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在我生命中的一天，我站在一幢带绿色阳台的小楼前，手里拿着一篇从报上剪下来的“招租广告”，这是我到一个陌生国度的第二天，我还完全置身于对异域环境的恐惧中，当我伸手摁门铃时，我的背椎的某个部位明显地僵硬起来。
       门突然打开，伸出来的那张脸在很长时间里让我难以忘怀，这是一张无法估计年龄的女人的脸，她在35—50岁之间，她脸上最抢人目光的是纹得浓烈的蓝色眼圈和蓝色眉毛，以及一张火红的大嘴，乍一看，仿佛是中国古代工笔重彩图，门开启后，一股奇异的感觉贯穿我全身，她那奇特的身材嵌在一身搭配得非常艺术的服饰中，与之相衬的是一顶美丽的黑圆帽，若不是她惊人的矮小和明显的驼背，你会以为她是个走在天桥上的模特儿，她开口说话，又让我吃一惊，她介于童年和老年的声音中有一种放纵和样和的东西，沙哑得像唐老鸭，又带有卡通角色的娇嗔，因此她那畸形的形象并未让我联想起街头巷尾早已见惯的残疾人，反倒领我进入非现实的空间——童年时就与我作伴的小矮人，小女巫的童话世界，这样的人，这样的房子，给我初人异域的心带来几分神秘和奇异的色彩。因此，当女巫开口说话，我自然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莫名其妙地租下了那间原本不适宜的房间。
       于是在我初到美国的第二天，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邻居——台湾人陆小姐。在那幢绿色房子里，我与既是普通人，又是童话人物的陆小姐成了好朋友。
       那一年冬天，我们走在苏荷区那些纷乱、迷人的街道上，走在一群与我无关的各色人种中，走在让我眼花缭乱的摆满纪念品的小摊点中，那些衣衫褴楼的艺术家，穿着光鲜的男男女女，那些倒卧街头的流浪汉、金发碧眼的美人儿，这一切与我身边的小矮人一齐构成了多么奇特的画面，我仿佛直接走进了一部超现实主义的电影中，纽约的冷空气让我感觉到地狱般的寒冷，而苏荷光怪陆离的房屋和街道、商店与画廊却让我嗅到新鲜的来自春天的气息。陆小姐的黑圆帽在我腰部以下晃动着，她以一种我从未在其他畸形人身上看到过的自信和骄傲走着，高挺着胸脯，身子几乎是向后仰着，如果有人挡了她的路。她会高声以一种变了调的英语:“Excosme”拨开人群，昂首前行。在她旁边，我始终带有对一个远离故乡的陌生环境的不信任感和与生具来令我苦恼半生的不自信，以一种被我丈夫称为前倾45度的习惯姿态埋头走着，在那样一个冬天，我们一个前倾、一个后仰，形成一对奇特的中国人，就这样风风火火地穿过整个苏荷街道。
       陆小姐是个出色的向导，而且她对便宜货有着惊人的直觉，此外，她对艺术的天生的品味也让我惊讶，我们爱不释手地翻看商店和地摊上那些非洲面具、印度佛象、印第安项链，艺术家自制的耳环、饰品，但又被那昂贵的价钱吓得抱头鼠窜。一天下来的惟一收获是站在一个堆满缤纷色彩服装的黑人摊点前合了张影，照片中我戴一顶萨宾娜式的黑色礼帽，那是我买自西藏的纪念品，陆小姐戴着成为她个人符号的小圆帽，上面缀着三根白色珍珠链条，她咧开大嘴正笑得嚣张，笑容直达耳根。我的手正伸向一件印第安风格的衣服，那是我十分喜爱但又付不起高代价的东西。这张照片至今被放在我影集里最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的长长的冬日里，我和我丈夫每天与陆小姐奔忙于纽约的各个地铁站口，穿梭于画廊和图书馆之间，陆小姐周期性地向我们隆重推出纽约最高档的博物馆和最便宜的超级市场，她爱不厌其烦地向我传授整套在纽约过便宜日子的方法，有时也用她那标准美国式的无盐无味的食物来款待我们早已被浓烈川菜弄得非常挑剔的舌和胃。