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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1、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薄嘴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
       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电子游戏玩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这个当爹的更疼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给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一、每天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写二十遍；二、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晒到中暑为止；三、自己选一条皮带，让老爸打一百鞭子。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选哪条都构成儿童虐待罪!证据二：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算我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过来掉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老邵的“儿童虐待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老邵应该人监下牢三个月；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谁都知道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
       标准：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人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在美国当人，自由与不自由中间的边界是‘法律’。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设计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规范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村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会不会父亲权力太大，儿子没有权力?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罗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严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个联系起来。白墙依照里面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油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群小铁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线一松，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作天经地义。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部”，猪场叫“祠堂后”。“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的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一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去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叽叽哇哇在村部哭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于是，那三口子也统统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
       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原来，罗坎有三个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对着路口，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看风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亲戚，兄弟姐妹都是从光屁股一块儿长大的，男女之事并不像城里人那么诡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儿造大，多半可以借题发挥。至于罗清浏老爸有没有捏人家媳妇的大腿，这样的事其实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儿造大，就没事。可那媳妇被丈夫逼着点了头，而村长又决定凡有伤风败俗的事都要严管，罗清浏老爸就活该被重判，定为监督审查三个月。监督审查期间，停止罗清浏老爸参加村委会的权利，还要贴一张告示，叫大家和他划清界限。罗清浏老爸倔头倔脑说不服。茅房就是那么造的，女人来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边，不当心碰一下，怎么就叫“捏大腿”?
       这个“不服”把人们一下子难住了。整了罗清浏老爸，这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不让女人上茅房吧?
       于是，猪场的几位老兄头对头，商量了一分钟，就把案子里最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决定：从此以后把张礼训订阅过的旧报纸，在几个茅坑墙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张报纸在手，没人的时候赶蚊子，有女人走来遮着脸。从此是非不就没了?
       这个决策后来让罗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几个公共茅房拉屎，连手纸也不用带。至于分放报纸的工作，当场就交给了小孩子罗清浏。这个决定在村民大会上一宣布，挤在猪场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
       罗清浏老爸被村民们监督了三个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报纸遮脸。弄得他走到哪儿都提着张报纸，一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把脸放在报纸后面，闷头闷脑在水田里苦干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末，大家觉得罗清浏老爸可以刑满释放，回到罗坎大家庭来了。他已经用拼命劳动挣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罗清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说：在城里给罗清浏家找到了一门远房亲戚。罗清浏老爸的腰就立马硬起来，走到哪儿都赶上其他人高了。就连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来主动招呼他一块儿下水稻田，还把牛借给他使。罗清浏老爸也聪明，在关键时候把烟斗递过去了。于是，两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样，蹲在树阴下呼噜呼噜地喝粥，还把自家腌的韭菜花往对方碗里夹，互相吹捧说：你媳妇腌的比我媳妇腌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妇的大腿送过去给对方捏一把。
       以后，不仅罗清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们猪场的常客。罗坎的结构也慢慢有了一点点小变化，当年，祭拜“业华祠堂”里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于是，再多跑几步，到猪场去，就成了罗坎人日子里的新生事物。动不动就会有农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猪场来，找先生们评公道。这样，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后”分了工：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纠纷就上猪场。猪场的那几位老兄除了养猪，又有一点儿像陪审团里的角色。他们说话不多。张礼训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他们若说了，罗坎人定信以为真。就是村长和村干部也没有对先生们出言不逊的。罗坎那个地方，规矩很大，我爸常说：知识分子有好新癖，喜欢自己整自己，结果，什么都给你砸了。文化倒是农民在守着。
       “祠堂后”在罗坎村不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灵气，连猪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张礼训的典故里说：孙子能把吴王的三千美人训练成士兵，我们怎么不能?古人能做到，我们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们也要做到。倘若猪场五百头猪成了五百个士兵，那《孙子兵法》都得重写。
       在我的记忆里，“祠堂后”猪场红墙上写的标语是：“农业学大寨，科学养猪好”。现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学为体”，后一句是“西学为用”。为了这个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张礼训都睡在猪场，我和我弟弟也睡在猪场。我爸是场长，猪场就是我的家。不臭。我们的猪讲卫生，懂礼貌，一窝一圈，喂食在屋里，拉屎到墙根的小洞口。清浏河接过一条水管，猪场的家伙们先洗澡后洗猪。虽说养猪是体力劳动，文人的脑子闲不住，那么多聪敏脑袋窝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不想着点子干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大胆假设之后，就是小心求证。老戴、老耿、小耿管猪儿们的“条件反射”，张礼训管它们的“思想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我们猪场就跟进军营一样。猪儿亮灯吃饭，摇铃拉屎，排队散步，让人都不忍心吃它们。猪的聪明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我养的小猪崽子是学龄前儿童，“军营”里的那一套还不会，但人家就已经会抱着奶瓶喝米汤了，粉红的小鼻子顶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样。
       “祠堂后”猪场的奇迹，又让罗坎的农民惊讶不已。罗坎的猪几千年都是在屎坷子里吃，屎坷子里拉，啥时候成人啦?于是，猪场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望之星。罗坎人要是抱怨穷日子不好过，会说：“活得不如猪”或者“还不如投胎到‘祠堂后’”。我长大以后，读到伊壁鸠鲁讨论猪的幸福，脑袋里理解的猪全是我们猪场的。它们是胖乎乎的富农，悠哉游哉地吃，悠哉游哉地睡，天塌下来不管，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烦恼，活上那样一辈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们的错，是它们的命。至于杀它们正义不正义，到死都不是它们想的问题。这样的世界多容易，我们猪场那群成了人精的富农猪，是七十年代撒在罗坎的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样一个贫穷却到处长着“美梦”的时代，罗坎村还有一个大案子，发生在罗清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们猪场判下来的。
       罗坎人都沾亲带故，一家婚丧嫁娶，一庄子人都能蜂拥来凑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该你出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出。从村长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钱就吃肉，没钱就吃花生，吃什么都叫吃酒席，永远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里玩得好好的，说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爷、叔爷、姑奶、姑父一圈叫下来，头顶被人拍得生痛：这娃儿懂礼。
       那天，罗清浏跟我在七个牌坊那里打赌：牛跑得快还是猪跑得快。罗清浏十一岁，上小学。他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柴，说要砍一千斤，卖了交学费，读书识字。我们俩坐在柴堆上，屁股底下像有一堆汉字，后背还倚靠着那个贞节寡妇的牌坊。心里很踏实，以为日子永远都会这样，再过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富裕。后来，罗清浏被他老爸召回家去见人。
       农民的酒席，猪场人一般不去，我爸说：“去一家，就要家家去。反不如谁家都不去公平。猪场本来也走不开。”结果，家家请客，过后都会使唤女人或小孩子送点食物来。那些梅花糕、麦芽糖、韭菜炒小藕、莲子糯米粥是对猪场参政的报酬，对我，却都是长久热爱罗坎的理由。所以，那天罗清浏被拉走后，我就一路采一些野花儿，跟在后边往“祠堂后”走，等着他家酒席散了，罗清浏能给我送点什么吃的来，并
       没想到罗家去凑热闹。我心里是小孩子常有的那种无缘无故却又清澈如水的快乐，从第一个牌坊走到第七个牌坊，似乎觉得有一种水稻一样整齐的秩序，在罗坎的空气里，一排一排，密密地张开，绿色的。后来，我远远看见他们父子二人走进他家的白墙，突然又被人从院子里推挤出来，接着，吃酒席的人蜂拥往外逃，嘴里叫着：“猪吃人!”
       原来，罗清浏家五百斤的大种猪，突然从猪圈里跳出来，发了疯一样向吃酒席的人扑来，撞翻了桌子，撞倒了村长的侄女侄孙，踩断了侄女的一只胳膊，撞掉了侄孙两颗门牙。于是，不一会儿当事人和受害人都跟着村长到红墙猪场来找几个先生评理了。这种时候，作为猪场的小孩，我是很自豪的，觉得世界上的战争都能在猪场停止。
       受害的那家人说罗清浏的老爸想当村长，故意养出个猪八戒欺辱女人，吃人孩子。罗清浏老爸说：“没有的事。村上多少人家的猪都是这只种猪的后代，若这只猪会吃人，咱村子就是高老庄、白骨洞了。”
       农民们或在猪场院子里蹲着，或在墙根下蹲着，还有妇女倚着猪圈的半截红墙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热闹。猪场的几个先生都坐在长木凳上。村长站着：“不要胡扯。清浏爹你说清楚猪是咋疯的，都喂了些什么，弄得要吃人。”罗清浏老爸说：“我家猪不吃人。它就是见不得扫帚。您那侄孙举着扫帚在院里走，猪就急了。”村民们就笑：“鬼话，还有猪见不得扫帚的事?那猪识家什啦?”村长说：“你家的猪伤了人，你不给个说法，大家伙儿放不过你。把你送进县上局子里，可就不是这么说事的了。”罗清浏老爸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学着猪场先生训练它来着。没训练出真本事，就训出了这个扫帚疯。”
       就在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老戴、老耿、小耿、张礼训已经把案情搞清楚了。他们说：“条件反射。你训练猪的时候用扫帚打它了吧?”
       “不打怎么训?”
       罗清浏老爸如实招了。人家原来有了雄心，也想把自家的猪训练成士兵。猪不去粪坑拉屎，用扫帚打，猪不等亮灯就吃食，用扫帚打。四年打下来，就把猪训练成了“扫帚疯”。
       “科学是打出来的吗?”村长语重心长地说，“若打能成事，不要猪场啦，办成刑房得了。科学也是你这样种田人碰的?”罗清浏老爸嘟嘟嚷嚷地说：“孝子不都是打出来的?越打越孝顺。”
       结案。村民们给罗清浏老爸两个选择：一是，杀了种猪设席，给全村人赔不是，猪头给村长侄女；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捡三个月牛粪，跌打损伤一百天，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二是，把种猪贱卖给猪场，钱分三份，一份给村里公积金，一份给断了胳膊的女人，一份清浏老爸自己留着；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至于侄孙的两颗牙，就算了。奶牙，迟早要掉，村民也就不追究了。
       罗清浏老爸在两个惩罚中选了后者。罗清浏听说他要给人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脑袋后面小辫子一甩，跳起来就说不公平。他爸的邪猪撞了人，他凭什么要去割猪草。割猪草这活儿可不像到茅坑发放报纸那么神气，还累人。
       村上的人说：“你和你爸还分家?”
