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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望金陵寄心香一瓣
       初秋时节，如火如荼的奥运会刚刚落幕，有位朋友从南京来，雨中过访。他以前本是一位有志手文学写作的青年，写过一些小说散文，还尝试写过独幕剧，后来投笔下海，从事外贸，因而搁笔多年。闲谈中，提起今年三月是前辈老作家陈白尘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于是说到他二十多年前在南京曾经听过老作家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有幸得到白尘同志指点他写独幕剧，鼓励他不要怕失败，多读书多练笔，必定会有进步。他还记得老前辈一再向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应该为独幕剧在中国文坛和剧坛上应有的地位恢复名誉!”可惜自己从商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再提过笔，既没有写独幕剧，也未写其他作品，言下很有辜负前辈殷殷期望的歉疚。客人走后，我回味他的话，透过雨窗外迷蒙的灯火，眼前不禁又闪现出白尘同志那真挚朴实的风貌，和蔼可亲的笑容，更有那亲切的家乡口音，也就牵出一串零碎的记忆。
       最初见到陈白尘同志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日本军国主义者战败投降，从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夏，八年中漂泊大后方用文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战斗的文艺工作者，都怀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愉悦心情，纷纷从水路和陆路陆陆续续回到上海、南京、北平、武汉等等收复区来，在新的岗位用文艺武器继续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斗争。那时我刚刚进入由姚苏凤、冯亦代二位主持的《世界晨报》当记者不久，有一天，亦代先生告诉我，剧作家陈白尘刚刚由成都回上海，嘱咐我去访问。我虽然从未见过这位著名的剧作家，却已读过他的好几个写太平天国的剧本和短篇小说集，而且知道他是我们苏北淮阴老乡，便兴冲冲地到福州路吴宫饭店(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上海书城原址)去登门拜见。白尘同志对我这个年轻后辈非常热情，说自己编过报纸副刊，是新闻同行。言谈中知道我是淮安人，就说以前在淮安住过，还记得淮安的名点汤包和荼馓，顿时增加许多亲切感。我对他说早就读过《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也读过《曼陀罗集》和《小魏的江山》，他说小说是在监狱里写好人托人带出来发表的。见我面露惊讶之色，就解释说：“用假名字呀!”又笑笑补充一句，“只要想点花样，监狱管得并不紧，除非你想越狱逃跑。”
       当时，他的新戏《升官图》正由于伶同志率领的上海剧艺社在光华戏院上演。这部戏通过刻画一群卑劣颟顸的贪官污吏丑行，对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作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刚从日寇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上海观众，多年没有看到如此痛快淋漓的话剧了，特别是那位正享誉大后方的主要演员蓝马，第一次在舞台上同上海观众见面，精湛的演技使人拍案叫绝，许多喜爱话剧的朋友奔走相问：“看过《升官图》吗?”我就向剧作者介绍《升官图》演出的轰动，他却平静地笑笑，认为主要因为上海剧艺社演员都是第一流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接着，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上海人都很熟悉这个戏里的人物和故事。
       是的，作为一位剧作家，他对上海观众也是熟悉的。他从青年时代就在上海读艺术大学和南国艺术学院，后来辍学后当过店员、公司职员和中学教员，参加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度过几年铁窗岁月。出狱后就从事话剧创作，写历史剧，也写独幕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参加和组织上海影人剧、中华剧艺社等戏剧团体，在四川各地进行进步的戏剧活动，写了《卢沟桥之战》、《魔窟》、《乱世男女》、《秋收》、《大地回春》等多幕剧和用喜剧形式写的《未婚夫妻》、《禁止小便》等独幕剧。四十年代的上海观众看话剧，比起《石达开的末路》的深沉历史感，可能更能欣赏和喜爱《升官图》、《结婚进行曲》这类现实意义强烈又具有喜剧气氛的戏。那几年，白尘同志主要致力于话剧和电影剧本，担任由进步文化人筹办的昆仑电影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写了《幸福狂想曲》，后来又写了《乌鸦与麻雀》，都是喜剧风格反映乱世中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成为解放前后上海老百姓最喜爱的影片。