她对美国有一种质朴的儿女式的爱，关心着每一天在美国国土上发生的新闻，指点江山，评论时事，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似地感受和介入每一件事，这一点曾经让我不能理解和无法接受，但是从她猛烈地抨击台湾的时政、制度及台湾人的态度来看，我能想象她那畸形的身躯曾饱尝过多少来自同胞的凌辱与嘲弄。陆小姐曾说美国是残疾人的天堂。的确如此，她找工作就比我容易得多，只要力所能及，就没人炒她的鱿鱼，当她大摇大摆地走在超级市场和大街上时，人们纷纷为她闪道，个个脸上挂着为她效劳的表情，那一瞬间，她是整条街上的宠儿，只有在美国，她才能睥睨一切，保持作为人的尊严和自己不羁的精神、对于一个被残疾隔断了世间亲情，友情和爱情，但又天性热情的孤独的灵魂来说，这个国度成为她心灵上的祖国确也不是件奇怪的事。
       尽管我们成了邻居，但陆小姐从未邀请过我去她的房间，有时我去找她，她总是把门开一道缝，伸出头来与我讲话，我总是越过她的头想去探寻一下那间9平方米里的秘密，但这样一来，陆小姐就干脆站了出来，把房门“啪”地关上。在美国，我首先学会的就是不要去打探别人的隐私，所以，我也并未试图去解开这个疑问。但是有一天，陆小姐神色诡秘地来找我，嗫嚅了半天，才说她觉得我很会打理房间(天知道，也许只有她才这样认为)，因此希望我去帮她整理一下房间，我又是好奇，又是义不容辞，当即跟她去了。踏进门来，我一下明白陆小姐为何要邀我来，仅仅9平方米的小屋堆得像个仓库或垃圾场，房间里没有任何桌子或柜子，所有的东西铺在地上，我们要翻山越岭才能接近靠窗台的一只小蒲团，据说这是陆小姐的“床”，她说:我从来不躺着睡的，我只打坐。说着她双腿盘了个莲花式，双手合十，打起坐来，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帮她清理起来，结果发现陆小姐有着收藏盒子的怪癖，原来她从来不扔任何纸盒、木盒或别的什么盒子，而是把它们堆在地上，小盒子又放进大盒子中，就像中国古式的“连环盒”，而最里面的小盒子里装着别人送她或者她自己收藏的小玩意儿，一些稀奇古怪的道具或玩偶。她也不舍得扔掉别人给她的信，给她的礼物，以及一些无用的东西，于是，它们越堆越高，高过了她的身体，就像现代派剧作家尤奈斯库的剧作《新房客》里的主题，物压迫人，物控制了现实，而陆小姐坐在她的蒲团上，双眼紧闭，仿佛与这一荒诞主题无关。她那只小小的蒲团就像诗人斯蒂文斯描写的那只放在山顶的“田纳西州的坛子”:
       “凌乱的荒野倾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它使这9平方米中的凌乱倾向于它，使这遍地的堆积有了秩序。
       清理房间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有时也会去陆小姐房间里坐坐。但是有一天陆小姐又站在门前接待我，越过她的肩头，我瞥见那间可怜的小屋又令人无望地狼藉遍地了。我想:也许只有那只小小的蒲团才能够帮助她整理或者面对这一切。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浸润大地的和风慢慢回到了世间，陆小姐取下了小黑帽，换上了一块俄罗斯方巾，她把头发剃得短短的，脖子上挂着一串木雕项链。她是一个真正爱美的女人，她的内心痛苦地挣扎着要去接近世间的美。她每天认真梳洗，刻意打扮，重视每一件衣服和饰品的搭配，即使在纽约街头，她也算是衣着大胆和时髦之人，令人目侧。她从未有目的地为任何人妆扮但每天都像去赴晚宴似的一丝不苟地穿戴，她在自己的直觉和幻想的小世界里崇尚美，我们这些外观完整的人何曾注意和关心过另一个世界里那些孤苦伶仃的美，黑暗中的美，虚幻和病态的美?
