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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倒退二十五年，苏绣腰是腰屁股是屁股。现在不行了，上下一般粗，腿也长短了，走路时人和影子都像鸭子。二十五年前的苏绣我没见过，可能见过了我也不记得，反正我能想起来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已经把屁股和腰混在一起了。她推着自行车从我们家饭店门前经过，和郑启良还有他的三女儿哨子，一起到石码头上坐船。我坐在门槛上看着运河发呆。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习惯早起，一早起就精神恍惚，要在门槛上坐上半天才能清醒。这些时候我就盯着运河和石码头看，水汽从河面上升起来，整个运河像一锅平静的开水，没完没了地向西流过去。比我起得还早的人开始解船，在水上摇到看不见的地方去。
       那天早上潮湿清凉，郑启良把他的和苏绣的自行车放到船上，哨子忽然转过身，指着我家的门说：“我要吃油条!”郑启良摸摸她的脑袋，往她手里放了一个东西，哨子就慢悠悠地跑过来，送到我面前说：“油条!”我看一眼她手心里的硬币，心不在焉地喊一声妈。我妈从屋子里走出来，拿出一根用旧报纸裹住的油条。哨子又慢悠悠地跑回去。哨子比我高两个年级，但她明显不太认识我了。听说被吓着了。放学回家她从运河边上走，水里突然蹿出来一条比两条扁担还长的白蛇，红信子一吐两尺长，哨子一屁股坐到地上，就傻了。不上学了，走路的时候像在梦游。她抱着油条站在码头上，坚持吃完了再上船。我听见苏绣尖叫一声：
       “就知道吃!几点了!”
       她已经上船了，又跳上岸，抓着哨子的领子拖上了船。因为那声尖叫，我才注意到苏绣。从背影看，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和很多体型走样的女人一样。那时候她好像还年轻，三十岁吧。三十岁的女人成了那样，很多年后我才懂得惋惜。
       我早听说过她，也听花街上的人说过，东大街苏家的绣绣长得不错，没想到是这样。那时候她和陈洗河从东大街搬回花街不到三个月。陈洗河家在花街，爹娘死得早，叔婶把他拉扯大。成年以后，洗河就从叔婶家里搬出来，一个人住到爹娘留下的老屋里。他家的房子在花街，大概是最破的，远看两间堂屋是歪的，近看也是歪的。大家都担心它们会在某天夜里彻底歪到地上，但是没有，它们坚持歪而不倒，直到洗河跟苏绣搬回来还站在那里。洗河是苏家的倒插门女婿，结了婚就住到东大街。倒插门嘛，你得插过去啊。花街人都觉得洗河插过去挺好，守着自己的破院子怕连老婆都找不到。明摆着的，家里空荡荡的，两手也空空。洗河在苏家住了几年，搬回来了，原因是苏绣的妹妹也要招一个上门女婿，地方不够。
       搬回来还放了鞭炮，我跑过去看热闹，看见洗河的笑堆在眼角和腮帮子上，对谁都点头。他给笑累坏了。苏绣闪了一下脸，我都记不清了。反正我没怎么注意她。我替洗河悬着心，怕鞭炮声把屋子震塌了。再后来就是我坐在门槛上的清早，苏绣和郑启良和哨子要去坐船。我看见一个上下一样粗的女人，走起路来像鸭子。这个像鸭子的女人就是长得不错的苏绣?
       自行车放倒在船头，哨子坐在放倒的自行车上。苏绣坐在船舱口，一只手支起下巴。郑启良摇船，喉咙里跑出一段歌来。哥呀妹呀的，米店的孟弯弯和瘸腿三万才唱的调调。船钻进水汽里，没有了。我打了个喷嚏，站起来往屋里走，一定是我妈让我刷牙洗脸了。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坐在门槛上看运河，他们三个人又来了。哨子把一个硬币送过来，拿走一根油条。三个人把船摇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三五次之后我就知道了，他们是去看病。哨子是去治傻病，十五里外的鹤顶有个仙奶奶，说是专治神神鬼鬼的病，过来给她喊过一次魂，又蹦又跳又烧纸舞剑，也没喊回来。她的声音凄厉，听起来让人害怕。仙奶奶没治好，说那白蛇道行太深，弄不了，还是另请高明吧。巨大的白蛇除了哨子，花街上谁也没见，整天在水边芦苇荡里打野鸭的老枪都没见过。但是哨子指天画地结结巴巴地说，就是一条白啊蛇吓吓啊的。到底有没有白蛇已经不重要，反正傻了，那就得治。仙奶奶不行，要找更厉害的人治。郑启良拐弯抹角不知从谁那里听来，运河上游有个老中医，长一把油黑发亮的大胡子，专治邪门的毛病。别人能治的他不治，别人治不了的他才治。那地方也偏僻，先走水路，再走旱路。他就把自行车搬上船，带着哨子摇船去找，半路遇上苏绣，她刚从老中医家里回来。她也看病。从此他们就搭伴一起去了。
       苏绣的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明说而已，就是怀不上孩子。跟洗河结婚好几年了，只看见她腰腿吹了气似的往外长，肚子没动静。大问题。母鸭子下不了蛋，这叫什么事。放在你身上你也急。洗河偷偷摸摸带她去看过几个医生，后来就不带了。原因是，他是男人，谁好意思整天带着老婆查这种问题?没准医生还认为是他有问题呢。男人那东西不行，脸丢大了，十八代往上的祖宗都没面子。再说，医生还问过苏绣一句话：
       “流过没?”
       苏绣一下子不说话了。洗河也不说话，憋了半天，小肚子都红了，然后扭头就走。他在医生家巷口的石头上坐着，用脚后跟死命磕屁股底下的石头，鞋后跟都磕破了。他清楚。不当面说也就算了，忍忍就过去了，好歹现在是自己老婆。问题是他妈的医生当面问这话，哪受得了?苏绣流过，不是跟他的。洗河觉得委屈大了。时间不长苏绣从医生家里出来了，她低头把自己裤脚看了半天，十指交叉分开，分开交叉。最后说：
       “医生说，也可能是你的问题。”
       “我?”洗河噌地站起来，手指到天上去，“放他妈的瞎屁!你信?”
       苏绣不吭声了。洗河这么多年还没如此声势浩大地跟她说过话。她心虚了，后脊梁往外冒汗。一定是自己出了问题，想当年。当年啊。把柄在那里。这三条街，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以后再治病，只有苏绣一个人去了，不仅洗河觉得问题在她，她自己也觉得问题在她。所以她跑了很多地方求医问药，不能怨不能悔。
       2
       苏绣和郑启良一块去看病，花街上很快就有了反应，比药效都快，三五个凑在石码头上就指指戳戳。我家饭店迎面就是石码头，从来都是最大的信息集散地。从运河上来的，跑船的老大带过来，过往的商客带过来；东大街西大街和花街的，没事也往这边跑，鸡零狗碎的都聚在石码头上说。石码头上一直都热闹，不运货不做买卖不泊船照样热闹。说累了就进我家饭店要二两酒、三两个小菜，吃着喝着继续说，不听都不行。我爸说，只有没发生的，没有不知道的。地球那边的事都能传到石码头上。
       一个说：“看，两个人又搞上了!”
       另一个说：“两个人怎么又搞上了!”
       第三个人说：“乖乖，两个人真的又搞上了!”
       “嘿嘿，搞上了，搞上了。”
       两个人，苏绣和郑启良。我一天听一点，慢慢地也把故事听齐了。我小的时候，花街、东大街和西大街是放在一块管的，领导是郑启良。他一声吆喝，上面下文件
       了，精神是啥啥啥，三条街的耳朵都得竖起来。那一年上面要求疏通河道，郑启良就把三条街的劳力召集起来，女人也算数，能干活的都得上。疏通的不是运河主河道，而是离东大街五里路远的一条河汉，叫青水河。花街以南的城市和乡村都得靠这条支流。多少年来青水河里长满了芦苇，芦苇里坐满了鸟窝，一层一层的淤泥把河床越抬越高，大一点的船根本就走不动。上面在红头文件上说：挖。三条街负责靠近运河的这一段。我们那里叫“扒河”，去扒河叫“上河工”。家家有份，有劳动能力不能去的，交钱。我家当初就是交钱顶了河工。
       苏绣正年轻，就去了。
       那时候的苏绣腰是腰腿是腿，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虽说在家里也干活，但上河工不一样，那家伙，要把多少年的老淤泥一锨一锨铲到筐里，两个人抬到离岸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对壮小伙子也是个大负担。时值初秋，淤泥正在变硬，漫无边际的芦苇割掉后剩下尖利的根茬，清淤时一例穿着上面发下来的胶鞋，垫两层鞋垫，以防芦苇茬扎伤腿脚。两天下来苏绣就觉得胳膊不是胳膊腿不是腿，那个累，浑身上下都像是别人的，使唤不动。胃口倒是开了，一顿两碗米饭。因为人多路远，伙房就设在工地不远的地方，一收工大家就往伙房那里跑。大锅饭就是香，吃慢了就抢不到第二碗。旁边有人教她，第一碗只盛大半，这样，你吃完了，别人的第一碗还没结束，你的第二碗就可以拼命地往里装，推出座山来的时间都足够，接下来就可以悠着吃了。那些第一碗装得结实的人，往往第一碗吃完了整个饭盆也空了。吃完饭在野地里躺下来就能睡着。苏绣觉得还是在伙房里做饭好，像那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做饭时想吃就吃，空出嘴来还可以哼哼小调。
       回家路上碰到郑启良，她说：“主任，我能不能去伙房?受不了啦。”
       郑启良歪头上上下下把她看了一遍，说：“不行啊。你没毛病。”
       苏绣就明白了。这河工起码得半年，有办法得早点想。过两天抬淤泥，故意崴了一下脚，让旁边的一个尖头的芦苇根插进小腿里，她尖叫一声，整个工地都听见了。血从腿上冒出来，裤子都湿了，苏绣一屁股坐到淤泥里。工伤。两个姑娘把她扶上岸，带到指挥部里找赤脚医生包扎。郑启良急匆匆过来看她，正赶上医生要包扎。苏绣的鞋子脱了，脚指头在袜子里自作主张地动，动得郑启良的注意力有点不能集中，上眼皮跟着跳。然后他看见医生捋起苏绣的裤腿，外面的单裤，里面粉红的秋裤，血淋淋的一个伤口。真正惊动他的是苏绣的白，他没见过这么一截温润的白腿。他看见白皙的皮肤底下蓝色的细血管，觉得自己的肠子在肚子里剧烈扭动了一下，打了一个惨痛的结。他都没安慰苏绣，一直看着赤脚医生给她消毒包扎完毕。
       苏绣说：“主任，你看我这伤，不能干活了。”
       郑启良说：“对，你有毛病了。”
       第二天苏绣就进了伙房，专职烧火，把芦苇一捆捆地往灶膛里塞。其实那伤不大，不结疤都照样抬筐，但苏绣不想回去，努力把自己弄成一个瘸子，脚放重了都要哼哼一声。大半个月过去，装下去自己都不信了，苏绣就对郑启良说，要不我多于点，帮她们买菜吧。郑启良说好，正好可以帮那几个老弱病残推独轮车。她们每天推独轮车去买菜。
       没事郑启良就往伙房跑，瞅着没人就问苏绣：“绣儿，我对你好不?”
