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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白板的墓志铭
作者:陈世旭

《人民文学》 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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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板
       白板这样痴心文学,我们没一个想得通。白板小学的时候偶然从一本什么书上读到老大一篇写月亮的童话,好奇得不得了,一夜一夜地翻开那一页对着月亮照,以为那些字真的可以变成爬上月亮的梯子,发誓长大了当作家。可惜后来书读得并不好,只能在心里记住老大的名字。直到有了小老板的身份,觉得可以结交老大这样的名作家了,白板才把积攒了多年的小说书稿寄给老大斧正。老大真的一页一页仔细批阅。批阅完了,认真退回,白板又寄来一批,又批阅,又退回,又寄来。如是几年,老大最后不得不说,你安心开店吧,小说这碗饭莫吃了。白板好久没有回音,老大以为自己话讲重了,让白板吃不消了,但想想,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这样就能让白板安心当他的小老板,也是对他负责。不料过了几个月,却又收到白板的一部巨著手稿,白板在信里说,这部新作比刚刚得了茅盾奖的一个小说一点不逊色,请老师鼎力推荐,这也是他最后一部请老师斧正推荐的书稿,如果不成,就按老师讲的,从此搁笔,决不食言!几年来,这样的话白板说过起码有十回了。但老大还是怀着极大的希望耐心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实在找不出鼎力推荐出版的理由,只有再次写信,说为了你,也为了你家人,求你再莫起写小说的念头了!白板回了一封很悲伤的信,说写小说可以死心,老师为不才的学生白辛苦了这么多年连顿饭也没有吃他不能死心。看了白板几百万字的书稿,老大从来不肯受白板的一点回报,想想总是有一番师生的交情,就邀上我们几个赴宴。白板也就从此跟定了老大。老大讲什么白板都当作圣旨。只要老大有事,白板自己的事再忙,也会马上丢下,跳上电驴子,屁滚尿流地跑来。
       老大找白板,都是文学院的事,也就是我们这帮人的事。比如开了谁的研讨会要请记者和评论家撮一顿,外地来的作家洗了脚,文学院卖报纸杂志的零碎钱花光了,便找白板来买单。每次买单,白板都一本正经,像是在办自己那家店的头等业务。完事了,一脸荣幸,好像是揩了我们的油。要是我们有几天不找白板,白板就自己来找我们,找到几个是几个,一块去喝酒。白板说酒合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没有你们,喝酒没味道。白板喜欢喝酒,什么时候见到都是晕晕乎乎的醉态,其实酒量并不大,一口两口就红脸,一杯两杯就搞不下去了。
       白板算不上大款。娘老子早年做工的厂子倒闭,问亲戚借了点小本钱,从乡下贩菜到城里菜场来卖,后来攒出一间卖杂货的小店面。白板高中毕业连考了两年没有上成大学。看看儿子没有指望学而优则仕,自己也又老又病,娘老子就把店面交把了儿子。白板从小搭错了筋,做梦都想当作家,绝没有想过当卖杂货的小老板。当了小老板,依旧还老做当作家的梦:把稿纸写得满屋子雪样地飘,出的书一整车一整车,拉得牛出汗。梦醒了,晓得自己不是吃那碗饭的角色,却不甘心,硬往作家堆里凑。白板赚的钱,除了养家活口,一个是花在小姐身上,一个就是花在我们这帮人身上。问他在小姐身上花钱和在我们身上花钱哪样快活,白板说一样快活。这让我们十分感动:白板真是白板,白璧无瑕。白板的饭局上,大家一致说,一定要在白板生前给他写个天下最好的墓志铭,让白板晓得我们这帮人是有情有义的,让白板到了死的那天晓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值得一虽然没有当成作家,但是作家给他写了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一个对文学痴心的人,一个对朋友厚道的人,一个总想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小姐和作家的人。他一辈子没有醉过,一辈子没有醒过;一辈子没有穷过,一辈子没有富过;一辈子没有冷过,一辈子没有火过……
       那天大家七嘴八舌议了个开头,就没有再议下去。因为白板的日子还长着,业绩是一定还有发展的,说不定哪天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不过不管怎样发展,怎样惊天动地,那个开头是绝不能少的。白板自己也基本上同意,说你们讲得不错,只怕高度过了,我当不起。另外,是不是“小姐”可以划掉?跟“作家”连在一块讲,对你们不好。大家说,有什么不好,我们还不如小姐呢。除开你,在座谁敢讲自己有小姐钱多!
       怎么能这样讲!白板正色说,作家很伟大的。钱算个卵子!
       所以不是高度过了么!大家不肯改,白板只好默认。
       那次老大找白板是为办写作基地的事,想让白板帮忙请几顿饭:基地基地先要有地;有了地就要有房子;有了房子就要有人——也就是编制;有了编制就要有经费。这个事是要上文学史的,白板深感重担在肩,正庄严着。
       当时文学院的几个名人逢中、二饼、幺鸡都在。幺鸡一向对单位的事没有兴趣,老大刚说完办写作基地的想法,幺鸡就嗤了一声:嗤,还写作基地!嗤完就提前走人了。
       老大
       文学院真正痴心文学的还应该是老大。老大说,这世界如果最后只剩了一个作家,那肯定是他,绝不会是别个。大家说,那你能写的怕也是最后一篇童话:地球遭了大劫,只剩了一个生灵,当然是个作家。这作家当然是个跟老大一样死心塌地的,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爬格子。就在这时,门外的楼梯响起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胡扯!二饼一推眼镜:只剩了一个生灵,哪里还会有脚步声?
       逢中尖笑道:二饼你想象力也忒低了。
       是啊,要不怎么叫童话?白板很聪明地插嘴。
       当然应该有脚步声,逢中接上刚刚被白板打断的话头,而且当然应该是个美女。
       美女?二饼冷笑,老实听鲁迅的吧,要来就来个卖大饼的。
       对头,就是我这种人!
       白板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很兴奋。
       老大是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再绝的黄段子都莫想惹出老大的笑。老大从头到尾用心盯着。疑疑惑惑地眨着眼睛,等到众人已经哄堂。老大还没有搞清意思,只能尴尴尬尬地跟着咧嘴,表情像是蹲在茅坑上大便将出未出时候。尴尬的回数多了,老大也会想着改变一下形象,也凑趣来一段。但每回都是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完了自己先呵呵呵呵地大笑一气,好像生怕被别个抢了先,忽然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很奇怪,反复问:你们怎么不笑?!
       但一旦讲起文学,老大就绝不肯胡扯,也不喜欢别个胡扯。文学是很神圣的!老大说。年轻时老大因为那篇让白板着魔的童话上北京受过表彰。当时的奖状和合影“文革”前一直高悬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文革”中差一点被搞掉——合影上面的大人物正在一个一个被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老大听到抄家的风声,连夜采取了有效措施。有人说是转移到了乡下的亲戚那里,有人说是深埋在什么地方。不管你是恶意还是好意,老大从来不作正面回答。过了这么多年,老大也再没有让那些东西露过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谁能预料?不怕社会动乱,还不怕贼?死了我是要拿去垫棺材的。不到临死,我哪个也不会告诉。古人讲,文之为德也,大矣,是与天地并生者。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多么
       的崇高!而今有说文学是玩的,有说文学是大便的,有说文学要灭亡的,你说文学是玩、是大便,那样的文学当然要灭亡,但真正的文学绝不会灭亡!
