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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看见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司令空缺）马科斯的照片，自然联想起另一个人物切·格瓦拉。切的英俊面孔和挺拔身躯，在他死后的四十年间，以一个偶像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被顶礼膜拜，有时候甚至超出了他的精神所在。切的脸和身体成为符号，作为现代革命明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中，这是不可更改也不能重复的。副司令马科斯要成为切·格瓦拉之后的另一个世界革命明星，需要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他不能放弃做一个明星。后现代时期是明星的天下，一切民众的狂热都离不开明星效应，从世界杯、好莱坞、股票交易到萨帕塔都是如此。副司令马科斯显然深谙此道，他的文字说明了这一点：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得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并在署名之后自我调侃地描绘: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黑色滑雪帽是副司令马科斯的无面之面庞。切·格瓦拉的英俊有目共睹，副司令的英俊存在于从众的幻想里，更加无与伦比。十数年来，副司令面对敌手的威逼、盟友的恳求、拥趸的欢呼，从来没有揭开过蒙面的滑雪帽，以放弃他本人作为明星出场的所有机会为代价，造就了切之后最具个人魅力的“非我”明星。
       较之切·格瓦拉，副司令更自觉地运用了身体的甚至是性感身体的魅力，较之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领袖，副司令似乎在努力昭彰他反领袖的做派。没有高屋建瓴的深刻，没有正襟危坐的宏论，也没有痛心疾首的呼告，在他那些云山雾罩神乎其神的文稿里，这一切变成了寓言、戏说和故事。根据有关副司令经历的传奇记载，这原本并不是他成竹在胸的刻意包装，而是碰壁后无奈中的顺势而为。当他从城市来到山区的原住民中间，也曾经模仿着传统革命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而回应他的是一片黯然的眼睛和沉默的嘴。是他的悟性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他，他选择了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非我”明星，通过他的声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意愿在言说。他用尽可能文学化的语言完成他的训示，不排斥诗情不忌讳亵渎，有意无意使自己成了包括性幻想在内的各种幻想的虚拟载体。不期然，这看似削弱了他个人影响力的做法，反而使他声名远扬，
       副司令的身体由此符号化了，以一个浪漫英雄的扮相，扮演着后现代版的蒙面大侠佐罗。符号化是不朽的前提，哪怕在很久以后某一天，马科斯的真身肉体回归了大地，他的滑雪帽和烟斗，以及帽子下时隐时现的黑眼睛，将一直存留在萨帕塔甚至是世界革命的史册，跟四十年来的切·格瓦拉一样，至少有希望跟切一样。
       文化能否粗略地说，文化就是记忆，属于公众的集体记忆?一个外来者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另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将遭遇抵抗。当初来乍到的马科斯，对原住民说全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黯然和沉默就是文化的抵抗。即使他真心诚意想帮助他们，得到的回应还是沉默，只能是沉默。一个尚处于原始生活边缘的族群，显然无法对自己记忆中的空白做出反应。资本阶级、无产者和工人，跟他们并无瓜葛。他们牢记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他们烂熟于心的语言，他们无师自通的绘画和歌舞。这一切组成他们民族的记忆东西，给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身份识别标志，也是他们的族群得以延续的依据和保持尊严的理由。马科斯的尴尬在于他闯入了记忆的空白。挽回这种颓势的办法，只有融进他想介入的文化，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和语言发出他们想要发出的声音。他这样做了，所以成功了，于是他领导的革命，按照玛雅人的路径，进入了神话和魔幻，成了现在这样前无古人的模样。
       记忆会随着时间推移衰退，文化则会随着记忆的衰退而衰退。对一个古老的族群来说，遗忘就是被征服，副司令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发出声音，为了不被遗忘，换言之为了不被征服。他们深知自己的文化只能植根于土地，它有着土地的颜色，而跨国公司闪烁着金钱颜色的市场，是它豪华的坟墓。他们同时深知，在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的全球化狂涛里，封闭起来只能自取灭亡，与全球化周旋的方略恰恰不是将世界挡在外面，而是敞开，敞开，再敞开，否则他们的斗争只会下降为族裔争端事件，被外界轻轻放过。
