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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人喜欢摆弄房子。星期六上午最常见的一景就是五金店里挤满人、油漆行前排长龙。若开上车子兜一圈，保证你在哪条街上都能看见修剪花木的、整治栅栏的、搭架子刷房的，甚至是大兴土木的。为此，澳洲人有个国际闻名的绰号:周末的囚徒。
       也难怪，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居住条件便显得奢侈。多数人住的是前庭后院的独立砖房。这里的居住条件是哪个世界“强”国也望尘莫及的。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便不能不显摆，所以澳洲人就要没事找事地把本来不错的房子再折腾得更好些。屋里的颜色是今年刷绿、明年换黄；家具摆设则由古典到现代、又从摩登返自然；门楣窗框先改成令人眼光缭乱的铁制雕花式，又换成象征现代化文明的铝合金，进入九十年代又重新变回到集自然、殷实及社会阶层于一身的硬木制品。房前屋后的花草树木也一年年地花样翻新。此外再加上大风将栅栏刮倒必须得修，暴雨浇透了屋瓦立刻要换，温和的气候使草木疯长随时需修剪拔除，等等。你说，澳洲人的周末能不辛苦么?
       不光周末，许多澳洲人一年一度的四周假期也就是两个内容:旅游和修缮房屋。这两件事儿要有一样儿没干，心里就会有惭愧感；要是两样儿都不沾边，这假期就算是极失败了。可要是房也修了，五湖四海也游了，哪怕四周中一天也没歇着过，回去上班时面黄肌瘦、精疲力竭，这个假期也算是最成功、最值得炫耀的。
       我和丈夫也有幸住了前庭后院独立式砖房。总面积约有两百平米，前后园子占去一半以上。丈夫来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来自北京。作为两个生长于拥挤城市的移民，我们不但没有本地人这种摆弄房子的习惯，而且一致认为他们是人为地制造麻烦，活得太不潇洒。因此，住屋外栅栏东倒西歪、荒草杂树丛生，屋内家具零乱、墙皮斑驳，我们视而不见，做到清洁即可。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出游、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自我感觉活得充实、安逸。
       然而，随着当地朋友滚雪球似地增多，相互间越来越多的造访机会逐渐地搅扰了我俩的安逸心境。澳洲人作客的习惯之一是先要里外参观一下你的住所，对建筑本身的格局和屋内布置的情调评价赞赏一番，然后再顺势将自家的长处不显山不露水地抖露出来。于是主客皆欢。不消说，这是“周末的囚徒”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必然的文化副产品。
       可在我家，这种文化行为往往导致一种尴尬局面。客人们屋里屋外观光之后，个个面有难色。什么都不说太难为情；胡乱恭维吧，北京人讲话，那不是骂人吗?有头脑的还能灵机一动，将焦点放在这所名为加利福尼亚邦阁楼式的老房建筑特点上，说些其结构如何坚实之类的话。而更多的便是哼哼叽叽，说点什么“这屋子……挺有风格的……”
       几次下来，我们俩就心如蓬草了。终于有一天，在又一次类似场面发生之后，我们痛下决心:休一周假，将屋里彻底粉刷。消息刚一公布，各界朋友有的提建议，有的送油漆色谱，有的干脆将苫布、刷子、漆滚子、大桶小桶装了一车送来借我们使用。令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曾激起多大的“民愤”!
       当我和丈夫坐在色彩鲜亮柔合、泛着新漆香味的新房里，一边相互按摩着酸疼的胳膊和落枕般僵直的脖子(站在梯子上刷天花板的结果)，一边由衷而得意地说:“这刷过和没刷过还就是不一样。”安逸的感觉又找了回来。
       又请朋友来吃饭，极自信地静等朋友们的文化反映。果然，有说颜色好的，有夸屋里亮的，欣赏得毫不勉强。我和丈夫为此其乐融融了许久。
       然而澳洲人中毒实在太深。不久他们就忘了以前我家是什么样，现在我们进步了多少，又同他们自己的习惯比较起来。第一个张口的是丈夫的一个唱歌的朋友。在吃了我那么多的椒盐排骨和辣子炒虾仁之后，她的嗓子不但没给糊住，反而更加洪亮地责问我们说:“你们里边刷好了，什么时候动外边呵?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我说你们赶快把外边也收拾一下吧。”余下的客人也纷纷附合:“对!这门面上的事情其实是忽视不得的!”