       自从年轻时跟文学搭上壳,老大爬格子一天也没有偷过懒,不管动乱浩劫还是地震洪水,老大夜夜都熬得油干灯尽,把自己关在一间门窗密闭的黑屋子里,只留一个光线微弱的小灯泡照着稿纸。构思的时候干脆就用被子连头带身子紧裹起来,一裹一整天,出来的时候两眼血红,一脸乌青。一家人忧心忡忡,总怕他哪回会闷死在里面,却又不敢惊动,搞毛了,当家的活不成,别个哪里活得成!老大老婆没上过学,扁担横在地上不晓得是个“一”字,对写字的人和写了字的纸敬畏如同鬼神。老大因为写字出人头地,老大和老大写了字的纸自然就是身边的大鬼神。她一辈子小小心心地伺候着老大,也小小心心地伺候着老大写了字的纸。老大写了字的纸不管随手搁在哪里,她决不敢碰一指头。老大撕碎了丢进字纸篓的,她背后会一张一张对着拼缝粘起来。什么时候老大忽然想起撕掉的纸上有段话原是好得不得了的,唉声叹气,悔断了肠子,她就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沓粘得像鞋底样的纸,细声细气说:看看这里有没有。结果往往是老大大喜。
       这样的老婆,老大自然不会过河拆桥。老大一辈子没有绯闻,仅有的一次是桩冤案。
       那次省报转了一大堆信到文学院来。信的内容是一对陌生男女从相遇到上床的过程。那些信一封比一封长,信上的故事一封比一封丰富,细节一封比一封详尽,最后连生殖器的种种表现都描绘得活色生香。
       那个男人竟是老大!
       可怜老大从那些信上抬起头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人样,下巴都歪了,半天说不成话。把大家吓了一跳。
       犯得着这么紧张么?众人宽慰道:什么年月了,慢说一个,就是十个八个,谁又能把你怎样?
       一定搞错了!老大又去翻那堆信,好歹从一堆乱麻里理出了头绪——
       引起那位女读者给报社写信的原因,是老大前不久发在省报的一篇千字文,里面引用了一个资料,说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形容女人阴部是“上帝的容颜”,就是这句话,给老大惹了一身臊。
       那位女读者在给报社的信里说,当初,这个男人就是用这句话打动了她,搞得她要死要活。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她相信他不是抛弃了她,一定是不得已才躲起她。而今老大把那段话写在文章里登在报纸上,就是向她发出的暗号。她求报社成全他们,哪怕能帮他们再见上一面也好。
       老大把那些信归置好,一手按住,释然说:要么是一个狗日的真的跟我同名同姓,要么是这狗日的冒了我的名。
       未必吧?干这种好事谁还用真身份?二饼耸耸眼镜。
       换了我,快活还来不及呢,你倒烦了。逢中说,要不老哥去给你打探一下,要真是个美女,你就趁机弄到手。
       老大你也太土了,绯闻有什么不好?多少人求之不得,你怕什么?怕离婚?儿子大了,老婆成了黄脸婆,不正好换届?怕行政处分?你一个群团小头目,处分你你不还是爬格子?幺鸡嗤道。
       老大跟我们这帮人扯不清,把那摞信一封不少地交给了文学院的书记,要求组织出面调查。
       文艺界这种八卦谁搞得清?书记说,什么了不得的事,值得兴师动众?这些信拿回去当小说素材蛮好,原汁原味的,一点不比那些身体写作的小说差,发出去说不定赚大钱。
       老大睁圆了眼睛:不搞明白我过不成日子的。
       书记只好派人去女方单位了解情况。
       那是个小单位,负责的是个更年期女人:我们正要去找你们呢,你们文艺界也太缺德了,看把我们一个好好的女青年弄成了什么样子!
       去的几个人分辩说: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还没有开始哪,你怎么就下了结论?
       更年期尖叫起来:了解个屁!你们文艺界有什么好东西?哪个不是男盗女娼?
       老大反而镇静下来,说出了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
       在双方单位代表监督下,老大跟那个女人见面。事先不讲老大是哪个,看那个女人认不认得。
       书记提醒说:你真想好了?不会越搞越复杂?人家要是缠住你不放呢?
       那我就上法院。老大眼睛里射出要跟人玩命的寒光。
       见面的时候,老大作为单位代表问话。那女人一一作答。更年期忍不住了,一下站起来,指着自己单位“好好的女青年”:你到底认不认得你那个王八蛋?
       怎么不认得?他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得。那女人很委屈。
       那你认不认得这个人?更年期又指老大。
       老大把身份证、工作证、作协会员证摆到那女人面前,又把登了那篇惹事的千字文的报纸递过去:这个作者就是我。又指指跟来的老婆:这是我爱人。
       事情了断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让人疑惑的痕迹。只是因为听说那女人长相蛮看不得,有人编了个笑话,说老大有一次化装成劫匪去一家小商店打劫,威逼管钱箱的女店员说出钱箱密码。女店员挺身道:我决不说,你就是强奸我我也不说!老大上下打量她一眼,说:你想得美!
       莫扯莫扯!老大听了很不高兴。老大觉得这种没油没盐的玩笑影响写作情绪。
       焦心的是,很多年过去,老大除了一本“文革”前出版、“文革”后再版过一次的薄薄的童话集,再也没有新书出来。多年写出的稿子堆了半边墙,就是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出版。说是老大写的那些若是出了书绝没有人肯买,出书的就要赔本;老大是名作家,又不好让他出钱;就是老大自己要出钱,出版社也不划算,因为没有效益。
       老大发现,而今作家光闷头写书怕是不够了,必须培养读者。而且必须从娃娃抓起,又最好是从受金钱污染较少的贫穷乡村抓起。于是发动我们一帮人向山里乡村中学小学送书。
       交接仪式回回都很隆重,师生们站满了一大操场,升旗列队,敲锣打鼓,代表发言,歌舞表演,最后一拥而上争先恐后找作家签字,把跟随老大下乡的我们一帮人围个水泄不通。媒体的记者也很积极,回回搞得一头一身大汗淋漓,报道也做得沸沸扬扬,唯恐天下不知。我们一帮人的感觉是时光倒流,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找回了明星的精气神。老大自然最有成就感,回回都红光满面,服了伟哥一样气昂昂的,好几天都安静不下来,见人就比比划划,介绍盛况。
       过些时候,老大带着外地来取经的同行去参观送书的点,头一个是老大自己老家的那个乡中学。因为是老家,老大事先没有打招呼。校长和老师见到忽然出现的老大和跟来的一群,一下惊慌失措。
       原先讲好让当地木匠做的简易书架影子也没有。那堆书像那天送来以后一样依旧呆在墙角里,外面的包装倒是撕开了,里面的书除少了几本学生字典和卡通杂志,老大的童话、逢中的诗集、二饼的大部头长篇报告文学,都七零八落地跟万人坑里的尸体一样堆着。明显是被翻动了几下以后又就手丢下的。乡下的土墙青苔长得齐腰高,可怜那些在先前的主人家里精心存放了多年的大
       作一本本软塌塌地发了霉,开始腐烂。找了几个学生来问,有的说是回家要帮家里干活,没工夫读课外书;有的说是看不懂,不晓得讲的是哪个年月哪个地方的事;有个老子在城里做生意的干脆就说不喜欢,只喜欢水点桃花。
       老大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不晓得“水点桃花”是一个新蹿红的网络作家的名字。待别人详细说明,老大仰天长叹:天丧予啊!
