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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切·格瓦拉永远是一个谜，一个神话。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时值格瓦拉遇害三十周年，难得激动、羞于表达的中国终于姗姗来迟地向这位被进步世界牢记不忘的英雄表示了敬意，我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切·格瓦拉：永远的怀念》。此后，由“格瓦拉”话题引起的风波，时而鼓噪，又渐平息。
       但是在格瓦拉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切·格瓦拉从来不仅是一个话题。又是近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曾两次从拉丁美洲归来。两度匆匆旅途，我隐约感到愈是在崇拜强权金钱的二十一世纪，切的肖像反而悄然增多，不是在会议、广场等公众场合，而是在一些私人化的角落。厄瓜多尔贫民区简陋的小酒馆里，不合比例地贴着切的巨幅画像。利马拥挤的小公共车门前，墨西哥城出租车后窗上，他闪烁的面影让我的相机追赶不及。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语，像是一种无声的表述，频频出现的格瓦拉反驳着灯红酒绿的夜色，让人怦然心跳。
       沉默终于被一个月前的一条消息打破：
       人民网（二○○六）六月十三日讯：据来自拉巴斯的消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将在东南部格瓦拉一九六七年被玻利维亚军人杀害的地点向这位革命者致意。这是玻利维亚官方发布的消息。
       总统府发言人孔特雷拉斯说，莫拉莱斯总统已下令在拉巴斯总统府的大厅里悬挂用古柯叶制作的格瓦拉的巨幅画像，莫拉莱斯总统将在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的伊格拉“向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深深致意”。纪念活动将于星期三中午在伊格拉的一所小学校里举行。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和八日，玻利维亚士兵特兰向格瓦拉开枪，格瓦拉在靠近埃尔丘罗的地点被陆军抓获，随后被杀害。几乎在一年以前，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东南部组织了一个游击运动，但遭到失败。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后来到古巴参加革命，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然后离开了古巴。格瓦拉的遗体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后，被运到哈瓦那隆重安葬。
       就像一九六七年格瓦拉之死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理解，就像一九九七年某日播放的格瓦拉遗骸被运回古巴的午间新闻，在当晚黄金时间即被大熊猫生日一类花边新闻挤掉——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则简短冷漠的中性消息，瞬间淹没在信息海洋中。
       然而这是一条应该反复读取、咀嚼的新闻，其信息量无法被几个研讨会说清，字里行间藏着深意和诡秘，像神话一样可供无限发掘。
       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秩序的代言人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对于不肯退场的“切·格瓦拉”现象，嫉恨其魅力的侏儒们暗自想：即便他的文化衫今天满天飞舞，当年终究是一场失败的、单相思的游击战，可悲的乌托邦之梦，且让它存在吧！
       然而仅仅三十九年之后，乌托邦偏偏在格瓦拉选中的地方以现实的形式上演。一个该死的、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印第安土著总统，上任半年之久，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格瓦拉殉命的伊格拉小山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为昔日的游击队恐怖分子隆重纪念七十八岁生日。
       然而，这确实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要“圆”的重要梦境之一。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印第安放羊娃来说，从农民领袖到国会议员，再到以明显优势当选总统，这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趋势的实现。他仿佛意识到了历史机缘的宝贵，于是颠倒乾坤的举措接踵而至：石油天然气国有化、土地改革、扫盲运动、让出身女佣的印第安妇女出任司法部长……同时，向切·格瓦拉正式致敬也刻不容缓。这是对那一声响彻峡谷的呼唤的、拖延了三十九年的公开应答。
       埃沃·莫拉莱斯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伊格拉村，前两次是对切·格瓦拉的私人凭吊，这一次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这位从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总统随身总是带着一个钥匙链，那条链子上装饰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今天，肤色黝黑的他终于代表深山老林里衣衫褴褛的印第安人大声向曾葬身于此的切·格瓦拉说：
