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没能归来的小伙子们的理想
       传染病住院部的空气肃穆阴凉，如同来自某个看不见的地下洞穴。大楼外墙色泽灰白呆滞，令人想起未刻上铭文的巨大墓碑。二○○○年炎热的夏天，我不时脱离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外繁华喧闹的市民生活，经过N个复杂的拐弯，潜身于这一派似乎与世隔绝的寒凉中，到住院部的乙肝病房里看望和我关系亲密的D。
       D当时二十五岁，在外省做医药营销，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个性，被查出乙肝前一晚，还和同事喝酒喝得烂醉于地。因此他的乙肝一俟发现，程度就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的乙肝带菌，肝功能较重地受损。医生说，必须住院修复肝功能，然后长期静养。这样的结论，对于一个爱好和必须四处游走的人来说，无异于法庭上无期徒刑的宣判，他将失去一直习以为常的自由、活力、健康以及附着在这些元素上的许多人生内容。而人的诸多卑贱禀性之一便是，你只有在失去某种东西时，才猛然意识到它对你的必需以及自己过去的不懂珍惜。
       D没有把这些感慨说出来，因为对坚强和乐观精神的渴望，因为对我的担心的担心。但我从他眼底的云翳里看到了这些内容。他的笑容，从鲜花变成了塑料花，委顿而刻意。
       才住了一个多月的院，D工作以来的所有积蓄都花光了，而转氨酶还是固守在很高的峰值上降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同一病房里的病友有数人先后凋落，其中一人是省社科院的编辑。听说我也是编辑，他曾和我有过多次交谈。我至今仍记得他总是含着笑的类似于中年女性的丰腴面容。
       那个夏天，我不断在街头的燥热和住院部的森冷之间往返穿行，这样的心理温差有效地修正了我平常的烦躁心态。那时我过着很难安分守己的日子，有着社会形象和薪水都不错的职业，却总想着跳槽；谈着令人羡慕的女朋友，却惧怕着结婚；总觉得现在过着的生活不是理想的生活。我的全部激情被用于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和维护它。我妈说我：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翻字典，看看你就理解了!
       每次从医院出来，我感觉街头暴烈的阳光是温暖的，而那些乱七八糟地悬挂在楼顶和路灯上的广告是有生气的，我甚至愿意用鼻子去品咂满街桑塔纳出租车臭烘烘油烘烘的尾气，这些毕竟是尘世的气息，再污浊也比乙肝病房里的洁净更亲切更贴心些。
       两年后，我搬到赣江边的滨江小区居住，小区和滨江宾馆一墙之隔，离比滨江宾馆稍远的省人民医院一千米。滨江宾馆是省委接待宾馆，如果按商业宾馆的星级制考量，应在五星级之上。别墅风格的十几幢大房子彼此遥遥相望，连缀它们的是开阔的草坪、花圃、香樟林阴道、竹林、喷泉和欧式水车。小区的居民把宾馆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天气好的傍晚就去里面散步，只要没有重要接待活动，四处巡逻的保安也不会阻拦。游客闲散的身影改善了宾馆里过于严肃和寂静的氛围。
       我也会去那里散步，坐在水车边看风景，或去宾馆的室内游泳池游泳。夏天二十元一次，冬天的价格是三十元。那些下榻宾馆的客人，主要是外商和全省各地的政要，偶尔也出现一些我们天天在报纸头版头条上看到的人物。他们到来的标志是，宾馆停止对外营业，密封成一个巨型铁盒子。那些被黑色轿车而非出租车送进宾馆的人是宾馆真正的主人。他们的小车和公文包里装着许多普通人无从知晓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又无所不在地影响着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省人民医院的草坪比宾馆更小也更潦草，但没有保安巡逻，更不会因为某些人物的到来把人拒在门外。我打算穿过它的腹部到滨江路上去吹风，顺脚走进了住院部病人们的黄昏。他们像从战场上搬运下来的残兵败将，以各种奇怪的姿势散落在院子的各个方位。坐在栽满月季、茉莉的水泥花坛边上的，是些失去了行走体力的人，有的腰部的孔洞里伸出褐色的导尿管，有的手背上还用胶布缠着输液管，他们的家人站在一侧高举着手臂充当输液架，有的人脊椎弯成一个造型拙劣的问号，歪着头斜视着蝙蝠飞舞的天空。那些穿着皱巴巴条纹住院服在草地上走动的人，身体在夏天傍晚的微风中树叶似的抖动，似乎风如果略略大些，他们就会跌倒或被风吹走。很少听见他们说话，即使他们在说，我也很难听清楚。在医院的草坪上，时间似乎是停止的，是有裂缝和空隙的，让每个人停在那里怀念过去。怀念那些在外面健步如飞的时光，怀念那种似乎生命终点遥遥无期的无知和无畏，怀念那些过去很不屑的最平庸最无聊最没出息的日子。