       不过叹气归叹气,并不等于老大真的绝望了。他们这一代正当年,不是哪个说抛弃就可以抛弃的。他们已经写出的,许多已被历史确认为经典;他们将要写出的,只会更加成熟。别个不认是别个的事,自己不能动摇!就是哪天真的写不出了,也要给文学院当看门狗。
       拜托!文学院的门就不消看了。有人举了一个巴尔扎克的典故:半夜巴尔扎克听见门外有贼的响动,说,你不必费事进来了,里面比外面还穷。老大你真要为文学献身,就给大家弄个像样些的安身地方。
       要得。老大一边听着一边沉吟。本来是句开心话,哪晓得老大当了真。那时候全国到处在搞写作基地,老大说,我们也搞一个。
       写作基地的选址,老大定在了老家的一面山坡上。山坡正对着一座大水库,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头露在水面上,云烟缭绕。当地干部晓得浙江有个千岛湖,为了压倒它,就把这水库叫做了万岛湖。横直没有哪个鬼吃饱了没事会来数山头。
       一帮人站在山坡上,面对万岛湖,大呼小叫,手舞足蹈。
       二饼翻山翻得喘不过气,料想会不高兴,哪晓得二饼说,老子住宾馆住烦了,还是这里好!
       逢中远远地一直走到水边立住,一副秋水伊人的情状。好久才转身回来,说,我想了两句话:神灵乎山水,锦绣也文章。如何?
       二饼说,莫酸。你肚里几根花花肠子我还不晓得?老大要在这里搭屋就快些,逢中要在这里辅导红罂粟,熬不得。
       逢中细细的丹风眼忍不住瞟了一下人堆中的几个女士,呵呵笑道:倒也是。
       此时的老大眉头紧皱。逢中那副对子让老大受到启发,写作基地必须有一篇像模像样的碑记。酝酿既久,忽然大叫:哪个过来,帮我记一下。老大这些年愈益健忘,灵感触发的好句子若不及时记下,转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万岛湖也,为水利之功,成风景之观。荡荡乎于大地之上,怡怡然于长天之下。东仰蟠龙云山,北依金凤秀岭。积吴山万壑之郁翠,承楚地千古之雅风。山岚苍茫可以壮气,水韵优柔自然秀人。今有高志者,创建写作基地于斯,以为文学立使命,为往贤继绝世。文坛翘楚、后生学子,时来聚首。或清泉烹茶,长歌当酒,文人相亲,无分你我,取长补短,如琢如磨;或远山凝黛,细雨吹声,展卷读书,博览中外,虚怀若谷,广纳厚收;或闭目游心,精骛八极,天下风云,俱来笔端,时代华章,彪炳青史……
       逢中一边记一边喝彩,很是服气。
       白板仰望留在人群最后面也是站在最高处的老大,高喊了一声:
       老大,你很伟大!
       逢中
       最赞成办写作基地的是逢中。逢中喜欢双手叉腰直立,恰如“中”字。逢中平时老是离群索居,斯人独憔悴的样子。但这“群”不包括毛妹子。逢中以辅导毛妹子做女诗人为荣,喜欢说“寡人好色”。又常常暗示,这“好色”不是虚的。使其“中”又有了器官的意义。
       逢中老子解放前丢下老婆孩子去了台湾。因这背景,逢中只上了中专师范,毕业分到一个乡镇的小学教书。上师范时逢中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芦笛”。在墙报上用了几回,被人指出是冒了当时一个大诗人的名。逢中舍不得“笛”字,便抹去“芦”,改成“阿笛”。“阿笛”其实更有味道,天生就是一个情人符号。当时就颇有几个女生“阿笛”、“阿笛”地给逢中递过纸条。可惜因为逢中的海外关系,又被分到偏僻乡镇,几位最终都没有为爱献身。
       那是我一生中最甜蜜浪漫的日子。逢中一回味就咂嘴,舌头在多沫的嘴角上乱舔。脸格外地灿烂起来,满脸皱纹格外地密集起来,层层叠叠的沟壑瞬间淹没了细细的丹凤眼——二饼形容逢中的脸是大寨田,千沟万壑。二饼东西写得不怎样,这方面却很有才。
       我最好的诗是那时候写出来的,逢中说,那些诗都没有发表过,只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人。为了证明那些诗确有传世价值,逢中偶尔一首两首地拿出来示人,露一点冰山山尖,透一点春消息的意思。逢中最得意的是一首描写花骨朵的诗。我们几个读了说,不过就是一个诗人用发抖的手指摸花骨朵的蕊么,好在哪里?逢中连喊你们狗屁。这之前,他一直眯眼盯着我们的表惰,不停地往回吸收嘴角溢出的口水,就等着一声叫好。
       你们真的没有看出来?什么是花骨朵的蕊?那是花骨朵最圣洁、最神秘、最鲜艳的地方,也就是毛妹子那里啊。逢中终于不得不说穿,脸上失了光泽,皱纹变得僵硬:难怪你们的货色那么干巴,那是文学?是便秘。听口气,非把我们赶出文学院不可。
       逢中长期受到压抑,火气很大,哪个惹火了就恨不得咬哪个一口。作为一个诗人,逢中的诗作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是很晚的事情。在那之前逢中所有被审定可以发表的作品,都因为报社或编辑部打电话或发公函到单位来调查政审而无从问世。
       逢中的婚姻自然也不顺。因为要写诗,加上对反动家庭的憎恶,逢中上了师范就极少回家,毕业分到乡村小学一个人住了快二十年,过了四十岁才成家。老婆在学校食堂洗碗,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前夫是知青,回城以后甩了她。日后逢中申诉离婚,理由是因为意志薄弱,沉溺于一时的官能冲动,导致了无爱婚姻的建立。
       逢中各类表格的专业成就一栏,填得很满。公开发表的作品都是关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歌词。为了证明自己确系诗人无疑,逢中特地用很粗的笔画把“歌词”一律写作“歌诗”。逢中有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功勋诗人、桂冠诗人、世纪之星、未来之光……国内以至国际凡可以见到的诗歌评奖,几乎都有逢中参评的名字。每一年文学院的年终总结,逢中的发言就是开列国内国际各类诗歌评奖的清单。这清单逐年增长,新的奖项和新的头衔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逢中的名字永远同所有这些熟悉的和陌生的奖项和头衔连在一堆。青春王子奖规定了参赛者年龄最大不超过三十岁,逢中早已过了做王子老子的年龄;红罂粟之蕊奖明明白白是专为女诗人设的,逢中那首描写花骨朵的得意之作照样得奖不误。只要交足了参赛费,什么奖、什么头衔都是可以得到的。
       发现这奥秘的,是一朵未名的红罂粟。她起先慕逢中的诗名学诗。因为亲近,发现那些吓人的国家奖、国际奖其实是商业活动。而逢中交的各类参赛费是节衣缩食挤出来的,逢中那个台湾将军老子不过是个靠荣民院活命的。为此逢中在个别辅导后请红罂粟吃夜宵只好让她买单。对逢中的诗名和逢中的台湾老子都极感失望的红罂粟则只好报以一记耳光,飘然而去。
       对这类闲言碎语,逢中不屑一驳。像他
       这样的名诗人,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是很自然的事。逢中那首《红罂粟之蕊》,正好就是那个女诗人大奖的冠名。这样以歌颂女性器官张扬生命意识的杰作,逢中几十年前就写出来了。如今诗坛上几个乳臭未干的香艳派算个屁!
