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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坝是龙门山断裂带上的一个镇，也是三国时著名的江油关。1984年至1987年，我在南坝中学教书。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南坝被夷为废墟。
       5天之后，我到了南坝。地震的尘埃已经落定，时间与记忆开始变黑，激越、悲痛、感动与光荣在泪光中得到讲述。
       5月17日　阴
       车过白草，看见有越来越多的房屋倒塌。石头坝到高庄坝的路刚通，塌方到处都是，公路上的裂口触目惊心。到处都能看见倒塌的电杆、电线、光缆、天然气管道和被滚石砸毁的汽车。
       从高庄坝开始步行。在第一道塌方处就看见飞石呼啸，一辆载人的摩托车差一厘米的距离被巨大的流石击中。我以赌博的心理飞跑过塌方处，不慎拉伤了左大腿后侧的肌肉。从高庄到南坝的何家坝要经过十几道塌方处，最长的塌方有好几百米，最大的石头有好几间房子大；特别是快到旧州那一段，整个山体滑坡，得绕道走河边。
       在旧州看见凤翅山，看见江油关，松了口气，它们熟悉又陌生。我已经没有能力把面目全非的江油关与我的青春记忆联系起来。旧州、旧州老街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公路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抗震棚。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还看得见些许人间烟火。
       在凤翅山下的河边等候通过时，遇见两位来自开封的空降兵，他们于13日晚第一批抵达南坝。我喜欢他俩的模样——笑容。问及姓名，只说是陈和孙。我看见笑得最甜那位水壶套上的名字是余林祥。
       桥梁坍塌，公路中断，南坝变成了孤岛，仅靠一只近乎废弃的铁皮危船维系着与外界的交通。
       部队开始架设简易浮桥。已是地震后的第五天。大型机械依然不能进场。看见从水观、石坎流出的发黑的溪水，想起了锰粉、锰矿。
       下渡船，脚踩在了南坝场的地皮上，感觉身体里已经有东西在融化、崩溃。不是在变成废墟，是在变成荒野。路上、沙地里、河滩上、河流里都看得见解放军官兵的身影——扛着东西，在小跑。
       午后的太阳白晃晃的，远远近近的行人、废墟、山脉都蒙了粉尘，呈现出惨白。指挥部的几个熟人在码头上扛矿泉水和方便面，我上去帮忙，被过来的几位战士替换。坚持与一位战士抬着纸箱往场镇上走，注意到战士年轻甚至还有些稚嫩的脸——黝黑。中途我们换过一次手。路上来来往往都是部队的人，间或有灾民和地方救灾的人。快到街上时，战士看出我有腿伤行走不便，就一个人不由分说扛起了纸箱。
       走进化为废墟的南坝小学，脑壳里是长时间的空白。来自河北的消防官兵正在搜救。树木的青翠和消防官兵衣服的橘红色是唯一的存在。从废墟到废墟，从废墟到废墟，从废墟到废墟……白亮亮的太阳照在废墟上，时间没有丝毫从死寂中复苏的迹象。没有风。我看见废墟里的书本还停止在12日14 28那一刻：六年级4班，伍加浩，《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时间回转121个小时，一个不敢想象、也无法描述的时刻，却注定要进入我们个体和群体的记忆。
       上到后坪上的南坝中——21年前我在这里教书。指挥部设在中学校园内，因为有柏树，被灾民戏称为“柏林”。中学教导主任吕述国接待了我。接待规格为一把木架长椅和若干关切的话语。没有水、烟。知道我还没吃午饭，吕老师四处寻得一包方便面。
       中学黄土操场到处是自搭的简易抗震棚，到处是学生、老师和从场镇乃至水观、石坎逃生的灾民。操场边的矮墙上、树阴下到处坐的、睡的是灾民——老人、女人和孩子。随处都能看到、听到有人在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或者他人遭遇不幸的惨状。指挥部的伙食团建在废墟边，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护、卫生应急队。有浙江的、广东的、内蒙古的、四川本省的。