       那个时候，D早已从一附院出来，绝望中他遇上一个从香港回来过春节的名中医。这是一个朋友向我提供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把D又拉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他的病情奇迹般地被遏止，肝功能恢复正常，并且一直没有波动。他很快恢复工作，娶妻生子，并很快淡忘了一附院住院部的阴凉以及那时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我没法忘记，省人民医院的草坪上的景象让我记忆里的许多情绪又复苏过来。我倏忽感受到了自己的幸运，作为一个健康地过着正常生活的人的幸运。这样，我更多地把医院的草坪当成了自己散步的地点，夏天傍晚去，冬天出太阳的中午去。
       大概也就是那段时间吧，我们城市发生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六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自制的钢珠枪打死了三个人后抢走了五十万元现金。两个月后，潜伏在市区的抢劫犯全部落网并全被判处死刑。这件凶案是投在这座城市百万人口中的巨型炸弹，电视台不间断地报道案件侦破和审判过程，不安和不解像炸弹的碎片天天从电视屏幕上溅落。大家普遍关注的是他们作案手段的凶残、藏匿地点的意外以及案件略带戏剧性的侦破过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被执行死刑前的懊悔——自己心不该太大，没有珍惜自由和亲人的爱。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结局也大多如此，当事人最后都会掉着眼泪忏悔，劝其他人千万不要学他们。有一个抢劫杀人犯说：如果有机会重新活一次，哪怕是天天吃糠咽菜都会觉得幸福。
       其实很多一时冲动脱离正常轨道的人，在逃亡途中就已经意识到了正常日子的珍贵。我老家的县份，有一个在外躲了五年多的逃犯，在没有被警方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的情况下主动回老家自首了。在云南和广东一带，他已经置下丰厚的家产，但他说，五年里从没睡过一个好觉，他选择投案，就是想回来安安心心睡一觉，再躲下去，即使永远没被抓住，自己也非疯了不可。
       许多人把这种最后的忏悔当做鳄鱼的眼泪，认为它们缺少真诚和足够的盐分。但它们对我的触动是大的，因为它们不断提醒我不要成为人的卑贱禀性的牺牲品。
       比如我们对待和平的态度，当我们每天浸泡在和平松软、舒适、闪烁着七彩阳光的泡沫里时，是很难真正去珍惜和平以及生命的，从我们生产并热衷的那些血腥的电脑游戏里可以看出，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把战争和死亡当做一种发泄情绪的游戏而不是人类的精神创口。伤疤好了以后，我们不仅忘了痛，甚至对痛的体验滋生出危险的好奇心。
       我是战争片疯狂而忠实的收藏者，我看过
       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二战片、越战片和其他质量说得过去的战争片。一战、二战纪录片收藏了不止三种版本。我不是把它们当艺术来观赏，我把它们当做隐藏在体内的警钟，不时地用泪滴去敲响它——和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青年们相比，我是个无比幸运的人。
       后人总结每次战争的伤亡人数时，使用的是抽象的没有温度的阿拉伯数字：1000、10000、100000、1000000甚至10000000。我们在历史资料上读到的死亡就是如此，没有人物形象，没有躯体的重量，没有痛楚，也没有血迹。