       真正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把历史久远的土地和文化，与完全属于后现代的工具和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生产马科斯式的滑雪帽、玛雅式的人偶和印有特定图案的各种T恤等标志性产品，制作特色独具的各种海报和明信片，而分布于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四五万个网站，把这些带着强烈萨帕塔原住民文化印迹的信息，经营成了范围广泛的时尚。所以当他们发出邀请，就有全世界的社运人士不远万里前来相会，包括从诺贝尔奖得主到贫民窟里的浪仔等形形色色的人。
       通道被打开，记忆加入了新的元素，古老的文化通过现代技术和工业产品得以张扬。访问者们曾经在会议现场看到普通的萨帕塔人即兴作画，色彩和构图都很奇异的巨幅画卷，在他们手下几乎一挥而就，自成一派地表达着他们对世间万物独特而稳定的认识。面对外来人夸张的惊叹，天才画家们的解释显得轻描淡写，我们并没有改变什么创作什么，只是再现了我们眼中本来的世界。
       这是古老文化赐予他们的超常特质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他们的文化特质会不会因为新元素的加入而模糊？这有可能是每个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都会遇到的两难选择：封闭意味着枯竭，敞开意味着改变。萨帕塔能两全吗？
       副司令马科斯说，在时间的土壤里，我们涂鸦着叫做历史的东西。这是他们自信的回答，但是否加分要等时间来评判。
       形式形式是后现代行为殊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革命不能例外，萨帕塔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形式。
       副司令马科斯宣布，他们的武器是互联网、摄像机、语词、思想和希望。为了适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必须重视行头和道具：戴上蒙面的垒球帽或滑雪帽，背上木制的仿真枪或者子弹从不上膛的猎枪。他们必定醉心于文字游戏：把自己的理想描述为一个剥夺了睡眠的梦，警醒的与无眠之时的梦；对晴朗的天空说，今天下的是昨天的雨；领袖的教诲给处理成谜语而不是断言；理想的宣言和战斗的呼喊被改编为诗行、传奇和重复的爵士乐段；而对待他们的劲敌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副司令使用的是古灵精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嘲讽：灰色可能获胜。句号。急需彩虹。
       萨帕塔人决心把他们的起义，做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起义，一场拥有一个拒绝和许多种不同追求的运动。Oneno andmanyyeses，他们这样表述——文字游戏再次发挥着神奇的功效，让所有粗通英语的人一见难忘。他们设计了诉求的不确定性，也就同时设计了参与者的不确定性。副司令在他的滑雪帽后面说，我们就是你。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卜赛人，夜晚二十二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无地农民，贫民窟里的帮派小子，失业工人，不快乐的学生，当然了，还是墨西哥东南群山中的萨帕塔人。在这里，不确定性代表着最大的包容性，全世界的弱势群体和个体都可以囊括其中。他们要让远在天边的同盟者知道，我们的今天是你们的明天，或者是你们的昨天。他们并不想特立独行。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声援，他们甚至从不忌讳矮化自己。萨帕塔运动的宣言写道：我们并不存在。在那里，我们的生命贱于机器或牲畜，我们就像路上的石砾、路边的野草。我们曾无语，我们曾无容颜。这在局外人看来，多少有点像后现代风格的小剧场话剧，舞台和观众席连成一片，分不清演员和观众，故事发生在所有人中间。形式和内容由此浑然一体，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后现代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形式的不断更新维持着这个时代存在。当然应该承认，副司令们创造了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另类革命，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后续考验，那便是为了保持从众的兴致，他们必须无休止地在形式上推陈出新。萨帕塔人出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支撑他们走多远？一旦他们的灵魂人物副司令马科斯老去，他充满浪漫、幽默与自嘲自讽的思维再续乏力，他们会因为自恋止步于曾经使之应者如云的形式吗？假定这个以喜新厌旧为荣的时代，一直鼓励着大众，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欲求，都匆匆追赶着时髦的刺激不放，失却了新颖形式的萨帕塔，会沦落于拥趸一哄而散，偶像人老珠黄，山林一片寂静的遗忘吗？