       苏绣说：“好。”
       郑启良就说：“嗯，好就好。没事，你忙。”
       有天上午郑启良让苏绣别去买菜，他有事找她。伙房里就剩苏绣一个人在掏锅底灰，郑启良来了。他说：“你忙?”
       苏绣说：“不忙。”
       “不忙好，”郑启良蹲下来，慢慢抓住苏绣的手，“绣儿，我帮你。”
       苏绣挣一下没挣脱，说：“主任。”
       “别叫主任。”
       “叔。”
       “不叔，”郑启良彻底抓住了苏绣的手，“哥。”
       苏绣手一松，畚箕和笤帚掉下来，锅底灰撒了一地。“主任。”
       “不主任，”郑启良说，把苏绣猛地揽进怀里，两人一起坐在锅门口，然后郑启良翻个身把苏绣压到底下。主任。不主任。叔。不叔。叫哥。主任。不主任。然后就乱了。过程其实很简短。苏绣叫了一声。郑启良捂住她的嘴，说不出声不出声。又说快，快，得快，老娘们要回来了。最后他也叫了一声，歪倒在一边，摸着苏绣光溜溜的大腿说：
       “绣儿，两条好腿啊。白。真白。”
       苏绣站起来提裤子时，两个屁股是黑的，草木灰上印出了两个圆。郑启良又摸了一把苏绣的屁股，说：“长得好，真圆。”又要往上摸，被苏绣一巴掌狠狠地打下去。郑启良就说：“打得好。”半天又说，“腰也好。”
       这种事有惯性，第一次就意味着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苏绣继续烧火和推独轮车，不买菜的时候她就偷偷摸摸地去指挥部。郑启良在等他，那里环境好，起码有张临时用的行军床。除了第三第四第五次一直下去，她找不到别的办法。想象过的无数条未来生活的路突然就消失了，郑启良成了她现在唯一的路。即使是原地转圈她也得走。她六神无主，只有一根稻草，在指挥部里。她甚至都没想到让他离婚。
       那时候在花街，离一个婚基本上等于不穿衣服往大街上跑，一样的惊世骇俗。听了都觉得难为情。你可以“过”或者“不过”，也可以“跟别人过”，但是别离婚。“跟别人过”是到人家饭桌上搭个伙，让人离婚等于你坐到人家饭桌上然后把主人赶跑。我们瞧不起你。所以苏绣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月后某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很“干净”，那种事好多天没来了。凭着无师自通的知识，她知道完了，自己不会再干净了。她还没结婚，对象都没有，就不干净了。她对谁都不敢说，只能把秘密严严实实地揣在怀里。
       天冷了，干完活吃得更多，打饭的女人累得不行，让苏绣帮忙。正给一群姑娘盛着汤，有东西要从喉咙里跑出来。苏绣捂住嘴，咽下去。再盛一碗汤，咽下去的东西又要跑出来，她只好放下勺子往锅门口跑，对着草木灰一个劲儿地伸长脖子。只呕出来一串咕噜噜的声音和两行眼泪。不能再拖了。打完饭她就去找郑启良。
       “有这事?”郑启良手里的大前门香烟总也送不到嘴里，使不上劲儿。“是不是，别的毛病?”
       “别的能有什么毛病!”苏绣无助地说，她委屈。
       “别这样，”郑启良的理智慢慢苏醒过来，把刚点上的烟掐掉，塞回烟盒里，“弄掉。有什么说的。”
       这个时候苏绣才意识到“有了”对她的意义，就是得活生生地从她身体里把它拽出来。它出现在她身体里是不对的，必须离开，撇清关系。她终于在恶心和恐惧之外，感到了疼。好像正在把它撕扯出来一般的疼。她做不了这个主。
       “听我的，弄掉。”郑启良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对谁都好。”
       “我不敢。”
       “要敢。留着两人都完蛋，你也完。你想想，出事我这主任就干不成了，干不成你就得回工地。你知不知道，外面的意见
       大到天上去了，有人要到上面告我，苏绣为什么还在伙房?别说扎一个眼，就是扎十八个眼也该好了。这不是我说的。我压下去了。我当然得压下去。我主任干不成了，你就是再‘有’也得干活，受得了?”
       苏绣想那倒是。指挥部没人了，该她干的一样也跑不掉。比她小的，比她大的，都在挖泥抬筐，她凭什么。谁不眼红?累急了私下里恨不能把她撕开吃了。之前她累急的时候也这么想，抽空把蹲在锅门口偷吃肥肉的老娘们一个个都给撕了吃了。
       “听我的，绣儿，”郑启良又抱一下她。“弄掉。只要我在位，你就在伙房，市长说话都不好使。我就不信，堂堂一个主任留不住一个烧火做饭的!”
       苏绣眼泪汪汪地回去，翻来覆去地把能想到的各种可能都想了，包括父母、街坊邻居，包括将来是否跟郑启良过，以及郑启良的老婆和三个女儿。思虑再三，还是弄掉划算。像郑启良说的，先弄掉再说。把一辈子押在郑启良身上，她也不甘心，大她十五岁呢。个子不高，嘴里还有怪味，一张嘴，蚊子苍蝇直往地上掉，她竟然忍下来了。如果哪一天不当主任，那真的屁也不是了。她再来到指挥部是决定了破罐子破摔的，弄掉。一种强烈的破坏的快意让她充满绝望的激情，指挥部里的人刚走，她上去就抓住了郑启良的下身。她从来没这么“不要脸”过，但她现在觉得“不要脸”真好，一下子就能控制主动权，像领导，接着就动手解郑启良的裤带。郑启良吓坏了，怎么想办法也不行，嘴里不停地说，有人来了，有人来了。苏绣不管。还是不行。一直到最后他都不行。
       他只说：“弄掉。弄掉。明天就去弄掉，我准你的假。”然后又说，“白。你真白。”
       苏绣大冷天光着下身坐在床上，一点声音都不出，泪流满面。
       第二天苏绣自己摇船去了郑启良给她指定的地方，一个人。郑启良说他得留在工地上，脱不开身。那个土医生是他朋友，没有任何问题，绝对安全、保密。到晚上一天寒星，苏绣才把船摇回到石码头。风吹乱她头发，盖住了眼。
       她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流产之后她在家休养了不到两天，就被派到工地上了。劳动人民不答应。大冷的天，风吹到脸上像连绵不绝的耳光。姑娘们抱怨了，妇女们更恨，她苏绣不就两腿一张做了郑启良的褥子吗?那两条腿夹不严实的死样子，瞎子都看得出来。让你快活，看你还快活!十来个大姑娘小媳妇老妇女一起涌进指挥部，就问一句话：
       “苏绣她凭什么?”
       郑启良说不出个道道。腿伤了进伙房，可以，但不可以进去了不出来，现在竟然连火也不烧了。郑启良不能跟她们说，人家苏绣刚流过。出不了口。他说：“你们想怎么样?”
       “你说呢?”
