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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铭勋，是上个世纪深怀理想的教育家和实践者。
       在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肯定和提倡的今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是一个可以讨论、宣传甚至肯定的关涉教育改革或教育目的的重要话题。所以，与陶行知相关的人和事，也重新被人们审视，重新进入史册，并占有一席之地。回看孙铭勋的经历，确实能感受到他践行着知行合一的理想。孙铭勋二十年代末投奔陶行知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求学，接受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并选择幼稚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此后创办迈皋桥幼稚园，被捕入狱。后又以晓庄师范为蓝本，制定了详细的《涡阳乡村师范民国二十年的计划大纲》。在淮安新安小学学生中进行自我教育的尝试，并创建新安幼稚园。参与陶行知为劳工创办幼稚园的工作，任南宁教育研究院幼稚师范班主任，在党组织安排下在延安肤施师范学校工作。一九三九年参加育才学校的创建工作。作为党员的孙铭勋，还曾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体系内，引进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进行探索。后受命工作于甘肃玉门油矿职工子弟学校，任嘉峪关分校校长。一九四四年任贵州省平坝县立中学校长等。一九四六年陶行知先生创办社会大学，孙铭勋参加了创建工作。一九四七年，孙铭勋辗转回到育才学校，一九四八年夏天，孙铭勋担任育才学校重庆分部主任……
       无论何时何地何职、何种遭遇，孙从未放弃其热情和理想。而孙的最大悲剧，是他信奉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苏式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体系之间的尖锐冲突。事实是，当时体制外的所有教育思想和办学形式，都没有讨论的余地和生存的空间。孙的理想主义亦在此表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追求“生活教育”理想的实践者，在三十年代，孙铭勋就认为，共产主义信念和“生活教育”理想，在宗旨上是统一的。五十年代他极力想走一条折中路线，执拗地认为“这两个体系可以互相输血”，认为体制内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形式是可以相通和互补的。在今天看来，二者并非水火不相容。目前我国通行的以全民所有制学校为主体的多种办学形式的并存，正是在经历了一元化的办学体制后的一种进步。事实证明，多种形式并存，并不会对主流办学形式形成冲击或威胁。但教育的宗旨一定是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政策法规，有助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可惜的是，这样的认识和现实，迟到了五十年。所以，在这个期间坚持理想的人，在理想和现实的冲撞之间，无一不是悲剧的承担者。孙先生不是一个圆通世故的人，他的命运和同类知识分子一样，自然是悲剧结局。
       后来在高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孙先生，已身不由己，与自己当初把重庆育才办成第一流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的梦想渐行渐远，但他仍然继承了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儿童文学教学上坚守着自己的理想热情。这从他在课余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指导学生成立的“儿童文学研究小组”，创作并结集学生课堂作业《儿童谜语诗》正式出版等一系列教学实践，均能说明。他的教学实践的目的，正合于今天的教育观念：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等等。
       孙铭勋先生不是单纯的一位教师，而是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教育家。我想，这就是目前的各级各类教师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区别。个中原因，简言之，就是教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从决策层到课堂教师均如此。决策者热衷数字化管理和统一模式，管理者为无穷无尽的“学术运动”疲于奔命，部分教师则视工作为谋生手段。以上种种，距育人之境界远矣。就在近日，在某大学的一个学院，一个讨论高校专业课程的会议上，各位学院领导和专家们面对评估方案，无不摇头兴叹。因为按“规定”，所有学科和专业，不分文理工医农，首先必须保证公共课的学分，如政治、国防、法律、时事、外语、计算机等，这些课程就将占去过半的学分，在专业课的学分中，还硬性要求必须保证相当比例的选修课。这样，真正的专业基础的课程，仅三分之一。而在某些决策者看来，少上专业课就是通识教育，就是素质教育。教育管理体制之僵化和教学模式之统一，是前所未有的。在会上，有专家大声疾呼，支持学校或学院领导坚持符合教育规律和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但谁有这种能力以一校或一院之力与体制对抗？在数字化管理的今天，这种局部的对抗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孙先生和他们那一代人所拥有的理想、热情和实践精神，在今天的教育中，仍具有重要意义。我想，这会是任何一位此书读者的共同感受。
       （《教育家孙铭勋的一生》，孙丹年著，贵州教育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