       战争中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些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轰炸机为了减轻载重，节约汽油，把剩余的炸弹随意丢在它路过的敌方的城市里。许多个早晨，无数和战争无关的平民就这样让一次普通的睡眠变成了长眠。人类历史上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城市是广岛和长崎，而那里的二十多万居民遭此厄运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原定的轰炸城市上空有云层，而广岛和长崎在被炸的那天正好天气晴朗。从某种角度说，是好天气谋杀了广岛和长崎。对于那些每天在死神家门口路过的士兵，死亡就像一日三餐般的必然到来，这次轮到他，下次说不定就轮到了你。我总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是，在战争中，一个平民和士兵保全生命的概率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求生能力和军事素质，任何一种偶然都会使他陷入绝境：踩上地雷，遇上冷枪，或者指挥官的一次错误或无奈的指挥。
       在实际的战争中，人的生命尊严有时还抵不到一只蚂蚁。蚂蚁的死亡过程往往简单而痛快。人在战争中的死亡方式却丰富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火烧、活埋、冻死、凌迟、五马分尸、活体解剖。
       “他被敌人扑倒在地，敌人挥舞着匕首向他刺去，他用手架住敌人的手，不让匕首落下来，但是僵持数分钟的结果是，他的手臂先于敌人开始发软。匕首抖动着寒光，一寸一寸地向他胸口逼近，他用最后的力气和婴儿般惊恐的目光向敌人求饶：你等等，等等。但是，无效!匕首锋利地刺穿他的衣服，刺穿他坚实的胸肌，一寸一寸地到达他的心脏，然后，他目光里纠结起的那股忍耐和坚持缓缓放弃了。”这是《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一个镜头，一个美国兵在肉搏中的死亡过程。这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最触目惊心的死亡。我想象不出，在死亡二寸寸侵入身体的那段时间，那个美国大兵在想什么——春天的花朵、情人的温存，还是母亲斜倚家门等他回家时微微绽放的微笑?
       一个参加过真实战争的老兵说，在战争中，这样的死亡不算最残酷，因为残酷每天都在以谜语的方式花样翻新地不断呈现。
       大概有十来年吧，我保持着在深夜看战争片的习惯。心情亢奋时，银幕上的鲜血会让我紊乱的心跳安静下来；而遭遇失落时，残酷的死亡让我觉得，自己的那些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的物质和文明成果越来越丰赡和精致时，许多人却越来越没有幸福和满足感。大家都喜欢浮在潮流的表层追逐那些最能吸引眼球的漂浮物，不管它是装满宝物的盒子还是一根并不值钱的木头。他们没有心境沉潜下来，从另一个角度去打量和警醒自己。他们片面地只从太阳那里汲取热量和激情，其实水下破碎的冰山也可以反射出一种阴冷的照耀，这样的照耀，往往更能使人看清楚活着的本质。
       疾病、失去自由、死亡……我重视各种阴冷的光芒对我的辐射，就像我现在还会偶尔到医院去走走一样，我甚至还养成了刻意寻找这种辐射的习惯。坐无聊的长途车时，我会这样想，如果我是一个刚刚从高墙内释放出来的囚犯，将会怎样陶醉于这一路的自由时光和迷人风光!有时对餐桌上一成不变的菜肴没有胃口，我会去回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金色的鱼钩》，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断了粮，一个老兵把缝衣针烤弯，在小水洼里钓到一条小拇指大小的鲫鱼，用它熬了一大锅汤，大家把它当成了世间最奢侈的美餐。
       几乎每一部战争片里都有这样的环节，一伙大兵躲在潮湿、肮脏、危险环绕的壕沟里憧憬战争结束后的生活，那时没有人会说他战后一定要当富翁或当总统、将军，我们听到最多的理想是：回家乡去娶个好心的姑娘结婚生一窝孩子，种几亩地，或去大学读书，去城市开计程车，去有阳光的地方旅行。甚至，对幸福的理解简化成对一个浴缸的向往：每天洗个热水澡，然后美美睡到自然醒。
       我常对内心浮躁的自己说：小伙子，踏踏实实地享受生活吧，你已经实现了自古以来无数没能从战场归来的小伙子们的全部理想。
       南昌的孤独与爱
