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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北川，距5·12已过去两个星期。
       坐上友人陈国林的车，从西三环驶入成(都)绵(阳)高速路，我的心就提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看到七拱八翘樯倾楫摧的残败景象。但是，一直到过了绵阳，进入安县，入眼都是山清水秀，整体垮塌的房屋也非常少见。不像两天后的5月28日，我从都江堰穿友谊隧道进入阿坝地区，往汶川的漩口镇和震中映秀镇赶，微风一吹，也飞石粒粒，路上到处是被石头拦腰斩断乃至碾得粉碎的车辆；公路下面，是紫坪铺水库，水库对面的狮子山、白云顶，绵延数十公里的山体，被剥了皮，露出黄色的肌肤或雪白的骨头，那真个叫山河破碎。而在这里，天空湛蓝，公路右侧，野生的蔷薇花开得格外红艳，两只麻雀，为争一条虫子上下飞翔。这些花花草草和飞禽走兽，跟人类一起，经历了这场大灾难，也跟人类一样，已经开始了生活。远远近近的田野上，割下的油菜晾晒在阳光里，解放军战士在帮农人插秧。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参军前都是家里的宝贝，干活的时候不会太多，插秧的动作很不协调，但干得格外卖力，汗水让军衣的颜色变得更深。他们的军营，搭建在山下的野地里，每天夜里睡觉，都听到沙沙沙的响声，开始以为是流水声，可次日清早起来一看，旁边的山变了样子，才知道那不是流水声，而是余震引起的山体滑坡。
       到北川擂鼓镇边界，情况有了变化。
       隐隐约约地，我们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警察在此设了关卡，除紧要的救灾物资和必须的救灾人员，别的人一律禁止入内。行前，我和陈国林也注意到这件事，因为媒体已广泛宣传，政府也多次发布公告，说唐家山堰塞湖已处于极度危险期，下游的十余万民众，已经着手转移，去北川的路，实行全面交通管制。陈国林是卖钢琴的个体户，我也是个没有身份的人，自然弄不到什么可以穿越的证件。陈国林提醒我，你不是有作协会员证吗?带上吧。想想也只能这样了。本以为这东西管不了事，谁知在紧要关头还真派上了用场。检查到我们车辆的时候，陈国林把我的作协会员证递给警察看，我则拿出本子写写画画，不闻不问。警察把证件翻了翻，迟疑片刻，说：“你们要赶快出来，今天可能要炸堰塞湖。”然后朝里挥了挥手。陈国林道了谢，油门一踩，进入了擂鼓镇的地盘。
       仅一界之隔，外面即使说不上风平浪静，也不至于让人触目伤心，而在里面，公路翻翘，大地开裂，房屋毁损，一块有两层楼房那么高的巨石，压在路边，给人心惊胆寒的森严感。途中关卡甚多，但巧的是，进入擂鼓镇后，一辆警车开到了我们前面，陈国林紧随其后，过卡时目不斜视，只管朝里开。为让自己不露怯相，他戴上了墨镜，警察没再阻拦。
       倒不是墨镜起了作用，也不是我装模作样地写写画画起了作用，而是因为，警察知道，这时候往险象环生的灾区赶，定是灾区牵动了我们的神经。在这场举世震惊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心在一起。
       警车带着我们，到了曲山镇任家坪的一个路口。全副武装的消毒人员，成一排站在路口上，凡从里面出来的车辆和行人，他们都从头到脚地喷射，消毒液气味扑鼻而来。警车没往里走，向左一拐，从一面斜坡开到了一个土坝上。我们也跟着开进去。刚停下，警车又开走了。我们不管，决定先在这里看看再说。土坝的那一端，是成山的废墟，也不知地震之前，是一个什么所在。
       我从斜坡上下来，见一个老人独坐房前，便走过去和他搭话。来北川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规矩：绝不问当地人家里的事。尽管那是我特别想问的，特别想知道的，然而，时隔两个星期之后，再去揭别人还没愈合的伤口，太过残忍。
       我跟老人说话，尽量不触及地震的话题，而是谈些别的，问他的年纪、他的身体。老人却相当兴奋，站起身，说他今年八十八岁，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地震，只听“吭”的一声，地面先像抖床单那样抖，然后又像筛筛子那样筛，对面的火盘山，石头土块像倒粮食那样往下倒!黑压压的烟尘，把天都遮完了，人被摔出丈多远，又被弹回来。地震过去半个钟头，就从里面抬人出来了，大多已经死了，有的当场没死，过一会儿就停止了呼吸；马路两边，密密麻麻地摆着死人。
       随后，老人很骄傲地说，他见到了胡主席，也见到温总理；更让他骄傲的是，他的房子没被震垮!他有力地拍着身边的墙壁：“我这幢两层楼房，修了二十多年，又没钢筋，就下面一个圈梁，上面一个圈梁，地震的时候甩圆了，可只是裂了两条缝一哪像北川中学!”