       逢中以女性器官入诗,又以这诗题做了打算编辑出版的一部诗集的名字。那时正流行文稿竞价,一个女大款将自己的失身故事编成的剧本可以竞到上百万,逢中这样有至高文化品位的诗作岂能埋没。
       对逢中诗集的艺术价值别人自然不敢怀疑。但老成持重的老大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点提醒:若要交钱,我劝你莫凑热闹,莫做冤大头。老大听到的说法,那竞价是个陷阱,几个文坛泼皮拿了几个末路名人做幌子来骗吃骗喝的。逢中说,你多虑了,这竞价是有官员主持的。老大仍不开窍:官员就可靠了?逢中眯起丹凤眼说,老大,许多事你不懂的。
       正式见到报上发布的竞价参与者名单逢中荣列其中的那天,逢中举行了一个酒会。会前,逢中去隔壁的小卖店取啤酒。啤酒是文学院用防暑降温费买了购物券分发给大家由各人自取的。逢中取到的那一捆,其中的一个瓶盖有锈迹,逢中当街惊叫起来,让过路的人以为逢中遭了商店的迫害。店方答应更换那一瓶,逢中不肯,必须整捆更换。店方不肯。逢中凝聚起脸上的千沟万壑,逼住对方,用深沉而清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问:你们晓得我是谁?对方茫然:你是谁?不就是个人么。逢中从牙缝中呲出一丝冷气:无知!想想又不对头,别人说他是个人怎么就无知了?要说他不是人才有知么?便又补充道:我是诗人,著名诗人,高级知识分子!知不知道?你们这一班,只晓得歌星影星,浅薄!这才转身昂首而去。酒会也因此流产。
       参加了分红的大报小报把文稿竞价炒得沸反盈天,但始终没有逢中和他的《红罂粟之蕊》什么事。
       那之后逢中有好长时间没有谈诗谈红罂粟及红罂粟之蕊,单位和场面上也难谋其面,听说是病了。估计因为心情抑郁,免疫力下降,偶感风寒,小恙而已,大家都没有怎样在意。
       但逢中却因为这回“小恙”出了大名。
       文学院从老大到我们各人,有一天每人都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了一大沓当代诗坛好几位泰斗级元老给逢中回信的复印件,对一位诗坛宿星的不幸罹患绝症深感痛惜并致深切关怀。媒体很快得到消息,先是蜂拥到文学院,打听到地址又蜂拥到逢中的家。躺倒在床上的逢中展示几位诗坛泰斗给他回信的原件,泪流满面。泰斗们惺惺相惜,证明逢中在诗坛上与他们是一个级别。媒体由此晓得,原来当地人多年来忽略了一位就在身边的文化大师。纷纷发表报道,感叹墙里开花墙外香。这样的传统陋习不改。当地文化建设岂非空谈?
       逢中忽然成了新闻人物,老大很是纳闷,又凡事喜欢盘根究底,赶紧去医院了解逢中的病情。倒还真不是空穴来风:逢中在那次诗稿竞价无果之后,有一次发现痰里带血,觉得自己怕是没有几天好活了,反复恳求医院用尽一切检查手段,直至切片检查是否肺癌。医院被纠缠不过,只得照办。结果证明的仍是最初的诊断:上呼吸道感染引起部分毛细血管破裂。在切片送检、结果出来的间隙,逢中奋笔疾书然后黯然邮出了给诗坛泰斗们的临终遗言。老大又在来京开会时,向几位诗坛泰斗打听到临终遗言的具体内容,逢中称其一生追求诗歌艺术,正当英年,却病入膏肓,将撒手诗坛。当此之时,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此生最仰慕崇敬的您老!
       几位对诗坛现状忧心忡忡的元老知道诗坛还有这样的赤子之心在,只可惜天妒英才,真是悲喜热衷肠,连夜写了回信。
       逢中因为声名鹊起而重新振作。那之后主要在忙两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程序:一个是申诉离婚;一个是统计并列出一长串本市著名寡妇的名单,然后按名单逐个寻访,以便重新组织一个与著名诗人相称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问逢中这么大名气为什么只选寡妇而不找女孩子,逢中说,女孩子生涩,不够味。但大家觉得,逢中是被那位红罂粟的耳光打怕了。
       逢中不久终于找到一位中意的独身女人。她的前夫是某县文化馆的干部,就因为会写诗跟她离异,她后来进城打工,从洗脚女一直做到洗脚屋老板,发誓非诗人不再嫁。
       缘分啊!逢中把溢出嘴角的口水吸收回去,细细的丹凤眼眯成两条线:说不出的温柔啊,天天晚上给你洗脚,完了“剥”的一下给个吻,三十如狼四十似虎,弄得你相当吃不消。当时有个小子接到一条手机短信:女人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睡;十八岁你要编故事骗她和你睡;二十八岁不用故事就和你睡;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骗你和她睡;四十八岁你要编故事不和她睡。准备编不和她睡的故事吧,那小子尖酸刻薄。逢中睁开丹凤眼,咂嘴说:我们不是故事,是诗!逢中一说起晚年婚姻的成功,脸上层层叠叠的沟壑每条都有蜜流出来:生活一旦成了诗,诗倒写不出了。
       听说老大创建写作基地的设想付诸实施,逢中跃跃然:有了如此写作基地,何愁没有创作冲动,何愁没有无愧时代的大作品!