       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认知，也许要到了七年之痒的程度才会积淀到一定的宽度和厚度。七年了，远方拉近为原点，异乡演变成家乡。他初到这座城市时胸腔里翻涌着的那些东西，该飞扬的飞扬，该消遁的消遁，该沉潜的沉潜。一个人钟摆似的出没在失去了象征和隐喻意味的街道上，他的表情时而麻木，时而爱恨交织。不断延长的高楼的阴影，时而吞没他，时而把他交还给阳光。
       雨把火车站广场淋得像一个打破的铁锅，黑亮的水把人和其他杂物冲得四处溃散，广场上漂浮着一些伞状浮萍。我背着沉甸甸的牛仔包，经过一夜的轮船颠簸，从县城赶到南昌。买不到当天去广州的票是自然的结局。那年头，去广东对于许多内地青年就像是去天堂，车票当然特别紧俏。一个年轻丰满的女青年(我觉得叫她少女、小姐或其他什么称呼都不对)把我从黑雨伞的乱阵里拉到广场边上，说可以给我买到明天的火车票，条件是去她熟悉的一个旅店住宿。和其他那些矮胖粗俗的女拉客不同，她脸上的笑散发着月亮的光辉，普通话也很纯正。我心甘情愿接受了笑容里具有陷阱意味的部分，心里甚至还萌生出一丝对于艳遇的危险期待。
       我被她安置在火车站右侧一个胡同里的私人小旅社。房间潮湿逼仄，壁上布满来历不明的液体画出的诡异图案，显然是细菌的家园。她借了我的伞出去办事，到晚上才牵着一串垂头丧气的旅客回来(像押解俘虏)。我原本想让她带我去附近的歌厅，心里忽然犹疑不安。第二天我花了比实际价格高许多的钱，总算拿到了一张去广州的票。一九九三年夏天的雨水以缓慢拖沓的节奏，把我在南昌度过的这个夜晚刻画得极其孤独难受。
       此前和此后的一些日子，我都是南昌的过客。一九九七年底，一次面向全国的招聘考试改变了我和南昌的关系，我成为一家当时在全国都颇具影响力的青年期刊的编辑，也成为南昌的居民。我和四五个试用编辑刺猬一样窝居在单位的集体宿舍，竞争像毒气一样在幽暗的居所和同事之间咝咝作响。那一年，我体味到人群中的孤独和悲哀。每天晚上骑着车在市区乱逛，半夜站在八一桥弧形的桥身上发呆，有时就在某个老乡的单身宿舍里睡觉。那时我发现南昌和我刚刚逃离的县城一样世故。
       我拒绝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学习这座城市的方言，到现在都是如此。南昌方言没有拐走我的爱情，我和从老家带来的女朋友用鄱阳方言把恋爱谈到结婚的水平。我的爱情和其他
       许多东西都隐居在老家的方言里。我愿意做这座城市文化上的异乡人。二○○二年以前，除了看电影、逛超市和书店，我基本和南昌没有关系。我的工作大多和外省人发生联系，不断坐火车去全国其他城市组稿和采访，和外省的女孩讨论爱情。活在南昌的，只是躯壳，我用一次次出行忽略了这个城市最市民化的性格。
       孺子路和沿江路交汇处，搽着金粉的夜总会后面，有几栋被油烟熏黑的宿舍楼，第一栋的七楼之上，有我租住的房子。从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五月，我一直住在那里。从单身到结婚，从结婚到成为父亲。六十平米，两室一厅，这座城市真正属于我的面积就是这些。一个房间放着双人床和电视，一个房间放着电脑、吉他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刊。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幅油画《微巢》，房间很小，但主人心里不时腾跃出的空虚感使微巢成为巨大的精神的场。特别是女儿来到我们中间以前，我觉得自己对人生的观感和那些流浪艺术家有许多暗合之处。睡眠于高而老的楼房里，就像鸟把巢筑在从树的主体中飘逸而出的枝丫之上。许多个夜晚，听到街道和夜总会隆隆的响声，巢穴仿佛在微微抖动。
       我习惯于晚饭后去街对面的良友超市呆一会儿，去那里买香烟、咖啡、奥立奥饼干，观赏各种各样的洋酒和酒具。超市里有块巨大的广告牌，一个欧洲男子(面容既灿烂又伤情)穿着毛衣坐在上面品酒。我每天都会去看他一下。他是我那段时间的朋友。超市的合金柜台和各色物品在灯光下折射出亮晶晶的光，购物或享受免费空调的人在里面悠闲地走动，目光温和。城市在巨型超市里释放出最文明最人性的一面。
       超市往南，抚河边上，是一块狭长的公共绿地，一年四季，凉亭附近聚集着老人、孕妇和她们的宠物狗。我也常去那里，尤其是春天和夏天。我爱那里的迎春花、柳树和几株低矮的桃树。二三月份的时候，柳条一天比一天茁壮，再往后，铁枝似的桃树也有了颜色。相对于季节，城市是个中性人，只在极少的部位显露性别。元宵之后，我每天傍晚去河边看季节在那些植物身上留下的足迹。春天的雨雾中，桃花湿淋淋的笑容令我忧愁。我常一个人面对黑漆漆的流水，想一些过去和将来的事。