       他的手，朝我们停车的方向指了指。
       难道，那堆积如山的废墟，就是我们为之心碎的北川中学?
       老人说是，这是我们北川县最好的学校!
       他坐下去，陷入默想。
       我当过教师，而且教师是我走上社会后从事的第一职业。有人说，每个人的第一职业，都会影响他人生中的某一个时期，甚至整整一生。这话很有道理。虽然，我已经十多年不做教师了，但对校园和学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上天也垂怜我，才让那辆警车把我们领到这里。
       没有了校牌，只在校门右侧，有一个门卫值勤室，左侧一方不起眼的蓝色匾额上，写着“四川省北川中学警校共建工作站”；校门上方，用簇新的红布拉着长条横幅：“热烈欢迎各级领导莅临我校指导工作。”想必，地震发生之前，这里召开过什么会议，举行过什么活动。
       原来，我们停车的土坝，是北川中学的操场。共有两个操场，另一个在背后的高台上，有着标准的塑胶跑道。土坝上，两个陈旧的篮球架完好无损，背靠背地站立着。昔日，事实上也就是半个月前，有一群孩子，曾在这里蹦蹦跳跳，而今，那群孩子都去了何方?操场外的水泥地面上，有间简易帐篷，帐篷外活跃着从沈阳来的消毒员和医务人员，别的人很难见到，更见不到一个孩子。操场中央一棵榕树上，大约十余米高处，绿叶丛中藏着一只高音喇叭，喇叭的外壳，已经生锈，证明挂上去有些年头了。我分明听到从里面传出稚嫩的、朗诵诗歌赞美理想的声音，传出做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的音乐，并由此看到一张张生动的脸和一个个青春的身影。可实际上什么声音也没有。消毒员弓着腰，默默地往并排着的塑料桶里加药水。天地寂静。那只悬在高处被人遗忘了的银灰色喇叭，大张着嘴，像在惊讶，像在无声地呐喊。
       我们在清晨的微光中上路时，远处的天边乱云堆积，似要下雨，这时候云开雾散，近乎毒辣的日头，从两山之间照射下来，使废墟发出刺目的光芒……
       发放救灾物资的时间到了。救灾物资就囤积在消毒房背后。从东边过来几个当地人，背着背篓，去领矿泉水、饼干和大米。他们从废墟中间走过，我以为是一条路，也走上去，结果发现不是路，而是废墟的一部分，上面布满了交错的脚印。
       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从我身边擦过，说了句：“我女子就死在这里的。”我心一紧，转过身看，她已经走远了。她回来的时候，中国残联有一男一女上来拍照，她对着那两个人又说：“我女子就死在这里的，就是这个位置。”她指了一下，摇了摇头，“死的人太多了……没得法。”她像在说别人的事情，脸上没有悲伤。我盯着她指的位置，无法想象，十余天前，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此枯萎；更无法想象的是，一位母亲面
       对这个特定的所在，该是怎样的肝肠寸断，可她却表现得那样平静。