       遗忘就是被征服。兴许不是被敌人，而是被大众。
       革命秀什么是革命？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个人给出的答案历久弥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个人是毛泽东。大约八十年前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如是说。
       萨帕塔的革命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的客人邀请到丛林营地，“监督我们，校正我们的战斗”。他们在客人面前满身披挂，戴着扮演暴徒的蒙面头套，扛着不发一弹的道具枪，在自己绘制的布景下，排着长长的队伍亮相，如果条件许可他们甚至愿意把抗议的集会开成盛大的音乐会。副司令马科斯热衷演讲和接受采访，通过互联网发表文学化的时评政见，嬉笑怒骂妙语连珠，还忘不了适度卖弄风情，选择某年情人节公布他已婚的坏消息。浪漫故事、奇异图画、游戏文字、诡辩智慧、作秀姿态，这一切在萨帕塔人的革命历程中此起彼伏轮番上演，唯独没有暴烈行动。玛雅印第安原住民五百年斗争历史的鲜血警示他们，罪受够了受够了，血也流够了流够了。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义之初，与墨西哥政府军的暴力冲突曾经一触即发。政府军出动了上万兵力，相信能够像碾死一只虫子般地剿灭萨帕塔的丛林起义。副司令马科斯审时度势，自知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打赢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于是选择了退守丛林，成功地把阵亡人数降到了十人以下。在丛林中，他没有让斗争形式停留于前人惯用的游击“跳蚤战”，而是将其创造性地演变为令对手极为头痛的网络“蜂群战”。这两者的区别何在，知者不详，但至少在望文生义的水平上揣度，蜂群的数量不会低于跳蚤，而它们的移动不受距离和空间的制约，比跳蚤更难对付。寄希望用后现代文化的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许是遵从和平主义的萨帕塔得以生存的要诀，也是每当政府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时，萨帕塔的“红色警报”总是在动员撤退隐蔽的理由。
       自从人类催生出了革命，暴力和流血就是它形影不离的伴侣，起义者和镇压者都把消灭对方的有形生命作为要务，有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具体目标。然而在非暴力的萨帕塔对面，这样的具体目标几乎是不存在的，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只不过在为虎作伥，真正张开血盆大口要将所有原住民囫囵吞下的，是那只千变万化的全球化怪兽。它时而具体，时而抽象，时而狰狞可怖，时而风情万种，隐身于每一个它以为合适的地方：跨国公司修建在资源产出国的标准化厂房，分不出国籍和种族的摩天大厦和高速公路，发达国家倾倒在公共海域的废料垃圾，国际强权操纵的各种经济议定书，以伸张正义的名誉入侵他国的坦克装甲车。抑或在狂饮可口可乐的红唇上，好莱坞大片英雄美女的缠绵里，人世间情感枯竭慈悲凋谢的淡漠中，也有它的幽灵在徘徊。它法力无边生命无形，所以刀枪不入死可复生。
       萨帕塔要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交手，弱小已成事实，壮大声势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他们的革命，言说高于暴力，作秀胜于流血。这情形有点像祭司捉鬼，高声大气，载歌载舞，以调动起信众的觉悟为己任，鬼是否捉得到还在其次。萨帕塔的革命秀，对抗的是全球化的入侵，颠覆的是传统意义的革命。
       对于大众来说，由明星率领的革命秀显然更具吸引力，作为明星的领袖马科斯，则非常清楚时刻可能发生的流血，并且早就表明了决心：如果说生死一线间，那么，自起义的那个黎明起，我便踏在那条线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终了。一旦鲜血成了随时可能竖立起来的背景，舞台就变得沉重和庄严。马科斯怀着流血牺牲的决心，策划和领导着不流血的起义，让所有注视着他的目光立时充满敬意。巡天遥看纵横古今，能背负现实的伤痛和民族的苦难，将一场秀做得如此感天动地可圈可点的主角能有几人。
       转来转去，仿佛又回到了原地，流血跟在革命的后面不肯轻易退场，只不过这一次它也是蒙面或隐身的。
       悖论 萨帕塔充满了悖论，正是层出不穷的悖论赋予了副司令马科斯智慧的光环和迷人的力量。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钻进他精心编制的一个个悖论的怪圈，兴味盎然并且流连忘返，这个蒙面人会在他的滑雪帽后边狡黠地微笑吗？
