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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前言
       本文是我送给老Z的寿礼。
       照他们的讲法，她已不在人世。是死于非命一听说是谋财害命什么的。不过，我不大相信。或者讲，我不情愿相信。所以，我今天还是一本正经地给她赠送寿礼。
       我朦胧记得，老Z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与新中国同生。显然，如果她真的是因财而走了，无疑是走得早了，才不到六十岁。时间已经把人类的寿命一点点延长，现在的人六十岁生活才开始一种时尚的说法。我非常反对现行的退休政策，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个时尚的说法总体上并没有错，也许只是掺了一点文学的修饰而已，比如夸张，比如煽情，等。
       老Z曾经是一家外文资料室的编辑，她懂得英法两国语言——英语好似要地道些。我是一九八五年夏天认识她的，当时我在她们楼道里做临时工，负责烧开水、打扫卫生、邮件投递什么的。日工钱为一块八角，做一个暑假，基本能挣够我半年学费。我要承认，当初我家里不像现在这么牛烘烘的。有钱的人都是牛烘烘的。
       那一年，我只有现在一半的年龄：二十一岁。老Z是“奔四”的年龄。她曾经对我开玩笑说，她可以把我生出来了。我算了一下，好像确实可以。我听说过十三岁的女孩生孩子的事情，报纸上登的。
       老Z没有丈夫，或者说，丈夫已和她离异。儿女各一个，儿子在香港，女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她还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海外和港台：一个哥哥在台湾，两个姐姐在香港。加利福尼亚是她姨妈什么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都迷出国镀金——削尖脑袋，不计后果。好像出了国，万事大吉，以前的所有损失都会得到双倍的弥补。老Z要出国条件一流——水到渠成，心想事成。因之，有人动员她出国，再三地。可她不，再三地不。她说靠改变环境来改变生活不是办法。云云。
       老Z钱很多，真的很多。她父亲曾是个艺术家，画画的，五几年回国，一九六七年戴着高帽子游街九天，后在一个叫先锋渔场的地方劳教六年差半个月，遂死。非镇压致死，系郁闷致死。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老Z得遗产上万。那时候的万元户比今天的亿万富翁还稀少，政策又不像今天这样明朗，不少万元户小心起见就把钱捐给国家，要不就换个国家，一走了之。老Z连国库券都不买，更不要说捐了。她收藏昂贵的文物、古董、艺术品等。她对我讲，“小心起见”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捍卫自己的钱财，就是被押上街斗私批修、横死街头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云云。
       老Z书读不少，艺术熏陶不薄，文章做得不坏，她经常迫于报纸刊物约稿写文章。之外还有兴致设计服装，后来还写广告词。她写的广告新颖别致。她给佳美服装公司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佳美公司的裙杉，我不敢穿。因为我是个黄脸婆，水桶腰。
       其实，老Z脸面和身材都姣好，只是年纪不饶人。
       可是，老Z的中文字写得很糟，横不平，竖不直，简直丢人现眼。她见我字写得端端正正——我的字确实写得不赖(端正大方，有点颜体)，请我替她抄稿。有偿的。我因为需要钱，乐此不疲。于是，我同她往来频繁。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然后又熟悉她的。她不大喜欢我，经常讲我少年老成，太拘谨腼腆什么的。她骂人，骂大街，说我们这些人都喜欢把自个儿搞得拘拘谨谨，装得老老实实的，真是活见鬼。云云。