       你是我们的领袖（líder），我们的兄长(hermano mayor)，你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
       历史在玻利维亚的这一瞬，似乎要给二十一世纪的坚硬天穹捅一个窟窿。
       处处是灵验的对应。当年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方出于对亡灵崇拜的惧怕，刻意将格瓦拉和其他游击队员秘密掩埋在机场跑道上，如今在昔日的坑穴上已竖起了一尊纪念碑。当年格瓦拉被杀害的伊格拉村小学校，今天是一座纪念馆。当年格瓦拉曾鼓励一个想跟游击队走的小男孩不要放弃学习，那个要用卖母鸡的钱买课本的孩子后来因给游击队带路被政府军杀害。今天在总统主持的仪式上，十七个刚刚在扫盲运动中摘除了文盲帽子的村民获得了“我识字了”的证书。当年格瓦拉曾在仅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请你们记住，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当局才会想起有你们存在。他们也许会主动为你们建个诊所，做几件好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到过这个地区。”今天，莫拉莱斯在伊格拉村小学校旁，为一所由古巴医生提供义务服务的“切·格瓦拉乡村诊所”剪彩。这个诊所不是装饰的门面，而是尊严的象征。当年切·格瓦拉在日记中记不清自己孩子的年龄和生日，今天是玻利维亚的总统吹灭了生日蛋糕上的七十八支蜡烛，将切下的第一块，递给了专程来为父亲祝寿的格瓦拉之子卡米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考察者沿着“切·格瓦拉之路”，在玻利维亚的密林里寻访游击队的印迹。按照村民们提供的回忆，格瓦拉似乎经常在农户里这样提问：“你们以后还会想起我们吗？”而农民们的回答则是一些夹杂着想象的传说。一个农民曾问切:“您到哪儿去？”切回答说:“哪儿有水，我就到哪儿去。”如今这个农民说:“今天我只要看见天下雨，看见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儿。”“二月份再来吧，那时候格兰德河的水涨得高高的，你们能看见游击队员乘着用藤条和树干扎成的大木筏，划呀划呀，从河的这岸划到另一岸，夜间还能清清楚楚听见切下命令的声音。”“有雾的时候，能听见塔尼娅唱歌，听见她呼唤游击队同伴的名字，向政府军士兵们喊话。”人们看护着一棵被军人砍倒又发芽的茂密大树，据说这棵树曾为切遮荫。人们在游击队员遇难地点自发堆起祭奠的石头，根据当地的说法，人会死，花草会枯败，水会变形，雪会化，风吹来又刮走，只有石头永恒，连火也烧不毁石头。
       这样的描述使人感到，与其说一支发动革命的游击队曾出没密林，不如说传播希望的耶稣与他的门徒曾游荡山间。在被迫告密、胁从的同时，那些被苦难麻木了的心灵曾滴滴吮吸着记忆，怀着希望不语地等待着变化。
       然而，在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大陆上正在发生的又绝非神话。
       历史的大趋势藉偶然性，神秘地向人宣示事情的本质。不到半个世纪，黑暗中已孕育出一片霞光。埃沃·莫拉莱斯在为格瓦拉庆祝生日的仪式上称他为“兄长”，这一声在西班牙语中语感亲切的hermano mayor,是比“切”更加深刻的称呼。它标志着格瓦拉的一生获得了一种肯定的宣判，它也是拉丁美洲大陆萌动着的历史大潮的啸声。
       埃沃·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埃沃·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从最原初的起点“反对殖民主义”的本质。这个反殖的立场，有着五百年的漫长历史，并染着印第安的文化底色。
       这种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色的象征之一，就是在总统办公室里并列挂着的切·格瓦拉和图帕克·卡塔里（Tupac Katari）的画像，底衬是碧绿鲜活的古柯叶。前者是二十世纪被“中情局”及其爪牙谋杀的游击队英雄，后者是十八世纪被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处死的印第安人起义领袖，而古柯叶则串联着五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说和斗争。
       在与美国拖延多年的“毒品”问题谈判中，埃沃·莫拉莱斯跳出了由现代帝国主义逻辑制造的“怪圈”：“我们会禁止毒品贸易，但绝不会实行古柯叶的零种植”，种植古柯、利用古柯是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今天重要的生活内容。“要我们根除古柯叶种植？为什么不同时取缔为你们带来惊人利润的‘可口可乐’（即原料产地、原初发明和命名启蒙专利均应属于印第安人的Coca Cola）？”支持总统立场的，是老百姓更简明的逻辑：“要我们根除古柯叶？先根除了你们的鼻子吧！”资源国有化并不是莫拉莱斯开创的先例，但他解释此一决策的“话语”却使人耳目一新：“自然是神的财产，人只是神在大地上的代理，属于神的东西怎么能私有化呢？”
       切·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典型国家。格瓦拉的血管里没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甚至不属于拉丁美洲占多数的混血人。当切·格瓦拉年轻时，他对自己生活的大陆并不了解。因此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穷人方式进行了四次大陆之旅，其中，在安第斯山国家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旅行，对他至关重要。