       在南坝遇见的第一个救灾人物是中学教导处副主任李继平。他头上扎着绷带，坐在树阴里清点留守学生人数。李老师在地震中死里逃生，头部受伤，满面鲜血，简单处理后便投入抗震救灾，直到16日才有水清洗血迹。吕述国向我讲述李老师的事迹时，李老师就坐在我面前。
       在指挥部废墟上遇见过去在阔达教书的同事陈洪，他满面尘土，衣裳上满是盐渍，问我有没有水喝，从帐篷里给我拿来一瓶矿泉水。陈洪也是死里逃生。发生地震时，他们国土局五个人正从石坎吃过午饭开车出来走到旧州老街上。我熟悉那个路段，生死只在十秒，快十秒慢十秒都必死无疑。地震后他留了下来，却无法过河，在河边睡了一宿，13日早上才过到对岸投入抗震抢险。
       为寻找我的朋友老胥，傍晚独自翻过一山山废墟去了信用社。信用社已化为废墟。信用社在昔日场镇最繁华的十字街头。一台挖掘机正在作业。几个记者正在拍照、录像。有别短火的便衣守卫。“短火，你知道什么叫短火?”我听见有人问一位戴口罩的女记者。女记者笑笑，口罩遮住了她大半边脸。我想走近废墟看看，被别短火的守卫呵斥住了。信用社旁边的一栋高楼二楼变成了一楼，倾斜成七十度的角度却没坍塌，被火烧得漆黑。“地震过后，火烧了三天三夜。”有人告诉记者，“一、二楼都是超市，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我在十字街头转身、转身、转身，看见每一条街都是高耸的废墟。举起相机拍照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每一处废墟下都还埋着遇难的人。
       信用社的废墟里埋了六个人：中学老师严志书，严老师的妻子刘园园，营业员M和Z，以及Z的儿子。Z是位母亲，离婚多年，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在成都上大学，五一回家还没有走。M是位孕妇，过几天就该生产，怀了一对双胞胎——不敢想象。
       没有找到老胥，一个人翻越废墟往回走，在渐渐变暗的天光里看见一堆堆的鞋，那些曾经穿着鞋子的脚在哪里?它们都好吗?
       在去信用社的路上遇见一位小姑娘，她叫陈舒苏，南坝小学五年级1班学生，5·12地震的幸存者。小舒苏的父母在上海打工，由婆婆带着读书，属于留守儿童。
       我叫住她，在刚收割了油菜的空地里坐下。四周都是自搭的简易帐篷和正在搭建帐篷的人。有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小舒苏很聪颖，颇有语言表达天赋。发生地震时她已经进教室。她们的教室在新教学楼二楼。是自然课。地震来时，以为是楼上的六(3)班在打跳。“地震来了，快跑!”已经走进教室的自然老师对他们喊。小舒苏告诉我，她刚跑到楼梯口楼梯就垮了，她是从二楼跳下去的。跟她一起跳下楼的还有好几个同学。看见一块砖头掉下来就要砸在一位同学的脑壳，小舒苏还伸手去挡了一下。“你去救他，你去救他!”小舒苏说，她听见严杨在喊，又转去拉那个同学，这才往操场中间跑。
       看得出，小舒苏很勇敢，很镇定，很坚毅。她的讲述平静，好像是在转述别人的经历。我问小舒苏她们班死了多少人，她说她晓得的有六个：严若丹、杜丽、冯力、王雅杰，另外两个忘了名字。
       小舒苏告诉我，冯力是回去拿鞋子死的。她们的自然老师李华双跑在最后面，被掩埋在了废墟里，后来被人救了出来。
       问小舒苏逃生时想到什么，她说她想到学过的一篇课文，叫《地震中的父与子》。她还想到妈妈。说到妈妈，小舒苏哭了，转而又破涕为笑。她说记者已经将她的照片发在了网上，远在上海的妈妈已经看
       见。当我问起她这次死里逃生对她是否有伤害，她语气平静说：“像一场梦，现在没有伤害了。”我感觉她的平静里还有超脱。