       不远处，不知是谁放了束金黄色菊花，太阳底下，菊花已失去水分，显得孤独而凄楚。花束旁边，是一个淡红色书包，还有只白色旅游鞋。这个丢了书包的孩子，还活着吗?那另一只与之配对的旅游鞋，又去了哪里?我多么希望，这只留下的鞋子，是奔跑过程中掉落的，它的主人，穿着另一只鞋逃了出去。
       陈国林让我在花束前留张影，我拒绝这样。到这里来，我不是“到此一游”。
       那位母亲又过来了，跟她一块儿的，有个光着上身的男人。走到我身旁，妇人第三次说：“我女子就死在这里的。”接着补充一句，“我女子好哦。”这时候，她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盛满了眼眶。陈国林劝她：“大姐，你别哭。”妇人说：“我没哭。”她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从裤兜里摸出手机，递到我面前，让我看。手机的盖面上，是她女儿的照片。一个长着瓜子脸的漂亮女孩。男人说，他们的女儿叫方晓雪，今年八月满十七岁，读高中一年级。地震发生后，他们到废墟前喊叫，还听到女儿答应，第二天上午十点过掏出来，已经死了。
       说话间，另一个妇人走过来，年龄也在四十岁上下。她也死了女儿。她女儿叫欧阳凤娟，刚满十五，身高就超过一米六六，写得一手好字。压在砖头瓦块底下，女儿还在唱歌。她是第四天才被消防官兵掏出来的，她爸爸把她抱起，开始身上雪白，见了光立即变乌，嘴里吐出一口水，死了。其实女儿早就死了，但欠着见亲人一面，要等到见了亲人，她的魂才会走，吐出的那口水，就叫“欠亲水”。说到这里，妇人万般后悔，说她凤娟从小到大没做过家务，可5月11日那天，凤娟突然说：“妈妈，今天是母亲节，你别洗碗，我来洗。”当时她只知道高兴，以为女儿大了，懂得疼妈妈了，哪晓得那是不好的兆头呢?哪晓得女儿是要永远离开妈妈呢?“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妇人说……
       这段时间，我在家什么也做不了，天天从电视里听这些惨痛的故事，天天流泪，有时泣不成声。儿子教育我：爸爸，你要坚强些。’或许，儿子说得对。这两位我偶然遇到的妇人：两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有了泪，也往肚里吞。生活还要继续，这句陈词滥调，却道出了某种真理。前面的那位母亲，叫黄芙翠，陈国林的爱人叫黄芙秀，黄芙翠听说后，急忙说：“那我们是一家人啊，等这边清静过后，你跟你家大妇来我们家耍啊。”说得那么真挚诚恳。
       我蹲下身，察看那些散落在废墟上的书本。不知是前几天下雨的缘故，还是随时喷洒消毒液的缘故，书本都是湿漉漉的，我将它们翻开，让太阳晒。外面一个消毒员大声喊：“别用手动，有病毒，危险!”我没听他的，继续翻。一本《中国历史》上，画了许多蓝色的杠杠，显然是老师指出的知识点。一本语文书上，有《背影》、《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课文，这些课文，是我念书时读过的，也是我教书时教过的。此时此刻，我多想站在这里，给那些失去了生命的孩子，认认真真地讲解这些饱含至善情感的美丽诗文。
       他们能听到我吗?
       孩子们，你们不认识的叔叔，在此祝福你们——祝你们来世平安!