       格瓦拉曾与当地印第安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行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雪山上。在汽车驶过被当地人称作“帕恰妈妈”（pacha-mama，克丘亚语“大地母亲”）的顶峰的时候，他看到了印第安人一一将口里嚼的古柯叶吐向山顶石头堆的景象，并问明了其中的缘由：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就把“帕恰妈妈”看作“大地母神”，每当途经峰顶，他们都要丢下一块象征苦难的石头，以换取来自母亲的安慰。五百年后的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步行，印第安人从车窗向外啐嚼烂的古柯叶，以此代替到跟前放置石头，认为苦难已经粘在古柯叶上落到了大地母神的脚边。格瓦拉曾与外出打工的印第安农民同乘下等火车，在三千公里的潘帕斯草原铁路上缓慢前行。分手时他提着大小十四个包袱，那是一路的印第安朋友硬塞给他的礼物和食品。在玻利维亚这个被称作“捧着金碗要饭”的昔日著名白银之乡，切·格瓦拉写下了一段日记：
       伊利马尼雪山戴着那顶受赐于大自然的雪亮光环，以它无与伦比的美丽终日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曙光和暮霭中，这座孤独的山峰显得格外庄严、雄伟……我想起一位当地教师曾气愤地说：“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对动物比对人还好的地方。”我没有证实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白人的心目中，印第安人仍然和牲口差不多……
       在前游击战时代的切的视野里，印第安人，这群拉丁美洲大陆历史与当代的最大受害者，已经有血有肉，棱角分明。格瓦拉带领着一支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游击队来到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占半数以上的国家。他牺牲在回响着克丘亚语、阿依马拉语的古老山林里。三十九年之后的这一声“领袖”和“兄长”重要至极，重要得连当年的胜败与否、策略得失都漶淆色褪。这是战士用一生实践换来的──战士与人民的结合、“良知”与“受害者”的结义。
       绝不能低估埃沃·莫拉莱斯总统所用的“领袖”和“兄长”这两个称呼的含义。这称呼源自被以前的革命理论忽略的、对革命的更深的理解。毛泽东曾提出，以贩卖黑人肇始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最终灭亡；而对黑色人种的罪恶贩卖史，又因掠夺和奴役印第安人而产生的劳动力短缺开始。因此，人道主义革命的奋斗，其最久远的目标，就是清算和消灭作为万恶之源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应该从这样的深度去理解从古巴出发的、白皮肤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的行为、魅力和意义。往昔的世界缺乏足够的理解，是因为人们毕竟缺乏如印第安人那样切肤的感受。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代表的印第安人终于出世了，他深知这一点，他一语而中的，他把切·格瓦拉为之殉命的战斗，纳入了印第安人的、因而也是真正的人类解放的漫长运动之中。战士的孤魂得到了最高的慰藉，历史遗案也得到了历史大义的判决。
       在伊格拉村的生日庆典上，玻利维亚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指着埃沃·莫拉莱斯对大众说：“没有切的斗争，埃沃不会作为总统站在这里。”历史没有如帝国主义豢养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想象得那样“终结”，它虽缓慢，但不可遏止，它向前运行，如一条长河，如一根手挽手的绳索或锁链，并不问人的肤色，也不分人的信仰，每个战士都化自己为其中的一环，切·格瓦拉是一环，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又是一环。这条绳索或链条已经愈来愈结实、愈来愈粗壮和多彩。莫拉莱斯总统不是孤立的例证，不是一个牧羊驼的印第安人偶然赶上了好运气。只是由于五百年积蓄的罪孽过于深重，只是由于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然只有被榨取剥夺的命运，所以拉丁美洲上空降下的愤怒雨点，一阵阵呈现着密集之势。
       在一九九二年世界聒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之际，一位墨西哥哲学家曾这样说：“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吧！印第安人终于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他们进行了抵抗，现在他们登台了。帮助他们登上解放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儿子──混血的拉丁美洲人──的责任。”
       切·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位儿子。有良知的白种人、有正义感的混血种人，正在帮助他们的印第安弟兄登上政治的大舞台。