       解放后几年，白尘同志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我同他的交往渐多。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件小事，难以忘怀。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出差去西安，第一次有机会去久已向往的历史古都，心情激动，回来后在完成采访任务之外，写了一篇散文《西安二题》。这种略有抒情意味的散文，那时在报纸和刊物上并不多，不像几年后文学杂志大都是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四大块。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寄给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白尘同志。过了几天正好在作协遇到他，他说稿子收到了，准备发表。我惴惴不安地问：“那种小东西行吗?”他睁大眼睛反问：“怎么不行?”我说不是写工农兵的，也不是什么重要题材。白尘朗声笑起来：“不是正提倡百花齐放吗?”说完，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好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不知道白尘同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那类当时未必是“主旋律”的散文，算不算扶植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但我体会到他可能有一点提携青年业余作者的意思。对我个人来说，却起了不小的鼓励作用，使我恢复解放前就喜爱读散文也尝试写散文的志趣。而且，如果记忆无误，这篇没有多少分量的小散文，可能是我向《人民文学》投寄稿件的第一篇。那年秋天，我随老作家周钢鸣同志访问兄弟邻邦越南民主共和国，陆续写了一批散文，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红河南北》。作为一个作者，从散文开始，同《人民文学》杂志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友谊，“文革”后还连续担任几届编委和短篇小说评奖的评委，友情一直延续到如今，不知不觉已经半个世纪了。
       白尘同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以前调到南京，回到江苏家乡。十年中消息沉沉，但他还是坚强挺过了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岁月，动乱结束后，重新拿起笔，很快写出新的历史剧《大风歌》，给期望读他新作的读者们以意外的惊喜和鼓舞。北京的老朋友谈起此剧，几乎众口一词都用“宝刀未老”四个字赞叹这位老剧作家。以后，他又陆续出了《云梦断忆》和《干校日记》，仍用他独特的带喜剧韵味的手法写“五七干校”那饱含酸甜苦辣的特殊经历。这两部篇幅虽不长、分量却不轻的散文随笔，成为第一批记录“文革”特殊年代的宝贵作品，也可以说是巴金老人反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第一批文字展品。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春举办新时期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时，评委全票通过将《云梦断忆》列为荣誉奖之一，是有经典意义的。
       那年秋天，我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负责人柳萌兄委托，编一本述写茶事和茶文化的散文随笔《清风集》，作为“生活艺术丛书”中的一本。我分别向一些作家师友发函，询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写这个题目，也向当时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白尘同志去信，很希望他能寄一篇类似《云梦断忆》、《干校日记》那样意味隽永的短文。不久，收到他一封短简：
       袁鹰同志：
       得征稿信。弟病矣，不能写作者逾一年矣，
       对于茶，我也是除牛饮外毫无所感也。请谅我!