       “苏绣家里有事，过两天就回来。”
       “谁家里没事?走，咱们也过两天回来!”一个个拉着架势要走。
       郑启良赶紧拦住，说：“好，这就叫她回工地。你们干活去!吴小蒜留下。”他推托走不开，让吴小蒜去找苏绣，去工地。吴小蒜住西大街，有点傻，不傻也不会去叫苏绣，头脑好使的谁愿意单独去做这恶人。苏绣出了家门去工地，悲从中来，一路上眼泪滴滴答答地掉，把郑启良骂了九千遍也不止。
       第二天下了雨，越下越大，落到身上冷得往骨头里钻。没法再干了，大家争着往岸上跑，苏绣不敢大动，看着脚底往前走，还是摔了。淤泥遇到水，比西瓜皮还滑。摔巧了，一屁股坐到水洼里，脏水漫到她的腰。没有人注意，等她慢慢地从水洼里爬出来，病根已经落下了。那天她一直哆嗦，四床棉被都止不住她抖，天王老子也没法把她弄到工地上了。她在家躺了一个月，没一个人上门找。等她再次来到工地上，完全变了个人，不说话，胖了好几圈，腰没了，胸部下面直直地就到了屁股梢，然后是两条膨胀开来的腿。
       再也没有瘦下去。
       都以为苏绣会找郑启良算账。没有，苏绣见到他就像见到陌生人，那漠然的表情让你怀疑过去是不是大家拉郎配害了她。然后河工结束了，青水河幽深宽阔，无数的芦苇像大火一样长满河滩。然后郑启良因为贪污公款，主任的帽子被上面抹掉了。再然后，花街和东大街同时响起隆重的鞭炮声，穷光蛋陈洗河嫁到了苏家。第二天一早，苏绣穿红洗河穿绿，一起拎着马桶出门到运河里去刷。
       一晃几年过去，他们在鞭炮声中重新回到花街的老房子里，开始求医问药。开始摇着小船到上游的某个地方找一个留黑长胡子的老中医。
       3
       现在，苏绣和郑启良又碰到一起，坐同一条船去找老中医。苏绣看自己的病，郑启良看三女儿哨子的病。站在石码头上的人说：
       “嘿嘿，搞上了，又搞上了。”
       说是这么说，但人家搭伴走路，你不敢肯定。三条街的人陆续走到石码头上，心想，到底搞没搞上呢?这洗河可真沉得住气，老婆跟前情人摇啊摇摇到远方去，他一点动静都没有。过分了。他们比洗河还急。几个月之后，大家不再关注船上的两个人，而是盯着洗河。洗河一定意识到了，走过石码头时从来不回头，头低着，腰杆硬邦邦的。在过去，他经常正走着猛然回一下头，对虚空里的某个人笑一下。
       船照例每周出去一次。不知道苏绣的病治得如何，反正哨子的病是越治越重，走在花街上她发现陌生人越来越多，她也只认得油条不认识我了。
       黄昏我在石码头上用树枝造小船，哨子蹲在一边看，安静和痴傻的样子看起来比我年龄还小。她说，船。此刻炊烟的香味从花街上飘过来，家家户户灰黑的小碎瓦片之间升腾起丝丝缕缕的烟雾，晃晃悠悠地飘到天上，过一会儿又缓慢地落下来，光滑明亮的青石板路暗淡了，整条街像一艘悠久的沉船。这时候洗河从运河边过来，左手一捆紫穗槐条，右手一把镰刀。他割紫穗槐条来编畚箕和筐子。他围着我们绕了一圈，蹲下来，问我：
       “干吗呢?”
       “造船。”
       “哦，”他说，伸手拨弄我的小船，声音却是冲着哨子去的，“认得我不?”
       哨子说：“你是谁?”
       洗河不生气，说：“病好了?”
       “我没病!”
       “哦，没病好。告诉我，你在哪儿看见的白蛇?”
       “昨天我还看见了!”
       我和洗河一起抬头。“在哪儿?”
       “船上。白蛇把我爸缠得紧紧的，还叫。我也叫，它不让我叫。再叫就把我扔到水里去。”
       我看到洗河的脸在黄昏的光线里黑得比天还快。他站起来，镰刀慢慢举起。我吓坏了，一把推倒了哨子，她索性躺在地上不起来，呜呜啦啦地哭。洗河的镰刀重新放下。裁缝店林婆婆家的三只长脖子白鹅从河里上来，嘎嘎嘎叫着要回家，领头的那只翅膀扇到了洗河。我看见洗河右手一挥，白光闪动一下，半声鹅叫还在半空，鹅头就落了地，扭滚了几圈。那只鹅带着半根脖子惊恐地向前跑，血从断掉的脖颈处像焰火一样喷射出来，如同重新长了一个绚烂诡异的脑袋。无头鹅跑了很远才踉踉跄跄慢下来，然后酒鬼似的歪歪扭扭，倒地抽搐良久，它梦见自己在宽阔的运河
       里寸步难行，拼命拨动不安的双掌，直到两条腿最后用力一伸，僵住不动了。另外两只鹅嘎嘎惊叫，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转眼不见了。
       洗河还有这一手，我也傻了。他走老远我才回过神来，把哨子从地上拽起来。花街上都知道洗河脾气好，一年到头低眉顺眼，走路都看脚底下。大家打趣他，洗河，找钱哪?洗河说，呵呵，路不平。换了花街别的男人，哪容得老婆跟郑启良那样的男人三天两头往外跑，非砸断一条腿不可。哨子赖在地上不起，看见鹅头才睁大眼睛，说：“头。头。”她把手伸过去够，突然又缩回来，利索地躺到地上。洗河又回来了。他把紫穗槐条和镰刀夹在胳膊底下，小心翼翼地抱起怪异的鹅身子，捡起鹅头，嘴里嘀咕着：“都是你!都是你!”进了花街。
       花街都知道洗河赔了林婆婆的鹅，而且知道为什么。不是我说的，我舌头没那么长。石码头从来都藏不住事，岸上没人，水里也可能有人，近处没人，远处可能有人。一个人知道了，那就等于整个花街都知道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很兴奋，等着好戏上台。看，洗河变了，一刀把鹅头都削了，苏绣的日子怕不好过了。男人总归是男人。可是一直没动静，苏绣照样每周跟郑启良和哨子坐船去找老中医。区别在于，哨子有点不情愿，必须两根油条才能把她弄到船上去。我按时坐在门槛上，看她递过来买两根油条的硬币。她吃一根，另一根拿在郑启良手里，他靠这一根把女儿引到船上去。有一个阴天下雨的早晨，运河和石码头上起了一层雾，船漂在水上飘忽如梦境。我问哨子又看见白蛇了?哨子嘴一咧，肩膀就抖起来，往身后的船指，压低声音告诉我：
       “在船上。”
       一条街被一个鹅头撩起来的信心慢慢落下去。生活重新静下来。心犹不甘的男人坐在我家饭店里喝酒，拍着桌子说，我要是洗河，早他妈跳进酒杯里淹死了。另一个说，你要是洗河，那苏绣就不是苏绣了，一物降一物。过去花街其实都是在暧昧地看笑话的，但这笑话无限地延宕，弄得大家的兴致也疲惫了，生气了。你不能没完没了地这样啊，低头找钱你也不能低一辈子啊。洗河没救了。以后别提他，谁提我跟谁生气。就当他还插在东大街，眼不见为净。
       十月里突然就出事了。洗河去嫖了，而且弄大了人家的肚子，找上门了。这事的轰动效应胜过石码头上翻了一艘大船，我当然要去看，一听吵吵声我就往花街上跑。青石板路面幽幽地闪光，太阳落了，晚霞在天上，路两边的青苔正奋力地往墙上爬。肚子饿得早的人家已经开始做饭，淘米洗菜的水泼在门前。炊烟味道将慢慢充满花街。洗河家的门楼前聚了一堆人，我挤进去，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捋起袖子在骂，左耳朵后面有颗小肉瘤，一边骂一边哭。她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明她极其伤心。她说：
       “是你的。就是你的。一定是你的。”
       洗河面红耳赤地站在门楼里面，不停地抓后脑勺，好像那地方的痒痒一直挠不干净。“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洗河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认识你。”
       苏绣站在门外，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把乳房挤得比平常还要大。她不说话，表情像门楼底下的过门石。没有方向，你看不出来她到底是想哭还是想笑还是想愤怒地大吼一声。她就这么歪着头看，看一眼洗河，再看一眼那个女人。
       “你还不承认!”那女人说，“你是大上个月三号去的解放街。你说你住花街。你说你会弄到身子外面去。你不戴那东西就多给我钱。你最后没出来，就在里面了。我害怕，你说不会有问题，你保证。你不记得了?”
       “我，没有!”洗河急了，脚都跺上了。他扭头在院子里到处看，我以为他要找镰刀，谁知道他转了半天脖子啥事都没干，又低下头，嘴里说，“你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了。”
       “不可能认错!哪个男人的重量我都能记得，你大概一百四十斤。最后的时候你还骂人，你说，日你妈，叫你去，叫你去!一定是你的，就你没戴那东西。”
       解放街我们都知道。离花街不是很远，很多女人都聚在那里做生意。有一次我去解放街看露天电影，电影散了往家跑，一个男人伸着衣袖从临街的屋里出来，后面一个看不清长相的女人倚着门框说，好再来啊。人家都说到这样了，我边上的人都觉得洗河赖不掉了。学会嫖了，不错啊。然后大家开始看苏绣，下面该她了。
       苏绣果然说话了。苏绣说：“好。”半天又说，“好。”我们都以为她气得不会说别的了。因为随着事情的发展，她脸上的冷静开始变颜色，像冬天里的过门石，铁青。嘴也开始抖。她把自己的胳膊抱得更紧。“说实话，嫖了没?”
       洗河说：“绣儿，回家说好不好?”
       “就在这里说!”苏绣的胳膊突然就松开了，右胳膊猛地一甩，打到石墙上，手面开始流血。洗河过来要拿她的伤手，被苏绣的胳膊肘推到一边。“你就在这里说!我知道，你们不整天在背地里骂我不要脸么?不是整天骂我给他绿帽子戴么?好，你说，不要脸大家都别要脸!你说，陈洗河，你上没上过这女人的床?”
       围观的人一下子不好意思了，开始往后退。我也往后退。“你们”就是我们啊，谁还好意思往前凑。苏绣用流血的右手在我们面前缓慢地画了一圈：“谁也不许走!你们不是想看么，不是想听么?今天就让你们听个够，看个够!谁也别走!”我们只能继续往后退，退了几米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大家都有点怕，但说到底谁也不愿意就此走掉，错过了可是拿钱都买不回来。
       洗河更结巴了：“绣儿，真不是我的。”
       “就是你的!就你没戴那东西!”那陌生女人可能受到苏绣的感染，气魄也壮烈起来。
       “闭上你妈的×嘴!”苏绣指着她说，“没你说话的份儿!”然后对洗河说，“也就是说，你跟她真睡了?”
       洗河断了脖筋似的，脑袋挂到了胸前。
       “好，睡得好!连儿子都睡出来了!”苏绣的声音低下去，说话的时候像在笑，眼泪跟着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声音慢慢扬起来，“你儿子都睡出来了，我还到处去治病!我还治你妈什么病!要不是你怕断香火，我腿痒痒啊我到处跑?你想起来就生生气发发火，想起来就打我一顿，你以为我愿意啊!”
       原来洗河不软啊，在家还生气发火打老婆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很惭愧。过去把洗河想软了。对不起人家了。
       洗河头抬起来了，腰杆也绷紧了。“你治你的病，谁让你跟那姓郑的狗日的治到一块去了!”