       在墨西哥南部，在让体制分子谈虎色变的恰帕斯地区，十几年来活跃着一支传奇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其发起者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混血人马科斯（Marcos）。他也如莫拉莱斯总统一样，对革命的深层含义有着警醒和理解。他发起的游击队起初只有三个混血人、三个印第安人，今天已呈燎原之势。宣布“人民决定，政府服从”的、数十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如熊熊火种，烤灼着五百年苦难深重、但反抗不绝的土地。这是一支至少到今天成功的游击队例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上述环节几经磨合的链接。人们说是印第安人改造了游击队，马科斯改称“副司令”，认为“主角”即司令必须是他的印第安弟兄。游击队的二十三位司令几乎是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人。二○○一年，当这二十四位游击队领导人赤手空拳走向首都墨西哥城去参加谈判时，跟在后面的，是滚雪球似的自发的公民队伍，其中有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媒体职员、非政府组织成员……他们用自己的“在场”保护着印第安同胞。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期农民或愚昧或被迫的“告密”，到今天潜伏酝酿达十年之久（游击队于一九八三年秘密成立，串联发动，直至一九九三年才被政府当局偶然发现）的萨帕塔游击队的“保密”；从格瓦拉游击队在军事上的失败，到萨帕塔解放军在政治上的成熟，抵抗和批判的历史，其实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进步。
       玻利维亚现任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亚是一位数学家出身的社会活动家，他本人并非印第安人，但曾因支持印第安人运动入狱。当人们问他是否是印第安人的幕后策划者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策划者，而是代言人。”拉丁美洲正在获得一个重要的觉悟，一幕既古老又全新的历史正在拉开帷幕。
       在今天这一幕历史中，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迎面走来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和他身后千千万万觉悟着的印第安民众，以及他们身后的、来自五百年之遥的不绝如缕的印第安抗议运动。今天在拉丁美洲大陆仍生活着四千万印第安人，他们是这片大陆原住民劫后余生的后代，也是当代最底层的民众。
       反抗非正义和一切异化，是事物的本质，反抗的方式则是变化着的手段。那种以不分是非的“反恐”否定事物本质的谋略终将自取灭亡。莫拉莱斯在切·格瓦拉的生日庆典上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斗争是二十世纪斗争的继续。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拿起武器是捍卫正义与平等的唯一手段，但是在人民醒悟了的今天，比如在玻利维亚，人民通过选举的胜利收复了领土和自然资源。今天，倒是帝国主义想用武力来制服人民。但是，玻利维亚人民也随时准备用武器来保卫变革的进程和已取得的胜利。”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是一支聪明的、善于学习的队伍，他们在一九九四年的一声枪响使全墨西哥都听到了“一个我们‘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会存在！”的呼声。然后，他们依然蒙面，却藏起了枪支。他们用“火与语言”赢得了墨西哥公民社会、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保护，让七万围而不剿的政府军进退两难。
       拉丁美洲的埃沃总统们、萨帕塔战士们很可能还会失败，就像阿连德总统的悲壮牺牲，就像古巴微妙的前途，就像尼加拉瓜以“民主”的方式丢失的政权，就像委内瑞拉背水一战的勇气。但是已经无须悲观；远远地跟随着孤军苦战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那些五百年里命如草芥、但未屈服的印第安人，那些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他们想传达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一个人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高大。这也是“副司令马科斯”从他的印第安引路人那里学得的一个道理。于是，我们看见了卑贱的弱者与巨大敌人的勇敢对阵，看见了他们的成长壮大，看见了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片曙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于一九二八年，死于一九六七年，在人的舞台上匆匆走过了三十九个年头。当他在灵的舞台上周游了又一个三十九年之后，不期而遇地迎来了一个光辉的新生。在残酷的历史、人生中，权势、富豪往往仰仗貌似强大的实力，弱者、穷人常常托靠冥冥之中的求祈。也许，于三十九年这个宿命般的符号里，隐藏着新一轮沧桑的机密？
       二○○六年七月
       写于切·格瓦拉十月九日遇难三十九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