       一个一九九二年在老家乡下中学认识的学生，因为爱好写东西曾和我有过短暂的交往，七八年后忽然在南昌街头被我认出来，他告诉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快一年，为东北一家制药厂做江西的销售经理。他和两个同事租住在绳金塔附近拥挤的居民区，脏衣服扔得满床。这个城市对他而言只是一座座医院，以及一张张必须用回扣去解冻的冷脸。他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比我还简单无趣，没有心情享受它为正式居民准备的那些公共设施，甚至也没有机会和它的一百四十万人口中的某人发生点情感故事。他随时都要做好去另一个省份驻点的准备。不工作的时间，他猫在出租屋里睡觉，唱卡拉ok，看从巷口租来的最新港台片。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似乎也是租来的。
       我成为他南昌记忆中的一个意外的章节，他对我亦然。结婚前的那一年，我常去他那里喝酒，谈些关于一九九二年的事，然后看影碟到凌晨。我骑着山地车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时，大部分的街道都睡着了。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去时街道是黑的，回来时全是绵软的白色了。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场雪。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一段时间后，我打他手机想去那里看影碟，被告知那个号码已欠费停机，号码已变成空号。他从此就像空号一样从这个城市的街道被删去了。那以后，我也再没有机会去他曾经租住过的街区，好像那里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二○○○年八月之后，我成为一个女孩的父亲。她孕育于南昌，出生地却在鄱阳，而且两岁以前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我宁愿每个周末赶数百里路回老家去看她，也不想让她呆在漂泊感很重的出租屋里。从户籍的意义上来讲，那时我们都已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但我从没有做好在这里过下去的打算，我始终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城市在等待着我的加盟。女儿的出生加剧了我逃离的欲望。整个二○○一年，我在北京和广东之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想去北京当个流浪作家，一会儿又对女儿内疚不已，决意要去广州多挣一些钱好好养她。二○○一年秋天，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已经把办公桌给我准备好了，广东的一家著名家电企业也允诺给我一个新闻传播中心经理的职位。在最后抛硬币的抉择中，我的热情忽然倒向了南方。
       那段经历，让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改变很大。我发现人们正从病态地尊崇精神，突然变为病态地尊崇物质。我想，为什么要成为极端潮流里的一个小小泡沫?为什么不能像礁石一样在时代之外去寻找坐标?另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我忽然爱上了南昌，爱上了它慵懒、多元、享乐的城市性格，爱上了它不同于广东的四季分明。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四季刻骨的思念，没有从追求卓越时代回到平凡生活的勇气，他也许不能理解我二○○二年五月末举家从广东逃回南昌的行动。我带着爱人、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坐上北上的火车时，脑子里浮现出一些二战电影里的镜头：犹太人在德占区经历九死一生的逃亡后，终于踏上了开往中立国瑞士的火车。没有被硝烟熏黑的绿色山川从窗外波浪似的滑过，他努力控制着内心翻涌的幸福，眼泪始终没有滑落下来。