       “治到一块怎么了?他把我坑了，我要还回去!他闺女不是怕白蛇么，我让她天天看!看死她!”
       “那也不能让姓郑的狗日的看!”
       “你以为我稀罕他那张臭嘴?反正也没脸了，你们想听就让你们听个够!你不是说我再也下不了蛋么，我就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怀不上了。洗河，你以为我甘心啊，我不甘心。我真的想让你有个孩子，不管谁的，从我肚子里出来你一定会欢喜的。”
       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猜出来了，其实洗河还是希望苏绣能怀上，不管是谁的种。那时候我还小，还
       弄不透苏绣的怨毒和悲凉，放在现在，为她大哭一场都值。我们习惯了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以为该如何如何，事实上，有人真正深入过他人的内心么?
       苏绣用伤手抹眼泪，血染上去，两只眼都是红的。“这下好了，”她对那个陌生女人说，“你把孩子保住，生下来，你愿意养你就养，我跟洗河离婚，你进来。你要不愿意养，生下后我来养。我伺候你坐月子。”
       “绣儿，不是我的，”洗河争辩说，“真不是。医生说我这辈子生不了孩子。”
       “你不是没查吗?”
       “查了。一个人去的。我一直都说不出口。”洗河头又低下了，“我也有问题。我有医生开的证明。”
       苏绣既高兴又失望，她问那女人：“你肯定是洗河的?”
       轮到那陌生女人傻眼了。“我，我也不知道，”她说，“我以为是。我再想想，有时候，你知道的，戴了那东西也会出事。我再想想。不好意思啊。再想想。那，我先走了。”
       竟这样收场，大家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地散了。很快晚炊浓郁，天地飘香，天黑下来，花街的狗也安静了。夜晚刚刚开始，但是花街上的今天已经结束了。
       4
       这一天的事很快传到东大街和西大街。苏家沉默，郑启良的老婆跳出来。她来到花街之前和男人打了一架，郑启良比她矮，三两下就被放倒在地。她知道自己男人不是好东西，但别人对着高音喇叭宣传她还是受不了，何况对方还处心积虑地害自己女儿。她左手砧板右手菜刀来到洗河家门楼底下，一屁股坐地上，剁一下砧板拍一次大腿，骂一个勾引她男人的骚货，骂那个骚货不要脸，养汉子养出了习惯，被她男人弄大了肚子还不过瘾，见了还要脱裤子。骂那个狐狸精蛇蝎心肠，害了他们两口子还不罢休，还要害他们家哨子，活该断子绝孙。骂得口吐白沫也没提到苏绣的半个名字。
       大家远远地看着郑启良老婆表演，打赌洗河和苏绣谁先出来。谁都没有赢，两个人一块出来的。洗河出了门就往外走，出了花街人不见了。苏绣坐到郑启良老婆斜对面的过门石上，就坐在那里看她骂。郑启良老婆觉得她胜利了，这个骚货不敢说话，于是骂得更起劲，骂一句瞅一眼狐狸精，瞅多了声音就慢了，就下去了。苏绣斜眼看她，嘴角微微吊起，像宽宏大量。郑启良老婆看不懂了，心里开始发毛。然后她听见狐狸精说：
       “再骂一句，哨子活不到过晌。”
       骂声戛然而止。郑启良老婆突然打了个哆嗦，下意识地往花街两头看。洗河从南面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人。她稍稍放了心，是郑启良。她做出一个漫长的冷笑给自己壮胆，张嘴要继续骂，郑启良给了她一个耳光。郑启良说：“滚回家去!”此刻的郑启良后衣领还攥在洗河手里，脚尖一直踮着。
       “死不要脸的，你打我!你帮别女人打我!”他老婆张牙舞爪地哭起来。
       洗河冲她左脸一个耳光，然后把郑启良往前送了送，郑启良顺从地给了她右脸一个耳光。郑启良说：“你他妈还不回去呀，现人眼了!我求你了!”
       他老婆抱着头脸往他身上撞，洗河抖一下手腕就让郑启良避开了。郑启良老婆一个踉跄，收住脚要再撞，洗河又把郑启良往前送一下，耳光落到他老婆脸上。郑启良说：“哨子在家发傻了!”他老婆停住，鼻翼一个劲儿地动，一挥手把菜刀砍到墙里去，喊一声：“郑启良，我日你妈!”撒腿就往家跑。洗河松开手，郑启良喊着他老婆名字也追过去。
       此后苏绣再没和郑启良一起去看病。哪里也不去了，洗河打算抱养一个孩子。郑启良继续带她女儿去看病。又是一年，哨子的病看不出来好转，便也不去了。据说哨子偶尔见到苏绣，还有点怕，因为苏绣会突然在她面前露出白肚皮来，哨子见了准哭。
       这件事在三条街上传来传去，最后剩下了“借种”的结论。几年以后还有人提起，那时候苏绣和洗河已经经营起豆腐房，也抱养了一个叫招娣的女孩。有一天苏绣给我家饭店送豆腐，围着豆腐车好多人说话，西大街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从石码头上经过，顺手也要两斤。切好，上秤，少了一两，苏绣又切了一块添上。小孩顺手塞进嘴里，吧嗒嘴咽下了。那女人说少一两，快给呀。苏绣说给了，你孩子吃了，二两都不止呢。那女人问小孩，吃了?小孩躲在他妈屁股后头不吭声，只摇头。给了和没给，争了半天，西大街的女人觉得冤枉，一生气张嘴就伤人：
       “男人的便宜占占也就罢了，小孩的便宜你也占!”
       “你再说一遍!”苏绣说。
       “说又怎么了?谁不知道啊，借种都借到西大街了!”
       她刚说完，一块豆腐就砸脸上了。苏绣指缝里的豆腐渣一点点往下掉。要不是周围人拉架，打得就好看了，每个人只抓到对方的一小绺头发。苏绣晃着雪亮的豆腐刀说：“你再哼一哼，我把你嘴咧到两耳朵上!”
       此后，再没人敢当面说借种了。开不了口，人家闺女一天天大了。
       5
       招娣是他们买下了范十三的豆腐房之后才抱养的。花街上有两座豆腐房，一座蓝麻子的，另一座范十三的。范十三女儿嫁到城里，买了高楼里的大房子，让老两口去过好日子，顺便看孩子做饭，就把豆腐房转让给洗河了。蓝麻子的生意主要在家里做，卖豆腐、豆腐脑和豆腐皮，尤其是豆腐脑，三条街上嘴馋的隔三差五都来过把瘾。洗河两口子当然竞争不过，就推着豆腐车沿街叫卖，生意也过得去。豆腐是个好东西，便宜，怎么吃都行。花街上日子不好过的人家，都拿豆腐当肉吃。洗河两口子经营了半年，豆腐房里响起婴儿的哭声。苏绣姨妈从扬州给她抱来个女婴，据说花了三千。那家人想男孩，前头有了一个女孩，这个不敢再要，生下来就卖了。
       为了照顾好这个女婴，一个月的时间里豆腐都停下来不做了，两个人夜以继日地伺候这个小丫头。他们买能买到的最好的奶粉给她吃，精细地观察她的饮食起居，直至打眼一看小丫头的表情就知道她想吃还是想拉还是想睡。他们把她伺候得像个祖宗。满月那天还放了一挂鞭炮，请平日关系还好的街坊喝了一顿满月酒。我妈去了，回来时兴奋地说，叫招娣。胖得跟个肉球似的。这苏绣，带孩子还是把好手。她逢人就说，看看，我闺女!我妈还说，房间里只剩下她和苏绣时，苏绣哭了，苏绣说：
       “姐，我也有孩子了。”
       那小女孩长得挺好，眼睛大睫毛长，脸是圆的，生气时喜欢嘟嘴。在她长大之前，小肚皮一直吃得鼓鼓的，你要问她，招娣，西瓜熟了没?她就拍拍肚皮，说没有，不能吃。苏绣推车卖豆腐，她也会跟着，从车左边跑到车右边，一路都在唱小老鼠愉油喝，被它妈妈抱起来。我一直没弄明白这首儿歌的出处。我还问过招娣，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叫招娣?”