       二饼
       “造!”是二饼的口头禅,语义不明,应该只是一种情绪。一个人鼻子上架着酒瓶底似的眼镜,鼻子下的嘴巴却说出这么粗的字眼,就使那情绪显得更其恶劣。二饼总是愤愤不平。一位名人正红,一颗明星升起,一部新书轰动,二饼都要“造”。二饼在文学院做专业作家,但文坛上的动静却总与二饼无关。天下风光都让别人占着,独二饼是被弃者。
       二饼是秘书出身。先前给领导写总结、写报告、写讲话稿,脑子灵,记性好,晓得各个上司的口味,记得各种流行术语和上司喜欢的伟人语录、名人名言,因此文章成功率就高,很得赏识。都以为二饼是要从政人仕的,二饼却转了舵。二饼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又偏爱庄老佛禅一类闲书,联系自己多年的机关经历,下了一个极错误的决心:做陶渊明。二饼整个人生也便由此步入歧路。当时,文学院刚成立,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也就不能充分证明时代的伟大,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二饼在这个时候提出进文学院,正是时候,很快得到批准。
       问题是,文学创作到底不是写总结,只要有观点有例子就可以捏拢;做作家也到底不是种白菜萝卜,只要有规划有决心就可以达标。二饼进了文学院成了专业作家之后,好长时间没有一个字发表出来。年终总结,二饼坐在角落里抬不起头。实在说,二饼也不是没有一点才情,又经过了多年文字工作的磨练,应该有些底气的,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总是脱靶。好心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不妨读一点弗洛伊德。投稿前,先摸一下那个杂志的情况,若分管自己这个地区的责任编辑是男性,那署名时就用一个女性化的笔名如“倩倩”、“莎莎”、“娜娜”之类。
       在党政机关做了多年秘书的二饼当时很气愤,说,邪门歪道,不成话!回去却如法炮制。果然奏效,有一篇小小说被采用,继而
       得到编辑丽丽热情洋溢的来信。事先二饼打听过的,那家杂志管他们这片的是个男编辑,看来换人了。好在这位叫丽丽的女编辑一样对二饼很是崇拜仰慕,来信随后越来越密,信里的意思也越来越明白,最后干脆就是满纸的关关睢鸠了。
       二饼那些日子真是得意非凡,直接感受到了做名作家的无比幸福。婚外情是一种时髦。二饼的婚姻原很平谈;如今轻轻易易就平地起了波澜。不过一篇小小说!倘写出了《红楼梦》,那还了得?
       高度兴奋的二饼忽略了一件事:自己署的是个十足女性化的名字,对方也可是奔一代才女而来的。等到有一天两个人迫不及待地如约见面,“丽丽”果然是一个跟二饼一样的老胖男人。
       二饼后来的成就要感谢老大。一位厅长愿把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提供给文学院的作家做写作素材。老大考虑到二饼是从大机关出来的,有同行政领导打交道的经验,就征求二饼的意见。没想到二饼却拿糖:那不就是写回忆录吗?那是秘书的事。言外之意他已经是作家,不屑为之。
       老大说,你考虑了后果没有?二饼说,什么后果?难道会亡党亡国?老大苦口婆心劝道:我比你大几岁,不敢说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到底大几个年纪,你这样要吃亏的。毛主席不是讲过蛲蛲者易折么?二饼说,我不在乎。老大说,将来评职称,起码是有正式发表出版的字数要求的。二饼这才怔了怔,说,我考虑一下。
       二饼差一点拒绝了一个百年难逢的机遇。
       厅长对二饼很好。让司机开着小车,亲自带二饼沿着自己战斗的足迹,踏遍青山。一路住的都是星级宾馆,受着当地党政部门很好的接待。中间也遇到些小麻烦,比如厅长总是忘不了打仗的一个细节: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打着赤膊,一手提枪,一手摇一把大蒲扇。剿匪反霸是这样,抗美援朝还是这样。厅长口述的时候二饼照录不误。厅长听二饼念初稿时就问:这里怎么没有蒲扇了?二饼就要费许多口舌,把前面念过的地方又重念一遍。说剿匪反霸这一段是三伏天,可以用蒲扇;抗美援朝这一段是三九天,就不好再用了。厅长并不强人所难,只是迟缓地眨着眼睛,张大了嘴巴“嗯嗯”地点头。二饼也因此心情舒畅,废寝忘食,日夜兼程。
       接近出书的那些日子,二饼整天坐立不安,不停地给出版社打电话。早上起来,眼圈总是黑的,大家就晓得二饼又失眠了。二饼自己也不掩饰,说,倒是睡着一会儿,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领诺贝尔文学奖。大家不由担心,书出来或不出来,二饼的精神都说不定要失常的,怕是要重蹈范进中举的覆辙。
       书到底出来了。将近五十万字的一部巨著,沉甸甸压手,装帧印制精美豪华。出版社是很用了心的。
       只是出了一个错误,是个要二饼命的错误:书的作者写的是厅长的名字而不是二饼的名字。
       二饼的头轰然一响,又去翻扉页,翻版权页,翻前言后记,都没有他的蛛丝马迹。二饼慌慌张张地抓起电话。出版社那边回答:我们不可能出错,印刷厂也不会出错,我们是以原稿为根据的。二饼说,不可能,原稿就是我写的,原稿在我这里。那边说,那你拿来,二饼这才记起,原稿写好后,送给厅长审阅了。
       二饼又给厅长打电话。厅长“嗯嗯”了半天二饼也没有听清意思。二饼只有去找老大。老大说,算了,你以前给领导写报告,哪里署过你的名?二饼说,我现在不是秘书,我是作家,我有著作权!说着就晕倒在地。大家七手八脚把二饼送进医院,二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起诉。
       官司却没有打起来。
       厅长把二饼请到家里谈心:事已至此,署名不好改了,稿费都会给你。这部名著的出版,是一家大型企业当的出品人,给出版社的印制费和给作者的稿费都相当可观。接下来厅长给二饼陆陆续续介绍了他管的一大串企业,让二饼去写这些企业的创业史和企业家的奋斗史。跟二饼没有署名的处女作一样,这些大部头的出版费和二饼的稿酬,都是由企业提供的。二饼一本书的稿酬就赶上了老大一辈子稿酬的总和。这些巨著一部一部出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喜获丰收。每次出版都举行隆重的发行仪式,又通过媒体组织读书会、讲演会、知识竞赛,送上去参加评奖,屡屡榜上有名。因为有奖垫底,二饼也就有了信誉,企业和企业家只要想立传都会来找二饼,形成了良性循环。领导说,如今一些坏书也“炒”得那么火,我们自己同志写的好书为什么不应该“炒”?又语重心长告诫我们这帮不争气的:你疏远生活,生活就疏远你;你不为社会服务,社会就不为你服务。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二饼在文学院一下出了头。领导逢会必提二饼,号召向二饼学习,不是讲要出大家,出大作么,二饼就是大家,二饼的著作就是大作。提干、晋级,二饼就是标杆。各种各样的头衔潮水一样向二饼涌来,为此二饼请人设计了一种折叠式名片,以便容纳这些头衔。
       大家为文学院庆幸的同时更为二饼庆幸:二饼当初要是不放弃那一本书的著作权,就决不会有后来这么多书的著作权;陶渊明到底学不得。学了陶渊明,也不会有二饼的今日。
       二饼却有了新的苦恼。
       写作基地虽说选在老大老家,老大说话却不灵。当地自以为已经是风景区,要的地价高得吓死人。老大让二饼去找厅长,请他出个面,疏通一下关系。厅长曾经在那个地区当过副专员。
       哪晓得厅长长叹了口气:我要是在那边讲话灵,早就在那边当地委书记了。
       接触多了,厅长讲话也不避讳二饼,他在政坛上其实一直并不十分得意,要不也不会搞到附庸风雅写什么小说的地步了,自己无能,又不得不让作家捉刀,至今心里都过意不去啊。
       二饼听着不由得发呆。厅长说的显然是掏心窝子的话,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二饼是耳濡目染过的。看来谁都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样想着,二饼莫名其妙地咕哝出一个好长时间不说的“造”字来。
       厅长的耳朵这回很灵,连忙问:怎么,你还跟我有意见?