       即颂
       撰安!
       弟陈白尘九　月二十八日
       我捧读这封熟悉的潇洒字迹的短简，不胜惶恐，竟不知道他已卧病好久，不能握管，想起几年前见到时，似乎尚无病容，屈指一算，他已过了八十高龄，真不该冒昧打扰。歉疚之余，只能遥祝老人早日复原。一九九一年中秋节，我去南京参加《青春》杂志散文征文评奖，向艾煊兄询问白尘同志近况，他说老人近来身体欠佳，正住院治疗静养。在南京日程紧迫，未能去医院探望，不意成永远的遗憾，三年后就传来他驾鹤西行的噩耗。流光逝水，又过去了十五度春秋，遥望金陵，谨寄一瓣心香，献到同乡前辈像前，祝老人在天之灵安息，长葆睿智的笑颜。
       烟云袅袅晴空
       几年前，何为兄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随笔集，他取了个诗意的书名：《纸上烟云》，很有点虚幻缥缈的韵味，其实篇篇写的都是人间事，是自己的所思所忆所感所悟所喜所忧，纸上烟云，源自笔端情愫，却将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读者全带进如烟如梦如云如雾的悠然境界。
       世纪之交是何为散文集的丰收季，四年中出了三本书。一九九九年出的六十年散文精品汇编，取名也很别致：《何为散文长廊》，他说是从画廊得到的启发。画廊常见，散文长廊则前所未有，可以窥见何为对散文的痴情。细想想对他很切合，这座长廊不是颐和园内富丽堂皇的御苑廊庑，而是江南园林里宛转萦绕、曲径通幽的回廊。晚唐张泌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何氏文廊正属于这类伴有多情明月、别梦落花的回廊，叫人低回留连不忍遽去。《纸上烟云》问世不久又出了一本《近景与远景》，列入“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不论近景远景，都是长廊风景的一部分。六十年来，他在这座百花长廊中徜徉漫步，低吟浅唱，不仅自得其乐，更为人间奉献了真诚，奉献了善良，奉献了美。
       走到他这座风光无限、引人入胜的长廊边，我个人更有几分感激的心情，正是何为催动我写散文的脚步。大约是一九四三年深秋或者一九四四年暮春，那时上海已经全部沦于日本侵略者兽蹄之下，老百姓苦熬着夜气如磐、风雨如晦的黯淡年月，青年人更是郁闷彷徨，苦苦找寻出路。几位蛰居市井、隐姓埋名的老作家和一批血气方刚、文才出众的青年作者，簇拥在几家继承“孤岛”时期爱国进步传统的文学期刊周围，发表一些内容比较充实、格调比较健康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随笔和影剧评论，守卫那一方岌岌可危的净土。就像何为后来回忆的：“以文字对残暴的日伪势力进行隐蔽的斗争，为我青年时代的背景增添了特殊的色彩。”那段时间我正痴迷于三十年代的散文，不仅读冰心、朱自清、俞平伯作品，更偏爱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那些充满淡淡哀愁又有诗一般意境的美文，有些段落都能背诵，对同时代的散文自然也就注意了。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位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些青年作者的小型聚会，地点在陕西北路菜场附近南阳路一所小学内。到会者的名字记不清了，都是我心目中当时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虽是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何为，但是已经读过并且很欣赏他的散文，比如两三年前读过的《江边》，用第一人称写雨夜外滩码头上一对即将离别的情侣，姑娘送情人走出上海泥淖般的生活，去向遥远的地方。她依偎在一把雨伞下娓娓倾诉，那样沉着，那样深情，依依难舍，终于在雨中握别。此文有人物，有情节，有景色，却只用了两千多字。我后来知道他作此文时才十八岁，而《江边》并不是他的处女作，只是早期散文中比较精彩的一篇。何为同我这个初次见面比他小两三岁的文艺青年并未多交谈，我对他却留下一个清秀潇洒、很有书卷气的印象，觉得文如其人，同他的散文风格一致。后来熟识以后，我还说过一句戏语：当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想起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罗勃泰勒。