       罗清浏小脾气还挺大，站起来就要走。张礼训一把拉住他，要做“思想工作”。才说了一句：“子为父隐，木兰从军，割股啖母，说的都是小孩子要替家长分陇。”被罗清浏胳膊一甩，推了一个趔趄。
       这下风声急转，大家都从罗清浏家的猪转过来说罗清浏的不是。公平是一村人定的，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说了算的。结果，倒还真的成了棒打出孝子，罗清浏的老爸当众抄起扫帚就打罗清浏，嘴里骂着：“打死你这个小杂种，当奴才的命还敢翻天!”有人嘴里说别打，也有人说要打，大部分人等着看热闹。一扫帚打下去，罗清浏头上肿起一个鸽子蛋。
       我心里非常同情罗清浏。罗坎人打孩子都喜欢当众打，从来不顾小孩子的感受。罗清浏老爸明显是要打给人看，下手还不算重，有真打的，能把小孩子的耳朵给割下一块。我知道罗坎人有欺负弱小的毛病。以后，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凭啥人家十九岁守寡就得养一群儿子?凭啥九岁的儿子要养四十岁的老爸?明明是社会或成人的责任，却都推到家庭或小孩子身上，难怪中国过去几千年也不用养老院、托儿所。如果，社会福利问题各人自家解决，那社会公正自然也是各家自己的事。要那些民法宪法干什么?罗坎人自有自己的规矩，人和人之间的位置就是这些规矩排出来的。不然，谁养人，谁被养呢?
       罗清浏挨打那天，很是难堪。脖子拧着，小辫子也散了，黑乎乎的手背不住地在细长的眼睛上揉一下，眼皮一眨，就有一滴眼泪滚出来。他本来就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像一大一小两颗黑豆。那天，大黑豆里全是委屈，小黑豆里全是仇恨。最后是我爸和两耿跑过去拉住了罗清浏老爸的胳膊，告诉他：“猪场不是打人的地方。要科学育人。”先生们发了话，大家都得了台阶下。罗清浏老爸的凶器停在空中，农民们也点头称是，说：“要能把人育得像猪场的猪那么听话就好了。”
       结果，小小的罗清浏还是被村长和村民们逼着写了一份检讨书，贴在某一个关于当孝子的牌坊上，让各处到“江湖”上赶集的人读。在那几个牌坊上，动不动就会贴上一些检讨书或者喜报。这是罗坎人的修身养性，罗坎人喜欢张扬自己教子有方和丰收喜讯。第二天，张礼训自家的女婿因为不肯在把旧报纸送进茅房之前，按照岳父的指示，把每一份报纸上的“张”字叉掉，引起争执，也把张礼训推了一个趔趄。同样都是“趔趄”，公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猪场的女婿干了不敬之事，坏了罗坎的规矩，不处理，以后猪场就没有威信，如何再开口裁判是非?于是，猪场几位老兄和村长一商量，招呼村民来开会，一时呼声上下，为张礼训老先生撑腰。张老先生都不用开口，村民们就又逼着张家女婿写了一份检讨书，一视同仁，贴在牌坊上。和罗清浏的并排，风吹日晒，三个月才掉光。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罗坎是个有德性的村庄。
       罗清浏老爸的种猪后来真到了我们猪场。那猪看上去憨厚仁慈，全身是膘，和别的种猪没区别。我爸说：它的种叫约克夏。若和苏联长白猪交配，能生很好的瘦肉猪。我爸还说：“你可以跟它玩，但千万不能给它看扫帚。它给训练坏了。”我七岁，农村野地里长大，我爸刚走，我就对弟弟说：“怎么样，我们拿把扫帚试试看?”我弟弟三岁，我说什么，他都说行。于是，我们两个人扛着一把大扫帚，向约克夏的猪圈走去。离着还有五米远，那猪突然上蹿下跳，蹦出猪圈矮门，向我们冲过来。吓得我们掉头就跑，认定它要把我们吃了。我弟弟跑了三步，大嘴一张，坐在地上大哭等死。因为扫帚在我手里，那头约克夏认定我是定时炸弹，跟着我紧追不放。直到老耿小耿对我大叫：“扔了扫帚!”我才明白过来，扔下手里的祸害，保下小命。
       第二天，我对罗清浏说：“你家的那头猪真有扫帚疯，吃人哩。”
       罗清浏说：“猪都没打成奴才，人倒打成奴才了。罗坎的规矩就是大吃小。等我长大，再也
       不回这个罗坎村。我当科学家去。让他们在这里东家吃西家喝吧。我恨罗坎。”
       罗坎的美和规矩，甚至罗坎的怪事儿都是曲径通幽。不过，就算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他还可以有希望长大。我们再看。
       2、罗坎式结构的解体和各色世界人的出现
       半年以后，陪审团和罗坎的故事都没人再提了。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过去。过去没有时间、没有远近，三十年的差距，半个地球的间隔，凡掉进过去的黑洞，都成了插在同一个黑花瓶里的干菊花。有心的时候看一眼，没心的时候忽略不计。所以，那天我在一棵大橡树底下碰见邵志州戴维邵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提被告和陪审团的事。
       邵志州穿着实验室的长白褂子，捧着一盒大虾饭，坐在大树下的长椅子上正准备吃，树阴慷慨大方，小风呼呼，锯齿形的橡树叶子打打闹闹挤挤扎扎，在老邵的白褂子上凌乱游动。老邵头顶上的叶子、脚底下的树阴都是活的。老邵的脸也活了，比在法庭时展开很多，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他看见我路过，就赶快合上饭盒，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解嘲似的说：“又当单身汉啦，做点好的自己吃，不省了。”
       于是，我也就停在树阴下，跟他聊了几句。也都是家常话。我问他老家邵坷庄在哪里，父母身体可好；他问我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之类。然后他说他要发起成立一个同乡会或者联谊会什么的。“一个人不成家，孤单。”老邵说，“找些老乡来喝一杯，做几个家乡菜，写几笔书法，叙叙乡情，唱一段黄梅戏。到时候，请你。”
       我对“同乡会”之类不感兴趣。就和罗坎的那种来回吃酒席差不多。不过就是一大群走向世界却依然闲着无事干的老婆们，外加几个听老婆话的学者聚在一起互相抬举，凑热闹，都是因为在自家的金鱼缸里过习惯了。美国钱要挣，中国关系要结，样样割舍不下，于是就想着切一小块中国带到美国来过。要这样，不该叫“留学”，叫“建立殖民地”得了。为啥我们中国人走到一起就要扎圈子?一有圈子就难免有帮派亲疏、背后说坏话，烦不烦?而且，在美国，圈子里的人一闹，还没有一个“祠堂后”做仲裁，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我对老邵说：“戴维，别以为我是你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正经人儿，你要把我弄进你的同乡会，你就是自己把一粒老鼠屎扔进了自己的粥里。”老邵说：“哪能呢?不过是聊以自慰、自得其乐的事情，人总得活得有点情趣。”
       他邵志州戴维邵还真有本事，一个月后，不仅建立了同乡会，召集着要过中秋节，还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人，男的，这个人中秋之夜非要见我不可。老邵卖关子，就不告诉我这人是谁，叫我自己想。
       我费劲想了一圈儿，实在想不出哪个旧情人能跟老邵沾上边。
       中秋快到了，老邵热情洋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要我说定到他家去聚会。还说他这是要谢我。
       那样的聚会叫“罗坎模式的高级阶段”：厨房里，一群老婆围着小桌子包韭菜饺子，说着张家夫妻买了新房子，李家儿子赢了钢琴赛，王家岳母摔断了腿，赵家先生才找到新工作；客厅里，几个先生坐在沙发上谈癌症(老邵在癌症实验室嘛)，谈升迁，谈中国变化真大，谈油价上涨，一个个都很爱国。若碰巧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来了，还会真不真假不假地说谁谁谁你该得诺贝尔化学奖。要是有人指出我来，说这里还有个不搞癌症的，会写诗，那下面一句就是：好呀，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等着呢。这种鬼话，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人羞愧至死。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得个奖都目的明确：好做人上人。像我这种介于老婆和先生之间的文人，过日子凭兴趣，且没有宏伟目标，头上还插根草标：离异。在这样的聚会上只能手足无措，上下游走，东转转，西转转，在人家书架上抽本名人传记翻翻，又拿起人家儿子的电动玩具开动一回，等着主人叫：吃。
       我干吗要去?不去。所有结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结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们罗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紧密，用得着到美国来?我对圈子里的人事帮不上忙，对圈子里的人也无所求。中秋之夜那个要见我的男人，可以给我买花呀，可以请我吃饭呀，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还给人当一个筹码逼着我也去应酬罗坎茶馆里的赵钱孙李。见他的鬼去。这种鬼鬼祟祟的男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旧情人。除了两三个旧情人，我谁都不稀罕见。
       于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个鸡蛋，还拿了其中一个大的双黄蛋在儿子眼前晃了一晃，对儿子说：“你妈吃恐龙蛋。”儿子八岁，不太好骗了，斜了我一眼，平静地说：“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见过双黄蛋，认定一黄为弟弟，一黄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团圆。只是门口汽车喇叭一响，儿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他的恐龙机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跟我过什么中秋节。我把腿跷在矮桌子上，给女朋友打了两个电话，骂了几句经济贪污犯。过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点半，邵志州戴维邵突然来了。跟他一车来的还有那个对我情有独钟的鬼祟男人。那男人一冒头，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货上门。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给我贴上“中国制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来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还真成了一族之长呢。”
       老邵嘻笑着脸：“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一趟，总共十天，还抽出一个晚上来看你，够情义啦。别怪我多事，我这也是情面；咱们是党校校友，就跟战友差不多。下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两小时后，我来接人。”临走还没分没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离婚，离得是斯文扫地。他本来就是一张苦大仇深脸，老婆要跑要离婚，还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一边打一边说：“现在不打，以后就打不到了。临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规。”家规是什么，我在罗坎就见过：谁弱小就吃谁。挨他一顿打，我还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现在，我前夫上前两步，没事人似的往我面前一站，嘴里说着：“乡亲乡亲，离家越远越亲。”我恨不得当时就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给他一叉子铲出去。
       洋人离了婚能当朋友，因为双方平等，脸对脸说话，一方再厉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着不还。婚姻本来是契约关系，若闹到动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头上看着，陪审团给你做主。中国人就难做到了。我那结婚证就像卖身契，你要离，你就是没良心，害人虫，背信弃义，不懂妇道，坏了人家的名誉，断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亲戚朋友来劝你：三思而后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当人面，怕让双方父母、祖父母伤心，折了他们的寿。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闹，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没人认识。只有一次是在回罗坎时吵的。那次，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离开十八年后，罗坎不会有人再认识我了。结果还是被儿时那个发誓不回罗坎的小朋友罗清浏当街认了出来，让我大跌面子。
       那次我们两人回罗坎村，是因为我前夫要
       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升官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几天，来它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指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上边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俏，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张工作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最后他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K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作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堂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墙根上谦恭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哧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拉他那张王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部”、“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
       长，却没有我这个外来人家乡情结重，我永远喜欢绿油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后幼儿园里，儿童蹦蹦跳跳，过的还是我小时候的好日子，我真有点儿后悔：要是嫁给罗清浏，也许能混到“罗业华”他老人家的恩荫之下，也生几个罗子罗孙。可惜我年幼无知，心大了一点，要找一个有文化且上进的，却不知道文人上进就是人仕求官，结果错嫁了“石壕吏”，明明学的是“流体力学”，整天想着的却是“平衡权力学”，我看着都累。
       就在这时，“石壕吏”拍着罗清浏的肩，说：“你们罗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种风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后人。你们罗家能沾上罗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后代。”
       当然，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嫁给谁都是英雄的子孙。
       从那次去罗坎到现在，又有十来年了，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又多了几枝干菊花。如今，前夫“石壕吏”新衣新裤跑到美国来看我，那是“朱买臣”来看“会稽愚妇”的架势。他已经爬上了做家长的位置，把多少年前老婆闹离婚丢失的面子挣回来了。他肚子鼓得像个小地球，红领带在紧绷绷的前胸挂下来，狗舌头一样拖在肚脐眼下。头发只剩三条，风一吹，就飘到一边，又被他抓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头顶，恰好完成“欲盖弥彰”的任务。他向周围打量了一圈，递过来一张名片，说：“你这房子不错，在美国当个教授也算是够上中产阶级了吧。”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就知道他其实是说：你不就一个房子么，我这几年官职有了，学术地位也有了，钱也有了，进退自如，比你在美国社会地位高。
       从前人给皇帝当官，得精通道德文章，不必“博导”。现在，现代化了，当个县级市的行政官，名片上还得写上“博导，流体力学”。我说：“没听说你读过博士呀。”他说，一九××年以前生的当“博导”不要博士学位。言下之意，你跑到美国白花六年才弄到一个博士，不如我在中国等着，日子一到，直接弄一个“博导”。用生日决定学术水平，这种标准很有中国特色。不知哪个官儿生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下了这条生死线。我忍不住要开玩笑，说：“原来你是赶上了‘黄金分割’。”
       可惜跟“石壕吏”开不出玩笑来，他平时板着一张“衙门脸”，这辈子恐怕只玩过一次幽默。在儿子过四岁生日的那天，他从中国给儿子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说：“你爸爸评上正研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石壕吏”从政多年，却从来没有和技术断钩，拿个正研究员再一心从政，脚跟硬，现在当官得有高学历，这是他多年的计划。他的幽默是想告诉我：计划实现了。可咱那四岁的儿子，正日夜热衷于恐龙，就像我当年热衷于肥猪一样疯迷，见了一个新物种，立刻就要归类。他摇摇摆摆走过来，举着生日卡，要我给他爸回信，问问“正研”是“翼龙”还是“毛鬼龙”。
       两小时很长，我既想装成文明人，大度有礼，又觉得你把一个人看得那么透，还装什么装?那些“当街大吵”早就让我知道他和我骨子里都不是文明人，是毛贼。我是罗坎村养出来的，他是朱家集养出来的，我们其实门当户对，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样在一个三角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里上千年。一个等级结一个瓜，为了当某个位置上的“瓜儿”，他得使劲往上爬，还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级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来。而我，作为一个“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当一片硕实肥大的绿叶，托着这个瓜，供着这个瓜，替他吹牛，大声吆喝：“不甜不要钱。”还要别有用心地访问其他“瓜妻”，手里拿着东海鱼油、西海除皱霜。我曾经问过他：既然有经济杠杆了，你那么想当官干什么?他说：“有的人有钱，能办成事；我当官，没钱也能办成事。”这个回答很有一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味道。要是我说：我是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我就只剩下一条路：挣断瓜葛，揭竿而起，战斗到离婚为止。这是一种选择：当傻瓜，还是当人?