       送走了客人，我们边收拾狼藉的杯盘边咬牙切齿:
       “以后我再不请人吃饭了。怎么那么挑三拣四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管这叫事妈。你们西方人讲了半天个性人权，怎么连人家过日子都无理干涉!”
       “我说你别和政治、种族瞎联系好不好。不过，他们就是管得太多了。”
       话是这么说，可第二天，好多事情突然都被我们注意到了:汽车道的洋灰地面有1/3碎掉了；铁院门右边一扇整个掉了下来；院里的贮藏室里外堆满垃圾；园子中的杂草深长及膝。放眼望望邻人整齐而色彩鲜明的宅院，我们的还真是有点看不顺眼。经过几天的内部斗争之后，我们先请人将院门装好，又决定先把最碍眼的前花园清理出来，随便种上些好活不用伺候的花木，暂时让人说不出来什么。我们俩相互确认，这可不是学澳洲人没事找事，这叫协调环境。
       星期六早上，我拔草，丈夫跟在后边翻土。很快就引来了那些去街角商店买牛奶和报纸的邻人们的注意力:
       “早呵!打算种点什么呀?我家有好多园林杂志，回头我给你们送来?”
       “你们的花园地势真高，真是个天然展台。设计好要种什么了吗?”
       “哟，您这块地的土质可有点粘，要选合适的肥料才行。”
       ……
       我们敷衍地应对着，心里的自信可越来越少了。本来就想买点“死不了”之类的东西一种就完了，没想到还这么多事。
       又一个老太太走了过来。她伏在花园围墙上看了一会儿说:“这园子可算见了天日了。都荒了多长时间了。”我们赶快满脸堆笑地点头称是。
       见我们附合她又压低声音道:“你们是新搬来的吧?那天我一看院门装上了，就知道换新人了。上帝饶恕他们吧!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园子，整个让以前住的那两口子给糟蹋了。行，你们是好人。慢慢干吧，房子外边打算漆什么色呀?车道是铺砖的还是水泥的?唉，别怪我多嘴，我就是见不得好房子受委屈。”
       结果呢?车道墁了新砖，房子外边的木结构被漆成深浅两种咖啡色，贮藏室得到重新整理和修缮，前后花园由专门的园艺工人设计，错落有致地种下了各种花木。并且前花园里铺了一条弯曲的沙岩甬道，后花园里则用砖在一角的大凤凰树下墁了一个圆形地面，摆上了一张质朴的木圆桌和四条长椅。时值春天，被这场战役累糊涂了的我和丈夫，坐在姹紫嫣红的花园中，回味着来自过往行人的艳慕的目光和由衷的赞誉，第一次尝到了一种与自豪混合在一起的安逸。
       朋友们又来了，而且皆如我们预想的那般目瞪口呆。
       一个说:“你们平时不干，一干就不得了呵!”
       “那当然。这叫一鸣惊人。”我们表示得意。
       又一个说:“这个家现在可算得上Number one(头一份)了!”
       “不敢不敢。不过是尽力而为而已。”我们故作谦虚。
       第三个说:“这回你们可以一劳永逸了。”
       “哪儿的话呀!我们家后半部分采光很差，恐怕还得改建一个阳光屋”；“这类房子的门厅一般都要用花玻璃封起一扇，我们目前还没有想好颜色”；“两边的木栅栏最好也种一些爬山虎遮掩”；“还有……”
       我和丈夫一人一句，认真地互相补充着。不约而同地，我们突然闭上了嘴。从彼此直勾勾的目光中，我们都读出了一个惊叹:天哪!怎么咱俩也念起“周末囚徒”的经来!
       (赵云生戴震寰摘自1996年10月25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