       幺鸡
       幺鸡最把二饼看不上眼。二饼初来文学院,幺鸡是头一个戳穿其伪清高的。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没有谋到好位子赌气罢了。清高做什么跑到文学院来?文学院不还在体制内么!难怪有人要提倡清洁的精神,要把文坛骂个狗血喷头。骂得好!
       幺鸡说话的时候像一只准备扑向母鸡的公鸡。极细的颈上几根暴起的青筋绷得像琴弦一样笔直,一只极大的喉结在那弦上激烈地上下滑动。幺鸡瘦得像一只皮包骨头的老公鸡,声音嘶哑,中气不足,一旦激动,就格外吃力。
       你只怕是妒嫉吧。有人寻他开心:你口口声声说二饼搞的那些不是玩艺,你不是连那些不是玩艺的玩艺还没有么!我妒嫉?妒嫉二饼?笑话!幺鸡的口气反而缓和下来,觉出自己刚才有些过火。对他来说,二饼根本不足挂齿。
       在文学院,幺鸡常有些怪论,听起来总觉得不大对头,想起来又好像也说得过去。文学院年终考核,幺鸡发言:一个人称不称
       职,要看他的实际本事,不能看他出了几本书。众皆哗然。幺鸡却有幺鸡的道理:上中学的时候,幺鸡的班主任出过好几本《同中学生谈写诗》,可是他发表在本地晚报上的唯一的一首诗,却是从学生板报上剽窃的,作者就是幺鸡。那样的书出得再多又算个屁。我们起哄说幺鸡是你把老师害了,你自己要投了稿,老师也不至于剽窃。幺鸡说,我那时候年轻,不想出大名,自古以来,多少神童就是被捧杀的。
       上中学的那几年,正是全国大饥荒。一帮狐朋狗友想打牙祭了,就抢着帮幺鸡做作业,逼幺鸡给报刊写稿。这时候的幺鸡只能顾肚皮,顾不上会不会被捧杀,又讲义气,稿费来了,在手上还没有焐热,就吆五喝六地花光了。高中毕业,已经小有名气的幺鸡进了剧团编台词。多年后剧团半死不活了,幺鸡又进了文学院。
       进了文学院的幺鸡却不再沾文学的边。幺鸡说,作家也是人,也要完成原始积累。但文学跟钱是两码事。老大有许多话我不同意,有句话我坚决拥护:文学是神圣的。我绝不会拿钱买奖,也绝不会靠奖卖钱。赚钱就好生赚钱,写作就专心写作。把文学跟钱搞到一块,等于做鸡做鸭。我现在是坐不下来,一旦坐下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国内这些乱七八糟的奖有什么拿头?那个名字古怪的外国人没有讲错,时下的中国文坛堆满了文字垃圾,虽然老哥看上去有点滑稽,但最聪明的话常常是最傻逼的人说出来的。将来真正能写出惊世骇俗之作的,非他幺鸡没有别个,因为没有人对当代社会能像他幺鸡那样知根知底。要拿就拿诺贝尔奖。到时候,事情闹大了,又要登报,又要上电视,又要坐主席台,很麻烦,哪有工夫应付?
       幺鸡在单位凡事不在乎。考核的时候别人都努力说明自己怎样称职,独幺鸡自报不称职。按规定不称职就要解聘。但这样一个天才,谁敢解聘?于是就仍是“称职”。评职称,幺鸡根本就不到会:你们看着办吧,我随便。我们自然当仁不让,把高级职称指标用了个精光。但职改临结束,上面却给文学院增加了一个高级职称指标,指明了给幺鸡。
       幺鸡从不操心什么好处,倒是什么好处都操心幺鸡。
       幺鸡的名片同二饼的名片恰成对照,头衔只印了一个:自由撰稿人。大家说,自由撰稿人就是个体户,你不该领工资的。幺鸡说,我没有说要工资。但会计月月催幺鸡:你不把工资领走,搁在我们这里我们负不了责。
       单位分房子,幺鸡主动说,你们把最好的那一套分给我,我花钱买。但让幺鸡花多少钱?钱收了又怎么上账?文学院在房改前最后盖的这幢宿舍楼的经费全靠幺鸡的活动。没有幺鸡就没有这幢楼,你让幺鸡“花钱买”?