       现在，我们各得其所，本应无爱无恨，各走各的路，可我却又在心里狠狠地看不起他，而他却踌躇满志，要向我证明他的成功。当我们对面坐着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与他有关的好事儿就没插进来过一枝。就算谈恋爱时有过几枝好的，也都给我拔出来扔掉了。我们除了小孩子，没什么话可说。
       “石壕吏”问：“儿子在干什么?人呢?”
       “到小朋友家研究恐龙去了。”
       “别尽让他研究古代的东西，没用。他得走向未来。”
       “用不着你操心，未来早有了。人家的儿子叫‘南光’。”
       “南——光?”
       南光是某本《儿童食物指南》的作者，那本书封面上有个胖脸娃娃，“南光”二字就写在胖脸娃娃头顶上。儿子早就指定那是他的儿子。我当时就肯定了。南光是我孙子。
       “石壕吏”说：“我要和儿子谈谈话，叫他好好学习。”
       我就拨了电话到儿子的小朋友家。儿子很文明，对他爸说：“您好。祝贺您又结婚了。”
       “石壕吏”说：“你还学中文吗?”
       “我妈说我太难教，她以后教南光算了。”
       “别跟我提南光，谈别的。”“石壕吏”不耐烦咱们这个子虚乌有的孙子。
       儿子就换了一个话题：“我妈说你的新太太像个汽油桶。”
       这下，我暗暗叫苦，童言无忌。这话是我说的，我出于怨恨、蔑视和看笑话的丑恶心态说过这话。尖刻是我的毛病。“石壕吏”皱着眉头：“嗯，她没有你妈漂亮，不过比你妈年轻。”
       儿子又说：“那您要当心，不要生个儿子太丑。”
       “还行，他才生下来，还看不出美丑。”
       “他叫什么名字?”
       “还没取名字。”
       “那就叫‘南2光2’吧。”
       “什么?这是啥名字?”“石壕吏”对儿子叫道。
       我笑，还有点幸灾乐祸。儿子是聪明儿子，他脑袋里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儿子喜欢《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那个机器人脑袋半圆，银色和蓝色相间，叫“R2D2”。“南2光2”，翻译得好，既创新，又科幻。可惜“石壕吏”是朱家集出来的，不懂在我离家出走后，过去的家庭结构就解体了。儿子既不是罗坎人，也不是朱家集人，人家是“新世界人”，前关心恐龙，后关心宇宙，科学得很。他爸那套“学而优则仕”，换成“新世界人”的语言，不过是“找工作”。他爸折腾了半天要当“人上人”，在“新世界人”的时代是“职业歧视”。
       “石壕吏”和儿子没话谈，挂了电话，抱怨了两句：儿子没大没小，一点规矩都不懂，真是跟谁像谁。意思是我把儿子带上了邪路，将来恐怕混不到他的水平。此后，我们这两个在闹离婚的过程中，把对方所有老底都骂遍了的旧人，就脸对脸，无话可说了。干等着那两小时过完，他走人。
       后来，“石壕吏”想到了一个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题目：罗坎。他说罗坎村没了，三年前被市里收去当民俗公园了。他邀功说：“罗坎民俗村的建设是我抓的。很有特点，你下次再回老家，就要买门票了。”
       “那村里人呢?猪场改的‘祠堂后’幼儿园
       呢?”我问。没想到一个人的老家还能就这么没了。把一种生活方式存起来，展览给人看，是为了让它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
       “石壕吏”说：“从我们上次去过罗坎之后，没多久，罗坎村就样样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来越空，留不住人。到现在，只有那个沾了你家猪场风水的幼儿园还发达。青壮年一个个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罗坎，老年人在家给年轻人看孩子。”
       看来“经济杠杆”还真是条金箍棒，一点都不含情脉脉，一直打到农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四堵白墙一家人，三顿饭一大家子围在一张桌子吃的罗坎家庭不一样了。罗坎的人不再像小铁屑一样被绿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厂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场，把农民从土地中拉出去，嫁给社会工业化。七个牌坊撑了上千年的罗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样，说解体就解体了。最后，连“老家”头上也贴上了商标，拿出来卖钱。真不知罗坎人东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数不清的礼数和修身养性的情趣在离开土地之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石壕吏”开始对我提罗坎出去闯生活的人，谁最出息，谁最坏。报了几个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最出息的那位当了什么“罗总”，最没出息的当了“杀人犯”。“石壕吏”见我记不得这些人，就扳着指头算，算了半天，算出来“罗总”是罗清浏的表妹夫的堂兄，“杀人犯”是罗清浏堂姐夫的表侄。这关系一算清楚，他问我：“这下你该记得了吧?”我说：“我记得罗清浏后脑勺上有块大疤，他叫我用黑蜡笔给他涂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时才涂上去。”
       “石壕吏”说：“你从小就喜欢男人头。”他话里带酸带刺，我立刻回击说：“可惜，挑多了，一头也没挑到。”我知道我很讨人嫌，不会让步。但“石壕吏”明显过了吵架的年龄，有了一些领导对待群众的风度，他只是说：“十几年前我们到罗坎，我干了什么坏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坚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罗坎恐怕已经给房地产公司拍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石壕吏”，他干的那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既谈不上腐败，又谈不上贪污，但我的容忍度从来比较狭隘。我说：“你拿了人民的权力，只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败了。”
       “石壕吏”说：“跟你说白了，我还真不贪。想当官做事，都得我这样活。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罗坎的村长，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计划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卖土地，拿回扣。不像话。”
       罗坎村长们在我记忆里都是老农民的形象，一时间怎么变成地主了?也许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里，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仅能打人，还能变成蝇子，钻入肚皮里去，把欲望都给发酵起来。“七个牌坊”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没这个发酵剂。农民是蜂巢里的一只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时的人理解的“个人”，是家庭结构里的个人。每个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结构里的位置。他们长得都很像，举止也相似。你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你肚子里要拉什么屎。风调雨顺之时，这些大哥大姐、干爸干妈就喜欢在屋檐底下闹事骂街，屁大的一点事儿也能闹出帮派情仇来。其实，那是因为大家心里踏实。“家”是有的，怕什么?你爸的猪伤了人，你就得去给人割猪草。你做，给你一碗“精神饭”吃，叫你孝顺儿子；你不做，给你一扫帚“皮肉苦”，管着你灭了人欲。碰上为所欲为不听管的，还可以枪毙。大家异口同声，你只好为别人活。
       突然，资本成了钻进茅草房的大象，挤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进得来，出不去。罗坎的农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飞，自由了。过去对付“人欲”的家法不灵了，手一松，楼房跟着钱流出来，商品跟着钱流出来，农民跟着钱流走了。不会在财富的洪流里游泳的，成了最受欺负的一群，会在财富里游泳的，拿到财富也不知道要财富的目的，一碰就成为最容易腐败的一群。
       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老邵来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说：“我们谈得很好。以后再谈。趁你俩都在，托你们一件小事：我有个领导，是个老总，最近把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就在小戴的大学。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小孩子叫罗洋，会点武术。我叫他过两天来拜见你们?”
