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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在头发上是有过挫折的。
       那一年，在毫无剃头经验的母亲手下，我满头的青丝被一扫而光，剃了光头。我没想到自己刚刚出门，就遭到同伴们的围攻和嘲笑。他们围着我唱:“秃脑亮，磨电光，照到哪里哪里亮。”唱出了我满眼羞愤的眼泪。回到家里和母亲大闹一场，从此再没剃过光头。
       母亲在我的哭闹下，不得不修改她剃头的技艺，那就是，再剃时，肯在我头顶留一些头发了。这种发式被姐姐们戏称为“茶壶盖儿”，可见也不怎么漂亮。我还是接受了，因为“茶壶盖儿”毕竟比“磨电光”强。
       我头顶着母亲自以为是的杰作，进城去看姥姥，被老舅发现后，狠狠批评了母亲，并亲自带我到理发店修理了一番。
       我小时是个病弱忧郁且显呆傻的孩子，凡事不争不抢，顺从得很，但在头发问题上却一直固执得要命。从姥姥家回来，我就再也不肯让母亲在我的头顶修改她理发的技艺，我宁肯让刚刚“出道”的姐姐把我的脑袋当成她的“试验田”。后来，我的姐姐就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业余理发员，引得村里村外想理发的人都往我家奔。
       我在头发上惊心动魄做文章是中学毕业以后。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农村朋友一起向城市进军，想干番事业。我们办起了一个“时装公司”，成立了一个“文学经济联谊会”。我们因为年轻而特别关注时尚。那时，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男孩子正流行烫发。顶着一头“爆炸式”烫过的卷发是一种时髦的象征。我的一个朋友烫了，我的又一个朋友也烫了。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也像一个娘们儿似地坐到了那家山城最著名的“黑发屋”里，让两个说话像讲外语的南方女孩开始在我头发上做卷、抹油、戴插了电的“帽子”，然后坐一边去蒸去烫。半个小时后，我一头自然柔顺的直发就成了“爆炸式”的羊羔子毛。我烫完发一照镜子，发觉头发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果然就与众不同地漂亮起来。烫完发很长的日子里，我都是得意洋洋的——现在想来，当时的心态真是匪夷所思。
       我保留着一张当时在卢沟桥头倚石狮而立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头发卷而膨松，眼神忧郁，如一头心事重重分外忧伤的绵羊……
       男子烫发的时代很快过去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不再关心发型的变化，只是头发长了要剪。我的头发也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故事。1993年后我滞留在家写文章，一到夏天很为头发长了而烦恼，便动了要剃光头的想法。那时想剃光头也没什么不好，既卫生方便，又可节省每月一次剃度的开支。但因妻子坚决不同意，才只好作罢。妻子说，在你这年龄，只有劳改犯才剃光头。
       家搬到县城后，夏天到来时，我还曾想剃个板寸。我发现那个夏天有许多男人脑袋上都是齐齐的短茬“钢刷”，看着又趣青又慓悍，挺棒的。我就到了理发店，想依法炮制一个。但理发小姐劝我说，我的发质太软，留板寸头发支楞不起来，闹不好像块抹布盖在头上了。我便只好打住。
       我想不到剃个头发也这么麻烦，便索性不再去理，开始留开了长发。先是齐耳的头发盖过了耳朵，接着额前的头发也遮住了眼睛。妻子一看“势头”不好，天天催我去剪，还说留长发像什么样子，只有小流氓才留长发。我烦了就顶撞:“可艺术家也留长发啊。”妻子说:“人家王朔怎么留寸头?不要追求表面的艺术家化嘛。”我不理她，就晃着脑袋去求教朋友们，差不多都说:“我看不错，刘欢不也留长发吗?郭峰不也留长发吗?艺术家嘛，就要有些与众不同才好。”我也只好不再理他们。我想我留长发并没刻意追求什么，也不是想模仿谁，更不是想标新立异。我只是想蓄个长发而已，头发是我自己的，我完全有这个权力啊。
       现在我的头发仍然留着，不屈不挠地留着。留够了我没准还要像罗伯特·巴乔那样束一条小辫，或干脆像小时候那样剃成个秃脑壳。但不管怎样，我都不要再烫爆炸式了，我只想让头发自然随意一些，怎么舒服就怎么养着它!
       (汪慧、于雪梅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