       我在赣江边租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新房子，位于省委滨江宾馆左侧，周边有开阔的绿地。买了空调和冰箱，地上也铺了地塑，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以前和爱人逛街，回出租屋只说回住处，因为女儿也和我们住在了一起，现在改说回家了。二○○四年八月以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每天接送女儿去省委机关保育院上幼儿园，从小班读到中班。
       二○○二年以后，我以前服务的那家青年期刊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了。最初，这些对我的情绪没有很大影响，我是为了享受平凡生活才回来的。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上，平常就去另一家期刊做兼职编辑。二○○二年后期，我和两个在省文联工作的朋友常去苏圃路的名典咖啡喝咖啡谈散文，也经常去一些歌厅唱歌。
       从二○○三年后期开始，许多支撑着我的情绪又朝着消退的方向走去。这期间我在南昌的昌北新区按揭买了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在这里定居下去的意思，而单位已经奄奄一息。我做过一些尝试，在这样讲求人力资源成本的年代，要换一个可以与定居的意愿相适应的稳定工作是困难的。写作并不能解决这些，它只能使我和正常的职业距离更远。我第一次因为现实因素而烦恼，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一画就是几个星期。傍晚在江边散步，逐渐变成了徘徊。有时我一整天不去上班，陪女儿在楼顶上看云。我会突然紧紧地抱住小小的女儿，她笑得越无忧，我的心就收缩得越紧。我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私的爸爸，焦虑和愧疚像毒蛇纠缠我在南昌的心情。
       他是省文联分管文学的副主席，我和他从未有过私交，只是偶尔在一些笔会上听他给作家们讲话。有一年除夕，他坐在灯下看我的一些文字，冲动得想写评论……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以为这样的转述有许多文学化的处理。
       一天，我在文联的一个办公室和两个朋友聊天。他走进来，突然对我说：你想不想到文联来?他的声音很低很慢，一截一截地在中午的空气里闪动，以至于我无法判断耳朵传递来的声波是否有误。这是二○○四年春天的一个普通瞬间。阳光从窗户外树阴间穿透进来，晃得我无法看清眼前的许多事物。二○○五年一月以后，和那两个写散文的朋友一样，我可以每天去省文联的俄式办公楼(五十年代的中苏友好馆)上班，在那里编文学报，写东西，文学成为谋生的职业。这样的变化，从未在我的构想中出现过。迄今为止，我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想，从此我不会忘记一个人。他也许很少和你说话，却用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运势。这个人，也是南昌品质的一个部分。
       每天早晨骑赛车穿过八一大桥，沿八一大道到八一广场附近的中苏友好馆，傍晚又原路返回。在新居里喂八哥，听音乐，看电视，写东西，偶尔去山里采风。日子又像钟摆似的安静单调起来。大概就是从二○○五年开始吧，忽然很少再三个人一起去咖啡厅谈散文了，成为同事后，许多可以谈的东西反倒谈得少了。这期间很少回老家(我不知鄱阳和南昌哪个更像是我的家乡了)，对四季的轮回也不如二○○二年敏感和珍惜(身在福中确实容易不知福)，甚至很少出去和圈内圈外的朋友喝酒，熟人在增加，朋友却似乎在减少。我似乎正在以疏离的方式，在这座城市里陷落得越来越深，对它的空气、阳光和丑陋都越来越习以为常，就如同当年在鄱阳县城，不是沉醉，更像是隐居。有时我会忘了，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我曾那么向往过的城市，有时又觉得，一个还算年轻的人就这样把剩余的大把岁月交给一个城市，也许会有许多遗憾。
       事实证明，无论哪一年，无论命运对我做了什么，在南昌，孤独总还是免不了的，但是有了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爱，我想，我不会再轻易离开这个城市。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