       以后我们就渐渐成为散文园圃中的同行人。准确点说，是他真诚纯朴的人品和清健灵秀的作品带着我向前走。有一长段时间，又是一位散文家同一名报刊文学编辑间的频繁交往，终于结成肝胆相照的知心好友。从南阳路小学至今，已有六十多个年头，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先后跨过八十岁这座门槛。漫长的风雨沧桑中，满头青丝换成鬓发飞雪，行色匆匆换成蹒跚步履，都是自然规律，大可泰然处之。相隔千里，不能随时对坐品茗，畅叙衷曲，只靠书札和电话。遇到师友远去，故旧凋零，也只能相互遥致哀伤和慰藉。我佩服他已近耄耋高龄，目力又屡受损伤，却一直没有放下散文的笔。每次读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纸上烟云”的专栏，就不禁想起杜甫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思想敏锐，忧患深沉，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若非文章中有时提到自己的年龄或者几十年前的故人往事，读者是不会想到作者是八十老人。他在《散文长廊》自序里说过：“对我来说，文学与我的生命同在。”一切优秀的作品，一切将自己毕生心血和真情奉献给社会的作家，也必将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在，与历史同在。
       我更钦佩他一直坚持的散文创作的一贯宗旨：写短文，写精文，几十年如一日。他素来惜墨如金，下笔严谨，散文短而精，《第二次考试》、《两姊妹》、《石匠》、《临江楼记》、《风雨醉翁亭》那些名篇，都只两千字上下。新近这本《纸上烟云》上百篇，几乎全是千字文。一部分怀人叙事的，也不超过两千字。散文的长短本无定数，需长则长，该短则短，作者有充分的自由。何为认为时下青年作者中有一种误解，以为散文写得越长越好，连篇累牍、动辄万言以上的所谓“大散文”才是努力的方向，那是绝对化了。近年来我们偶尔谈到某些作家风靡一时的“大散文”时。他总苦笑摇摇头：“那样的散文我是写不来的，老实说，也很少耐心读完。”短而精并不容易写，正如长而空并不难写。从古至今，散文长河中历经磨洗流传下来的名篇，绝大多数都是短而精的晶莹美玉，有的只有一二百、三五百字。“五四”以来现代散文大家的经典作品，大都仅有两千字左右。何为素来追求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摒弃堆砌雕琢，拒绝矫揉造作，也就不会去作文字游戏。例如一般悼亡文章，万缕情丝，如泣如诉，“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很容易写长，写得细，甚至写得琐碎，虽大师也难免。朱自清的《给亡妇》，就比《背影》、《荷塘月色》长得多。但何为那篇悼念夫人的《人生如歌》，全文不到一千字，却是令人酸鼻的至情至性之作，难得一见的。每读此文，总想起徐光琳嫂温和娴静、真挚待人的音容笑貌，不禁怃然良久，也总要惦念何为兄独处小楼，不知如何排遣春朝秋夕、风雨晨昏。
       近些年每次去上海，必到陕西南路何为兄寓所相晤，人去楼空，虽然再听不到女主人笑声细语，却看男主人已走出哀伤，继续漫步散文长廊。他曾说过：“现在我依靠微弱的视力，力所能及。继续写些短文，以期晚年生活稍微
       充实，生命不致再虚度。文学创作魅力于我是永无穷尽的，为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我愿意一辈子笔耕，从这种精神创造的劳动中，获得人生的价值。”一位老作家进入晚境时仍作出如此庄严的承诺，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作为老朋友，我相信他一定会继续坚守这方净土、这条长廊；将千种情怀化作片片烟云朵朵彩霞，如往昔一样依然袅袅在碧天如水的晴空。
       遥望申江，不尽依依。
       记得三十年前初识时
       今年早春时节，南方大片土地冰雪成灾，京城也是连绵阴雨，引起多日心头沉重。三月二十一日那天，春分次日，小雨初霁，空气清新，一早去现代文学馆参加《晓雪文集》出版座谈会，遇到不少朋友，握手言欢，互相问好，大厅内春意融融。尤其是见到一年多未晤的晓雪从昆明远道而来，虽然会场上同他招呼的人多，不及畅叙，却也感到欣喜。会上发言者盛赞晓雪多年来致力于发展兄弟民族文学事业的功绩和个人诗歌创作理论的成就，表现了对这位白族诗人的敬意和真情，我也得到许多启迪，感到一阵阵温馨。
       我坐在晓雪旁边，忽然发现他双鬓已出现几丝白发。不禁低声问：“你怎么也有了白发?”他微笑说：“我已经七十三了。”我有点吃惊：“是吗?我以为你才六十左右哩。”凝视他清癯的面容，我的思路却信马由缰荡开去，忽然想到三十多年前……
       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读过晓雪的诗文，但同这位彩云之南的白族才子真正结识，却是在十年动乱中。那个是非黑白大颠倒的年代，人际关系突然变得朦胧、复杂又微妙，陌生朋友相处，总要先得小心翼翼地试探打量一番，才能决定该说什么话，说到什么程度，免得祸从口出。有时候，从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间，也能摸到彼此的脉搏，两颗心自然就渐渐靠近了。大约是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成员同其他几位来北京，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什么文艺评论。