       “知道，”她说，“妈妈让我招来一个小弟弟。”
       “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
       “我不知道。”
       洗河还想抱养一个儿子。苏绣在我家说过。因为给我家送豆腐，他们和我家关系还不错，苏绣有事常和我妈说。一个男孩起码几万，他们拿不出来，现在只能拼命干活。他们计算过了，照眼下的收入，招
       娣十岁时应该没问题。如此宏伟的计划让我妈抽了一口冷气。我们家如果有此雄心，早发大了。
       两口子前腿弓，后腿蹬，铆足了劲儿向前冲。那几年他们沉默不语。唯一的声音就是吆喝豆腐。当豆腐和吆喝成为花街的日常生活时，他们就完全被大家忽略了。其实多少年来，花街上各自的生活都是被彼此忽略的，同样道理，花街的生活和东大街、西大街的生活也是在相互忽略。偶尔一下动荡，多半是婚丧嫁娶，是生和死。比如，一个孩子的出生，或者到来。招娣八岁那年，洗河和苏绣匆忙接受了一个男婴。
       只花了五千块钱。这事跟我姑妈有关，她在一家医院做妇产科主任。在抱养招娣之前，苏绣就和我姑妈打招呼，有合适的婴儿帮他们留个意。经常有女人生完了就把孩子扔下，一个人偷偷跑掉。但我姑妈胆小，违反计划生育犯法，扔掉孩子犯法，把孤儿送人也犯法，相当于买卖人口，那哪能做。这男婴不一样，刚生下就不妙，心脏有问题，保养了一周还小脸乌紫，父母觉得这孩子废了，养得活也是钱赔着，扔掉又舍不得，一条命啊，就求我姑妈，希望有钱的人家抱养了去。这世上有钱人一抓一把，但想要这孩子的怕就难找了。我姑妈也心疼这小生命，有枣没枣打一竿，给苏绣递了个话。苏绣看看洗河，洗河桌子一拍，要!给了产妇五千块钱做营养费，孩子就抱回来了。
       花街一下子又热闹了。洗河有儿子了。豆腐房停掉，三口人全力伺候一个不知道能否活下来的小生命，过两天跑一趟医院。所有人都替他们悬着一颗心，那么点小东西，比猫大不了多少。
       居然就喂活了。两个月的时候抱出来给街坊邻居看，小东西脸色完全正常，胖了，没事就喔喔地叫。苏绣和洗河瘦了，尤其洗河，腮帮子陷下去，两个月老了十岁。但是他们开心，你能看见他们从心底里开出花来，一朵一朵，团团簇簇，看见太阳笑，看见风也笑。我姑妈给小家伙诊断过了，只要保护好心脏，没大担心了。她根本想不到这孩子能喂成这样，简直是专家手笔。他们给他取名“冠军”，两个月时补请了满月酒。排场更大，洗河这个钱花得高兴，他知道接下来他得花更多的钱。
       冠军在花街还是热门话题时，洗河跟苏绣又开始闷头赚钱了。他们从我家借了钱，买了一台豆腐机，自己做豆腐方便了，逢年过节各家做豆腐也可以去加工，收取一定的加工费用。一切从头开始。两个孩子一点点长高，他们俩一点点矮下去。两个孩子需要钱，可能是很多的钱。冠军一岁后我离开花街去南京念大学，在学校里养成了夜猫子的习惯，回到家也三更半夜不愿意睡，看书，写东西，一折腾就过凌晨。从我二楼的房间看夜晚的花街，一片漆黑，整条街沉在梦里。凌晨两点，像闹钟一样准时，我听到一两声狗叫，洗河家豆腐房的灯亮了。灯光从他铺子的窗户里透出来，像伸进黑暗里的一根狭长的舌头。
       隐约的机器响声，他们开始加工头天晚上泡好的黄豆。然后煮浆，点卤，上筐，三锅豆腐出来已经凌晨五点。从煮浆开始，铺子周围一直热气弥漫，花街也因此变得飘摇恍惚。苏绣把两锅豆腐放进自行车后的笸篮里，送洗河出门，他赶着送给市里的几家定点饭店。回到家大约早上六点半。这期间苏绣把剩下的那锅豆腐放进独轮车里，做好早饭。洗河囫囵几口早饭开始沿街卖豆腐。这时候水边的人基本清醒过来，端着盘子打开门，买新鲜的热豆腐。三条街下来能卖一大半，剩下的我们家基本上全要了。洗河卖早豆腐时，苏绣叫醒招娣和冠军，收拾好他们的早饭。豆汁是必喝的，因为营养价值高。早饭之后苏绣还有第四锅豆腐要做，这一锅在中饭和晚饭之前卖。
       我爸妈常感叹，洗河两口子过的就是拉磨驴的生活，一年到头低着脑袋转，一口气都不歇。冠军养得小心，过了三岁毛病少了，和正常的孩子差不多，就体质差了一点。我姑妈建议多锻炼，没事动一动，洗河中午和晚上就把他带在身边，走街串户一起卖豆腐。小家伙蹦蹦跳跳，手里攥着洗河给买的奶糖和好玩具，嘴里哼着姐姐教的逻辑不明的儿歌：小老鼠偷油喝，被它妈妈抱起来。
       6
       冠军六岁那年夏天，炊烟将升未升的黄昏，他跟洗河经过西大街。洗河把车子推到街头，发现儿子没了，回过头去找，看见他胳膊背到身后，站在郑启良家的门楼底下。洗河知道他在看郑启良，心想，看吧，再不看就没机会了。经过郑启良门楼前，洗河眼睛余光扫一下院子，一个人影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他知道那就是郑启良。他也就能坐坐了，像个影子，顶多是堆没用的肉。郑启良中风已经两年。开始只是面瘫，右半边脸突然不能动了，以为中了邪，他老婆就去河边给神神鬼鬼的燃香烧纸，然后回来帮他揉，揉了好多天，还是死肉一块。只好去医院查。医生说面瘫，开了一堆药让他吃。郑启良平生最怕吃药，咽不下去，一口水进到嘴里，水下去了药还在，一粒药丸要一大杯水才能带下去。他就偷工减料，吃一半扔一半，结果面瘫没治好，一早上醒来，整个右半身都不听使唤了，怎么也翻不过身来。三条街的人都说，他当主任时就爱偷工减料，偷偷减减公家的也就罢了，自己的也偷也减，活该。
       冠军看见槐树底下的那个老头举起颤颤巍巍的左手，对着他拨拉一下，又拨拉一下。他的左嘴角往上吊，左边的眉眼和皱纹也在生涩地错动，右边却寂静无声。冠军觉得很好玩，那张脸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老头啊啊地叫唤，左脚尖也一次一次地往上翘。冠军犹豫进去还是不进去。从堂屋里走出来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姑娘，她先走到郑启良身边，喂了几口水，然后才看到站在门外的冠军。她说：
       “进来啊。我爸让你进来。”
       冠军认识哨子，她去蓝麻子家买豆腐常经过他们家门口。经过门口的时候会突然加快脚步，像逃跑一样瞬间而过。大家都说她头脑有毛病，但冠军不这样认为。他有时候会在石码头上遇到她，如果她是从运河对面的菜地里回来，就会顺手给他一个萝卜或者一根黄瓜。给他萝卜和黄瓜时她老重复同一句话：“我知道你姓陈，你叫陈冠军。”开始冠军不敢接，后来熟悉了，给了就吃，他也重复同样的回答：“我叫陈冠军。我也知道你叫郑哨子。”
       哨子这些年生活平静，少有惊吓，病好多了。她已经能把三条街上的所有人都重新认出来，见到人知道说话，也能和别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尤其这两年，郑启良中风以后，头脑堵上了不太好使，她在家里负责照顾，逐渐_恢复了一个姑娘家该有的细腻和耐心。两个姐姐出嫁了，她妈要操心田间地头的事，郑启良只能由她来料理。因为要细微处下功夫，如果你不看她的转动偶尔不是很利索的眼珠子，你发现不了她还有什么问题。我在南京念书时，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要是郑启良能多瘫痪几年，没准能把哨子的毛病治好了。当然郑启良还是没能坚持几年，他死掉之后哨子也嫁人了。婆家说，傻什么?不傻，跟好人一样，下雨知道朝屋里跑。就是隔一两个月会做一次噩梦，大叫着醒来，梦见白蛇缠身。婆家人又说，其实梦见白
       蛇缠身好啊，找羽山上的常道士解过了，吉祥着呢，早晚发大财。这已经是后话了。
       哨子对冠军招手：“进来，我爸叫你!”
       洗河想阻拦已经迟了，冠军进了院子。为了对冠军微笑，郑启良拼命地把嘴角往上拽，口水沥沥拉拉挂下来。他说：“你，啊啊啊。”哨子替他擦掉口水，他又说：“你，啊，啊啊啊。”哨子说：“冠军，我爸让你到这儿来，他给你讲故事。”冠军往前凑了凑，他觉得哨子她爸很好玩，又有点可怕。他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右边的脸上有个人，右边的身子上还有一个人。当郑启良的手快触到他脑袋时，冠军躲开了。郑启良又啊啊啊地叫，口水流个没完。哨子说：
       “我爸让你别怕，他要给你讲白蛇的故事。”
       郑启良左脸上的皱纹突然滚动起来，像有很多虫子在脸皮底下乱窜，眼睛都变大了。冠军吓得转身就跑。迎面撞上站在门楼边的洗河。洗河站在那里几分钟了，犹豫着是否该把儿子喊出来。洗河拽着儿子就走，快出西大街才说：
       “以后不许你进他们家!”
       “为什么?”冠军很少看见洗河的脸板成这样。
       “让你别进就别进!”
       冠军低下头，心想越不让进我越进。拐弯的时候他回头看西大街，很多条炊烟像柱子一样从各家的屋顶上长出来，越长越高，然后涣散分解，飘到了天顶上。
       在郑启良死前的两年里，冠军放了学经常背着父母跑到郑启良家玩上一会儿。刚开始对郑启良还有点陌生和怕，熟了就百无禁忌，顽皮起来甚至会拎着郑启良右边的嘴唇往上拉，希望他能完整地笑出来。郑启良也不生气，由着冠军拉他的脸皮，抬起和放下他那只提前死去的右手，他只顾用左手去摸冠军的头。他对冠军用半个脸笑，口水不断地往下流。他开心地说：“啊啊啊。”冠军跟郑启良玩，当然也跟哨子玩，哨子把她爸千篇一律的啊啊啊翻译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条白蛇。骑自行车的白蛇。摇船的白蛇。躺在船舱里的白蛇。喝水的白蛇。说话的白蛇。缠在男人身上的白蛇。两条扁担那么长，吐着火红的蛇信子。听得冠军一惊一乍。哨子从来不讲从运河里突然蹿出来的那条白蛇。
       郑启良的老婆当然不爱看见苏绣的儿子，即使不是亲生的也不想看见，但因为郑启良和哨子喜欢，就没赶他走，相反多少还有一点感激。郑启良的日子不多了，谁都看得出来，离开人世之前得到的这点快乐，拿钱也买不到。哨子也因为冠军常来，高高兴兴，眼珠子越转越活泛了。所以郑启良老婆有时不免羡慕起苏绣，这个狠毒的狐狸精，竟也有这么个好儿子，虽然不是亲生的。她和郑启良一辈子没生出个儿子，想来也叹息。
       西大街和花街一根烟的工夫就到，放个屁这边都能听到响，还有那么多眼睛和嘴，洗河跟苏绣不可能不知道冠军三天两头往郑启良家跑，但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一是不愿意把他们之间的恩怨扯到孩子身上；另一个，他们也越发忧虑的，怕两个孩子知道他们不是亲生的，伤着他们。都懂事了。他们依然埋头苦干，当真是起五更睡半夜，现在每天要做六锅豆腐。城里的定点饭店多了，招娣和冠军也能搭上手，能做的事苏绣还是坚持做。
       冠军九岁那年，郑启良死了。那时候郑启良只能躺在床上啊啊啊了。冠军放了学跑去看他，他打开语文书要给郑启良念一个故事，郑启良啊啊啊地高兴。他开始念，哨子坐在一边给他织毛线手套。念到一半哨子打断他，让他把手伸进手套里试试大小。正好。冠军继续念，郑启良突然啊啊啊急促地发出声音，脖子一挺一挺的，右半边的身子能动了。冠军说：“看，好了!”郑启良又啊啊两声，头一歪，不动了，两只眼直直地盯着冠军。那眼神里好像有东西在动。冠军吓坏了，丢下书就往哨子身后躲。哨子摇动几下郑启良，然后放声大哭。
       7
       郑启良的坟墓在运河北岸。三条街上的死人都聚集在那里。冠军从郑启良的新坟旁离开，摇船回到家，说他想起郑启良最后的眼神里游动的是什么东西了。白蛇。一个眼神里一条。
       苏绣的脸当时就撂下来了，说：“瞎说，哪来的什么蛇!” “真的，”冠军认真地说，“我亲眼看见的，两个东西在动，就是白蛇。”
       苏绣顺手给了他一耳光。打完了自己先呆了，九年里她都没大声跟儿子说过话。冠军委屈地哭了，说：“就是白蛇嘛!我看见的!”