       老Z一点都不拘谨。我认为她甚至有点儿放肆，讲话没个遮拦，做事少个分寸，黑的白的都敢说敢做，想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无所顾忌的。二十年前，我们什么都不大敢讲，而她什么都敢讲。她敢当众人面讲性(黄色笑话，色情故事)，讲历史、英雄、名人、楷模；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趣闻轶事，讲单位领导、同事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什么都讲，好坏都讲，通常讲得别人家不敢听，替她捏紧心。可是她无所谓，真的跟无所畏惧似的。她经常说，她讨厌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要讲要骂应该当面才是。她确实敢当面骂人，包括她的领导。
       更令我惊奇的是，她还敢当着大伙面讲自己的好和坏：讲好的，一点也不谦虚；讲坏的，也一点不保留。比如，连她年轻时如何为一丁点儿事卑鄙委身给一个什么人——这样的事。属于女人最隐秘的隐私，她也敢讲。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觉得她活得真轻松。
       我活得有些吃力：过去，现在，都一样。
       二十一年前，老Z经常告诫我，做人必须要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是尊重他人。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云云。何为尊重自己?她说就是尊重自己的思想、意志、感情、个性、习惯、身体、欲望，等等。有一次她当着好多人骂我：你他妈的真没劲，为这么丁点儿屁事卖掉自个儿，你自个儿不把自个儿当人看，谁他妈的把你当人看——她讲话就是这样粗鲁，脏话连篇，带把子，跟个阿飞似的。她还讲，生活需要超脱，无礼，什么三从四德、五礼六尚都是狗屁，是骗人的把戏。她还讲，谁也不是你的上帝，你就是自个儿的上帝。等等，跟我讲了很多。
       我一直想努力照她讲的做，可总是做不到，做不好。老是别别扭扭、反反复复的，稍不注意老毛病就复发。有点屡教不改的感觉，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想，生活没给我指点迷津，我的生活一团糟……
       我真正已经很想念老Z了。
       我想她生活起来可真叫来劲。
       本文确实献给老Z。或者，同老Z一样的人。
       现在，我脑袋里堆积着许多疑问，诸如我是谁、为了什么、正在什么、将会什么，等等。其实，我巴不得不知道才好呢。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糊里糊涂反而好。难得糊涂，可有些事我知道我是想刨根问底，问个明白的。譬如讲，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虑：我们人哪，讲起来是万物之灵，顶天立地的，敢与天斗，与地斗，开山辟路，移海造田，敢叫日月换新颜，敢让山河变模样，好像是本领很大，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形容我们胆大的词语也多得可以用箩筐装，诸如胆大包天、胆大妄为、胆大心细、胆识过人、才高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胜枚举。可实际上，我发现，我们人的胆子其实是蛮小的，怕这怕那，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胆小如鼠。甚至，我敢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顶天立地的人，其实是人世间——地球上——所有生灵间胆子最小、害怕东西最多、活得最可怜的东西。可怜虫。
       我这么讲的言外之音自然让你明白，就是我胆子很小，害怕东西很多，是否是?
       就是。
       我胆量确实不大。很小。经常在害怕什么。莫名地害怕。问题不在于我害怕什么，我算老几?我无名小卒一个，就是死了又怎样?问题在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我居然还没有真正遇上过一个胆子当真大得什么都不害怕的人。好汉。无所畏惧的人。
       不信?
       不信，我可以从头到脚讲给你听。