       马科斯本人就是一个悖论。他是一个用暴力的造型包装出来的和平主义者，有人非常准确地将他演绎为切·格瓦拉＋甘地的组合。他用蒙面为自己创造了炫目的神话形象，他具有领袖的自恋，但他拒绝在神坛上入座，并发誓一旦民众的意愿达成，他将脱下面具立刻消失在人群里。总之，他不是可以用一两个固定词组来简单界定的人。
       由这样一个人领导的革命，像他本人一样无法用常理解读。他们因武装而获得倾听，因隐藏而获得注视，因匿名而获得命名，以武装的形式发动起义却并不图谋夺取政权，坚决捍卫视为生命的土地但并不想拼上性命，重视族裔历史传承并不惧怕外来文化因子植入，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同时尽一切努力争取外援，凭借国际化高科技工具，阻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入侵。诸如此类的悖论，给萨帕塔的革命涂上富有哲学意味的喜剧色彩。从这点上看，政府军官员指认这位超人，就是前大学哲学教授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大约不全是空穴来风。
       二○○一年初，副司令马科斯与他的二十四位原住民起义军首脑，蒙面徒手走出游击区丛林，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和平大行走，最后抵达由政府军重兵把守的首都墨西哥城。马科斯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土地之色的人民》，把他以往诗化、诡谲、神秘、睿智的文风，发挥到了极致。瞧这些句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镜。不是现实，只是映象。不是光，只是闪烁。不是路径，只是足迹。不是向导，只是若干通向明天的路径之一。
       世界主流传媒认为，这次行动可媲美于马丁·路德·金的进军华盛顿，而马科斯的演讲直追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非常凑巧的是，两次演讲现场的听众都是二十五万人，两个演讲稿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金用充满诗意的激情道出了那个时代美国黑人的吁求：停止种族歧视，争取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由，进而把这种吁求演绎为一个梦境：奴隶的儿子与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张桌子旁共叙友情，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携手并肩亲如手足。毫无疑问，这个梦境的延伸指向着政权，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的所在是议会、法庭、政府和军队。二○○三年，在美国人纪念《我有一个梦想》发表四十周年的集会上，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第三说，我知道我父亲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梦。
       马科斯的演讲诗意依旧，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仍是关键的诉求，但马丁·路德·金式的激情已经让位于马科斯式的理性，诉求的伸延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相反——让国家权力离他们远着点，萨帕塔的原住民只要掌控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保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传承。他们不再天真地梦想跟对手或者他们的儿子亲如手足了，比起马丁·路德·金来，马科斯显得更加务实和绝望。这并不难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是怎么说也已经风雨飘摇的种族主义泥泽，而另一个是方兴未艾浊浪滔天的资本全球化汪洋。
       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同途殊归，马科斯明确地说：我们是军人，我们准备去杀或者被杀，这样的人不该执掌权力。是的，你手里拿着枪，便几乎难以去除专权与暴力，也几乎不可能实践高纯度的民主。萨帕塔最大的悖论就此浮出了水面：他们不拥护也无意参与任何国家政权，那么他们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和公正的自治空间，能在一个各行其是的符号学嘉年华里建立并且巩固吗？他们的革命，是否避开了战场上的牺牲、污浊、武断之后，又趋近了舞台上的虚幻、涣散、软弱？从这个角度看待马科斯，这个身处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偶像，在比马丁·路德·金更加深刻的同时，是不是又多了另一种天真？
       以我平凡的想象力判断，这个难题，不仅仅将困扰副司令马科斯，也将困扰我们所有仰视他的人。
       （《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