       苏绣把一口气拼命往肚子里咽，咽得一丝不剩了才蹲到儿子跟前。“别哭了，是妈妈不好。妈是怕你被吓着。哪有什么白蛇。”
       “有。哨子说有。她见过。有很多。”
       苏绣眼泪忍不住就往下掉。她说：“她骗你玩的。听妈的，这世上没有白蛇。”
       冠军看见他妈哭了，有点莫名其妙，但他是个好孩子，就说：“嗯，我听妈妈的。”
       郑启良死后两个半月，哨子匆匆出嫁了。临时介绍的外地人，好像还不错。按我们那里的风俗，如果老人去世，晚辈的婚嫁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否则要等三年以后。我也说不清道理在哪儿。对冠军来说，郑启良和哨子都不在，西大街就空了，一点点从他的生活里消失掉。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九岁时光里，念书，和同学玩，一个人玩，经常在放学之后走到石码头上，坐在石阶上看船和水。对岸是三条街上人家的菜地和公共墓地，郑启良埋在那里。不知道是因为郑启良的死和哨子的出嫁，还是因为体弱，冠军变得忧郁和敏感，像我当年那样，心里生出混沌的希望和绝望，说不清也道不明，在水边一坐能半天不挪屁股。他拒绝和父亲一起卖豆腐，别人去他家买豆腐或者加工豆腐，他也很少伸手，喊一声父母就回屋里做作业了。冠军的学习成绩在那之后突飞猛进，连着三学期都是班级一二名。把洗河跟苏绣高兴坏了，儿子有出息了。没想到祖坟上还有这么一棵蒿。洗河弄了两个菜，带一瓶好酒和几刀烧纸，划船到对岸给列祖列宗的坟前各烧了一刀纸。与此同时，招娣的成绩每况愈下，高三结束没考上大学，勉强拿到张毕业证回家了。
       洗河没觉得招娣考不上大学有什么不妥，花街上考上大学的没几个。考不上就不上嘛，哪里黄土不埋人，总有吃饭的地方。那时候三条街上已经兴起了打工潮，年轻人在家里蹲不住了，梦想着到大城市里赚大钱、当老板，出人头地，跑北京，去宁波、上海和广东，哪里有钱往哪里跑。招娣和几个落榜的同学一起南下，去了深圳。苏绣有一番舍不得，但守着又不合适，花街实在太小，总不能让招娣也跟豆腐耗上一辈子。招娣说，爸妈这些年太辛苦，白头发都有了。她要挣大钱，要让爸妈清闲些，要供弟弟将来念最好的大学。两口子眼泪是落了，却也很感欣慰，想想当年猫—样大的小东西，竟也长成了大人。
       他们的确是老了，有和年龄不相称的白头发和皱纹。看起来比我爸妈年龄都大。有天晚上苏绣到我家跟我妈聊天，拨开头发让我妈看，花白只是外面，里面的头发一直白到了根子里。看得我妈都跟着心酸。
       外面的头发一年以后也白了。这是冠军十二岁的夏天，他在运河里洗澡淹死了。
       
       8
       运河边的男孩从小就会水。天热了就进水，游泳，打水仗，比赛追船，游到河对岸偷西瓜、萝卜和桑椹。不会水那要给同伴们笑话死。冠军也会，因为先天身体有毛病，苏绣一般不让他随便下水，小时候洗澡洗河都跟着。过了十岁，冠军的体质虽说不是很好，但也绝不病病歪歪，一年难得有两次感冒，苏绣和洗河逐渐就放心了。冠军也不让洗河再跟着。
       那年天热，鸡鸭鹅的嘴一天到晚张着，闭上就喘不上气。老鼠热得成群结队地往水里钻。很多年不下水的老太太也开始往水里走。以石码头为界，男人在四百米远的左边洗，那地方有个沙底的水塘，多少年来就是洗澡的好地方；女人们在石码头右边五百米的地方新辟了一块天地，老女人小媳妇都跳下去。大人们洗洗就上岸，小孩子玩不够，进去了就不愿意出来。
       那天中午阳光把槐树叶子都烤焦了，河两岸飘荡着似有还无的青草的糊味。到了下午两点，一阵清凉湿润的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太阳隐到了厚云彩背后。那些棉花团似的闪光云朵跟着风向花街上空缓慢移动。冠军午睡起来坐在电扇底下发呆，几个孩子在门楼外喊他去洗澡。他光着上身只穿短裤就跑出来，印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提在手里。跑出门的时候，他对正在泡黄豆的苏绣说：
       “妈，我去了!”
       苏绣说：“早点回来啊。”
       冠军已经跑远了。冠军死后，苏绣一度精神恍惚，祥林嫂似的老重复一句话：我当时怎么就没听出来呢，他说妈，我去了。这是冠军留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
       运河里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年龄稍大的游到河中央，小的就抱着充过气的橡胶轮胎练习游泳。冠军和同伴们约好了游泳比赛。天上的云朵开始变厚，像光洁的棉花团变质发暗，太阳缓慢地躲进去，阴影以双倍的速度覆盖河面。冠军把脑袋从水里露出来时，左耳边是啪啪的水声，右耳边是风经过槐树叶、灌木和青草的哗哗的声音。
       风降低到水面上时，天暗下来。东南方向的雨腥味正往这边赶。一轮比赛结束，冠军看见闪电在遥远的东南方向像一把把幽蓝和银白的尖刀割裂天空。要下雨了。不少孩子开始上岸，冠军也要走，几个比赛的同伴说：“认输就走。”冠军哼了一声，又跳下水。他游得不算最快，也绝不会最慢。
       大雨说来就来，天又黑又沉，几乎压到了河面上。浪涌变大，运河开始变黑，像谁倒了越来越多的墨汁。一个雷在头顶炸响，巨大的白雨点砸到水面上，一滴雨一个坑。他们正奋力往回游。冠军看见天就悬在头顶两三尺处，水浪不停地扑到脸上，堵住了他的鼻子和嘴，他觉得呼吸开始困难，身体里的某个地方突然板结，在板结的地方有道尖锐的疼痛。然后他看到一条耀眼的白色巨蛇从漆黑的水里蹿出来，他惊叫一声：
       “白蛇!”
       游在他身后的同伴听见了他的叫声，当他躲过一个水浪翘起脑袋向前看时，冠军不见了。那同伴事后说，他当时还想，冠军作弊，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了，上了岸他就揭发。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在大雨里上了岸，发现单单少了冠军。此时洗河穿着雨衣拿把伞也跑到了水塘边。洗河问：
       “冠军呢?”
       他们说：“他扎了一个猛子，就不见了。”
       洗河感到小腿肚子里面有两根筋剧烈地扭转一下，腿立马软了，放开喉咙大喊：“冠军!”
       半天没动静，满天地只有水落在水里的声音，此外是闪电、惊雷和雨打草木之声。洗河脱掉雨衣就往河里跳，每向前游动半米就最大限度地张开四肢向周围摸索，乌黑的水里他什么都看不见。岸上的几个孩子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年龄大一点的也跳下水，年龄稍小的三个分别去花街、东大街和西大街叫人。
       十分钟左右，先后有四十多个男人跳下水和划起船，一起在河面上找。苏绣雨衣没穿，伞没打，踉踉跄跄地跑到河边，摔坐在泥水里，她的腿软得站不起来，就跪在泥水里向前爬，她要爬进水里找儿子。她哭得撕心裂肺，眼泪跟雨水混在一起，就是发不出声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有人在后面拉住她，她就一下下拍着泥水，最后整个人趴到地上，一张脸都埋到泥水里。
       一个下午都在寻找和打捞。黄昏时分，雨停了，太阳在西半边升起来，往上跳了一下，紧接着就往下掉。划船的红旗在下游两公里远的芦苇丛边找到了冠军的尸体。此时的苏绣眼神涣散，湿头发已经干掉，在风里像乱草一样飘飞。她一遍遍地说：“我当时怎么就没听出来呢，他说妈，我去了。”洗河因为心痛和劳累，虚脱了，看见儿子躺在船上，一张空脸上只有眼泪。
       那个游在冠军后面的孩子说：“我想起来了，他叫了一声，白蛇!就没了。”
       苏绣听到“白蛇”两个字无动于衷，半天突然笑了一声，然后继续面无表情。
       红旗问他：“哪来的白蛇!你听清楚了?”
       “嗯。”
       “你也看见了?”
