想的文学运动有关。凡此种种，洪子诚都有清明的省察，他于各种历史文本所揭示出来的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内涵，也促使我们更深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当然，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要涵盖各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叙述不能全面展开，尤其像“双百方针”与“反右运动”这样重要的个案研究，必须再读作者的专著《1956: 百花时代》，才能更充分感受五十年代中期这一“当代文学”构造的重要时间：这时候，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结束了左翼内部的争论，文学史的编写也获得了现代、当代的“性质”规定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叙述“路线”。洪子诚也是通过“百花时代”文学现象的研究，获得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概念的。
《1956: 百花时代》是对中国当代激进文学实验典型个案的剖析。作为具有“叙事时间”和“所叙时间”双层时间的“反简化”叙述，这本书接触到不少戏剧性逆转、对比和反讽性的“本事”，具有某种（也许后人会更加感到）传奇性。“传奇”，本与神话、想像等词义相近。不幸的是，它不是虚构演绎的效果，而是历史“文本”的“整理”和“保留”性编织。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当代以“预设”来“构造”文学形态的具体见证; 同时又未尝不在催生一种新的历史观; 历史有“必然规律”吗？既然“历史”形态可以“预设”，可以人工“构造”，那么，它是否也会被人工改变？——实际上，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质询“本质”，搁置“评价”，特别是以“一体化”的实现与消解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已是这种新的历史观的体现。
如果说，洪子诚是通对“历史情境”的还原，敞开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预设”与“构造”的历史过程，那么，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则深入到意识形态权力管辖最严格的“革命历史小说”内部，揭示了当代小说“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的复杂纠缠，质询了历史“大说”的虚妄。
黄子平自己认为该书展示的是“作为基本上由‘革命历史小说’滋养了因而也拘限了其阅读想像力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的艰难过程”。又说：“此书实际上是对少年时期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对自己来说其意义的重大超出以前的所有写作。”实际上，黄子平把中国大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生产的一大批“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的小说命名为“革命历史小说”，研究小说与革命、历史的复杂关系，就是要摆脱权力叙事的阴影，表达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关切。他说: “本书的主要部分即在于试图重新解读这批‘革命历史小说’。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在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 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
值得注意之点在于，在“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时，黄子平不仅看到了“小说”卷入革命过程中本身所发生的“革命”，更看到了它“无法消泯的异质性”。因此，梳解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建立过程中的纠缠迎拒，分析“文学形式与革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了他讨论“革命历史小说”的基本出发点。他深入探讨了“革命历史小说”在承担将“革命历史”正典化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对题材等级的排定，对叙事形式的选择与改造，用“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找到了一种以“未来”为目标、“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情节结构模式。同时，结合当代中国语境，分析诸多典范性文本，具体观察这种小说对身体符号的重新编码、英雄传奇的改写和宗教修辞的换喻，某些关键概念的意义转移，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灵活置换等，敞开了“历史”转换为话语时的权力关系。黄子平精彩读解了当代中国的权力网络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运作状态，比如第六章通过“小说/新闻”（“虚构/真实”）相互转化的奇观，分析权力对“真实”的收集、控制、垄断和分配，就堪称范例：他发现，当代叙事的秘密并不像人们字面上讨论的那样表现为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效果与动机等矛盾的处理，而在于话语转换、积累和流通过程中，权力对“真实”的界定和分配，在权力捕捉“真实”的猫鼠式游戏中，“所谓‘真实’或‘现实’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空’的符号，它因其‘空’而无法触及无法看见，又因其‘空’而无所不在，成为一切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亦因其‘空’而可以容纳无数互不相容却同样为‘真’的阐述，更因其‘空’而逼迫每一个人（用语言或别的什么）去捕捉它，坐实它，使之显形，使之实体化，使之成为可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家园’”。
