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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病了，尿毒症。
       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母亲年事已高，换肾这条路走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透析维持生命。透析是个小手术，医生笑着说，语气显得非常轻松。半个小时之后手术就结束了，据说是手术里时间最短的一种，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医生在母亲的腹腔埋下两根管子，通过第一根塑料管，输入透析液(品名：百特；产地：广州；容量：2000cc；价格：33.5元)。而后，再依靠腹膜这道“过滤网”，将体内的毒素过滤一遍。三个小时之后，从另一根管子里筛选出来的毒液，呈现出温暖的橘黄色。我询问过不同的医生，究竟是哪些毒素构成了这种温暖的橘黄色，医生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人体内部的毒素数不胜数，每一种毒素都有一个临界点，它们互相中和，人就万事大吉；一旦出了错，就和一种可能的疾病隐秘相连。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敢于笃定，究竟是哪一种过量的毒素，最后主导出透析液的颜色。正是这些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的毒，让母亲一度无法进食，浑身发软。现在，依靠透析液，母亲被抽空的气力正在四肢上一点点攀爬，同样是因为透析液的帮助，现在的母亲终于可以下咽。
       在母亲身患尿毒症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透析液。而现如今，母亲有限的生命，必须要和这种液体彼此勾连。现在的母亲，一天需要四袋透析液。四袋18000cc!每天!
       这个数字非常骇人。一个人的身体，居然需要8000cc的透析液，才可以把每天产生的毒素，全部过滤一遍。这些来历不明的毒液温暖而无味，呈现出几近澄澈的橘黄色。假如不来自于母亲的体内，它几乎可以冒充新鲜的橙汁。我的小外甥刚刚学会喊我舅舅，就不止一次地试图偷袭。有一次，我差点就准备让他尝一尝，我是那么想知道，这些被过滤后的橘黄色，对人的身体是否还具备足够的威胁。那一次，他疯了一头汗，大约是渴坏了，手里拿着把剪刀，欢天喜地地拎起透析液。我鼓励地看着他，仿佛是希望他的动作再麻利一点。他终于一个人剪开了袋口，得意地看着我，仿佛是想得到我的鼓励。我再次点了点头，那一刻，我是笑着的。他果然就捧着开了口的透析液，张开小小的嘴巴，作势要倒进嘴里。
       理智终于回来的时候，母亲也睁开了眼睛，她惊骇地呵斥住了孩子，接着，又深长地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一刻的母亲，是否对我的品质产生过怀疑，我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委屈的小外甥，后背汗如雨下，后怕让我几欲窒息。好在母亲只看了我一眼，就转过了身去，接着，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说到了死。母亲被确诊为尿毒症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黑色的词，甚至不止一次地做起与死亡有关的噩梦。在那些黑色的梦里，我见过早已作古的祖父、三娘、三坡堂兄、五叔、外公和三伯……时间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老去，还是以前的样子，相反，我相信，在时间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无边的幸福里优游与沉陷；我还见过尚在人世的至亲(比如小妹、大姐和二哥)，以及那些久无音讯的人(比如失踪的哑巴和孬子)。在梦里，他们竟也已经奔赴于死亡，或是患上了与母亲一样的恶疾，赢弱的身体在病痛里沉沦。我梦见自己嚎啕恸哭，如丧考妣。
       醒来的暗夜，我大汗淋漓，心境久久无法平复。辗转，碾压，仿佛已经不在这个人间。失眠于是轰然来袭，夜暗无边，苦不堪言。失眠，这一无法言传的隐疾，已纠缠我多年。只不过，在这些醒来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的大脑不再空空如也，而是正慢慢发生着萎缩性的病变，呈现出另一种张惶的白。张惶的白比空空如也更令我恐惧，就如母亲已然衰竭的肾，它同样起始于一种弥漫性的萎缩，慢慢使母亲无法进食，慢慢使母亲浑身发软，慢慢把母亲拖近死亡的边缘。
       现在，母亲的肾脏已经不具备排毒的功能，因此，在透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的身体确实要舒服一些。然而三个小时之后，我们需要立即为母亲输入第二袋透析液。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毒素，被2000cc的“百特”透析液在母亲的体内过滤与筛选，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母亲的舒服感其实已经极其短暂，也极其有限。事实上越到后来，我越是不忍去看那些橘黄色的透析液，也不忍去看疼痛的母亲。母亲原是个结实的女人，虽然身高只有一点五米，体重却有一百二十七斤。然而，母亲现在的体重已经轻到不能再轻，全身的骨头都支棱了起来，一根连着一根。皮肤也已经不像是皮肤了，而是一层风干的鱼鳞。坐在那里都久久地，默然地，如果不是眼珠间或一转，几乎形同一尊雕塑，让人惊异莫名。