       老邵说：“没问题，校友的嘱托嘛。”
       我说：“我不管，老邵愿意老邵管。”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
       “石壕吏”并不放弃：“这样说吧，那小罗洋还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过几天猪场幼儿园。”
       到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专门来看我的目的。离了婚，还指望我继续给他当绿叶子。又扯出我的罗坎旧情，又给我找了个校友，又当着老邵的面说，就是让我不好拒绝。说起来不就是关照一个孩子吗?其实，是他大蜘蛛吐网，离了婚也让你逃不脱。他对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说：“你还是‘石壕吏’的风格呀，‘领导’就是你的爹娘。”
       几天后，罗洋来访。这个罗洋人高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裤，耳朵上戴着耳塞，手里拿着MP3唱机。属于罗坎式结构解体过程中长大的新一代，在我们猪场幼儿园上到大班，被父母接进城。现在又到了美国，从衣着看，也像个新世界人。说起话来有一点罗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罗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来，也自称和我是“校友”。我问他还记得多少“祠堂后”，他说记得墙上写的口号是：“计划生育，科学育人”。这个口号让我感到亲切，和咱那“科学养猪好”是亲戚。
       罗洋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做见面礼，还送了我儿子一支笔。我也没拿那围巾当回事，天冷了就随便扯来一戴。结果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越南籍的女秘书，她拿着我的围巾角赞不绝口，说，你有这么好的围巾呀!又说了一个什么名牌。我还没有介意。直到她说，这条围巾要五百美元，我才惊得一跳。我全身上下的衣裤皮鞋加起来也不值五十美元。我收了学生的贿!这样贵重的礼物是什么?明显是具有目的性的财富以社交的方式跑到我脖子上来，把我圈住。罗坎式的显富，在十多年后变成了不显山不显水了。钱来得不声不响，花得也不声不响。当年罗清浏他妈穿在身上的四件毛衣，大概件件都是儿子、老伴给她挣来的；而这条不声不响绕到我脖子上来的围巾，却魔鬼一般狡猾，来处可疑，去处险恶。罗坎农民的小家子气在资本面前像冰山一样化了。
       我回到家，到儿子房间找到罗洋给的那支笔。第二天，又拿去给越南籍的女秘书看，人家一看，就说这是什么名牌金笔。怎么能给八岁小孩子玩?给医生律师用还差不多。我说，别说什么牌子，我也不懂，就说值多少钱吧。女秘书说，两百美元。
       我到了办公室，立刻打电话叫罗洋来。罗洋来了。我把围巾和笔退还给他，说：“在这里，
       教授收学生的礼物，止于几块巧克力。这围巾你留着将来送你的女朋友，笔自己用。”罗洋说，这是他父母的意思。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把围巾和笔收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看见那条围巾戴在一个中国女学生脖子上了。只当罗洋这么快就找到女朋友了，一问，才知道那女孩并不是罗洋的女朋友，不过是罗洋在请几个中国留学生吃饭时，随手挂在她脖子上的。人家罗洋拿五百美元不当回事。送条五百美元的围巾还真不算行贿。
       罗洋很会抓朋友，动不动就请客。只要和罗洋吃饭，都是他付账。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时常跟罗洋一起上馆子，吃起来热热闹闹，学校附近的餐馆里时常能看见他们高高兴兴地进进出出。到付账的时候，谁也争不过罗洋。据说后来大家也不跟他争了，把“去餐馆”换了说法，叫“陪罗洋”。不是这个陪，就是那个陪，罗洋肯花钱，身边总有几个哥们姐们陪着。虽然去国离家，人家顿顿都吃家庭餐。罗洋有时候也请我，被我拒绝后，他就教育我说，为啥“吃”在中国那么重要?一吃就成了一家人。
       有一天，我看见罗洋在校园路中央吻一个女孩子，长吻不止。美国学生不好意思看，绕开他们走，忍着笑。美国学生也拥抱接吻，但在公开场合，没人把事儿做得如此夸张。我路过的时候，在他们旁边立了两分钟，罗洋也没有发现。这让我想起我们罗坎那几个对着公路的公共茅房，男女坐在里面拉屎，来往行人路过，男人女人如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泰然自若，巍巍不动。从罗家一代代喜爱异性的传统方式看，罗清浏老爸捏人家媳妇大腿的事儿，也应该是有的。
       罗洋吻的那个女孩也不是他的女朋友，只在路上吻了一次，后来就算了。他身边又换了几个中国男人跟着，也不像是学生，走在路上一排，高声说笑，迎面若有美国人过来，不管长幼都不让道。有一次被我在路上看见，问起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罗洋说：“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给洋人让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说：“让道不过是一种文明，用不着联系到国际关系。谁腰粗，谁就要吃小的，这是罗坎的坏家规。”他都说：“大的吃小的是全世界的家规。商场、官场都是这样。”我说：“你找出一千个邪恶的例子，也不能证明邪恶是对的。难道你喜欢生活在那样一个吃来吃去的残酷社会?”他就笑，说：“我不过是在给中国人争口气。”
       快到期末的时候，布朗教授拿了一篇罗洋写的文章来了，神情紧张地说：“你看看要不要报警?”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灵魂的食物”，这是布朗教授给的题目。按他的期望，学生应该讨论精神生活的形而上追求，因为人有理性，不是动物，幸福感不光是身体感受，更是精神感受，光有物质食物还不能给人真正的幸福感。
       罗洋英文很不好，书大概也没读，因为题目里有“食物”二字，文章开头就列了几个中国菜，每一道菜名都惊世骇俗，一道叫“陈先生的皮烧鸡儿子”，一道叫“操他娘的生姜爆烤龙虾”，还有一道叫“丈夫和妻子的肺切成片”。我脑袋使劲一转，能把那第一道和第三道还原了：“陈皮烧子鸡”和“夫妻肺片”。那个“操他娘的生姜”是什么，猜不出来。
       文章再往下看，大概懂了罗洋的意思：他在谈如何识别人。他请几个中国学生吃了这么一些好菜，学生们吃的时候互称“大哥”“小妹”，关系亲密，但他还不能相信他们。如果他需要做铤而走险的事，得靠忠心耿耿的铁哥们。他花钱结识了两个福州偷渡来的黑工，这些人抱团讲隋义。他帮助这两个哥们各还了蛇头一千美元的偷渡费，这两个哥们就跟他铁成一家人，为他杀人都肯。有钱就可以买来灵魂的食物——义气。
       这文章狗屁不通，看起来却是满篇杀气腾腾。文章结尾处，布朗教授用红笔给了个大大的“F”。我对布朗教授说：“报警就不必了，主要问题是英语不好，没懂你题目的意思。”第二天，布朗教授就把他办公室的三个窗户都用黑窗帘给挡上了。他说：“我给了那个危险分子‘F’，谁知道哪天就会有一颗子弹飞进来，把我和我老婆的肺炸成碎片。”
       我再次碰见罗洋的时候，见他依然大大咧咧，并不为一个“F”烦恼。据他说，他数学尚好，得到了“C”。我问他“操他娘的生姜”是什么东西，他说：“干姜嘛。”这样的英语也能来留学，实在让我怀疑他是找人代考的托福。
       快到年终的时候，老邵急急忙忙跑来找我商量事。邵志州戴维邵着急地说：“我遇到麻烦了。罗洋是你前夫介绍来的，我只好找你商量。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原来，老邵手上有四万块钱，是他的癌症实验室让他去买白老鼠的。因为实验室里存着的老鼠还很多，新老鼠来了没处放，还要人喂养，所以老邵就没有立刻去买。那天跟罗洋谈起买宠物养，罗洋说他要买两条银鳗养。老邵就说，你要在动物实验室里呆着，就什么宠物也不想养了。就提到了手上有四万美元，能拖一天是一天，不想早把老鼠买进来，多事。罗洋就说：“钱停在手上是死的，还不如投出去，转一圈，生出一点新钱来，然后再买老鼠。”老邵揉揉罗洋的头，说：“你这小子心眼活。不过这事儿在美国做不得。犯法的。”罗洋说：“我找我爸手下的人，让你的钱快去快回，回来的时候还牵一群子孙。这多好。两个月工夫就能做一笔。”
       罗洋说的那些人，做棺材生意。老邵算算实验室里的老鼠再用四五个月都没问题，心就有点动了。他也不是贪污。实验室的钱他一个也不会拿。等到需要老鼠的时候，有四万块钱买就行了。于是就同意了。他把手中掌管的四万块钱都投到中国去做棺材了。
       结果，钱一出去，左等也不回，右等也不回，等得老邵提心吊胆。看着实验室的老鼠一天天少下去，老板已经问过两次，新买的老鼠什么时候进来。那批棺材死了一样，还没踪影。老邵着急了，找了罗洋好几次，要他催他爸手下的那些棺材商，又担心那些人把他的钱贪污了。罗洋依然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说：“不就四万美元吗?到时候，钱不回来，从我银行账号里先拨一笔还你，让你去买老鼠。”
       老邵不知道罗洋有多少钱，四万!他买房子头一笔定金也就才两万。他一年吃喝付税养儿子也就只能存个五千块。他说：“你罗洋二十刚到的小家伙，哪来这么多钱?”罗洋说：“关系就是钱。愿意为我舍命的人都有，别说四万块钱了。”老邵这才把心放下来一点。罗洋父母有钱有关系。
       眼看五个月了，钱还没回来。做棺材的人说木材出了一点问题，国内禁止伐木，管得厉害，看样子生意不好做。老邵已经不再想发财了，只想老鼠能接上。罗洋答应立刻给他四万块钱，先替他国内的朋友把本钱退给他。老邵连滚带爬把老鼠订了，就等着罗洋的钱，却不想罗洋出了事。
       事，说来本来也不是大事，罗洋借给一个中国留学生几百块钱，学生从中国带进了一旅行袋“小尿人”，头上热水一浇，小人屁股一撅就撒尿。这个学生拿了这些小尿人到小学门口去卖，五块钱一个。结果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受到了学校的起诉，被法庭传唤出庭。这个同学来找罗洋想办法，罗洋说：“就这点儿小事?到时候我陪你去。我倒要看看美国法庭胆敢欺负
       中国人。”
       去法庭的日子到了，罗洋和这个同学按时去了。这样的小民事法庭，也就一个法官一个书记，没有人旁听。他俩在过道里排队，等着。先看美国老百姓进去，出来，并没有什么胆怯的样子。头一伸，看见里面坐的法官也没穿黑袍子，也没高高坐在审判台上，红红的脸膛，就跟老农民一样。等了半小时，两人半点惧怕也没有了。等轮到叫他们的案子了，两人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隔着一张办公桌，在法官对面坐下。罗洋一句话不讲，拿出一个信封，沉着镇静地往法官面前一放。法官问：“这是什么?”那个中国学生也不知道。罗洋两只胳膊自信地抱在胸前，微笑着不说话。法官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三千块钱，顿时像抓到火一样跳起来，当场把两个人逮捕。他们犯了“行贿罪”。罗洋还算义气，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了，没把那个留学生扯进去。一个人下了狱。