我那时在被打倒几年之后宣布“解放”，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分配做些处理来稿的具体编辑工作，于是有机会接待这几位写作组的作者。写作组住在报社招待所，他们在写稿之暇，就各自探亲访友。当时那种八股式的应景文章并不难写，也未必需要他施展多少才华，很快就完成任务交卷。同晓雪初次见面，也不便深谈，但是接触一两次，凭感觉就能断定这是一位可以坦诚相见的朋友，无需说客套话，打太极拳。也许因为他来自大理，家乡那纯净的风花雪月哺育陶冶了他纯净的心灵，言谈话语间，透着真诚、热情、质朴、自然，而这些在那个年代已经成为稀罕物了。后来熟识了，他回忆当年的境遇，才说起自己那时的心情，原来也是在几年批斗之后被宣布“解放”，被吸收参加写作组。他对写那类“大批判”或者歌颂“革命样板戏”文章，并无兴趣，也不热心，但是这类“写作组”有一个好处：可以借机会走出昆明，到外地尤其是北京去“学习”、“取经”。也正是有这样的机缘，我们两人才得以相遇相识。
       第二年秋天，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期间，决定隆重纪念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同当时正在报社实习的沈阳军区年轻诗人胡世宗一起去云南采访红军长征旧地。到昆明后住在军区大院，由军区政治部接待，门禁森严，而且时间仓促，任务紧迫，只能在从遵义、赤水采访完毕回到昆明之后，才同晓雪见了几次面，得以稍稍开怀畅谈。他陪我们登西山龙门，游览被围湖造田弄得日渐消瘦的滇池，议论大观楼上那副长联，品尝过桥米线。我还和世宗应邀拜访他的家。认识了他那擅长歌舞又善持家的夫人，无拘无束地喝酒聊天，用彼此都能意会的模糊语言谈时局。用打哑谜式的隐喻交换当时广泛流传的对江青一伙的种种传闻。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北京许多处于厄境逆境的诗人们的命运，逐一提名问起艾青、臧克家、田间、郭小川、李季、贺敬之、严辰、闻捷、李瑛、张志民，还有从云南出去的冯牧、公刘、白桦的近况。我很抱歉，无法详细回答他的问询。动乱年月，消息沉沉，“十年生死两茫茫”。除了极少数几位以外，大多数人究竟是在监狱还是在“五七干校”，是在京城陋巷还是在穷乡僻壤，甚至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只有闻捷几年前被迫在家开煤气管自杀的事是确切无误的，我详细说了以后，顿时谈笑声歇，酒杯停在桌上，大家神色黯然，沉默好久，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回忆、忧思、愤慨，尽在不言中，屋里静得几乎能听到心灵的悸动。那一霎间，我仿佛更加理解了晓雪的秉性和晓雪的风格。
       他的夫人从厨房又端来一碟炒菜，劝我们多吃些，不要客气，气氛才略为轻松些。我说起一九六三年闻捷和我访问巴基斯坦回国途中路过昆明，只住了一夜就赶着在国庆节前回到北京，被冯牧大大数落了一顿，认为有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不留在从未去过的昆明多住几天，好好地领略春城风光。晓雪连声说可惜：那时你们来找我就好了。我又随便问起他的处境，他那“写作组”工作和同事的状况，他并未多谈，只微笑回答一句：“云南的米线好吃，云南的事情不好办。”这就行了，不说也罢，那年月，只能将许多纠纷和矛盾、烦恼和郁闷，以至委屈和愤慨，统统化为淡然一笑，人才能活得下去。
       三十年前初识时的印象，一直保留到今天。近些年来，来往通信多了，见面机会多了，聊天话题也多了，还一起参加过作协的一些会，谈天说地，议论诗文，现在反而想不起、记不得说了些什么，印象也不如初识时深了。大约因为“文革”劫难既是炼狱，也是试金石，这种风雨烟云、扑朔迷离中最能辨清真伪美丑，因而留下的记忆最清晰，印象也最深。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晓雪的诗情勃发，如苍山积雪突然融化，春潮汹涌；又如金沙江水冲出夔门，一泻千里。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旺盛期和成熟期。他不停挥笔，不断探索，吮吸了汉族古典诗歌的传统精粹和本民族诗歌丰富的乳汁，注入时代风云，还借鉴外国优秀诗作的构思和意境，终于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和艺术风格。谈到风格，他十多年前在《诗的美学》中曾经说过：“风格，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作家的文学艺术走向成熟、达到成熟的标志。”他还说，诗人“应当是诗的艺术美的最富有独创性和开拓精神的革新家”。这些都是来自诗歌创作和研究实践中的经验之谈。
       晓雪虽然已过古稀之年，时不时还让读者读到新作。他仍然没有停步，也不会停步，从彩云之南走向世界，为文坛也为社会贡献一片片像他家乡大理的风花雪月一样的真、善、美。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