       晚饭后坐在操场边一架木椅上，看着天像平常一样黑下来，但感觉已经不是天在变黑，而是时间在变黑。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心里。帐篷内外混乱不堪，跑道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做饭、吃饭，有人拿了塑料脸盆或桶去外面洗漱。我坐在木椅上，瘫软如泥，什么也不去想。往日的同事路过，平常在同一栋大楼同一层大楼上班的熟人路过，也不去理会。有一阵子，分明感觉自己从混乱的现场游离出来，从深重的灾难游离出来，没有丝毫的力气去承担记忆与眼前的真实。
       起风了，尘土飞扬。我从木椅上站起来转过身。没有归宿，没有惊恐，没有孤独。直到看见我单位的领导老何，直到老何带我在简易帐篷里找我们的朋友老胥，我才回到沉浸在黑夜的地狱里的逼真，并在地狱破碎的封盖上找到几缕人间烟火的温暖。
       老胥是中学的老师，与我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他刚从信用社的废墟回来。整个下午，他都守候在挖掘现场。他的同事严志书和妻子刘园园都在地震中遇难。
       抗震棚里没有灯，看不清老胥的脸。在这样的背景见面，我们自然没有平常的打趣和戏谑。老胥告诉我，坟坑已经挖好，掏出来立即就埋，天气越来越坏。
       说话间，风越刮越大，雨点噼里啪啦打在棚布上，尘土一股股卷进棚来。我们不管这些，继续着交谈。老胥也是死里逃生，地震发生时正在镇上的家中午睡，光着脚跑到后院，还是被埋在了废墟里，好在他反应敏捷、身手矫健，毫发无伤，自已从废墟里爬了出来。在街上捡了双鞋穿在脚上，立即跑回中学去看自己的女儿和学生；看见学生和女儿没事之后，又跑到小学去看自己的爱人和学生；见爱人和学生没事，第三个冲进小学的废墟，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家长开始救援埋在废墟下的学生。老胥是南坝地震现场的亲历者，也是第一时间的救援者。从地震发生十几分钟之后到晚上九点，他独自与人合作共挖出三个幸存者和五个遇难者。老胥的讲述还算不上平静，但已经趋于平静。我能够想象他在惨烈的现场救援生命的激越与激烈。讲述中，他用到一些形容词，一些修辞，但不是为了夸张和伪饰，而是为了表达留存在他记忆里的洪流般的恐怖与温热。老胥流泪了，看得出他在克制，但他又克制不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说着形容词与修辞语的人哭泣。我没有准备。那一刻，我确信自己看见了一颗善良、纯朴而勇敢的心的剖面。
       老胥还告诉过我一个细节。在救援的间隙，他看见几十具小小的尸体横七竖八摆放在公路上，很凌乱，便过去一具一具整理。他说他相信人的死是有尊严的，小孩子的死也有尊严。
       老胥活了下来，除了身上穿的一件背心、一条裤子什么都没了，手机也没能拿出来。唯一一件背心，也拿去遮了遇难女老师的身体。
       “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好。”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而是死里逃生者的切身感受。
       5月18日　晴
       凌晨1：08，发生了一次强余震(第二天方知，震中江油六合，震级6.1)。后余震N次。我从强余震中坐起，以为要死，心跳得厉害，直到一股暖流从一只陌生的手传递过来，才渐渐舒缓下来——什么时候我的身边多睡了一个人。
       早上醒来，身边已经没人。对面丫头坪的阳光很好。陆续有人拿了盆子去沟边洗脸。记起昨夜雨后插在指挥部办公室帐篷外面桉树上充电的电池，跑过去取。
       早上的空气真好，我去叮当泉坐了一阵。看着脚下的南坝，看着废墟，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无法享受这早上的空气了。叮当泉是一泓名泉，三国时马藐就喝过它的水，唐时李白也喝过。二十多年前我也喝过。它甘冽、醇厚，像是自然与历史共同酿造的美酒。
       太阳一点点升起来，麦地开始流溢火苗。麦子成熟了，天天都很热；麦子无人收割，很热的是人们的恐怖，很热的是部队官兵抗震救灾的热血与汗水。