       罗洋一去不复还，老邵急得上蹿下跳。他才买了房子，手上的现钱不足一万。要是老鼠不能按时接上，他要丢了工作，房子贷款就付不起了。他骂罗洋笨蛋，三千美元就想行贿法官，昏了头了。
       这样的事，老邵跟我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老邵，你活得没有原则，还要再次以身试法呀?为了那么一点小利，就让一个半大的纨绔子弟指挥着转。这事是你自己的责任。”老邵唉声叹气，骂我那个前夫害人，介绍了这么一个“青红帮”到这里来，小小的年纪，学了这么一套世故，不把美国变成中国式的“江湖”不甘心。他提到“江湖”，我就又扯到罗坎，我说我们罗坎的“江湖”就是一个扩大的罗坎，来来往往的生意人都找着当地人拉关系、结干亲，结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也要建成血缘关系的大家族。罗洋这小子定是从小跟着他父母在江湖上闯荡，名利场上那一套游戏规则见多了，一来美国就要拉你做他的干爹。
       好在罗洋还有江湖义气，那天去法院之前，给老邵把支票寄出来了。老邵第三天收到了支票，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最后一分钟把老鼠给运回来了。又过了一个月，老邵的棺材投资赚的利钱也回来了。这下，他想起罗洋，人家小伙子没骗他，家里还真有人。
       罗洋以“行贿罪”被捕后，他的房东按他填的紧急联系人来找我。一是房租问题，二是电话费，三是他的宠物得有人喂。我到罗洋的住处去了，屋里堆的都是他在网上买来的各种新玩艺。电脑还开着，屏幕上开着几个网上购物的窗口。有一本课本压在还没开封的照相机盒子底下。一张电话账单上就打了一千多美元的长途电话。客厅里一个奇大无比的鱼缸，里面养了两条银鳗，买银鳗的收据随便和那篇布朗教授给了“F”的论文窝在一起，两条银鳗三千块，正好是收买法官的钱。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孩子出来留学干什么。
       我把两条银鳗给他带回家养，其他的交给老邵处理。儿子看到银鳗，说：“放了。”这个新世界人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老邵虽然按时把老鼠买回来了，但是，到年底，老板找他谈话：他支出老鼠钱近半年，老鼠才进实验室。半年，两批老鼠都养大了。他明显是挪用了公款。老邵被解雇，还得交出所有用公款赚的黑钱。老邵还是被罗洋坑了。
       老邵决定卖房子那天，他儿子打电话来，说：“我为您的错误遗憾，但我还是很同情您的不幸。”几个字，说得老邵热泪盈眶。
       3、走到哪儿也走不出罗坎
       我以为罗洋的父母会花大钱找律师，替罗洋想办法，或把他弄回国。但学校通知他父母的信一去无回音。我打电话给“石壕吏”，才知道“罗老总”被政府“双规”了，再有钱也不得挪用。不过人家留了话儿：“罗洋无论如何不能回来。”不知“石壕吏”是如何在这些人事变更中走平衡的，他反倒升了。可怜的是罗洋，无人管无人问了。罪证确凿，赖都赖不掉。若是等他从监狱出来，怕是学生身份就没了，就得回国。
       我去探了他一次，给他带了一些吃的用的。罗家沦落到“抄检大观园”的田地，“石壕吏”却能升官，我还不知道我那个前夫是不是又该换个新外号，叫“贾雨村”了。说不定，他袖子里就藏了一张护官符。他那么巴巴地跑来，要我照看他领导的儿子，如今他那亲如爹娘的领导犯了案子，他却没事人一个。交到我手上的这个宝贝罗洋就像他一口气吹出去的肥皂泡，在哪里爆炸都与他无关了。这倒让我有点内疚起来，觉得罗洋来了以后，我也从没把他当个正经学生待，若早点告诉他，在美国的自由不包括违法行为，也许他也不会去行贿法官。现在，他在异国他乡，几乎成了孤儿，钱恐怕也不会再源源不断地来了。他能不自杀，就算是个英雄了。
       在探监房里，罗洋第一句话就是问那几个跟他一起吃过饭的同学，要我千万阻止他们来看他。他丢不起这个面子。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说不过是想试试美国的官员贪不贪。
       那天探视，我对罗洋说，贪心的人到哪儿都会有。就像排队时总有人要加塞儿。如果一个人加塞儿，第二个、第三个人也可以加塞儿，要是人人都加塞儿，队就没了。没队，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是谁劲大谁有饭吃。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谁住在里面也不舒服。所以，就算有人会不排队，社会的大多数也要保持个队形。有个队形，并不是平等，人人舒服，想不排队的人就不舒服，但没了队形是人人不舒服。布朗教授跟你们讨论“灵魂的食物”，那些“食物”就是灵魂保持队形的定力。
       罗洋瞪着眼睛不说话。“灵魂”本身对他可能就是一个陌生的题目，他那篇宝贝文章里，谈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哥们义气。可“情义”和“正义”是两回事儿。中国儒家的伦理纲常是过去社会的队形，它让社会有一种秩序。只不过，那个秩序说：谁是家长，谁可以不排队。这种秩序本身就给腐败留下了许多可能性。
       探监回来，我到布朗教授家去开晚会，布朗教授的《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出版了。他一时高兴，请了系里好几个同事到他家去喝酒。在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办公室三面窗户上的黑窗帘可以拿掉了，那个“切人心肺”、“强奸生姜”的混球已经因为行贿罪下狱了。
       没想到，第二天布朗教授自己跑去探了监。他说，他给罗洋“F”，不能就这么白给了，罗洋得知道为啥得“F”。他在监狱里跟罗洋谈了“存在的形而上结构”。罗洋很有礼貌，听了半小时，没有睡觉。然后说了自己的看法：“我在中国听老师说过‘仓廪实而知礼义’。我觉得吃饱喝足之后才能管灵魂的温饱。”布朗教授说：“不行，灵魂的温饱随时都要管，等到吃饱喝足之后再管，灵魂就已经被邪恶腐蚀了。”罗洋说：“我现在最想吃的是红烧猪大肠。”布朗教授说：“能让灵魂安心的最高善是‘正义’，猪大肠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罗洋他爸妈给他转出来多少黑钱，只知道，他最后听了他父母的话，不择手段留下来。这个罗洋，那么一个捍卫中国的人，说变，变了个底朝天。看样子猪大肠是喂不到灵魂里去的。
       老邵丢了工作，卖了房子，在伊列城附近的一个小镇畜牧场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要走，他创办的那个同乡会就召集着要给他开送别会。毕竟老邵为人热情，喜欢管人闲事，人
       缘挺好，卷到棺材生意里，怎么着和我前夫还有点关系，想起老邵的不运气，我也觉得不安，所以，我去了老邵的送别会。老邵的房子几天后就正式签字过户，老邵垂头丧气地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周围是包装好了的家什。大大小小的纸盒子，堆得比人高，只等着搬家公司来搬。墙上还有几幅字画没拿下来，那都是老邵自己的作品，有日出，有日落，有老鼠在转轮上跑，还有小夫人侧面向着空明的池塘。老邵说：“谁要谁就拿去做个纪念。都是业余创作，情趣所至，情趣没了，都是废纸，看了心烦。”
       老邵情绪一直不高，去送行的人就故意说些好笑的事让他乐，或说些比他更倒霉的人，让他心理平衡，还有人故意抱怨自己的美国老板不讲人情，早就想辞掉工作不干了，让老邵可以惺惺惜惺惺。这时候，一大家人在一起的好处就看出来了。慢慢地，老邵就感觉好一些了，这是美国，哪儿都不是家乡，飘到哪儿都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老邵脸上也有了笑，招呼大家吃这吃那。他儿子又在中途突然拎着一只老邵最爱吃的“明炉烤鸭”来了，这一下，送别会成了团圆会。老邵没有什么放不开的，喝酒吃饭管闲事，还和过去一样活。老邵逢人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儿子今年就考上了爱荷华大学啦，有奖学金。”
       老邵管闲事的习惯一恢复，立刻就给我找事来了。他说，“石壕吏”为了罗洋和棺材一事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道歉。他还说，“石壕吏”每次都很关心我，说他同意我找到合适的再嫁。我说：“老邵，你要再婚就再婚，谁也管不到我的事。”老邵就笑：“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努力。我记住欠你一个大人情。”
       老邵没明说他欠我什么人情，我知道他是指陪审团判案的事。他这样说，倒让我觉得不安，好像我在陪审团不是为了什么“公正”，而是为了“回报”。我说：“老邵，你还是断了你那邵坷庄情结的好。你不欠我什么大人情。”
       老邵就是老邵，他的固执和坚持不可抗拒。人家到了乡下牧场，在百无聊赖的长日子中，根据“石壕吏”提示的人名，居然从网上，把罗清浏给我挖出来了。“石壕吏”说，罗清浏是我的旧情人。
       我知道“石壕吏”的心思，他是怕我再嫁一个洋人，把他儿子异化了，只会爱猫爱狗不会做人上人，丢了他中国男人的脸面。老邵的热心我就不能理解了。好像他非得把个男人像还礼一样送到我跟前，心里才能摆平。这种做法就像他不停地提醒我去检查有没有得乳腺癌一样奇怪。我说：“老邵，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管人家的私事好不好?”老邵就说：“我拿你当妹妹。”
       所有的中国女人都可以当中国男人的妹妹。妹妹的意思就是“酸葡萄”——暂时吃不到的“准情人”。不过你也别想跑，先把你的家庭所属表明了。我们没有亲戚不能活，朋友同事还不够，一定要上升到骨肉关系才安心；要不就直接是情人，也要到肉体为止。我们生命的意义非常实在，就在这吃吃喝喝几十年。罗清浏不也说过我是他妹妹?最亲密牢靠的人际关系都要落实到家庭关系上，这才好办事。
       等老邵的魔术生效，罗清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目的明确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罗清浏的头发还很旺盛，肚子也不像地球。模样谈不上好看，跟他爸当年打他的那个年纪差不多。穿了一件“破落衫”，胸前有一个骑马小人在打马球。我知道那是名牌，科技人士的休闲服。眼镜没了，换成隐形的，两只眼睛又一只大一只小了。四十多岁的人，站在那里还算精神。他说还有一个月就要回国“海归”了。
       从二十过到四十多，罗清浏过了一圈，也离了婚。也离得个斯文扫地。像他那样的出身，本来就不该找个军官家的女儿。人看上他，还不是就拿他当个“勤务员”?罗清浏决定“海归”，说出口的理由是：想干点实事。他先说大话：“想起来在罗坎砍柴交学费的日子，就像昨天。没有祠堂后的猪场，我恐怕都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科学’。现在真成科学家了，总要找个用武之地回报一下父老乡亲。”说着说着，就又把他另一个说不出口的回国原因也说出来了：他那离了婚的媳妇不是好惹的。