       陆小姐取下了小黑帽，换上了一块俄罗斯方巾，她让我陪着她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养老院去看她的父亲，那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小岛，虽然环境舒适，条件优越，仍然无人愿意住在那里。我没想到陆小姐的父亲是一位到老都风度翩翩的男人。他年轻时必然是让所有女人都倾心的美男子，我已经在想象他当年的丰采:仪表堂堂，前途无量，毕业于黄埔军校，簇拥在红粉堆中，当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却残喘在异国的养老院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主题。而在陆小姐和她父亲之间，谁都难以找到他们外在的相似之处。我从未问起过陆小姐的身世和故事，因此永远无法揣测是怎样乖戾多变的命运和奇特动荡的生活改变了这对外表各异的父女。事实却是:在异乡的孤岛上，在一个畸形女儿和一个白发老人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一条通道，陆小姐在这条通道上来来往往，使那孤独的暮年和畸形的生命形成的黑暗最终透出世间亲情与人性之光，使那个可怕的、死寂的小岛也因这每周一次的造访变得活泼可爱起来。
       春天渐渐过去了，生活的阴影慢慢向我们压来，初到异乡的新鲜和好奇也渐渐被“生活”那触手可及的重压所取代，我们搬出了那座童话气质的小楼，被实际的脚步带到一个实际的生存空间，那幢带绿色阳台的小楼渐渐淹入纽约灰色的摩天大楼之下，9平方米的宁静中住着的神秘人物变得微不足道，尘世中的奔忙使我们心灵和双眼的感应越来越狭隘，直到某一天的某一个电话，在电线的另一端，那沙哑的唐老鸭似的嗓音再次感染了我，我想起被生活遗弃的那个童话，那个小矮人，那个裹住她的远离尘嚣的女巫似的氛围。还会发生什么呢?于是，在那个不断下雨的晚上，我和我丈夫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感召，驱车驶过黑暗的街道，载着小女巫，穿过整个华人社区。陆小姐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宣传关于怎样以华人参政的方式来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如何提升在美华人的一切地位，这也许算当时我们最不感兴趣的话题，但我和我丈夫仍然饶有兴趣地开车送陆小姐挨家挨户地拉选票，我们欣赏她那饶舌的滔滔话语以及兴致勃勃的劲头，看着她冒雨四处去游说，她那宽大的黑衣服在雨中飘忽不定，像黑夜的精灵，使我们相信，即使这个地区没有奇迹，也会因了她的走来而产生法力。
       过了几天当陆小姐兴奋地打电话向我们报捷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当然也永远不想知道那位竞选成功的华人参议员董太太到底是什么人。
       两年以后，我回到了四川，纽约的摩天大楼和唐人街的拥挤小巷都已退到记忆深处。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纽约的贺年片，那是一位经常来往的画家裴庄欣寄来的，在一堆恭贺新年的套语之后，他写道:“我好几次又碰见陆小姐，她仍住在那间房子里，她还抱怨你借了她一个锅盖没还。”于是那幢带绿色阳台的小楼，以及里面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还有陆小姐那大胆的蓝眼圈，夸张的表情，奇怪的嗓音都从记忆深处浮到了眼前。
       那个大人国里的小矮人，那个有着古道热肠的黑衣女人，仍戴着那顶美丽的小圆帽?是否还在纽约拥挤的地铁站里，在那些完美无缺的男女巨人的腿旁，不屈不挠地高挺着她那畸形的胸膛?
       (张晓春、于雪梅摘自《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