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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每星期工作7天，桌上一叠叠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清理好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的客人和我登上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参观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四种感官助他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脸上的五官。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癯，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合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5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作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
       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5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跷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6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彰显了她们双手的每一个优雅动作，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第一场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回来时，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他们邀请你去后台走走。”
       几分钟后，他站在一位舞蹈演员的旁边。那女孩戴着后冠的小头只勉强到他的胸口。她怯生生地向他伸出双手，金属做的假指甲在天花板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四倍大的双手慢慢伸出手来抓住她的手，像是兜着两只纤小的珍禽。他轻摸假指甲平滑、微弯、尖锐的末端，那女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带着畏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他的脸。我泪盈于睫。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地点头越频密，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上的颜色、式样和设计；柔和灯光下的皮肤肌理；舞蹈演员的头配合音乐优雅地晃动时黑色长发飘拂；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甚至女侍应生在半昏暗中绽放的纯洁笑容。
       (冯建成、池晓星摘自《海外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