       “头”在乡下。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浙江富阳，一个古老的大村庄。有青山有绿水，很美丽的一个地方。也很平安，没有土匪，没有强盗，连凶猛的野兽都没有。按说那
       里的人有吃有喝，民风淳厚，治安良好，应该没什么可怕的。可我发现。村里人，不管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各自都在害怕着什么。譬如讲，小孩子都害怕山里头的老虎，哪家孩子不听话，耍性子，哭了，闹了，他家大人总会拿老虎来吓唬他，嚷一句：老虎来了!那哭闹不止的孩子顿时间就会不哭不闹，乖乖地钻进大人怀里，安静得跟只可怜的小猫小狗似的，悄无声息。灵验得很。其实，说真的，多少年过来，人们连老虎影子都没见过。可孩子们就是怕它，无一例外。
       孩子长大了，七八岁了，可以上学读书了。那时候，他们老虎是不怕了(当然，要真碰上我想还是会怕的)，却怕起了人。有的怕父母亲，有的怕老祖父祖母，有的怕哥哥，有的怕姐姐。有的索性统统都怕，凡是大人都怕。说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但怕人，所有大人：长辈，老师，亲眷，村干部，老熟人，陌生人，见谁怕谁。大部分孩子都像我一样，因为怕大人，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们，讨好他们。天黑了，想到回家迟了要挨打骂，赶紧回家。天亮了，想到上学迟到要挨老师的骂，赶紧起床。在外面闯了祸，比如跟同学打架，不小心损坏了公物，考试得了低分，等等，往往吓得不敢回家；回了家，跟贼似的避着光走，顺着黑钻，听见大人咳嗽，吓得胆战心惊——因为上次挨打的记忆或伤痛还鲜明着呢。我可以说，大部分孩子都这样，活着就是为了避免大人的打骂，避免打骂成了我们的紧箍咒。就这样，慢慢地，大部分人都成了一个模子挤压出来的乖孩子，老实规矩，胆小怕事，懂礼貌，守纪律。也就是常人讲的可爱。
       不过，也有个别孩子是不怕长辈的，因为他们是“独苗独根”。独生子。独养女。他们的父母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断了香火，把孩子当宝贝养，当小皇帝看，什么都顺着他们来。指东指西，说一不二。他们在放大的溺爱中成长，自然变得有恃无恐—一旦仅限于在家里。走出家门，他们甚至都怕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温室的盆景，连大的太阳光都怕。当然，他们最怕的肯定是学校里的老师。我注意到，这种在家里头称王称霸的人，在学校里往往特别怕老师。比我们还怕。也许是因为不怕家长的缘故吧，家长总是把老师的威严过分地夸张了。这些孩子一旦跟你闹矛盾，你要想制服他们，很简单——只要把老师当镇山宝剑抬出来，对他们念一声，我要去告老师，甚至随便喊一声，老师来了……他们就蔫了。这我以前试过的，屡试不爽，保准管用。
       孩子是这样，大人更是如此，几乎人人都有各自害怕的人和事。要说怕的事就太多了，没法说。大人嘛就是事多，一家子大小的吃喝拉撒，房前屋后，邻里妯娌，村里队里，从前以后，事堆着事，能没个三长两短，斗来争去的?到处都是斗争、竞争，争先恐后，争权夺利，争来争去，天大的胆子都吓破了。狗怕人，人怕事，这在哪里都一样。所以，说事是没法说的。说人吗?有的男人怕老婆，有的女人怕老公；有的男人不怕老婆，可总是怕着谁，这人没准是生产队长，或者是大队会计，或者是治保干部，或者是隔壁邻居。有时甚至是一个表面上文文气气的新媳妇，或者老姑娘什么的。女人的情况则更不要讲了，多半女人都怕自己的老公，或者婆婆。我在乡下经常看见这个或那个的男人或婆婆当人面刮自己老婆或儿媳巴掌、耳光的事情。有的男人还野蛮兮兮地把女人拖在路上，跪在膝盖下或者捆吊在屋梁上呼呼啦啦地毒打，那骇人的模样，我至今想来还觉得可怕。这样的女人你想，她们会没有怕的吗?
       有的是。
       多的是。
       她们跟怕鬼似的怕这人那人，或丈夫，或婆婆，或公公。怕煞!
       有个孤老头子，辈分蛮高蛮高的，村里人无论谁都敬重他几分，逢面总亲亲热热喊他大爷大伯大哥什么的，适时还邀他上桌子吃饭。我原来猜测他总不会再怕什么的。可不。有一回，我知道他也有怕的。他怕死后没人哭丧，魂入不了阴间。甚至，他还担心死后有人伤天害理，偷偷调换他的硬木棺材。他有一口朱红光亮的上好棺材，搁置在堂屋里，谁见着都要夸奖一通：好啊，值大价钱呢!谁不喜欢好?这些话听着就觉得不对头，话外有话，心里有鬼，能不怕吗?