       罗清浏出国前，在一个军用水港研究所工作，那时年轻，又娶了首长的女儿，前途很是看好，早早地就参与了一个大水工工程的主要设计，飞快成了最年轻的副总工程师。正干得好好的，他老婆偏偏又要他搞出国。他老婆说：“你指望你还真能呢，没我爸妈的关系，你能这么快当到副总工程师?”硬让他从部队退出来，留学。罗清浏不想退出已经上马的工程，觉得能接这么一个大工程，是在建造纪念碑。多少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得到这么一次机会。他老婆说：“你犯傻，你自己没有背景，等我爸一离休，我们怎么办?出国，好就不回来，不好还可以回来。是个活棋。”
       最后罗清浏还是听了老婆的。出国折腾了十多年，依然搞水工工程，可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大水工工程可做，因为环境问题，三四十年代建的水坝什么的有不少还要拆了。罗清浏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搞理论，钱不多。钱不多就要吵架。美国并不像他老婆想象的那样适合每个人。最让他老婆不能适应的是：大家都要排队，是官是民都一样。他老婆喜欢不排队，总指望打个电话，什么都干成了。他老婆还不喜欢银行，喜欢现金，所有的钱都装在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军用帆布书包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最多的时候能背到三万美元。罗清浏叫她放进银行，说背在身上太危险。他老婆说，那银行倒闭了不更危险?他老婆还有“藏金癖”，把好好的金项链、金戒指、玉手镯都藏在抽水马桶底下，时间一长，都沾上一些臭气，还要拿出来晒。罗清浏不明白，那些玩艺儿是戴的，都放在马桶底下晦气不晦气?后来，罗清浏发现，他老婆的“背钱癖”、“藏金癖”，其实是一种乡人进城的不安全感。到了美国，没有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系网可依靠了，人就像吐不出丝的蜘蛛，不知挂在哪儿活了。加上语言不通，丈夫不硬，只有碰到那一帆布包现金，看到马桶底下的黄金，才能有一种“不怕了”的感觉。
       有时候，罗清浏听他老婆和别人谈话，一开口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的爸爸是某某某，他的妈妈是某某某的小姨，都是我爸的老战友。”罗清浏就觉得可笑，说：“像你这样有背景的人，当初为啥比我还想出国?”他老婆就骂他没本事，官当不了，钱也挣不多。罗清浏就说：“到了美国，我们是白丁一个，只能脚踏实地干。没有钱从天上掉下来。不过，你包里背的每个小钱都是我自己挣的，用起来不会担惊受怕。”
       罗清浏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很堂堂正正比年轻时当那个“副总工程师”还要心安理得。他老婆气得跳，说：“还有我挣的，我国内记者的身份丢了，到这儿来陪你，给你养小孩当老妈子，你不给工钱?”吵着还能动手，抓到什么都扔过去。开始，罗清浏也认了，忍气吞声地当他老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再后来，国内他老婆以前的一帮部队姐妹都富起来了，这倒使他老婆以前计算的那盘活棋不活了。父亲离休，权力没了，自己混得还不如国内的姐们儿，连回国都不好意思。于是越发心理不能平衡，无
       端就能吵一架。
       最后，他老婆认定：罗清浏是扶不上墙的狗屎，她得永远省钱、省钱、再省钱。于是，她一个星期只发五块钱零花钱给罗清浏用，跟发给他们儿子的钱一样多。罗清浏气起来，骂他老婆：“你拒绝跟我回罗坎，不准我提你我父母是农民，你我祖辈都是农民，可你算什么军官子女，地道一个罗坎村的吝啬农妇。我们罗坎最邪的媳妇都赶不上你。”为这句话，罗清浏挨了他老婆一个耳光。这一巴掌打出了罗清浏的倔劲。罗坎的女人闹得再狠，也就是跑到“村部”喝农药，没多少敢打男人的。在中国时，他老婆家地位比他高，可在这里，谁认识谁?于是，罗清浏正式提出离婚。
       在罗清浏闹离婚的过程中，他老婆跑到罗清浏的实验室里，用狗屁不通的英语向每个教授、实验员控诉；那天碰巧没来上班的人，她也都打了电话到人家去；电话不通的，她也写了条子去。说罗清浏利用了她家庭背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等她父母一离休，没了以前的权势，罗清浏就虐待她和孩子，等等。
       罗清浏的同事们倒还好，并不因此另眼看待罗清浏，都说他媳妇有精神抑郁症，叫罗清浏赶快带她看医生。丈夫虐待你，到法院去起诉呀，跑到“水流水速实验室”来告，算啥事儿?跟这个抱怨，跟那个抱怨，说丈夫要害她，这不是典型的精神抑郁症是什么?至少也得算个严重更年期变态。只是罗清浏觉得自己已经给弄得名声扫地，单位不能再呆了。跟他要好的同事劝他别走，说，我们雇的是你，谁会介意你那精神抑郁症的前妻说你的话。但是罗清浏还是中国人，面子拿不下，又担心将来会影响晋升，等等。所以决定“海归”。
       现在，我是单身，罗清浏也是单身，从小一块儿看猪交配的朋友，见了面什么都说，也没什么需要了解的。罗清浏说：“你要同意，我就考虑不回国。”但是，我却不能肯定我与他是什么一种感情。这么多年，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他一来，我们就像小时候还坐在柴堆上聊天一样，这中间的时间，没让那种儿童时代的关系发展。突然叫我“同意”，还牵连到人家干事业的雄心，这个我不能决定。更重要的是，我同意也没用，还得我家那个“小油瓶”同意才行。再说，我一个“同意”就把爱情定了，那谈恋爱还有什么意思?不就跟做“选择对错题”一样?所以，我说：“不行。你还是按计划回国。我再去看你。”
       我虽然说了“不行”，但罗清浏就像我说了“行”一样。第二天就在我的屋子前种花剪草。买的花全是一串红，矮枝上拖着一个一个小红嘴。罗清浏说：“一个红嘴一个吻。不吻情人就吻妹妹。”这话儿说出口，脆邦邦的，像罗坎“江湖”上卖的洋花萝卜。
       接着，罗清浏又以一个父辈的身份开始管我儿子，说人家裤脚拖到地，裤腿太肥，走路不像士兵。我儿子说：“我为什么要像士兵?我不是你，不是你儿子，我不要像士兵。我是我自己，我想像迈克尔·乔丹，像大鲨鱼和科比。”罗清浏说：“你个子这么矮，打不了篮球。做选择要实际。要不然长大找不到工作。”
       罗清浏教育孩子的方式和“石壕吏”没大区别。这不就是“石壕吏”要帮我找男朋友的原因吗?我赶快把儿子打发出去玩，免得罗清浏再说下去，伤了孩子的自信心和想象力。我只要儿子健康、快乐、博爱。十岁不到就要他想“找工作”，我要他当童工呀?
       罗清浏在我家住了三天走了，我家的“小油瓶”对他的态度很暧昧。所以到他走，我和他的关系依然保持在坐在柴堆上聊天的水平。可是等他走了一阵子之后，老邵打电话来，用长兄一样的口气问我：“我对你的苦心开花结果没有?”这时，我才觉得也挺想罗清浏的。毕竟知根知底，年纪相当，是同一代人呀。
       之后，老邵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支支吾吾地谈些结婚恋爱的事，明着是问我和罗清浏的进展，实则是想告诉我他自己的什么故事。后来，终于说白了：他想追他们牧场里的一个洋女孩儿，问我怎么看。我说：“好呀，你长得是典型的中国人模样，洋人要喜欢中国人，一定喜欢你这种模样的。”老邵很受鼓舞，就放开手来追了，还同时鼓励我：“爱情不是想，是行动。给罗清浏打电话写情书呀!”
       老邵看中的是一个从伊列湖边来的美女季妮。从他寄给我的照片看，季妮的漂亮是那种简单的漂亮。眼睛蓝，蓝得像眼睛；鼻子直，直得像鼻子；嘴巴红，红得像嘴巴；头发长，长得像头发。漂亮还需要什么?有季妮的简单就什么都有了。季妮对老邵一笑，老邵就中了邪，从此，鞍前马后跟着季妮。老邵情趣一恢复，立刻就不是等闲之辈了。他老邵戴维邵除了会养老鼠，还会画画，会拉胡琴，艺术修养是有的。老邵对我说：“刚到牧场，看见那些奶牛，都是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模样。有了季妮后，就是想起从前实验室里的老鼠，也个个都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在这样丰富的想象力的刺激下，老邵的艺术才能像白馒头一样发起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有时拿一把胡琴坐在草原上，一遍又一遍地拉“梁祝化蝶”；有时又支起画架子，涂上一片黄灿灿的小向日葵，远方还用银色涂一条亮闪闪的小河，流到跟前，有三五根长穗子芦苇突然竖起，穗子弯弯，细长的绒毛烟雾一样飘在画面中央。老邵在画上题了诗：“原来生活在这里”。
       老邵给季妮画像，画了正面画侧面。直着腰，弯着腰，抬胳膊举腿，张张都是只有灵气没有细节。画虽不专业，还有两张嘴巴画得太尖，有老鼠精的神态，但老邵用的是国画人物的勾勒手法，把季妮浑身上下的灵气都画在抱朴未璞之中了。老邵要就要的是她那种乡间少女的清纯，季妮是农民的女儿。老邵先用画儿抓住了季妮的精气神，接着就开始抓季妮的心。老邵本来就是热心人，会说甜话。甜话没说几句，季妮就化了，也不扭扭捏捏，一口就答应当老邵的“小甜心”。
       老邵非常得意，告诉我：“和洋人恋爱就是简单，我现在是开头顺利，信心十足。”又催我，“你也赶快行动。好男人不多。”
       于是，就在老邵决定和季妮一同回乡下见季妮的父母的时候，我也决定，一放暑假，把儿子送到夏令营，回中国去追罗清浏。
       到了淮南老家，开了车来接我的是罗清浏和“石壕吏”两个男人。一上车，我就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不平等，罗清浏说：“朱局长，您别动，小戴的行李我一个人拿。”然后，“石壕吏”请客，给我接风。把我们开到一条河边，进了一家白墙黑瓦的淮南酒店，请了一大桌人，一圈问下来，没一个我认识，也没一个是罗坎人，但也都是从什么“集”、什么“洼”、什么“村”、什么“县”来到城里的精英分子，个个都是领导。大家在排座位上万分客气地谦让了十分钟，最后，“石壕吏”坐了上座。那些人说：朱局长是在座干得最好的，再升就要往省里调了。“石壕吏”嘿嘿笑，踌躇满志地说：“我告诉你们，最好过的日子是有领导告诉你路怎么走，上面有人指方向，你永远也不会担心犯错误。别以为掌权好，真轮着要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下面人就等着你拿主张了，那日子不好过，有压力。”
       我转过脸对罗清浏说：“听见了吗?这是他
       袖子里的护官符。”
       罗清浏装着没听见我的话，选了一个下座，在“石壕吏”对面坐下。我却被推到“石壕吏”旁边“主客”的位置上坐下。这样的抬举，让我咬牙切齿才压下了要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的念头。我扭着脸打量这个包间，墙上的条幅是：走回明清时代。
       大家刚坐定，有个胖乎乎的年轻妇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来了。一桌人又都站起来，叫她“嫂子”。“石壕吏”指着我对那“嫂子”说：“去见见你大姐，人家是美国大学教授哩，说啥也是咱的结发，还生了个聪敏儿子。”那妇人向我走过来，嘴里叫着“大姐”，脸上堆着笑。手里抱着的孩子圆头圆脑，也在笑，笑声瓮声瓮气。
       我说：“这就是‘南2光2’?”