       单位说话最随便的是幺鸡,而且口气大得吓人,批评的都是举足轻重的时政;跟书记说话,开口闭口都是“贵党”如何;开会学习概不到场,说是自由撰稿人不参加官方的活动,但大家都晓得幺鸡不过是不参加有我们这种人参加的“官方活动”。幺鸡在省里是通天的。幺鸡交往的都是扎扎实实的政治家,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不是二饼那个资历不算深、雄心不算浅的厅长。
       幺鸡是单位最早有手机的人,那时候不叫“手机”叫“大哥大”。幺鸡打手机的时候老是站在文学院的天井当中。文学院的办公楼上百年前是一家私人客栈,回字形结构,上下二层的楼梯走廊环绕着不太大的天井。站在天井当中说话回声特别大。幺鸡在电话上左一个“文书记”,右一个“武省长”,弄得大家、尤其是头头的神经很紧张,都屏心静气地谛听。
       晓得上下四周的门窗里有许多喇叭一样张开的耳朵,幺鸡的头微微侧向有电话的那边,很轻松亲切地同电话那一头的大人物开着玩笑。起先不是没有人怀疑过幺鸡是在蒙人,因为无法确认对方就是幺鸡大呼小叫的那个人。但后来事实确凿地证明,那是真的。
       幺鸡家里夜夜麻将鏖战不休。不过幺鸡从不吵扰四邻:地上铺着厚地毯,窗上挂着厚窗帘,桌上铺着厚台布,人来人往尽量保持安静。没想到牌友中一个人后院起火,老婆因为老公经常夜不归宿打了举报电话。当地派出所突然出击,桌面上的钱全部没收不算,还狠罚了一笔。幺鸡当时不动声色,如数照付。第二天幺鸡给了派出所长一个电话号码,说,麻烦你给这里打个电话。所长看看电话号码,又看看幺鸡。幺鸡说,你打吧,我没事。打完了,所长站起来对幺鸡说,对不起,请把我们昨天开的收条还我,一会儿我让人把钱送还你。
       幺鸡并不拿这类事摆脸。别人向幺鸡证实那些电话,幺鸡坚决否认:你肯定听错了。我那些电话都是打给小姐的,约饭局,约桑拿。这也是事实。幺鸡差不多每天都有饭局,三天两头必须桑拿。要不然,还叫过日子?幺鸡这才多少流露出一些显摆的味道。
       在对女人的热爱上,幺鸡跟逢中有相同之处,只是逢中根本不能跟幺鸡相提并论。幺鸡热爱的是女人而不是某一个女人。幺鸡的结婚和离婚都很频繁。幺鸡带到饭局上的美女差不多一天一个样,她们多是夜总会和桑拿房的小姐。幺鸡身边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各种冶艳美女,让眼花缭乱的逢中常常忘记把溢出嘴角流得老长的口水吸收回去。隔些日子你忽然碰到幺鸡你很难当即断定幺鸡是处在婚姻中还是处在独身状态。反过来,同幺鸡见面你头一个问题就问“离了没有?”你总能得到肯定的回答。让幺鸡最快乐的是女人,让幺鸡最辛苦的也是女人。关于幺鸡的笑话传得最多的是幺鸡老是在小姐按摩到高潮的时候居然鼾声大作。
       论家世幺鸡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父母给幺鸡最大的遗产就是对离婚的爱好和脑壳的精明。“文革”天下大乱,幺鸡比所有人都有远见:第一,绝不当头,连战斗组长都不当;第二,一边拿起笔做刀枪,一边及时给名字满街打叉的领导通报消息,让他们及时避开部署周密来势凶猛的冲击。几年后,幺鸡的战友有的暴死,有的坐牢,幺鸡则成了先前连门边也摸不到的领导家里的常客。那些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幺鸡可以随进随出,不必事先通报。幺鸡生病,住的是全省最好的高干病房,前去探望的整天络绎不绝,都是有相应身份能进得了这种地方的人。
       幺鸡在麻将和女人之外的兴趣是举荐贤才。在许多有平时不常见的头面人物出席的场面上,常有人一见幺鸡就立刻从主席台跑下来,或是从幺鸡身后“嘎”一声紧急刹住的小车里拱出来,老远就向幺鸡伸出双手,而后一把挽住幺鸡瘦得峥嵘的肩头,将嘴附上耳去问候某老爷子还好吗之类,幺鸡则以某老爷子发言人的气度郑重回答好或比好更好之类。因幺鸡的举荐,许多县处级升任了地厅级,许多地厅级升任了省部级。自然也使一些老是在背后牢骚满腹的人吃了恶亏。幺鸡因此成了“业余组织部长”,比业内组织部长还忙,手机也就几乎是长在耳朵上。幺鸡因此常常有各种来源的巨额收入。因为没有一官半职,幺鸡收什么人的钱、收什么钱、收多少钱都扯不上贪污受贿。
       除了政界,幺鸡联系最广泛密切的是商界,同时兼了天晓得多少家公司的顾问,专门负责办批文。这些公司除了优厚的酬金,
       还轮流给幺鸡配小车,送宾馆包房钥匙。
       幺鸡不为自己谋一官半职,也不办公司当老板。幺鸡收获的是独一份的满足和自在。幺鸡说当今天下活得最滋润的莫过三种人:一种是有权的人;一种是有钱的人;一种是有闲的人。而唯有他,三种活法都占全了:不是官,却有权;不是老板,却有钱;不是官也不是老板,自然就有闲。只不过闲得充实。
       同幺鸡看不起他们一样,文学院最看不起幺鸡的是逢中和二饼。
       什么东西!一提到幺鸡,逢中的嘴就咧到一边,双手叉着腰,还一跺脚。
       什么东西也不是!二饼则用力推一推酒瓶底似的眼镜,把话说得更绝。
       他们所以蔑视幺鸡,首先是因为幺鸡在写作上差不多是一张白纸,不及他们二位一根毛。
       他们不了解幺鸡。幺鸡是有作品的。数量不多,但有一篇是一篇,记叙所见到的某某同志或某某同志的二三事,几乎篇篇都被各类文摘报刊转载。只不过幺鸡用的是笔名,且从不重复,别人也就无从晓得。幺鸡所以隐姓埋名,是因为幺鸡是自由撰稿人,不是御用文人。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那些文章是要付版面费的。筹款和交款都由幺鸡经办。为了免得猜疑,只有委屈。
       不管心里的念头怎样复杂,我们对幺鸡终归是无奈。搁下文人相轻,幺鸡并没有伤害我们,相反还让大家得了实惠。二饼那回哭巴着脸告诉老大,厅长对帮他们搞地无能为力,幺鸡马上就从老大手上接过二饼交还的那份建写作基地报告的副本。不出一个月,有关部门就让文学院去办手续:拟建写作基地的土地给文学院免费使用,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自然更不会变,要变也只会变得更好,因为五十年后只会比现在更重视文化。至于建筑部分,可以采取市场运作,招商引资。这些事又只有靠幺鸡。幺鸡自然是满口答应。
       屋造好了,我就把城里的这家店盘掉,到你们基地去开家超市。写作基地总算有了指望,白板两眼发光。要得哕。大家说,你横直要跟我们到死的,我们墓志铭都给你写好了。
       幺鸡是文学院的福星,文学的福星!最激动的自然是老大。
       老大
       除了下雨下雪,老大见天就一早一晚坐在万岛湖边的山坡上,来得早,走得晚。早看月落日出,晚看日落月出。老大是个很枯燥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近女色;再好的茶都是牛饮;任何筵席都是早早要大碗干饭,小碟辣椒,三口两口扒完走人;任何风景区都是背着手闷头疾奔,等大队人马拖拖拉拉走拢,已经在车上做了个好梦。:老大赶早去晚地坐在湖边不是来饱览大好河山,也不是来吸纳天地精华,原因一点诗意也没有,就是没有瞌困。老大瞌困本来就少,上班,开会,只要一坐下来,随时可以睡着,真上了床钻了被窝,又睡不了几个钟点。而今写作基地基建,老大就是真睡着了,鼾声如雷,心也是醒的。
       写作基地的基建其实轮不到老大操心。老大每天跑的其实都是冤枉路,来了,也是个局外人,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跟山上那些看基建热闹的放牛崽没有两样。集资的股东成立了董事会,下面成立了专门的管委会,设计请了省里的专家。幺鸡说,老大你就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等着住进去写《红楼梦》就是。挖个粪窖搭个猪圈你可能内行,做这个事你不灵的。老大只有喏喏,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设计已经对老大表示了足够的尊重。老大的那篇碑记,用一块卧牛石镌刻了,放在写作基地主楼与湖边之间的大斜坡上,还特地盖了一个碑亭。离坐在山坡高处的老大脚下最近的是写作基地的院墙,院墙过去是主楼,主楼过去是碑亭,碑亭过去是洋洋大观的万岛湖。
       老大像块石头一样默坐,朝朝暮暮看着一面面墙壁、一根根柱子、一条条横梁在一大片茅草丛生的山坡上一点点冒出,就像小时候跟着娘老子下田,看禾苗从汪汪的水田里冒出,忽然就是一片青绿。
       说是“忽然”,其实过了春夏秋冬。老大住在老家的祖屋里,那个村子跟这里隔着两条岭,走起来有好几十里山路,若是搭农用车或骑单车走乡村公路,则要绕大弯,多一倍的路程。老大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划算。老大是个急性子,在城里坐车,一碰到堵车就下车步行,回回都是车子先到地方,但老大并不觉得吃了亏。下回碰到堵车,还是死活非下车不可。在山里的这一年,老大在路上跑烂了鞋子,在石头上坐破了裤子,人也日渐苍老,头发白了不算,胡子也拉拉杂杂地跟着白了。我们一帮吃白食的隔些时从省城去看一回老大,回回见面都吓一跳:老大老大,莫把写作基地搞成你的葬身之地啊!