毫无疑问，将二十世纪“革命”、“历史”语境带入当代中国小说的“重读”，理出其驱动文本的现实权力及其运作方式，揭示当代小说作者与读者在想像和阅读方式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是《革命·历史·小说》的突出特点。然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呈现当代小说的创伤时，黄子平并不像新旧历史主义批评家那样，坚信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互文”关系，专注于共同“论述形成(discourse formations)”的压抑和化约一切的力量。他既充分展示了现实权力对小说和小说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同时也发现这也是一个反抗化约、整编的过程：后者不仅以文学的“本能”和微小而不屈的坚持，限制了“历史大叙述”的虚妄，而且最终宣告了它的不可能性。
阐述文学“无法消泯的异质性，使得‘经典化’也成为永远需要继续‘进行到底’的无尽过程”，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无论是讨论其形式上借助“资产阶级”的叙事形式讲述革命的“反秩序”（第一章），还是通过人物关系的时间化观照基本叙事观念的改变（第二章），或者具体梳解它的叙述策略（第三章）、人物思想的成长模式（第四章）、对叙事原型的利用（第五章）和“隐喻中的意识形态”（第三、六章），都表现出现实社会—政治权力无法化解的矛盾与悖论：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语言和人性关怀，决定了小说与历史的紧张关系，它无法从根本上驱逐个人的感受和想像，毫无保留地执行意识形态训令；无法使写作和阅读朝向一个固定的方向，表达一个没有分歧的政治观点。它不仅“于边缘处记下了正统‘大历史’必定遗漏的苦难、挣扎和悲欢”，而且总是导向其本身的分裂、反讽。因此，临到末了，循着“革命卫生学”的隐喻，革命、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探讨成了文学对“革命手术”的质询和文学的自我反思：“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如果文学已被治愈，‘国民性的病根’又于今如何了呢？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真的可以视作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有机整体吗？文学真的是医治这个有机体的一种药物吗？文学家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的社会角色之间，真的毫无格吗？”
通过揭示革命“不断革命”的自我解构和文学对革命、对自身的质询，通过敞开“讲了什么”、“谁在讲”、“如何讲”等互为关联的问题，作者深入剖析了文学与权力的矛盾。而在表面上不属“革命历史小说”范畴的《〈故事新编〉：时间与叙事》、《灰阑中的叙述》两章中，作者从正面探讨了小说想像历史的“道德承诺”、“发声位置”和叙述策略。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香港小说家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所处理的题材也是历史的神话与传说，面对的也是历史与个人、所叙时间与叙述时间、“真实”与“虚构”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他们不是站在功利的立场，以权力化约、“治疗”历史的叙事，而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向身前身后的‘无限’的质询”的叙事。“历史”就不再是顶礼膜拜神话，不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僵死故纸，而是触发当代读者参与对话的“活的记忆”。它是处于历史困境和语言困境中的个人对沉默的征服，对解释权的争取，是凭借了无数的人生体验和“参考书目”观照自身生存、反抗专制叙述的话语实践；是“关于在写作中消耗生命以反抗死亡的故事，关于寻求整合时代错乱的叙述策略的故事，关于讲故事者与他的故事相搏斗的故事，关于用叙述来征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仍将讲述下去的故事”。
洪子诚、黄子平的文学史研究，是预设了更多反思与对话的文学史，它与传统文学史最大的不同，是通过文学与历史的独特关系的梳理，呈现历史的多元性：不是通过汇集“事实”、价值和权威，让文学适应事先制定好的历史结构，而是正视历史现象以及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复杂性，寻求对话与反思的可能。
历史的叙述，本是一种把暧昧的、闪烁不定的时间之流，转换为可反思的话语空间的实践。而文学史，也是对知识时间的审读：拦截下历史过程中寄托感情、想像的文本，把关于文学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文学活动，分类转化为空间性、主题性的排列。然而在过去，正如韦勒克、沃伦所说: “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至于急于为新的国家神话树碑立传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除此之外，还得服从更多的写作前提。这种文学史，实际上是根据意识形态的尺度划分时期，厘定等级，评价作品，分配荣誉，树立典范。
洪子诚、黄子平的文学史研究，揭示的是“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试图对这些现象提出一些新的观察点”。他们无意为新历史神话编写文学神话，自是题中之义。但更可贵的，是以历史构造的矛盾现象，质疑了“必然性”、“有机性”的理论，打破等级化的叙述结构并将其转化成了容纳矛盾和悖论的对话结构，将社会—历史—政治对文学的制约，内化为文学观念、写作传统的“延续”与“断裂”的争战，从而深入揭示了当代权力与文学的矛盾纠缠关系，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同构和解构并存的景观：一方面，文学参与了当代意识形态和神话的“构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自己传统和“行规”的话语实践，一种整体包容、多重指涉的“语言”，文学无法为政治和国家道德的“纯洁性”作出承诺。社会—历史—政治权力的强行运作，虽然“书写”着当代文学的历史，但文学也始终存在一种“反书写”的力量，让那种“书写”始终处于矛盾百出、危机四伏的境地，并最终促使了它的解体。
作为敞开问题的文学史研究，这是对等级化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挑战：不是“锁定”历史，不是把文学史看成时间的纪念碑，而是当成“重读”过去，“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的某种方式。这种将功能性文学史置换为对话性文学史的史学实践，为文学史容留历史经验的矛盾、悖论和非连续性，不断延续当代问题的反思，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956：百花时代》，洪子诚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