       国旗在小学的废墟上高高地飘扬，有凤翅山的青翠衬托。废墟上，最显眼的是消防救援队员的橘红色。
       从叮当泉回到中学，在学校值班室外有老胥和另外两位老师：龙斌和汪必伦。跟老胥一样，地震发生后，龙斌、汪必伦、小学陶老师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家长、志愿者都跑到小学废墟上救援。尘烟未尽，他们率先救出了露在外面的五个学生。他们传递着从废墟救出的孩子，为幸存的生命欢呼、亲吻；他们传递着遇难孩子的尸体，为不幸的生命悲痛、哭泣。有一个叫磊娃子的学生没有能救出，他在废墟下哭喊，他的身体被圈梁压住了，找不到工具。说到磊娃子，老胥的眼睛(写到这里，又发生强余震，6.4级，震中青川板桥)又红了。老胥说：“没有救出磊娃子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遗憾、也至今都让我心疼的事。”
       中学的张海军老师也参加了救援。在临时抗震棚见到穿橙黄色运动背心的张海军，年轻，结实，看上去像一名体育老师。他向我讲述了一个细节：一位压在横梁下的女生不停地对旁边一筹莫展的爷爷喊：“爷爷快救我，爷爷快救我!”他找到一根钢钎伸进去撬横梁，女孩突然哭喊起来：“好疼，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他便没敢再撬。“我明天不来上学了。”女孩对爷爷说。幸运的是，女孩在晚上被救了出来。
       在张老师住的抗震棚对面，我有幸遇到了从水观乡马鞍石逃出的三位灾民，两夫妇和一个年轻人。他们自称他们三个很可能是马鞍石全部的幸存者。夫妻叫严志满、李孝会，年轻人叫王飞。严志满一家很可能也是马鞍石唯一幸存的家庭。大女儿李霞在绵阳工程技术学校读书，小女儿李晴是南坝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早上的棚子里显得有些空阔、寂寥，严志满夫妻的眼睛里除了茫然更多的是庆幸。王飞的老婆和不满一岁的孩子连同整个村子顷刻之间没了，他自己在山上放牛得以幸免于难。
       三个人的讲述证实了头天车上那位同行者的话：马鞍石全部报废了。马鞍石有七八十人，外出打工的有十几个，但从外面进来帮工、打矿、运矿的还有三十来人，现在晓得的就活下来他们三个。严志满两口因为上坡薅草活了下来。12日午后地震发生时，他们眼睁睁看见对面的山体滑坡，半坡上的村子瞬间消失。据严志满描述，那一瞬山体和泥土都变成了液体，像一河黑水奔涌而下。那一刻，地动山摇，烟尘四起，他们自己也是坐了好几百米的土飞机幸存下来的。
       王飞讲到一个细节，地震发生时山崩地裂，滚石从山顶滚下来，绝望之时他只好转过背任凭滚石打。王飞一家六口，死了四口：父亲王正文、母亲冯邦会、妻子苏亚和他们刚刚五个月的婴儿。
       在马鞍石三个幸存者旁边，我见到了刚刚在这次地震中成为孤儿的王香。她六岁，在南坝上幼儿园，也是幸存者，她的父亲母亲都死在水观的矿山。王香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有一张轮廓分明富有立体感的嘴，很乖，偎在她小表姐怀里，双手抱着一瓶矿泉水。当老胥克制不住内心的悲情伸手去抱她的时候，她一边躲闪一边哭泣。当她听见我说我要把她带回平武时，她丢了矿泉水，紧紧地抱住她的小表
       姐。我赶忙说：“好好好，不带你走，不带你走。”
       不到9点，天空就变成了火炉，太阳变成了火苗。在叮当泉坎上收割了油菜的空地里，我见到了一个膝盖带伤的男孩。他叫梁宏，南坝小学的幸存者。发生地震时他在教室里，跑出来看见楼道挤满了人，就从二楼跳了下去。
       “好几天我的耳朵里都是哭喊、都是尖叫，眼前都是烟子。”梁宏告诉我。
       问他跳楼时想到什么，他说当时他想的是“这回死了。没机会了”。
       真正没机会的是梁宏差一天满8岁的弟弟梁浩。他死了，差一天满八岁。还有梁宏的爸爸梁建国，也死了，在从南坝往石坎运沙的路上。