       “没有。我就看见一道雪白的闪电，从天上插进了水里。”
       除此之外，问不出别的东西。最后大家的判断是，冠军被闪电吓晕了，导致溺水身亡。知道冠军病史的人在心里添上一句：那一刻一定是心脏病犯了。
       不管什么原因，人是死了。冠军的小尸体被抬回家，苏绣和洗河谢过大家，关上了院门。院门关了两天，任街坊邻居怎么敲怎么喊都不开，搞得大家都着急。既担心洗河两口子出事，又担心这大热天的，尸体放在家里不是个事。谁都知道他们这些年是如何宝贝冠军的。
       第三天门开了，出来两个头发雪白的人，他们俩花白的头发如今全白了，跟假的一样。过去我一直认为所谓的“一夜白头”是小说家的杜撰，是急功近利的夸张，回到家看见苏绣和洗河才真正相信。那一头的白让人心碎，一根杂色都找不到。他们的痛苦无人能及，所以白了。如街坊们所料，冠军的确是被放在了过去盛豆腐的冰柜里。如果不是苏绣一再地劝说，洗河打算把儿子在冰柜里放一辈子。他知道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见到冠军了。
       这是他来之不易的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后的儿子。他不想这么快就让他离开，他只在他身边待了十二年。十二年何其的短，不过是一头黑发变白的时间。
       9
       冠军也葬在运河北岸的墓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子。我去看过，像一个孩子那样小。听我爸妈说，洗河跟苏绣经常划船到对岸去看冠军，每次都哭得死去活来。我妈说，放在谁也难过，活一辈子不就为这两个孩子么。孩子没了，不哭哭还能干什么。因为看冠军，洗河差点变成了糊涂人。这件事有点神神道道，但我爸妈告诉我绝对是真的，他们亲眼所见。
       葬过冠军两个月，天依然挺热。晚饭后洗河拎上竹篮和铲子，划船去河对岸自家的菜园子里挖菜，晚上十一点多了也没回来，苏绣怕出事，就往石码头上方向走，一路没遇到。她以为洗河顺道和我爸聊天了，就敲我家的门，那会儿饭店早打烊了，我爸妈正收拾准备休息。我妈说，没见到洗河啊。苏绣尖叫一声坏了，就让我爸妈拿了手电跟她一起到对岸去，洗河一定在
       冠军坟前。刚到码头边就听见哗哗的水声，我爸用手电往运河里一照，洗河正在不远处的河心里把船划得一圈一圈地转。我爸冲他喊：
       “洗河，你在干吗?”
       洗河停下桨，抬起胳膊挡住手电筒的光。苏绣也扯起嗓子叫他。半天洗河才开始划船，慢慢靠了岸。上了岸他慌慌张张地看着我爸妈和苏绣，满头满脸都是汗，他说：“它不让我走。它不让我走。”我妈听了鸡皮疙瘩只往外冒。
       “谁不让你走?”我爸问。
       “不知道。不知道。”洗河说，“我左划右划就是划不过去。划到哪里最后都划到那个地方。它不让我走。”
       苏绣真的吓坏了，声音都哆嗦了，问我爸：“洗河不会中邪了吧?”
       “听他说的应该是‘鬼打墙’。”我爸也不敢肯定，鬼打墙他只是听说过，就是绕来绕去绕不出去，鬼在你跟前打了一堵墙，总回到老地方。原地打转。“可这种事好像都是走在坟地里才能遇到。”
       “这可怎么办?”
       “别怕，让洗河先睡上一觉。醒来就该没事了。”
       我爸妈帮着把洗河送回家，他整个人迷迷瞪瞪，神志不太清醒，一直重复“它不让我走”。安顿好洗河睡下，他们一直陪着苏绣坐了一夜。苏绣那样子，再来一点打击就可能崩溃。她差不多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爸妈离开时，洗河还没醒，呼吸平稳。他们刚到石码头上就遇上一群人，那些凑在一起的脑袋说，郑启良的坟被人掘掉了半边。
       早起的人去对岸菜地，经过墓地边上，发现郑启良的坟被掘了，豁了一个大洞，还好没露出棺材。新鲜的铲土的痕迹。掘坟这种事在花街相当少见，不吉利。解放前外地的强盗过来盗墓，倒是掘开过几个老坟，一无所获地走了。老坟都迁了，新坟里啥值钱货也没有，没理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哪个头脑坏了，碰巧把郑启良的坟当坑挖着玩了；要么是仇家找上门了。我爸立刻想到洗河，转身就往回走。如果是洗河干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声不吭地把坟给补上，烧刀纸说两句好话。人死为大嘛，犯不着。
       苏绣正要出门再找我爸妈，洗河人已经醒了，但头脑没醒，问什么都呜呜呜说不明白。昨天晚上的事完全记不起来。我爸拍拍他的后背，让他慢慢想，昨晚他是怎么回到家的。洗河茫然地看看我爸，无辜地摇摇头。我爸继续拍他后背，突然觉得手底下有点异样，他在洗河后背上摸索几下，掀开他衣服，赫然看见竖排反写的“郑公启良之墓”六个阳文大字印在右后背的肉上。其他地方也有小一点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我爸后来说，他当时冷汗就下来了，太恐怖了，都疹人了。都是些什么字啊。我妈和苏绣一起惊叫起来。我爸头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洗河被郑启良的鬼魂缠上了。没等他说出口，第二个念头接踵而至，我爸明白了，一定是洗河干的。他掘了郑启良的坟，而且倚着墓碑坐了很久，所以碑上的阴文刻字才会以阳文的形式印在他背上。但问题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起码六七个小时过去了，印痕居然没有平复。我爸的后背继续发凉。
       “你掘了郑启良的坟了?”我爸问洗河。
       他依旧茫然地看着我爸，摇摇头。搞不清是没掘还是不知道。
       我爸让苏绣把昨天晚上洗河用过的铲子从竹篮里拿过来，上面粘着一团团黄泥。“苏绣，”我爸说，“我看最好是过河把郑启良的坟补上，再烧点纸，祷告一下。死人有时候比活人还难缠。”
       “我不去!”苏绣立刻反对。我爸妈也觉得不合适，她给郑启良补坟烧纸，那成了什么事。
       “我们陪你，你就在边上站着，说几句软话。其他的我来干。都为了洗河。”
       最后一句让苏绣的眼泪又掉下来。一家人成了这样，还有什么不能干的。
       苏绣把洗河锁在家里，跟着我爸妈过河去了墓地。郑启良老婆正坐在坟前嚎啕大哭，一边哭她可怜的男人，一边咒骂掘坟的人不得好死，一边用手往坑洞里填土。那坟掘得真不成个样子，这里一铲那里一铲，掘得既仇恨又潦草。我爸把郑启良老婆拉起来，没跟她说坟是谁掘的，撒了个谎说，冠军在苏绣的梦里递了话，说老郑的屋子漏雨了，让他爸抽空给修修。老郑生前不是喜欢冠军么，这孩子良心也好，就托了梦。这会儿洗河忙别的事，他和我妈陪苏绣来还孩子的愿，希望她能理解。
       郑启良老婆似懂非懂，我爸妈已经挥起铁锨开始填土了。坑洞很快被填满，我爸用锨头培结实了，让苏绣烧纸。苏绣背对郑启良老婆，烧纸时只动嘴不出声。她憋着，忍着。等纸烧完了，她转身就往冠军的小坟堆那边跑。两座坟离得很近。苏绣扑倒在儿子坟前，终于发出了声音。为儿子哭，为洗河哭，更为自己哭。一辈子经历成这样，的确是需要大哭一场的。大约就因为苏绣的伤悲，郑启良老婆心也软了，后来没再找洗河的茬。
       第二天，洗河恢复了理智，背上的字迹也消失了。对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事相当诡异，跟迷信没两样。但我爸说，我可是亲眼所见，你爹的话你不信，你妈的话总该信吧?我妈说，我看见的跟你爸的一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许有些事就这样，我说不好，你也说不好，大家都说不好。
       正常后的洗河慢慢回忆起前天发生过的事情。他去菜地，挖完菜不由人就走到冠军的坟前。他说，我难受啊，真难受，里面是我儿子，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就挑一个地方坐下，看着儿子的坟墓。其实什么都没想，就是脑袋空空地难受，欲罢不能的心痛。看不见摸不着的儿子。没感觉到坐了多久，夜就变深。他担心苏绣着急，站起身来要走，发现自己竟然坐在郑启良的坟前，倚的是他的墓碑。突然就恼火起来，莫不是郑启良这老东西死了也作怪，把冠军弄到了阴间。越想越有道理，冠军自从进了那老东西的院门，整个人就变了，还有那个脑子不好使的哨子，整天白蛇来白蛇去的。冠军一个孩子，哪知道什么白蛇，一道闪电至于把心脏吓坏么。水边长大的孩子，哪一个没见过几十条闪电。冠军的死跟郑启良脱不了关系。
       洗河怒从心头起，抄起铲子就掘，本想掘几下解解气，却越掘越感到失去儿子的难过和绝望，就一口气掘下去。掘累了停下来，他才发现已经挖出了一个坑洞，豁掉的那块比坟墓更黑。他感到了怕，拎起竹篮就往河边跑，解船，用力开始划。水面黑如另一个夜，看不见星星映在水里。他拼命地划，可怎么也划不过河中央。他就换个地方往前划，还是到不了河心。转来转去又转到刚起步的地方，好像有根绳子一次次把他拖回原地，又像有堵看不见的墙横在河心，他忙出了一身汗也冲不过去。洗河说他对着石码头方向大喊过好几次，没人理他。我爸妈觉得奇怪，他们根本就没听见水里有人声。洗河在水上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看见手电筒的亮光，他再用力，竟然冲出去了。他说那条绳子和那堵墙，一定怕光。
       “不是怕光，”我爸说，“是怕人。”
       洗河终归是摆脱了“鬼打墙”，只是话少了，言谈也有点迟钝，经常正干着活就停下来发愣。这都正常，儿子没了，痛苦都装在心里，谁也高兴不起来。他们再次沉
       默，两颗白头在花街上低下去，再低下去。他们的内心无人知晓。
       10
       后来我去北京工作，一年难得回花街一两次，回去也都是三两天。我妈说我每次回去都像做贼，屁股焐不热凳子又走了。洗河家的事，大多是在跟爸妈通电话时听到的。
