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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金秋，我考上了河南农大生物工程学院植保系。喜报传到我家乡——河南省商水县平店乡各楼村时，父母脸上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笑容，他们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供我上学。
       进校不久，都市里令人咋舌的物价很快冲淡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所带来的欣喜。我自己也发愁，我不能看着父母把口粮卖掉供我读书，于是我决定做些事情。
       进校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就跑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帮人家推了一整天的翻车，赚到了上大学以后的第一笔大钱:10元。可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时，那个位置上已有了另一个身强力壮的全日工，从那以后，我承包过学校的卫生区，做过家教，艰难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好在河南农大贫困学生多，大家谁也不会笑话谁。
       可我之所以最终做了“小鞋匠”，却是因为有了次当街受辱的经历。
       那是199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两个要好的同学，提着各自的旧鞋上街去修补。就因为怕人家嫌脏，在此之前，我们都将鞋子里里外外擦了个干净。修鞋的是位中年汉子，油渍满身，却对我们露出了一脸的不屑。经一再央求，那人才勉强答应补。其实也就是打几个补丁的事儿，他竟然每只鞋要我们两元，几乎快赶上买一只新布鞋的价码了，我们据理力争，他却怪怪地一笑，阴阴地说:“以后你们干脆打赤脚算了，穷得连鞋都修不起，还装什么斯文?”我当时简直羞辱难当!
       回到学校，我还老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打量着床边那双刚刚修好的鞋，我突然忽发奇想:倘若能在校园里支起一个修鞋摊，不是既可以挣些手工费，又可以免去贫困同学的一份尴尬吗?
       1995年国庆节，加上星期天一共有四天假，我挤上公共汽车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了邻村的大姑家。从前生活困难时，姑父曾干过修鞋匠，如今日子够过了，他嫌那丢人，就把机器收起来了。
       知道姑父守旧，我只好撤了个谎，说学校提倡勤工价学，要让学生多了解了解社会，想借他的修鞋机用用。“学校提倡的就不会有错!”姑父欣然找出了机器，还毫无保留地传授了我许多技艺。
       谁知我把机器拿回家后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就像看见洪水猛兽一般，抓起门边的锄头，就要砸；母亲涕泪涟涟，埋怨自己没有本事，责怪我不思上进。经过一天多的僵持，终于和父亲达成了协议:父亲尊重我的选择，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能影响学业:二是不能让乡亲们知道。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为了顾全他老人家的脸面，我只好把机器一点点拆开，装在一个外表比较好看的纸箱里，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把修鞋机搬出了家门……
       回校后，当我搬出零件在宿舍里组装时，我所在的202室的同学都吃惊不小:留名，你这是要来真的?!面对那一双双复杂的眼睛，我破例不发一言，只是查遍地图跑遍了所有的街道买来鞋料，然后便搜罗起同学们的旧鞋，认真实习开来。
       手艺渐熟，我准备开张。可学校会是什么态度呢?我决定先作作广告，投石问路。几乎是一夜之间，有关王留名修鞋的广告便贴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把个校园弄得沸沸扬扬。倒是学校方面颇为冷静，什么态度也没表露。学校不表态，至少也不能说是反对，这一下，我心中有了底。
       1995年10月21日，周六。吃完早饭后，我便叫上两个同学，把修鞋机抬到了8号楼前的那片空地。尽管在宿舍里演习过许多回，可一旦来真的，面对着身前身后针芒似的目光，我依然手足无措起来。
       瞧热闹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拎鞋出来，这是我最怕的一种开头。正在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继续的时候，跟我同住一室的学生会学习部长拎着旧鞋大大方方走了过来:“王留名，我修鞋。”我接过来一看，这双鞋已打过好几个补丁，都是我练习时刚刚补过的。看我有些犯难，他小声开导道:“傻瓜，你就不会把那补丁拆下来再补一回?你得开好这个头!”刹那间，股热流袭过，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1995年10月21日，这一天，我将终生难忘。在这一天里，我终于完成了从大学生到小鞋匠的角色互换。当我顶着金秋的高阳，用沾满油泥的双手，从同学手里接过修鞋挣来的第一枚镍币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有了这个艰难的开头，我的“生意”竟一做而不可收。刚开始时，我只准备两个星期出一次摊，哪知许多同学竟在课余饭后把鞋拎到我宿舍里来了，他们不光来修鞋，也想找机会跟我交交心，做个朋友。为了不辜负同学们的一片希望，我干脆每周出摊两次，周六和周日。同学们都不富裕，送来的鞋都急着穿。有很多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多长两只手。一次我一不小心，那根长长的鞋针竟一下子扎穿了我左手的拇指，往外拔针时，血珠大滴大滴地往下掉，疼得我直吸冷气。可看到周围同学们急切的眼光，我还是咬着牙用创可贴简单包扎一下，又干起来。每转动一下机器，就是一阵钻心的疼，可我很知足。
       1996年元旦前夕，我接到高中同学的一封信，说他们元旦期间要到郑州办事，到时抽空来看我。同宿舍的同学们劝我说，元旦放假千万别再出摊了，最好连修鞋机器也藏起来。“你考上大学，人家本来十分羡慕，如果他们看到你在给人修鞋，会咋想?”这番好意，我没有接受，不仅照常出了摊，而且还把来访的老同学领到了自己摊位前。大学生也是人，我凭劳动吃饭有什么好遮掩的?
       其实，为了摆这个小鞋摊，我并没少看人家的冷眼，曾有人修鞋后，像打发乞丐一般，往我的脚下扔硬币；也曾有社会上的修鞋匠找到学校，扬言要打断我的腿，怨我断了他们的财路……如果我再自己瞧不起自己，不是更授人以话柄吗?我选择的谋生手段，可能是卑微的，但我的心却和别人一样高贵!
       在修鞋之前，我一直有个不愿说出口的难题:假如老师也来修鞋，面对那双递过钱来的手，我到底接还是不接呢?
       第一个来找我修鞋的老师，是我仰慕已久的生物学院的一位退休老教授。那双慈爱的眼睛让我不禁手忙脚乱，老教授看出我的紧张，便俯下身来，动手帮我按住鞋底，并给我讲他自己过去求学的经历。鞋修好了，老教授递过来一元钱，我怎么也不肯收。老教授不高兴了，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孩子，你现在不能想到自己是学生，我是老师，你应该想到自己是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你有资格以平等眼光看待每个人。我非常佩服你迈出的这一步，也相信你以后能成材。多珍重。”说完，他还慎重地握了握我的手。教授的话，给我平添了许多勇气。
       有人曾悄悄地给我算了一下帐:每周两天一共可以修100多只鞋，就算每只鞋我只收5角钱，毛收入也是50多元，去掉针线等材料开支，净赚30元应该不成问题。为此，他们建议我不如干脆辞掉团支部书记、生活委员的职务，一心一意搞课余创收。我却断然拒绝了，做小鞋匠只是一种手段，能坚持不向年迈的父母伸手，靠自己把学业完成才是我最终的目的。
       一天的劳作结束了，我默默地吃完早已冷却的晚餐，背起书包向教室走去。此时正是周末，静静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舞曲委婉缠绵，不时从窗口飘进来。缠绵是他们的，我只有读书，再读书!
       (李威冯秀强摘自《知音》199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