       梁浩的母亲从抗震棚里出来，看见我在问梁宏就哭了。她失去了两个至亲的人，哭得很伤心。她说她要不是看到梁宏在，她就去死了。她坐在地上，穿了袜子的脚直接踩在土里，埋头看着地上的泥土。我想安慰她。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我想抱抱她，让她尽情地哭，但我没有。
       “你能挺住，我相信你能挺住，你还有梁宏，梁宏是你的希望。”我对她说。
       她叫何魏菊。她还年轻。她还有希望。
       整个上午，我都一个人在长达一两公里的废墟里行走——5月12日14：28之前，它们可是繁华的街市，遇见军人、灾民、记者、志愿者都不说话。每一堆废墟上都笼罩着死寂，浮动的橘红色也无法驱散。没有人知道废墟里埋了多少人，但都知道几乎不会再有幸存者。公路、街道上到处可见地震留下的裂口，又宽又深，足以放进汽车轮子。有的路段被抬升，奇迹般隆起一米多高。有错位的，形成断裂。从公路和街道的变迁，差不多可以揣摩到千奇百怪的山地地貌的形成。已经是第六天了，从桐子梁到沙湾，山体垮塌、滑坡从未停止过；尤其余震过后，尘烟随风朝巩固梁迅速漫延过来。太阳毒辣辣的，公路边的棚子里、树阴下挤满了灾民，有呼呼大睡的，有愁眉苦脸的，也有笑的。不时有部队官兵、医疗救援队和志愿者经过，他们大多以急行军的姿态在运送救灾物资、转移受伤灾民。
       我是什么?废墟上的我是什么?烈日下的我是什么?没有树阴可供我躲晒。灾难太突然、太深重，没有可以划定的部分供我沉思、发挥。我戴上口罩又取掉，取掉又戴上。南坝开始发臭，即使戴上口罩，也能从闷热的空气或偶尔吹过的风中嗅到。
       古江油关的石碑还在。“江油关茶坊，请上二楼”。我拍下了电杆上茶坊的广告牌。请上二楼。二楼没了，一楼也没了。不敢去想象地震前茶坊的繁华。一位消防官兵站在烈日炎炎的废墟上用卫星电话正在向首长汇报工作，措词工整、语气严峻。十几位身着橘红色消防服的官兵戴着口罩在废墟上作业，从动作与表情判断，已经发现了遇难者。一白一蓝两个人背着喷雾器正在给废墟消毒。我爬上废墟试图接近作业点，被一位队员拦了下来。
       我退到路边，差不多能够猜到作业点的情状。与在树阴下躲晒的本地人聊起茶坊，说里面至少埋了四个人。
       第六天了，没有人相信废墟里还会有幸存者；即使相信，也没有办法施救。桥毁了，浮桥还没搭起，聚集七千多居民加万余部队官兵的一个场镇只能靠一艘小铁皮船运送过往的行人与救灾物资。大型机械不能进场，没有办法撼动废墟。
       六岁的女儿在地震中遇难，第四天才从废墟中挖出。不幸的父亲依旧虚弱，站在部队刚剐搭好的帐篷前为路过的记者讲述自己和南坝的不幸。
       我站在一旁听，渐渐双眼变得模糊。太阳一刻也不曾减弱它的热辣，脸色惨白的父亲在帐篷投下的有限的阴影里显得神情恍惚。
       他叫郝兴军，他的女儿死了，他的女儿叫郝璐妍，很乖很听话的一个女儿，很漂亮，很爱学习，……郝兴军哭出了声，我这才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头。郝兴军的身边还站着一位父亲，他叫罗兵，儿子与郝璐妍同在一年级1班，叫罗俊昊；一(1)班伤亡最大，54个人死了31个。
       我又一次被他人的死推到悲恸、绝望的尴尬境地。我不晓得如何去安慰他们，不晓得能帮他们做点什么。把手放在因恸哭而抽搐的肩头，我居然还感觉到几分羞怯。
       “地震前几秒钟，杨老师上厕所还碰见郝璐妍，还和她打过招呼。”郝兴军对我讲，“头一天是星期天，中午吃郝璐妍凉拌的黄瓜，晚上吃面是她帮我兑的调料，她喜欢跟她妈妈学厨艺。她扎两个羊角辫，蹦蹦跳跳，从客厅到厨房……”
       郝兴军讲不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我可以想见，一个小女孩，扎两条羊角辫：走路总是一跳一跳，像只小麻雀，一边跳一边唱，冷不丁便抱往妈妈的脖子亲，一有空就抓住父亲的手掌数里面的茧疤……
       郝璐妍的爸爸在手机里翻到小璐妍的照片：真的是羊角辫，笑盈盈的一张小脸，猫着小腰对着镜头做鬼脸。太阳白晃晃的，屏幕上的小姑娘有些模糊，但我知道她有多天真、多纯洁、多可爱。