       “石壕吏”说：“大名朱传人，属龙，龙的传人。”说完他赶快筷子一挥，招呼千军万马，“吃!都是家乡菜。”他这回甩出来的牌可不是从前到罗坎时的狐假虎威了，是一张树大根深、一唱百和的“全家福”。几十年在“官架子”上爬行，瓜大叶肥，关系网结成了。席间大家给他敬酒，说他胸怀广阔。意思是，他不忘前妻，对我宽大处理，仁义有加。那个年轻的“嫂子”就坐在我旁边，侧过身子给我夹菜，一边还很夸张地说：“老朱不忘大姐，是我的福气。这样，野草野花我们老朱就正眼都不看一下了。”于是，又有人起哄，说，朱局长是真丈夫，真情种。他们说的“朱局长”、“大姐”这些人，我一开始听起来好像都不在场，与我无关。过了半天，才认识到“石壕吏”原来姓“朱”，我姓“大”，“石壕吏”的名字叫“局长”，是他的社会地位；我的名字叫“姐”，是我在他家的地位。不过事实上，我是他家的乱臣贼子，他们应该叫我“母大虫”才对。只是因为“石壕吏”对我不计前嫌，所以，我才有今天。
       席间，有人问到罗洋，听说罗洋不回来，就有人非常愤怒地说：“卖国贼!”还有人提到罗洋的父母，说：“罗总硬是压了朱局长七年。现在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石壕吏”一句话不说，含笑喝酒。这倒让我心里一惊。我只当“石壕吏”巴结罗洋父母，是因为要靠“爹娘”，没想到人家“石壕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要篡了“爹娘”的位。我不禁暗自感叹：二十四史里记下的宫廷险恶、手足残杀、鹿死谁手、争权夺利，咱们这地方家庭也能经历一小回。靠关系行事，大家都牵扯着，一切都这么不清不楚。这席间一桌人，大概也包括我在内，都是他的死党，替他效过劳，尽过孝。看这场孙子兵法玩的，可真是炉火纯青。难怪“石壕吏”要给我设下这一桌接风酒。谁知有多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故事在其中呢。把罗洋送到我这里来，搞不好就是他下的药引子，埋的导火线。说不定连老邵那起棺材案也是他的炸药包呢。我敢肯定，就算我这样的胡乱联想统统不合事实，他“石壕吏”也不会被我冤枉至死。于是，我拿起酒杯对他说了句：“老石，你好!”
       我吃了“石壕吏”这一顿接风饭，其间，想到了一百次小时候在罗坎村看农民们“吃酒席”。时隔三十多年，酒席吃的内容变了，但吃酒席的功能还是一模一样。大家吃一顿，是加肥，大家喝一杯，是浇水，不是乡亲也要灌溉成乡亲，不是一家人也要结成一家人。恩怨情仇就是这些酒席上的大碗酒、大块肉。再盖多少高楼大厦，过日子的模式还是叫“罗坎式”。这样好办事。
       吃完饭，好歹算是社交结束，罗清浏把我送到酒店，关上门，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向我诉苦。“海归”也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他回国后，在一个大学里得了十万人民币的启动经费，下面就没钱了，得自己到外面搞项目。他说：“什么都要关系，人家花了十几年结关系，我们花了十几年弄学问，从资源学的意义上讲，我们资源贫乏。”
       我说：“你当年也干到了副总工程师，当年那些老关系呢?”
       罗清浏说：“你这就天真了，当年在我之下的研究员，现在都是研究所所长、副所长了，人家不要我回去。回去了把我放在哪儿?放在哪儿他们都不顺心。过去欣赏我的老人呢，又都退了。我要想干事业，得项目，全得重新开始。”
       罗清浏说，他回来半年后，一切都想通了。用人和娶媳妇一样，太漂亮的不能要，太丑的没人要。他罗清浏“嫁”不出去，因为他成了大龄青年，小姑子、大嫂子容不得他了。所以，他得重新下厨房，洗手做羹汤。多少“海归”们还放不下这个架子，处处拿国外的规范说事儿，那是他们忘了，各家规矩不一样，在咱这儿，关系也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社会财富。
       “关系要结，本事也要显出来。”罗清浏总结道，“还要有上面人赏识。”
       这以后，我就看着罗清浏一到吃晚饭就跑出去“吃酒席”，然后酒气冲天地回来，肚子看着就成了“小地球”的妹妹。他说，他有可能得到某运河工程中的一个大项目，得和评委吃饭，还得和农民工的包工头谈条件，忙。他还说：“你那前夫，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坏，人家不过是会做官，会看风向。你不能要求人家都像你一样地活。这次，我得到机会见这些评委，就是他的推荐。人家对你、对我们很关心，算是个好人啦。”
       我说：“罗坎的人能坏到哪去?你小时候怎么那么恨罗坎?”
       “我是恨他们落后，不讲理。”罗清浏回答。
       我立刻抓住了理：“你只当我前夫那个当官的法子不落后?落后到旧社会啦!回到明清时代!靠关系办事!”
       被我一吓唬，罗清浏愣住了，嘟囔道：“没办法，折腾来折腾去，把个罗坎村都折腾成商品了，人际关系怎么还是在罗坎式的框子里?”
       于是，我们俩都感叹起来：过去，生活在罗坎那样的地方，五十里内都是亲戚，不按亲缘关系活，几乎不可能。现在，工业社会了，人们从土地的限制和束缚中挣出来了，聚到城市，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是亲戚了。可不知怎么的，到了城市也没有用，人们折腾来折腾去，互相叫“大哥”“大姐”，非得把家族关系在一个没有血缘联系的生地方重新建立起来方才罢休。拉帮结派，互相送礼，人情世故，直到把以工业为标志的城市，弄成从前过惯了的“江湖”为止。唉，三千年家族社会的根深呀!
       罗清浏身不由己。一条鱼在鱼缸里游，水怎么流由不得它。留了洋也没用，回到罗坎还是要入乡随俗。他动不动就有应酬，有些应酬要叫我看简直是滑稽可笑、浪费时间，和他的工程毫不相干。譬如说，替领导去开会。领导事多，叫他代替领导去开会，是对他的信任和抬举。还有，替朋友去吃酒席。朋友帮他找好建筑材料，他得回报人家，帮人家做点儿事。还有大学同学、中学同学聚会等等，现在没用，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会有用。罗清浏像个风车轮，风风火火，恶补关系资源。
       吃完酒席回来，罗清浏才有时间做科研。他的投标项目是个聪明计划：计划建的运河，要穿过一片膨胀土地段，那种土会见风使舵，水少的时候能土地干裂，一来水又膨胀得不可收拾，南水从这里走到北，河床就很不稳定，会变形。有人计划换土，可那样工程浩大，影响民生。罗清浏的计划是：不换土，把膨胀土装进口袋，高压压实，当土砖铺垫河堤用。你不是要膨
       胀吗?袋子把你管住了，再膨胀也跑不出袋子的结构。理论很好，还要实验证明。罗清浏每晚十点钟跑到实验室，一呆就能呆到半夜两点，真比在美国还忙。
       我只好决定自己出去玩。总不能罗坎都不回去看一次。于是，我搭上长途车，自己去罗坎。在罗坎村门口买了门票，卖票的是个小姑娘，说一口罗坎土话，大概也是我的猪场校友。村子口新开了一弯月牙池，一池子荷叶，片片都成了精，舒卷有致，小家碧玉，风一吹，碧嫩的脸上滴水流盼，浅笑滚动，活灵活现，几株出头露脸、大开大放的粉色荷花，个个都该叫“潘金莲”。有几个慕名而来的游客不由得深吸几口清香，指着月牙池说：“看，荷塘月色呀!”
       我沿着青石板路走回老家。白墙大多新刷过，牙齿一样密的黑瓦依然一家一家紧咬着，只是，过去的“家”大都改成了一些农家客栈或农家菜馆。牌坊倒是重修过了，从此不准人往上贴东西，或拴牛羊，那叫“文物”。我转了几家，决定在过去的“村部”投宿。因为看见“村部”的墙没有重新刷，还有旧时退了色的标语，让我能感到“老家”的意味。管“村部”客栈的老人端着一杯茶，把我引进过去妇女闹喝农药的堂屋，说：“吃农家菜就到这里。”我问老人，来投宿的人多不多，生意好不好做。老人说：“要看啦，周末会有司机带小姐来睡。”
       “村部”是真没了，标着价，成了商品。“祠堂后”还在，依然是幼儿园。我看见有个小女孩在以前猪场的院子里疯跑，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手里举着装满米汤的奶瓶，后面跟着鼻子粉红的小猪崽。于是，我就想给那个小女孩照相。突然，一个小男孩儿跳到小女孩儿前面，手里舞着一根树枝：“不准照相。要钱的!”
       这让我吃一惊。永远有罗坎的哥哥跳出来救妹妹，只是救的原因很不同。这里的儿童也许和我当年一样，认为世界就该这样设置的：司机带着小姐，在他们祖父母的家里过一两夜就走。给他们照张相，要付钱。司机和小姐把他们的小模样和白墙黑瓦、石板路收到相片里带走，当作一段艳遇的见证。而他们的爸爸妈妈却要过个把月才能回来看他们一次，留下一点新鲜玩艺又走。这些孩子中，会不会有一个也像当年的罗清浏那样说，“我恨罗坎”呢?