       我知道，正是透析液里那些橘黄色的毒素，在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的母亲。母亲只能依赖透析液，才可以维系住疼痛的生命。温暖的毒液，成为母亲须臾不可离分的“肾”；温暖的毒液，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恩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我们全家会像现在这样爱钱如命，会像现在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患病的时候，小村还没有开始合作医疗，一年十万余元的医疗费用全来自于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以及由此组成的六个小家庭。这无疑是个沉甸甸的负担，事实上一开始，医生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医生说，透析是个无底洞，人财两空最后还反目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可面对呻吟的母亲疼痛的母亲，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只有拿出砸锅卖铁的决心，在手术单上签了字，让母亲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自费透析的乡下人。这让我们稍感安慰，比起乡下那些莫名的亡者，母亲至少还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
       比如五叔。一九九七年，六十一岁的五叔死于尿毒症。在此之前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五叔一直患有糖尿病，尿液里的血色红得怕人。然而即便如此，五叔也一直不肯去医院，在五叔的意识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医院终究看不好要死的病，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终于发展到尿毒症的时候，五叔这才彻底地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在虚弱的呻吟声里，等待死神的枷锁结束他的病痛。五叔没有为自己的病痛花过一分钱，五叔既舍不得，也对医院不相信。在乡下，乡亲们对医院都心存排斥，在他们的观念里，有这个钱还不如买一点吃买一点穿。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成见由来已久，一如泥土的腥气，已经渗到他们的骨头里。母亲也因此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母亲高血压，我们为她买了药，放在床头柜上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但母亲总是在头晕的时候，才想起家里还有药，才想起家里还有测量血压的仪器。母亲正因为长期高血压才导致尿毒症；而五叔，是因为长期糖尿病——五叔不知道，而母亲也不能够懂得。
       那个夏天的夜晚豪雨如泼，五叔终于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甚至没有叫一声五婶。奢华的丧事欲盖弥彰，让一帮老伙计羡慕得不行。在众人形形色色的目光里，五婶放声恸哭，“你怎么会得这样的恶病”，“来生你就是投胎也别投成乡下
       人”……
       这种无谓的劝慰让我黯然动容。雪白的经幡迎风招展，遮天蔽日，乡亲形色哀戚，我在其中，心里堵着难言的痛。坐在门槛上，我耷拉着脑袋，心绪久久难平，忽然就想起镇上唯一的卫生院。卫生院在扫帚沟街附近，中学旁边，荒凉而破败，简陋而不洁。记忆里的卫生院只有六张病床，像是间大通铺，上面悬着一只积尘包裹的吊扇，同被褥一样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卫生院离我家五至六华里，我只进过一次，刺鼻的气味像一柄巨勺，在我的胃里一个劲地翻搅。十五岁那年的夏天，三坡堂兄喝了农药，四五个人轮流背着他送到卫生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当时的卫生院里只有一个医生，靠在椅子上心事重重地抽烟，目光盯着头顶上的吊扇。他为什么要盯着吊扇?我不知道。他大约是想打开，但厚重的灰尘让他犹豫，于是就盯着，仿佛是在期待灰尘自己飘落，然而奇迹迟迟没有出现。
       他只是看了看堂兄，就捂着鼻子说，抬回去!他生硬的短语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生的希望瞬间斩灭。一地的人号啕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再次点上了一支烟。