       郝先生对我说，手机里的照片是4月20日在绵阳照的，那天他们一家还去了百盛、美一天、诺玛特、好又多，郝璐妍想要个芭比娃娃，但没有给她买，他给小璐妍的许诺是期中考试语文数学都考到95分以上，价钱都看好了……郝兴军开始哽咽，说不下去……期中考试，小璐妍数学考了98分，但语文只考了94分，但她不气馁，她对爸爸说：“我期末努力，一定要把芭比娃娃挣到。”
       什么时候帐篷投下的影子转到了侧面，我们都露在了外头。我知道我跟这两位父亲、两个不幸的家庭的相遇是偶然而短暂的。我知道文字是虚弱的，无力纪实这场深重的灾难和灾难里奔涌的情愫。然而，我还是企图留下点什么：废墟，或者记忆。
       夜里和老胥一家中学谢老师一家睡一个帐篷。老胥的爱人王兴碧告诉我，她教的是幼儿园中班，在小学教学楼一楼，地震时教学楼垮了，她的学生全部跑了出来，但还是有两个被砸伤后因为没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王老师她有悲痛，也有庆幸，家长也都很感激，因为幼儿园其他班都有更多的伤亡，个别班伤亡很惨。
       王兴碧提起与她教平行班的杜正香老师，突然显得很悲伤。杜老师找到了，但杜老师死了，被压在楼梯间，挖出来时下半身几乎粉碎，但姿势是英雄的：两只手里都牵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护着好几个孩子。孩子们也都死了。杜的死可谓壮烈。
       王老师不是英雄、但她的学生除了两个遇难外都成功逃生。没等我探问，王老师白报了她的法宝：在全班进行过多次“地震来了怎么办”的逃生演练，以击鼓为号，迅速出逃，以下蹲姿势躲进校园中央宽阔地带。且最后一次演练就在二十多天前。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就是这个巧合，拯救了孩子们的生命。
       5月19日　晴
       清晨，一个人又去叮当泉看南坝。太阳已经出来，但空气凉爽，有风。小学废墟上飘扬的国旗显得格外鲜艳。如果不去看脚下的废墟，不去闻空气里的腐臭，不去注意遍地疮痍和帐篷，单是看丫头坪、凤翅山的绿，单是看山地成熟的麦子，单是看万里无云的蓝天，南坝还是南坝——可是，谁的眼睛又能忽略那些废墟?
       (写到这里，5月27日16：38，突然5.7级余震，震中陕西宁强。之前的16：04，刚发生过一次
       5.4级余震，震中青川。)
       看见男孩额头上的伤疤，过去问，也是南坝小学的幸存者，12岁，叫李杨，六年级1班学生。
       和李杨坐在路边一块麦地里，能够感觉到阳光里的潮气和风。
       李杨告诉我，他们六(1)班的教室在旧教学楼三楼，发生地震时他刚进教室坐在座位上。这之前，他进教室放了书又跑出来跟几个同学靠着栏杆说话。问李杨学习成绩咋样，“不咋样，一般般。”他回答得干脆。看得出，李杨不是老师特别喜欢的那类乖娃娃，个子高，座位很可能在后面的扫把角角里。李杨班上有50人，被埋在废墟里的有四十多人，死了14人，他晓得名字的有陈世明、郭万江、文甫磊、文晶晶……
       “摇地震的时候，有人喊躲到桌子底下，有人喊躲到墙角角里，我躲的是墙角角。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同学没动，像是被吓憨了，我还冲过去拉了他一把。我们躲在墙角角里的五个同学都活了，廖绪文、赵建军、王剑肖、盂昆林。陈世明躲在桌子底下死了，一张烂桌子抵住了他的背，一根水泥柱头压住了他的脑壳，早先一只手还在动，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同学的衣裳。”李杨对我讲，“地震过后我发现自己还活着，旁边的几个好朋友也活着，赵建军还对我喊‘李杨，莫怕，我们把砖头挪开，还能活’。大约过了半小时，就有人来救我们。孟昆林和王剑肖疼昏过去了。”李杨告诉我，救了两个小时才把他们几个救出来。刚救出时，周身没一点力气，站都站不稳。陈世明被救出时就躺在他旁边，陈世明是喊了声“妈妈”后断气的。
       说话间，太阳突然变得热烈起来。我注意到李杨额头的伤已经结痂了。