       我从罗坎回来，真想把回老家的感受告诉罗清浏，他却先告诉我要请“石壕吏”吃酒席。罗清浏提出的那个解决膨胀土的方案全票通过。他得到了这个大项目，手中有钱了。
       “石壕吏”开着车来接我们去酒店，一见到我就说：“怎么样，我是好官吧?”一副我的大恩人的架势，让我看不过。我说：“你做了什么?不过就是没有压制人才，这也算是功?”罗清浏赶快插在中间说：“小戴你不好，你怎么总是不给朱局长面子。这次我中标，全靠朱局长的关系。”一副讨好的样子，真让我生气。他们现在是一家人，公事私办。说不定哪天还可以私事公办。罗清浏请的这顿酒席，还不知是不是他项目里出的钱呢。
       接了项目之后，罗清浏立刻就去了工地。他一走，我又觉得，在中国当个想干事的男人真不容易，得人格分裂，几张脸换着用，几个脑袋换着使。累呀。
       罗清浏现在又得费尽心力去对付几个包工队了。那恐怕又是一些“罗坎村”、“邵坷庄”、“朱家集”吧。咱那个勤奋有志的罗清浏，在一块文化悠久的土地上，拼命想用财富重修历史。看吧，发财了之后，也许又会发现：发财是个贫乏的概念。要是财富的最终目的不是定在社会正义上，发了财也得把防盗栏钉到三楼五楼，像坐牢一样过日子。
       在我的恋爱进入平淡期的时候，老邵给我写来长长的伊媚儿。他老邵邵志州戴维邵，在罗清浏拼了老命干现代化的时候，躲在美国乡村，为了爱情，干着与罗清浏倒行逆施的事情。
       老邵跟季妮回了她家，只要季妮父母一点头，他们马上就结婚。季妮的家在伊列湖边的一个农村小镇，叫“水码头”。因为靠近伊列湖，那一带走几步就有一个小池塘。每个池塘里都停了许多灰色的大雁。老邵是热恋中的人，所以他眼睛一眨，那些池塘就在他眼里变成了天鹅湖，灰色大雁也一律漂白成了白天鹅。“天鹅湖”边到处都是老树，凉风一吹，秋天的颜料盒子就被风的快脚踢翻了，空气里到处都是色彩的味道。红色的叶子像舞女的开领红舞裙，疯狂热烈，让老邵忍不住要单膝跪下，去捡红裙子上掉下来的红纽扣。黄色的叶子是月亮从黑夜的光头上擦出来的火星儿，萤火虫一般跳跃旋转，让老邵不由自主想尖嘴巴去亲吻。
       老邵一到季妮家，季妮的爸爸妈妈和季妮的七个弟妹都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呢。季妮妈妈一见他们就下厨房烧饭。老邵以准女婿的身份，卷起袖子帮忙。帮着帮着，老邵就取代了季妮妈妈。因为季妮妈妈只会做沙拉和通心面。那玩艺哪吃得下去?老邵大勺一挥，又加了炒鸡丁和土豆烧牛肉。季妮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吃得红光满面，肚皮滚圆。老邵在季妮家的地位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确立了。
       老邵在季妮家住到第二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季妮全家老小都不跟季妮爸爸讲话。季妮爸爸长得高大彪悍，季妮的所有漂亮似乎都是从她爸爸那里继承下来的。季妮爸爸只是闷头干活。晚上喂马，早上扫雪，上午修车，下午收拾播种机。只是不说话，也没人理他，像是季妮家的下等人。老邵不但会说甜话，还会做甜事。老邵对季妮爸爸笑，诚心诚意地笑，热情洋溢地笑，像中国女婿讨老丈人欢心那样地笑。季妮爸爸低下头，眼圈就红了。老邵不知所措，赶快给季妮爸爸把螺丝刀递过去。吃晚饭的时候硬要坐在季妮爸爸旁边。季妮爸爸依然不说话，脸上有一副对老邵感恩戴德的表情。
       吃完晚饭，季妮妈妈对老邵说，我们都信耶和华，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晚上我们得到圣经学习组去学习，明天我们还要去教会。我们都很喜欢你，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只能和耶和华见证人结婚。你先去参加我们的学习和教会活动，等你也成了耶和华见证人，季妮就可以和你结婚了。
       老邵只对爱情感兴趣，对宗教不感兴趣。但是为了爱情，老邵什么都愿意做。不就是学圣经吗?老邵愿意就是了。老邵跟着季妮一家去了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在另一户农民家办，老邵一进去，大家都对他很热情，叫他“新兄弟”。小组里的人都是附近的农民，红脸膛，大嗓门，互相也称兄弟。
       开始学习了，小孩子带头发言，谈耶和华怎样帮助他们战胜撒旦。撒旦就是邪恶，邪恶就是撒谎、贪吃、想玩电子游戏。学习组里的长老也发言，对未来充满信心，告诉大家耶和华在三年内就要来了。耶和华一来就世界大同，不但核武器、战争没有了，贫富也没有了，连车祸也没有了。不过，只有成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才能得救，过天下太平的日子。
       听着这样天真的议论，老邵在心里直笑。他从邵坷庄出来，转了一大圈，连飞机都没用坐，又回到邵坷庄来了。这样的学习老邵很熟悉。就像他当初在邵坷庄的时候，到了冬闲，村里农民挤在一起，喝着烧酒，谈大同世界、太平天国一样。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农民手里拿着圣经，中国的农民手里拿着旱烟袋。一时间，老邵
       有了回到青少年时代的感觉，这种感觉曾被他的科学脑袋嘲笑过，否定过，但他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老邵才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于是他也举手发言，问那长老，怎么就能连车祸也没了?长老说：“到那时候，就没汽车了。出门有个大风管道，你想到哪里，只要一想，风就把你吹到哪里。”老邵一听，心里一跳，浪漫呀!原来列御寇乘风而行的老庄梦，这里的农民也做着。
       学习小组里的人个个都发了言，只有季妮的爸爸一言不发坐在角落，依然没人理他。到了学习小组散会，老邵实在忍不住了。他故意和季妮爸爸走在一起，悄悄地问：“这里的人怎么啦?怎么对您这样?”季妮爸爸小心紧张地左右看看，然后小声对老邵说：“你不要跟我讲话。我的资格被暂停一年。再过两个月，等我恢复了资格，就能跟你讲话了。”这对老邵是个新鲜事，美国的农民也搞“留党察看一年”?于是，老邵又问：“您怎么啦?为什么要取消您的资格?”季妮爸爸怏怏地说：“我原是教会里的长老，可我犯错误了。我到弗罗里达帮助我们的兄弟盖房子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个姐妹睡了。”老邵一听，心里说，明白了，这里的农民也整“生活作风问题”，是个有德行的村庄。
       老邵在季妮家呆了两个月。啥事没干，小组学习却去了二十次，礼拜更是一个星期也不缺。心里只想赶快能把季妮娶了就走。季妮爸爸依然天天过着不被当人待的日子。老邵心里不平，不都是农民兄弟、父母姐妹吗?搞什么“划清界限”呢?别扭。季妮爸爸却任劳任怨。哪个兄弟家房子漏雨、马桶不通、车子抛锚，都是季妮爸爸赶着过去帮助。老邵在心里把季妮爸爸的行为翻译成中文里的“劳动改造”。
       终于有一天，季妮约了老邵到伊列湖边散步。季妮问老邵这两个月过得好吗，老邵说：“好，好，每天和耶和华的天国越来越近。”季妮就靠在老邵的肩头笑。老邵头一侧亲了她一口。季妮突然收住笑，从小坤包里往外掏东西，先掏出些口红胭脂之类塞在老邵手上，然后，从包里掏出了耶和华见证人用的《圣经》和几本传福音的杂志，狠狠地扔进伊列湖里，说：“我恨透了这些玩艺。都是假的!”
       老邵太高兴了，他跳起来抱着季妮说：“啊，宝贝，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呀!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结婚去。你们那个学习组里都干的什么事呀?!不是让我想起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季妮却哭了：“戴维呀，这是学习组要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考验。你失败了呀。你要是跳进伊列湖，抢救起那些圣经福音，我们下周就可以结婚了。我爸爸刚解放就已经在准备给我们盖房子了。现在完了。”说完就哭着跑了。
       老邵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伊列湖边，把一块鹅卵石“砰”一声踢进湖里，骂道：“他娘的，老子给‘农民的狡猾’耍了。”
       在老邵被农民的狡猾耍了的同时，罗清浏也被农民工包工头耍了。那个家伙拿了一个二级公章盖的介绍信，说自己领的是“石壕吏”老家朱家集出来的农民工工程队，直属“石壕吏”管，是“石壕吏”介绍他来这里承包工程的。罗清浏已经掉进了关系网，他寻思这是一个回报“石壕吏”的机会，官当得再大，也是念家乡人的。挖土又不是建运河河堤，给谁都行，于是大笔一挥，就把一期挖土工程给了“朱家集工程队”。谁知那包工头拿了四万块钱头笔工钱，第二天就没影子了。罗清浏跑回来问“石壕吏”，“石壕吏”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这个队，你被人骗啦。”
       罗清浏气得上蹿下跳。“石壕吏”还批评他书生气，一半埋怨一半义气地说：“我会图你那点儿回报?你把我儿子带好了，我将来还要报答你呢。”我在一旁听得差点气死。他“石壕吏”啥时会白给?交易做到儿子头上来了。这上了贼船的罗清浏若跟他成了兄弟，我还真不能要呢。
       结尾：罗坎情结的启示
       我回美国的那天，又是“石壕吏”和罗清浏两个人送我。罗清浏本来准备自己把那四万人民币赔了，但“石壕吏”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不了解中国市场行情，上了人当，不能让你个人承担损失，算作运输损失报了吧。这下罗清浏就又欠了一笔大人情。
       在去飞机场的路上，罗清浏把“石壕吏”的这份恩德对我提了三次。在他说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罗清浏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一起坐在柴堆上聊天的男人，我和他的感情到此为止。
       也许，我想爱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要这个男人吃中国饭，说中国话，懂中国诗文，为中国的事儿飞马扬刀，最好还要懂林妹妹耍小性子，却不活在中国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人际关系里。是是非非一出来，他就举着正义大旗，在人头顶上哗啦啦舞。这就是贾宝玉站在这里，也不合格呀。
       但我情愿没有，也不能放弃理想，否则，连有的希望也没有了。
       我的前夫和我的前情人对我挥手告别。我看着这两个男人站在一起，都穿着西装，一个深蓝，一个藏青；都戴着领带，一个紫红，一个酱红；都挺着肚子，一个挺着地球哥哥，一个挺着个地球妹妹。他们俩，一个不是坏人，一个是好人。他们是两棵水稻，两株玉米，两栋宿舍楼，两个眼睛向上的官人。他们是兄弟，是亲戚，他们长得很像，在没有闹分家的时候，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他们可以选择在哪儿挖运河，在哪儿盖高楼，他们甚至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家乡拆了卖了，但轮到选择按什么方式活着的时候，他们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只有罗坎式。能把猪场改为幼儿园是非常伟大的事，可要改教孩子怎么活和为什么活，才是改到了骨髓，那才艰巨。改外貌总是容易的，改骨髓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男人还是干事的，从易到难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只是盖完高楼、修完运河之后干什么呢?如果财富的目的不是“正义”，那它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回到美国，我在离老邵牧场不远的城市转机，老邵到飞机场来接我去他家住一天再走。虽然失恋了，老邵倒并不垂头丧气。他说，虽然是失恋一回，却深入了解了美国社会。并不是人人都喜欢民主，只不过你要不喜欢民主，你也可以有其他选择。你要划出一小块私人地盘，过你的封建社会，过你的清贫简单，你尽管可以过，别违法、别强迫别人伤害别人，且按时纳税就行。农民嘛，当他们和土地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乐地过着罗坎村或者邵坷庄的日子。其实，老邵在伊列乡下的那段日子，过得还是很如鱼得水的。
       等老邵听说罗清浏被人骗走四万块钱，当作运输损失报了账，连喊自己冤枉呀。他老邵一分公家的钱也没丢，却丢了自己的工作。罗清浏要是在他老板手下，为了讨好朋友送人情，丢了四万块钱，那定是要被开除的。看来罗清浏回国回对了。这个美国不计情面。不好。
       经过一场恋爱，老邵明白了许多事情。野心和雄心都没了，一心就想过个农民或者小地主的日子。他在乡下买了一个“汽车屋”，放在河边住下，养了几只肥鸭子，种了一圈西红柿。动不动就跑到附近农民开的跳蚤市场，买一堆旧工具回来，把鸭子窝建得像个学校。
       我早上起来，从窗户看出去，见老邵穿着游泳裤在教鸭子游水。河边一棵杨柳树，逆着早晨的阳光弓腰俯首立着，投下一团蓬乱的影子；河面悄然无声，细小的波纹尖上，跳跃着太阳自己写的象形文字，一片明亮的扇形；风一吹，白水愈发宽亮，十八岁的大姑娘一般妩媚宜人。老邵对鸭子说话的声音带着清晨的回音传过来：“你们下来呀!”
       鸭子们嘎嘎叫着打圈子，不肯下水。老邵就教育它们：“都得跟着我游。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鸭子。”看见我在窗户里笑，老邵大声解释道：“这些鸭子都惯坏了，不会下河游泳了。”说着，自己往河里走，一边走，一边扭过头对我说：“这样的日子才是我小时候过的日子。”
       在这个时候，我也看懂了一些真理：我们这些男人走不出罗坎的原因，是他们断不掉土地和他们结成的无数缘分。这些缘分给他们温馨，给他们烦恼，给他们亲戚，给他们负担，给他们后门，给他们不平，给他们地位，给他们羞辱，给他们不排队的权利，也给他们当贪官的可能。好好坏坏，这个婚姻也有三千年，不是那么好离的，因为，这个长长的婚姻生下了太多的孩子，包括，猪大肠，黄梅戏，好新癖……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
       2008年9月，写于水码头，完稿于奥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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