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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考古学家、传教士和探险家在中国不止一个地区发现石器，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是否经历过石器时代还是一个疑问。美国学者劳弗尔说：“中国石器时亦见之，但甚鲜少，中国从未有石器存积一处，形色具备而能使吾人定论其时无金属之助而专恃石器为生者。或石器工业发达足可供给一地之需要者。故据现代所知者言之，不能谓有中国石器时代。更从典籍考之，尤无所谓中国人之石器时代也。”（转引自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一九二三年，7页）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章鸿钊也把中国已经发现的石器当成历史时期散居在边境地区的夷狄民族的遗物，认为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金属器的使用者。这个认识在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著名的仰韶遗址之后，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安氏把仰韶文化明确称为“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认为仰韶遗址是汉族的史前遗存，因此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假说，从此人人都知道中国经历过石器时代。
       但是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前，的确还有不少中外学者根据丹麦考古学家汤姆逊（C.J.Thomson）已经总结出来的人类文化发展规律，提出中国经历过石器时代。比如著名学者梁启超早在一九○一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里就说过：“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绝不为过。”他根据文献，把神农之前划入石器时代，把神农以来划入铜器时代，认为中国必有实际上的石器时代（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九年）。又比如，瑞典著名考古学家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为支持安特生在中国开展考古工作的备忘录里，于叙述人类普遍经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也说“一般说来，类似的发展阶段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过。当然，如果这个文化发展序列没有在中国发现，如果因此正如许多人还相信的那样中国的铁器和青铜器出现的那样早，也不足为怪。但是人人都能意识到，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习见的相同的发展序列，也确实发生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如此广阔而重要的中国，对于人类文化历史的知识该是何等重要”（参见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二年，687页）。这个备忘录写于一九二○年，时当安氏发掘仰韶村的前夕。
       但是，最先根据人类文化发展规律提出中国有石器时代的学者是谁呢？在达尔文一八七一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他这样说：“在欧洲所有的地方，东尽希腊，在巴勒斯坦、印度、日本、新西兰，在非洲，包括埃及在内，人们都曾发现大量的火石制的石器；而使用这些石器的传统却早已断绝，当地现有的居民对它们也早已是一无所知。关于中国人和古代犹太人以前也曾使用过石器，我们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居民，而这也就包括了几乎全部的文明世界的居民在内了，都曾一度处于半开化的状态。”（见潘光旦、胡寿文译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223页）我原以为这是达尔文本人的认识。最近买到科技史家潘吉星先生的《中外科学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55—56页、75页），才知道达尔文的这个认识，其实是根据他的朋友、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史前学家卢伯克（Sir John Lubbock，又译为勒博克，一八三四——一九一三）的《史前时代》第二版（一八六九）而来。（达尔文虽然在文中多处引述了卢氏的著作，但是这个说法本身是否出自卢氏，他并未明言。）卢伯克的这个说法虽然影响了达尔文，但是这个说法，甚至连同达尔文本人表示认同的转述，都是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之前的事情，没有多少事实的依据，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学者，恐怕不能过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