       老大瞪着眼睛看我们,忽然一拍大腿从石头上跳起来:我还没想到呢,对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
       白板跟着叫起来:我跟你做伴!
       大家也都忽然想到,要讲埋人,这里还真是一处好风水。乱糟糟地吵:那就莫叫写作基地,叫作家墓地。
       想得妙,配么?幺鸡冷笑:先搞搞清楚,地是哪个的,我们只有五十年使用权。
       幺鸡讲得有理,大家只有栽下脑壳。一个人生前风光不易,要想死后风光,也不易。
       等写作基地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大家就更觉得自己不配埋在这种地方了。
       当地民居风格,内部是高档宾馆的装修和设施,高山墙,大飞檐,主楼三层,正面对着万岛湖,依山面水,堂而皇之,像一本打开立起的书,中间书脊那儿是楼梯,各层都有宽阔的露台,站在露台看万岛湖,正是站在岳阳楼看洞庭湖的境界。《岳阳楼记》不用改一字,现成就可以用上。范仲淹真是了得,没有到过岳阳楼写出了《岳阳楼记》,而且岳阳楼可以用,任何建在有点规模的湖边的楼都可以用,让后辈文人只有惭愧的份。尤其我们这种货色,还叫“作家”?只怕给范仲淹倒洗脚水都没有资格。这样的“写作基地”只怕是受用不起。
       我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这个名叫“写作基地”的院子完工后,举行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挂牌大典,三面的山坡上站满了人,坡下的水面上挤满了船,四下里气球高悬,彩旗招展,炮仗震天,用各家媒体都用了的一句话说是“万岛湖沸腾了!”但是,等这些响动沉寂下来,“写作基地”除了一个名义,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集资股东董事会下面的那个管委会在基建完工之前就开始了招租。所谓“招租”,也就是一个说法,承租的就是几位股东自己。他们要在这里办度假村。
       这是暂时的。幺鸡解释,投资总要有回报,起码应该让投资方收回投资。其实也快,要不了几年。
       度假村!老大梗着颈子叫起来,转身指着湖上那些叫名“伊甸园”、“农家乐”、“蓬莱仙境”的影影绰绰的岛子:就是跟他们一样?赌钱卖毒?养鸡养鸭?
       讲话要负责任的,度假村怎么就是赌钱卖毒、养鸡养鸭?你见过?老大的土气幺鸡是晓得的,就是想不到会土得这么厉害,好歹是个文化人,又在城里住了大半辈子。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走路?老大犟起来九条牛也拉不转。
       你们经营也行,只要还得起钱。幺鸡说。
       
       你们?你是哪边的?老大脸一黑。
       我哪边的都不是。我是自由撰稿人。
       我们自己搞!老大懒得跟幺鸡扯淡。
       老大的想法是招揽正规的会议、培训以及讲文明的旅游客。这想法对头固然对头,就是不识时务。好不容易翻山越岭跑到这种地方来,有几个是来讲老大的“正规”和“文明”的?老大上上下下跑了一个月,车子跑烂了胎,嘴上磨起了泡,文学院一年的邮资和话费用了个精打光,一桩业务也没有揽到。倒是有几个在单位管事的朋友很兴奋,说,我们总想给职工搞点子福利,也让他们去风景区住住,就是找不到能帮忙免单的,你老兄来了正好。
       到了规定的期限,老大两手空空,大病了一场。
       度假村——还是名叫写作基地——生意很火。幺鸡总结了三条:一是名字不俗;二是档次最高;三是服务全面。
       文学院的好几个兄弟也在这里找到了生财之道:
       逢中的太太开了省城那家洗脚屋的分店。逢中后来又给几位诗坛泰斗写过诀别信,泰斗们记得逢中好像死过一回,不再回信。逢中从此安心帮太太打理洗脚屋。
       二饼有了一间专用的写作室,给那几位股东写传记。
       这不就是写作基地么!幺鸡说。
       逢中和二饼都早已跟幺鸡改善了关系,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只白板原说要开的超市没有开。老大住院的日子,白板天天夜里去医院替换老大老婆。
       老大出院后办了退休。老大办写作基地,原也有退休后来做几年自己喜欢的事的考虑,即便看门,老大也情愿。现在是连门也看不成了。莫说没有人请,就是八抬轿子抬,老大也不会去。但心里又放不下,有一回带着白板偷偷回了一趟老家,半夜摸到湖边。
       写作基地楼上灯火通明,时有欢声笑语透出,又立刻被深山的寂静淹没。大晴夜,没有风,天映在湖上,成了两个天: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一样的星子亮,一样的月儿明。
       那一年,老大放牛,在坡上晒着日头困死了,一觉醒来,天已经断黑,牛不见了。老大不敢回屋,垄头垄尾、岭上岭下到处疯找,半夜找到湖边。老大放的是头小骚牯,正在发情期,闻着母牛的臊气窜了几十里路到湖边来了。老大精疲力尽,脚骨子一软就仰面瘫在卧牛身上。
       也是一个大晴夜,也是两个天,两个月亮,一个远,一个近。远的象征理想,近的象征现实。一个人只要吃得苦,肯下力,再远的理想都会很近。这个感想,后来就成为老大那篇童话成名作的主题。
       你到底成了大作家,白板说,不像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老大看着这么多年不离左右的白板,很难得地幽了一默:看来他们给你凑的那个墓志铭还真不是扯淡。
       [责任编辑 程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