       这个冷酷的医生，今年春天我再见了一面。哦，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在今年春节，农村合作医疗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小村，费用每人每年十元。在经过一段马拉松似的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终于开始相信：希望在前方，明天会更好。那个返乡的上午，下了车，我一路兴奋着奔向卫生院。许多年之后的卫生院还在那里，蹲在一排排楼房中间，低矮而逼仄，看上去比母亲还老，仿佛一个被恶疾纠缠多年的老者，风烛残年，苟延残喘，横流的水渍在外墙上刷出一张张土黄色的脸。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半掩着，透过铁门看过去，整个卫生院像一座在时光深处没落的废墟。那个冷酷的医生似乎已经熬成了所长，一个年轻的医生指引我，说，合作医疗的事，归他管。
       他还是靠在椅子上抽烟，仿佛他一直就不曾离开过，一直在盯着那只尘封的吊扇。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在说明了原委之后，我得到的回答是：省城的医院只能报销百分之二十，县医院可以报销百分之三十，镇卫生院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十，而且，必须是住院。三下五除二之后，他叼着香烟气定神闲地对我说，你妈这种情况，大概可以报两千元。
       两千元?两千元!两千元，只够帮母亲买一个星期的透析液。然而报总比不报好，报了，母亲多少会觉得安慰，甚至有可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母亲甚至想回到乡下，看病或者买药，都上镇里的卫生院，在母亲看来，这样应该更便宜一些。母亲不知道，卫生院里根本就没有做透析的设备，卫生院也没有透析液。短暂的兴奋之后，我们再次陷入无底的深渊。
       在听从我们的劝说之后，母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其实母亲自己，对卫生院也是将信将疑、心怀警惕，母亲还破天荒地长篇累牍地说起一件事。前年，邻村鳏居的天保得重感冒，拖得也是久了些，到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才被乡亲们支使进了卫生院，吊青霉素，一瓶水还没吊完呢，天保就断了气。天保的儿子在常州做包工头，他带了一帮人回来，把卫生院砸了个稀巴烂，围了一天一夜。最后，卫生院赔了两万五千元。再多估计也没有了，包工头在拿到钱之后，只好把天保的尸体就地收了棺、入了殓。“农村误了多少人哦!”母亲佝偻着腰身，拍着粗气呼啸的胸口，接着又历数起一个个亡者。
       母亲说的我信，我在乡下呆了将近二十年。在我的乡下，许多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了，有的连死因也说不具体。乡亲们都信了这句口头禅：黄泉路上无老少，哪里的黄土都埋人。
       全家只有二嫂一个人兴高采烈。二嫂类风湿，有些年头了，病根是在月子里落下的。二哥带二嫂上过破罡街的小诊所，上过扫帚沟街的卫生院，再往上二哥的步子就迈不动了。二哥这一迈不动就停下了好几年，好几年之后，二嫂就瘸了一条腿，走路一瘸一拐的。二哥本来在外打工，二嫂成了瘸子之后，饭都不能烧，二哥只好卷铺盖回家，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田。这一回终于可以报销了，二嫂于是决定到卫生院里住院。兴高采烈的二嫂在卫生院里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你金贵，操!都瘸了，还住啥院?”想想也是，村子里的女人很少能坐一个完整的月子，男人都在外打工，女人前脚生完孩子后脚就得下田。村子里的女人三分之一都有类风湿，或轻或重而已，最重的数卫东家的，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年。羞愧不已、黯然落泪的二嫂于是连药也没有开，就一瘸一拐地爬上了回家的蹦蹦车。这一来一回，二嫂花去了十元钱。
       就为这十元钱，二哥和二嫂吵了大半夜。
       ……疾病像一块生冷的钢铁，尖锐地在乡村的胸膛上，许多年。无数家庭的航船在疾病中沉没，在疾病中搁浅，无声无息，不被人发现。每每在坚硬的城市里自在地浮游，在泛黄的书页里矫情地辗转，在清晨的电脑前回望乡村，或是进行乌托邦似的唯美书写，我时常感到自己身上的罪孽。母亲病重之后，有空的时候，我时常借故下乡采访，亲近农舍亲近土地，和农人聊天，让自己的耳、鼻、心以及整个身躯都能最大程度地贴近遍布疮痍的苍茫大地。我深切地知道，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是有病的，一直都有病，而且，病在骨头里!我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乡村并不肥美的土地也有一颗博大的肾，它同母亲的肾一样在慢慢衰竭，较之于母亲，它的病痛其实更为持久，也更为酷烈。而无限扩张的城市，坚硬的城市，正为这颗曾经供养过它们的肾，做旷日持久的透析——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苦役。
       乡村的肾，就是母亲的肾。母亲在疼，就是乡村在疼。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