       从北川中学出来，我们去几公里外的县城。在离县城仅一两公里处，实行了“特别管制”，武警和解放军联合执勤，要通过这道关卡，看来是不可能。但我还是下车去，跟拿着对讲机的警官交涉，表示我们不开车，步行进县城。他微笑着摇头，说任何人也不能进，还把对面的几个人指给我看，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同样进不了。“虽然严格消毒，可谁也保证不了绝对安全。”他说，“还有唐家山堰塞湖，尽管正在想办法疏导，万一疏导不及呢?”头顶上，直升机吊着几十吨重的大型挖掘机，飞往唐家山，一趟接一趟，自我们进入北川，就没停过。我给警官散了支烟，准备上车返回。这时，一个满面愁苦的女人，提着包袱，高着嗓门对警官说：“我娘家在唐家山大水湾村，家里出脱了十六个人，我要进去看看!”警官说，你进去什么也看不见，那边山垮了，大水湾村全都被埋了。女人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进去望一眼我的娘家。警官说，再等些日子吧，这些天不行，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女人不依，说我刚去杭州打工，这边就地震了，马上赶回来，天天往这边跑，天天被你们拦。警官耐心解释，我也帮警官劝说。。
       妇人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告诉我们，她叫刘明兰，二十年前嫁到了安县；这次地震，她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姐妹和母亲的兄弟姐妹，都死了。他们大水湾村一组，只有一家人存活。那家人本来住在半山腰，山坐下去，又从那边冒起来，半山腰的那一家六口，竟躺在新冒起来的山顶上，毫发无损!目前，那六口人安置在绵阳九洲体育馆。
       陈国林说，既然你家在安县，我们回去的时候把你带走。刘明兰很感激，可上了车，返回到北川中学附近，她还不死心，说她是本地人，知道有小路可以绕到县城那边。为满足她的心愿，同时也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愿，陈国林把车又停到北川中学的土坝上。三人顶着烈日，从背后徒步翻过豆荚遍地的任家坪、矮树和杂草丛生的西山坡，到了席家沟。从席家沟越过沈家堡，就能下到县城里去，可席家沟的梁嘴上，有两个值勤的警察。我们还在老远的山坡上，警察就大声喊话，叫别下去。我说我们送当地的农民去看她老家，边说边加快脚步。一个体胖的警察迎过来，我们下到沟底，他把我们截住，问怎么不听?刘明兰说，她家里出脱了十六口人——从我们见到她，一直到把她送回安县，她都不停地在诉说这件事，报了总数，然后就挨个数，姨娘家几个、二叔家几个、大姑家几个……警察闻言，没再说啥，带着我们往梁嘴上走，同时安慰刘明兰：“这是天灾，伤心也没用，既然活出来了，就好好过日子。”
       走到梁嘴，就是极限，我们再不能往前。不过这里能够清晰地俯视残破不堪的新县城了——已经没有老县城，老县城被垮塌的大山完全掩埋，只有一幢电信大楼，被垮塌的山体往前一推，推到了新县城!
       站在梁畔上，我调整焦距，拍下了几张县城的照片。
       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我无以言表。
       据有关部门透露，北川县城将迁新址，老地方就让它保持现在的面貌，成为地震的活雕塑，警醒世人。 离开席家沟时，我问两个警察的名字，胖的叫周文龙，另一个叫林小龙。周文龙说：“我们都是龙，能飞，压不死。”我这才知道他俩都是北川县城的交警。两人的警服，上衣很干净，那是成都交警队昨天才送给他们换上的，但裤子穿了好些天，非常脏，脏得让他们身上都起了疙瘩。地震那天，周文龙在开会，林小龙在马路上值勤。林小龙说，那时候他变成了篮球，被一只无形的手在地上拍，耳朵孔里钻进的灰尘，结成一块，几天都掏不出来，好在他和家里人都没死，而周文龙却死了六个亲人。说到这里，七尺汉子，热泪长淌。林小龙一流泪，刘明兰也跟着流泪。周文龙自己的眼里也是泪花烁烁，但他没让泪水流出来，还责怪同事，并再次劝刘明兰节哀，说等事情过去后，去亲人被深埋的大坑旁，烧几沓纸，敬几炷香，
       然后好好活，认真活!
