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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两岸关系峰回路转：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开创国共两党六十年隔绝之后的新局面。在媒体聚焦之下，连、宋访问风光无限，但这绝处逢生的光环并不能遮掩国民党丧失政权的惨痛历史和现实窘境。让人更为慨叹的是：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台湾政局风雨飘摇，随着“倒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执政党位置上坐了没有几年的民进党的光环也开始黯然褪色。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现代政党的起伏比之古代王朝的兴衰来得更快。
       政党居于现代政治的核心，抽去了政党的实践，我们就很难谈论现代政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党国”一词也许比如今学术界流行使用的“民族国家”一词更能揭示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的奥秘。中国政党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至孙文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建立的兴中会，成形于一九○五年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后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历史学家们认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俄国影响下推动的国民党改组以及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是中国政党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即它们奠定和确立了中国现代统治的基本形式——党治或党国体制。国民党在其早期是一个革命政党，而后成为执政党，用葛兰西的话说，即“现代君主”。然而，人们不能躲在“传统”、“国民性”等概念之中而回避“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这一问题。国民党推动了现代化改革，培育了一大批技术人材，也因此在一代人心中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但为什么正是这个曾经以革命和进步相标榜的政党在快速的变迁中败走麦城，拱手交权，甚至让自己苦心经营的现代化成果成为对手手中的王牌？郑鸿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记录了这个过程，其中作者岳父的心路历程大概最能显示这个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深度了。作者指出：在这个统治危机中，统治术的“落后”在其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落后的”统治术——特务统治、钳制舆论、高压手段、贪污腐败等等——不也是国民党当初“丢失”大陆的原因吗？
       “失去光环”或“重新认识”几乎是过去二十年政治发展中的普遍现象。王志耕在这里讲述的“红色经典”在俄国的命运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一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铁流》、《真正的人》、《母亲》、《夏伯阳》等苏联“红色经典”是新中国青年成长的故事中的一串音符，少了它们，我们甚至无法连结起几代人的记忆。但是，在经历了世界性的巨变之后，人们如何将这些故事和记忆与如今和苏东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肃反”、警察国家、检查制度、专制暴政话题等等放置在一个毫无冲突的画面中？正是由于这两种记忆的冲突，这些“红色经典”失去了它们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环，失去了它们的叙述中蕴含着的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崇高性。是什么让这些“喷射着一股纯洁的火焰”的作品遭到了如此普遍的玷污，以致聪明的人们一想到“纯洁”就会哑然失笑？
       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就像郑鸿生在文章中描述的，国民党的“失去光环”首先表现在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在这个政党的历史上这也不是第一次。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将左翼文化领导权的取得看作一个奇迹，因为那时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均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党总是与特定的价值、意识形态相关的，当一个政党在价值上、意识形态上处于失败之境时，政党自身必然面临危机。但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失败并不是问题的起源本身，它和政党及其政治实践能否符合时代的要求息息相关。苏联共产党在战后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将这个庞大国家建立成为世界第二号强国，国民党在战后重建中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所有这些均不足以将它们自身从败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政治性失败是和其“统治术”的低劣密切相关的，也是和这些政党缺乏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以致越来越不能体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时移事异，“现代”的光环褪尽，一言一行均捉襟见肘，一个小小的错误也会酿成全盘皆输的格局。谈论二十世纪的终结，大概绕不过作为这个时代政治文化之象征的政党政治的转化和衰落。
       这两篇短文中呈现给读者的不过是这个大故事的小小侧面，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意义，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