       上午九点过。何家坝渡口。
       对岸的何家坝驻满了部队。上面的丫头坪、檬子树也都驻满了。除了军营，还有战地医院、灾民安置点。
       阳光是没有遮拦的火，烘烤着地上巴掌宽的裂缝。残剩的植物萎蔫了。到处都有奔忙的官兵的身影，个个都有着黝黑稚嫩的脸庞。官兵绿色的身影给南坝带来了安全感。
       铁皮船一刻不停地穿行于两岸，从对岸运送着搜救队员和部队官兵。等着背救灾物资的灾民坐在岸边麻柳树的树阴里。有直升机飞进石坎、水观。有直升机降落，有部队首长下来。有官兵在抬预制板搭桥。在烈日里看这一切，不知不觉又有眼泪溢出。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打电话，安排做三幅标语。第一幅：平武人民深情感谢所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第二幅：危难时亥8见真情，感谢亲人解放军。第三幅：手牵手，你我同在；心连心，难关共渡。
       中午回来，在麦地边的帐篷里见到南坝小学四年级2班的女生严静。她坐在床上，显得很文静。严静的教室在旧教学楼二楼靠楼梯。地震发生时她刚坐在座位上，因为是体育课，教室里只有二十几个人。开始她以为是幻觉，等剧烈震动才往外面跑。
       严静说她是被人从废墟里救出来的，是楼梯口的保温桶救了她的命。地震停止后她听见一位大姐姐在下面喊：“哪个帮我搬一下身上的砖头!”严静伸手去搬了，搬不动。她听见旁边的张小文在喊她：“严静，严静，我好害怕。”严静的班有57人。逃生出来她就没再见到过一个老师和同学，她不晓得她们班死了多少人。
       看上去严静没有受伤，但我发现她的脸色白得不正常——文静里藏着恐惧。
       与严静住在同一帐篷的还有一个少妇，她面色红润，体态丰满，看上去尤其健壮。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熟睡的婴儿。问少妇从哪里来，她说从沙湾。我知道沙湾，在桐子梁前面的山脚下，是这次地震中山体滑坡最严重的一处。少妇告诉我，沙湾死了12个人，有一户人家被埋。地震时她抱着娃娃跑了出来，看着后面的房屋垮塌。她的爷爷、婆婆在另一间房子里，也跑出来了。地震时她的男人在南坝公路边洗车，逃过一劫。少妇说，她亲眼看见不远处的山垮下来，漫过半边桥，堵了大半边河。她还说，地震时她看见大河像彩带一样飘了起来，河水突然倒流。少妇是抱着孩子领着老人翻薛家山走巩固梁逃到南坝的。
       午饭后，又是一段困顿而炎热的无法躲藏的时间。很多人都坐在中学操场外的矮墙上。我走过去与一位头缠绷带的大爷攀谈。他叫谭思华，今年63岁，地震的时候正在帮人家修房子，被埋在废墟里，靠自救钻了出来。13日晚上才得到从县里来的医生的救治。后来又得到从河南来的军医的治疗。
       老谭的孙女就在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黄月，南坝小学五年级1班的学生。“我感觉像一场梦。地震来时我在二楼教室里，跑到楼梯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矮墙上，我见到了南坝小学校长何晓兵。他认识我，叫得出我的名字。
       何晓兵告诉我，在这次地震中，他可能有两百来个学生遇难，有6位老师遇难，他自己的母亲、舅母、侄女也都遇难了。在不断移动的有限的树阴里，我没有问他太多。他眼睛里干冰—样的泪花让我欲言又止。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录下遇难的学生的名字，但可以录下遇难教师的名字。他们是：张兰(女，34岁)、任维志(45岁)、方秀琼(女，31岁)、曹红梅(女，22岁)、杜正香(女，46岁)、庞朝新(43岁)。最年轻的是曹红梅，今年2月刚刚结婚。
       坐在矮墙上的还有南坝小学幸存的两位女老师。陈光荣是我的学生，中午在父母家里吃了饭正走到学校大门口，看见红光一闪就昏天黑地。身材窈窕的黄玉显得沉默。陈光荣告诉我，黄玉的女儿任诗雨遇难了。我不敢问黄玉。我只是看着她，希望通过目光传递给她一点安慰、一点希望。