       “我再也不跟老婆吵架了，再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了。”周文龙说，“我要努力地活出个样子，活给他狗日的死神看!”他舌头有点大，说话语速较慢，正因此，使他的话字字坚定。
       悲痛的刘明兰，显然受了感染，我们带她回到安县，请她及另外两个半途坐到我们车上来的受灾百姓吃饭时，她能够喝下一碗稀粥了，而在此前连续三天，她啥也吃不下。
       途坐到我们车上来的两个人，一人死了丈夫，一人死了父亲和儿子，都是从废墟里扒出来不到一个钟头，就死在他们的怀里。现在，他们被安置在绵阳九洲体育馆。把他们送到体育馆外面，我们也下了车。这里，早上八点多我们就来过了，这次下车，是想找到刘明兰说的那家带有传奇色彩的六口人，可惜忘记了问他们的名字，找起来相当困难，只好作罢。
       灾情发生后，九洲体育馆一度安置了三万多灾民。现在已经没那么多，剩下的，大多来自北川。
       早上我们来这里时，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孩子。因身心疲惫，又无所事事，大人们多半还躺在地铺上，而孩子都起了床。
       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居然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张报纸看。我问他是否认识上面的字，他羞涩地笑笑，不回答，眼睛又盯住了报纸。原来他看的是张图片：一只牧羊犬，端端正正地坐着，伸出前爪，让它身边的男孩跟它握手——面前的这个小男孩，是否曾经也拥有一只牧羊犬?大概是，他叽叽咕咕的，跟图片上的牧羊犬说话，还去扯它的耳朵，搔它的痒痒，始终天真地微笑着。
       几米外的一个女孩，抱着崭新的玩具娃娃，摇来摇去，一会儿又在脸上亲，显得特别开心。
       体育馆外面，有另外两个稍大的女孩在太空漫步机上荡秋千，笑得咯咯咯的。她们一个来自擂鼓镇中心校，一个来自毛坝小学，都读四年级。我问她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开学?她们说已经开学了，就在帐篷小学念书。我这才看见，她们身后数十米远处，有两顶比普通帐篷大得多的白帐篷，这就是她们的临时学校。我说，已经八点多，你们还没上课吗?两个孩子告诉我，帐篷里装不下，上午，一至三年级上课，下午，四到六年级上课。随后，辫子上系着红绸的女孩说：“叔叔，我的爸爸死了。”另一个说：“叔叔，我的姑姑死了，我跟我姑姑最好了。”我沉吟片刻，说：“好好读书，有了好成绩，你们的爸爸和姑姑都知道……现在，你们玩吧，叔叔不打搅你们了。”
       秋千又荡开了，笑声又起来了。
       这些孩子，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精神。
       到灾区前，我天天流泪，来灾区后，我反而有了力量。
       感谢孩子们，感谢他们的快乐和笑声!
       眼下，各方都在强调，对在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孩子进行心理治疗。有这种意识是好的，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成人也惊惶失措，更别说孩子。5月22日那天，我和妻子去了西南财经大学，那里安置着300名从都江堰等地过来的小学生，急需课本。我们把儿子念小学时的课本全找出来，同时把近年来买的《儿童文学》和一些励志小册子，装进口袋，给孩子们送去。最让我揪心的，是他们的眼睛，个个眼睛都亮得出奇，像在警惕什么，而且都不怎么说话。我妻弟媳妇念大学的时候，同寝室住了一个唐山来的地震孤儿，从大一到大四，她经常半夜里突然翻身坐起，狂呼乱叫：“起来，快跑!”这句话，是她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她跑出来了，而她的父母，却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永远闭上了眼睛。我妻弟媳妇大学毕业的时候，距唐山地震已差不多过去了二十年。这证明，真正的余震来自心灵，很幽深，很昏暗，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去照亮那个角落。
       但我们不能把孩子当成病人。孩子们的快乐天性，以及追求快乐的本能，本身就是一剂医治创伤的良药，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足够的温暖，把他们往快乐的方向引导，让他们走上健康的人生之路。若干年后，当他们有了儿孙，再来回想这一幕，他们会伤感而又骄傲地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但是，我们挺过来了!
       大地会平静的，灾难会过去的，逝者安息，生者前行。我从那些孩子的笑声里，闻到了花的香味和庄稼的清甜，也听到了生活的足音。
       这是北川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