       先是洗河出了车祸，成了瘸子。他骑自行车送豆腐时又走神了，没看见城市里的红灯亮了，迎面一辆桑塔纳冲过来，连人带车摔到路边。左腿垫到马路牙子上，自行车接着压上去，小腿粉碎性骨折。豆腐白花花地散了一地。在医院待了两个多月。腿保住了，但成了瘸子。好在医药费对方出了一大半，要不又得倾家荡产。这一折腾，两个人的皱纹又多了几十条，五十出头已经完全老态了。为防再出事，苏绣给洗河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稳当。洗河的腿脚不方便，推和骑都放心。
       然后是招娣的亲生爹娘找上门，想把招娣要回去。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打听到这里的，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一对老夫妻，进了花街就问陈洗河家在哪儿，他们要找亲生女儿。招娣在深圳没回来，洗河跟苏绣多少松口气，就开门把他们俩迎进家去。大约半小时，苏绣慌慌张张跑到我家，让我妈去帮着说说话。那老两口不讲道理，生下招娣时他们不要，卖掉，现在孩子养大成人，他们突然后悔了，想把孩子认回去。哪有这样的道理。苏绣怕得要死，她和洗河不能再没有招娣了。
       我妈也很生气，跟着苏绣去了。老两口都在抹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这些年如何如何想这孩子，不知道她享福了还是受苦了。享福倒还好，若受苦，他们这当爹娘的真要遭天谴雷劈了。现在他们身边的孩子都成家了，一个个都不孝顺，把老两口扔窝棚里不管了。他们就加倍思念那个送了人的女儿，这两年一直在四处打听，总算找到了花街。
       “老哥老嫂，”苏绣说，“孩子是爹娘心头肉，我懂。可招娣是我们拉扯大的，我们一直把她当成亲生女儿。长这么大我都没舍得打过她一下。”
       “你再疼她，我们也是她亲生爹娘啊。”招娣的亲妈说。
       “招娣不知道她是抱养的，”我妈说，“她一直把洗河跟苏绣当成亲生爹娘的。”
       “那也只是当成。养父母到底还不是生父母嘛。”招娣亲爹说。
       “不，不行!”洗河慢吞吞地说，本来这几年他说话就慢，一着急更结巴了，“我跟她妈，操啊操的心，不比任何一个亲生爹啊娘操的少。她就认我们是亲生啊父，父母。”
       苏绣说：“孩子都大了，冷不丁冒出另一对父母，她会受不了的。”
       “是啊，”我妈也说，“招娣心重，万一受不了，那等于害了她。她在花街过得一直都很好。”
       “一听就知道是我生的，心重。”招娣亲妈说，“我也心重，心不重也不会厚着脸皮找上门来。我不知道后悔了多少年!一想到那几个不孝的东西，我就更想她了。我的亲闺女啊。”
       纠缠下去不是个办法，我妈出门找我爸，让他带几个街坊一起过去，不给他们点脸色看，他们还以为花街人好欺负。正好饭店里有几个家伙喝高了，我爸叮嘱几句，一块都开进了洗河家。这一招很管用。几个人喷着酒气插科打诨。这个说别欺负人啊；那个说你们凭什么要招娣；第三个说你们走时告我一声，我开车送送你们，车上什么都有，要镰刀有镰刀，要锄头有锄头；第四个说，怎么还不走，要八抬大轿抬上才走啊?老两口哪料到有这阵势，脸都黄了，四只老眼转几圈，站起来说：
       “我们自己走。自己走。”
       喝过酒的几个家伙看着他们走出花街，才放心，地回去继续喝酒。我爸说，干得好，这顿酒他请了。但是洗河跟苏绣还是怕，既然找到了花街，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一定要再来。招娣早晚会知道，谁知道她会不会跟着亲生父母走呢。即使不走，也会左右牵挂为难，反而可能更麻烦。上次她回家，知道弟弟死了没告诉她，哭了两天，一星期都没怎么吃东西。去深圳之前，每天都去冠军的坟前烧一刀纸。我妈觉得招娣不可能甩甩手就走，那孩子，看着长大的，绝对不可能。至于牵挂为难，就难说了，她心重。
       “给点钱能不能打发?”我爸说，“听那口气，是想要钱来的。一遍遍说家里的孩子不孝，活不下去了，想起闺女了。招娣要是也不孝顺，他们要回去干吗?分明是找甜头的。”
       我妈也觉得有道理。“再来就给点钱，说好别再纠扯不清。”
       几个人越说越觉得是那么回事。洗河跟苏绣才放下了心。
       事实上那老两口一直没再来，原因不明。起码到我讲完这个故事时，他们还没有走进花街。三个多月后，招娣突然从深圳打个电话到我家，说有急事。我妈一路小跑找来苏绣，她远远地看见苏绣抱着电话把手挥来挥去，偶尔跺一下脚。接了足有半小时。挂电话后，我妈谨慎地问，是不是招娣遇什么事了?苏绣赶紧摇头，没事，没事。她向门外走，过了门槛又退回来，犹豫半天说：
       “姐，也不瞒你了，这孩子说她有了。”
       我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看苏绣衰弱的表情才明白什么事。“你是说——”我妈试探着，“她才多大呀?二十出头啊。”
       “女大不由娘啊，”苏绣疲惫地坐到椅子上，“她厂里的一个男孩。家在海陵镇。三个月了。”
       海陵镇离花街不远，不到一百里。“你打算让她怎么办?”我妈说。
       “我就想听听姐的看法。我也没主张了。她还小。可是，我又担心。你也知道，我怕——”
       我妈明白了，她怕做掉了以后生不出孩子。她被自己吓怕了。这就不好办了。照我妈的想法，当然做掉，生不了孩子毕竟少数，但谁敢打这个保票。万一呢，这“一万分之一”也要人命哪。
       “招娣说，她和那男孩最近老吵架。她怕最后走不到一块儿去。他现在不想结婚，家里也不打算让他结。”
       要命，屋漏偏逢连阴雨。撞一块儿了。
       “我真怕，”苏绣抱着一头白发缩在椅子上，这两年她明显瘦了，像个小老太婆，“我真是怕。”
       那天我妈没有帮她拿主意，拿不了。只好让她回去跟洗河商量。第二天，苏绣眼圈乌黑地到我家，手里捏着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白纸，给招娣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语气坚定地说：
       “留下，无论如何都留下。明天你就买车票回家。”
       她让招娣回来保胎，怕她有闪失，也防止她听信那男孩的话去医院里打掉。
       招娣就回来了。临行前跟男朋友吵了一架，闹得都提到了分手。
       大年初六我回老家结婚。按花街眼下的习俗，新娘要坐轿车进婆家的门。我老婆喜欢水，她要坐船。我爸就找了四艘船，贴好双喜扎上花，船头上各挑起两只喜庆的大红灯笼，每条船上请了两个鼓手，一路欢闹。沿着运河漂游二十里再回来，从石码头上岸，再由我把老婆背进家门。我在鞭炮声里刚把老婆背上身，对面花街上驶过来一辆小面包车，一个陌生的男人走在车前，也挑着一挂鞭噼里啪啦地放。我以为是老同学或者朋友过来贺喜，可我不认识那人。我把老婆送进新房里，然后出来迎接客人，顺嘴就问我妈。我妈说，那是
       招娣婆家的车，接招娣和孩子的。
       “谁的孩子?”
       “招娣的，”我妈说，“都满月了。男孩。”
       “结过婚了?”
       “没有。男家本来不想要孩子的，听说是男孩，又非要不可。”
       “什么人哪!”，我老婆在旁边说。她觉得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不好玩，就出来找我。她听我说过洗河家的事。“妈，要就给了?”
       “来好几趟了。苏绣不答应，她提两个条件：一、把招娣也一起带走，两个月后结婚；二、必须给三万块钱。”
       “给招娣?”我说。
       “给苏绣和洗河。今天男家总算把三万块钱凑齐了。”
       我老婆哇一声，说：“那不等于卖女儿么?”
       “谁知道呢，”我妈叹一口气，跟着推我们，“看看你们俩，都结婚的人了还不懂事，就知道玩，招呼客人哪!”
       我老婆对我撇撇嘴，跟我一起招呼客人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一家刚吃过晚饭，苏绣和洗河过来了，我才想起来他们昨天没过来喝我的喜酒。现在专程来道喜。
       “昨天我们没过来，是觉得不合适，”苏绣不停地向我们表示歉意，“招娣去海陵，等于我们家走了一个人。过来怕对你们不吉利。再说，招娣跟那男的还不知道什么结果，要是没个好结局，对你们也不吉利。”
       这种迷信我向来不当回事，但他们真这么考虑了，我们一家人还是很感动。我老婆不谙世事，嘴里藏不住话，小声问苏绣：“阿姨，你们为什么要招娣婆家三万块钱?”她刚问完我就碰一下她的膝盖，她还不明白，说，“你碰我干吗?”完了，怎么就学不会拐弯呢?其实我也满脑子疑问，照他们的为人，不应该，但我知道这话不能当面问。我妈也觉得挺尴尬，打圆场说：
       “你们别介意，他们小，不懂事。”
       “没事，我知道大家都想问这个。”苏绣笑得苍凉，“除了招娣，我跟洗河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再没有招娣。我想过了，如果招娣亲生父母再来，给他们两万，就当招娣孝敬他们养老了。我们不会让招娣走的。还有一万，”她停下来看看洗河，洗河也笑笑，用右手碰了碰她的左手。苏绣继续说，“我们怕招娣在那边不受待见，万一回来了，也好给她买点滋补的东西，这时候不能亏了身子。家里实在没几个钱了。”
       苏绣说话的时候头发雪白，面目平静，仿佛几十年的光阴从未经过，是一睁眼就到了今天。
       2007－4－11上海西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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