       在朋友老胥为县教育局写的采访稿里，我读到了黄玉口述，摘录如下：在地震发生的瞬间，我有两份担心：8岁的女儿任诗雨在小学读二年级，我带的五年级2班要在下午第一堂课考英语。我不能准确分辨这两份担心哪个重哪个轻，我只能说，这其实是一份担心。在奔向学校的路上，我先看到我班上的两个学生，他们说同学到得很整齐，听说有几个同学还活着。我哪里还怕什么余震，跟丈夫一口气跑到女儿教室的位置。哪里还有教室!家长在用檩杆撬，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救出了活着的严字。丈夫怕我受不住刺激，把我扶到一边。好多家长来帮忙，他们用力刨着，手很快烂了!我看他们找来斧头，使劲砍一张拦路的铁皮，救出了四个小孩。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泪水就不住地淌，心底只残留了一点很渺茫的希望——女儿也许有救……在昏昏沉沉中，不知不觉挨到天黑，有老师来叫我去辨认女儿的尸体。在成排的尸体里，我一眼看到女儿的衣服。我把盖在她脸上的纸揭掉，轻轻抱起她，她的身体软软的，四肢没有明显的伤痕，脸也还算干净，只是鼻子给压歪了一点……我连续好几次晕倒过去……第二天天刚亮，我独自去看女儿的尸体，泪水湿透衣襟!谁能理解年轻母亲失去爱女的滋味?为什么命运把人生中最不能承受的痛楚强加给我?苍天不公啊!在夺走我女儿的同时，竟然也夺走了我的21个学生的生命!死去的学生和我的女儿在我的眼前忽明忽暗，我知道这是幻觉。在我心里，班上的学生和我的女儿同样可爱……在走访家长核实死亡名单时，我和每个母亲抱成一团放声恸哭，流泪人劝流泪人，我哽咽着说：“这是天灾，没法，怨谁也不行……”我没有请假，也没有休息，我坐在地震的废墟前守望这些早逝的生命，我想用母亲和老师的双重名义送孩子们最后一程……
       夜里余震，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眠，与老胥谈起黄玉的女儿任诗雨。老胥记得她，读幼儿园时就在老胥的爱人王老师班上。老胥反复地说，他忘不了她的羊角辫，她的小酒窝，她的大眼睛，她的瓜子脸。
       “她天真，可以带给每一个人快乐，她走路跟郝璐妍一样，也蹦蹦跳跳，爱唱《小燕子》。她虽然只是个7岁的小姑娘，但她拿眼睛看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温暖和美。”老胥这么讲，我的眼前也幻化出一个小精灵，她站在漆黑的夜里，只浮现出羊角辫、小酒窝、大眼睛。
       5月20日　阴
       我要走了。没有离不开。灾民住进了帐篷，得到了救助。部队越来越多，驻扎在涪江两岸。大型机械排列在对岸的河滩上。浮桥快合拢了。
       我在废墟的南坝。70个小时。
       清早，从帐篷出来便没再见到老胥。也没有看见老何。太阳没了，气温骤降。阴阴的天光里透出一些惨淡。去指挥部找一瓶矿泉水路上喝，没找到。想托熟人要一瓶，想一想算了。
       去帐篷找老胥道别，只见到王老师。王老师说：“真要回去，你就莫等伙食团的饭吃了，我给你泡方便面。都在说还有强余震，你最好早点走。”
       不等我答应，王老师就开始拆面、泡水。
       方便面吃得我发吐，没吃完，看见指挥部伙食团开饭了，就过去排队，分到碗稀饭、一勺咸菜。
       一个人从叮当泉下到街上，与形形色色的人擦肩而过。没有言语。早晨的废墟显得尤其沉默。看见的人也都显得沉默。穿橘红色衣服的救援官兵正走在通往废墟的路上。
       从街口转进南坝小学，我最后看了一眼小学的废墟。
       渡到涪江对岸，我没有急于赶路。我在河滩上站了很久。永别了，南坝!这永别不是我与南坝地理关系的结束，仅仅是我与废墟南坝的一种道别。我知道南坝已经消亡。我知道南坝不会消亡。视线从已经变得遥远的巩固梁、牛心山、桐子梁向下移动，废墟、废墟、废墟，最后停在废墟间的空地上——成千上万的军人正在把废墟变成战场——停在小学鲜艳的五星红旗上……别了，南坝!南坝，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