       据讲，这棺材是他壮年时光就预备好的，确实很好，我见过。
       总之，一句话：那些人，乡下人，不管谁似乎都是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或人，或事。
       也许城里的人见识广，知道的道理多，胆量一定要比乡下人大得多。小时候，在没有进城之前，我经常这样想。
       可后来我去到城里看，发现城里人似乎比乡下人还胆子小，害怕的东西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他们不光在家里头怕这怕那，还在单位里、社会上怕这怕那的。我第一次进城的那会儿，城里正在搞什么“大革命”，天天抓人、斗人，闹哄哄的，戴红袖章的人满街巷地乱窜，大街小巷到处粘满大字报、红标语。夜里，时常枪声、打砸声四起，吓得居民们都不敢踏出家门，只好终日关在家里，从窗户里偷偷地打量外面世界。那种目光，你一看见就会知道，他们心里有多么的害怕——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目光，像一只挂花之猎物的目光，充满警觉和悲情。
       看着城里人害怕的劲头超过乡下人，我实在想不通，理解不了。当时我还小。大约十来岁吧。我只是想，等自己长大了，长出胆子(那时光我们都相信大人说的，小孩是没有腰子和胆子的)，我的胆量准会大得多，害怕的东西准会少得多。于是，我格外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个能让我无所畏惧的“胆量”。
       光阴荏苒。我十八岁了。正当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血气方刚。意气风发。我的臂力可以举起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人，我的胃口可以吃下一只三斤重的土鸡，我的朋友也有七八个——如果我们联手打架，街上的流氓阿飞也怕我们。就是说，十八岁的我并不怕流氓阿飞，但我害怕的东西却比以前更多。很多。多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虱多不怕咬，太多了反而不想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不，跟好不好意思没关系，再说，也没什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临江的黄色筒子楼里，楼里住了有十好几户人家，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也有十几个。不瞒你说，他们，我的同学，朋友，邻居，都跟我一样，怕的多。有的还不及我，比如，我们家楼上有个女孩子，读书成绩一般化，但她就是想考上大学。这就是矛盾：想考上又怕考不上。考不上怎么办?嫁人。她爸爸说，考不上就嫁人。她妈妈又说，考不上大学又能嫁什么人，顶多嫁个环卫工吧。她说，嫁给环卫工她宁愿死。她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争取考上吧。可她觉得自己考上的可能性很小，结果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夜里失踪了，三天后，她的尸体从江上漂起来。那一年，她十九岁。
       我记得，那天街上的人都去江边看了她的尸体，包括我，包括一个在“文革”时候被红卫兵打傻的老诗人。老诗人突然诗兴大发，像个英雄一般地立在江边，琅琅有声地吟唱了一首诗：
       十八，岁，十九岁，
       豆蔻年华，出水芙蓉。
       小女子，江上漂，
       命断黄泉，生不再来。
       红卫兵，红卫兵，
       袖章鲜红，拳头血红……
       我听着他的诗，就知道，老诗人也是一个有怕的人，虽然他傻了。
       再比如，有个九岁的小男孩，他虽然没住在我们这栋楼里，但我可以经常看到他，因为每到星期天，他总会和他妈妈一起来我们楼下的音乐老师家学弹钢琴。有一天，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呜呜地哭，把楼上楼下的人都惊动了。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有个学生，一二个才九岁的小男孩，因为害怕他妈妈天天日里夜里地逼他练钢琴，他竟然在被窝里用剪刀剪掉了自己三个手指头。
       用剪刀啊!
       三个嫩嫩的小手指头啊。
       还有一个人，也是因为怕，干出了比这个小男孩还要惊心动魄的事。他曾经就住在我家这间屋子里，我们家人住前不久才搬走，可以说，我们住进来时，屋子里一定残留着他的气息。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都知道他很混蛋，是那种偷偷摸摸的混蛋。说白了，就是个小偷。三只手。因为是三只手，城里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他，他只好娶了一个乡下姑娘。乡下姑娘生得楚楚动人的，到了城里，就变得更加楚楚动人。她经常头上戴一朵娇嫩又喷香的栀子花，嘴唇红润，走在大街上，看她的男人很多。其中有个人说，她男人经常偷人家的东西，我们也偷他一点东西吧。就是说，他们不满足光看她，他们想采取一点行动。于是，有个男人给这个女人写信，塞纸条。但乡下姑娘只认得几十个大字。看不懂纸条，只好请三只手帮忙看，翻译。三只手以为女人在故意气他，给他难堪看。于是，怀恨在心，他恨写信的男人，也恨自己的女人。关键是。他女人并不知道纸条上的真正内容，所以没有刻意去回避与那个给她写信的男人的正常往来。三只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恨之入骨。恨也是怕——他怕女人给他戴绿帽子。一个城里人，戴一顶乡下女人的绿帽子，这个脸面就丢大了，比当三只手还要丢人现眼!是可忍孰不可忍?忍不了!于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可怕事——太可怕了，可怕得我不敢说……
       你知道，我很胆小，太可怕的事是不敢说的。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很胆小，即便我说了，可能也没人敢听。
       那就免开尊口吧。
       什么人有可能胆量过人，无所畏惧的?以前，我总想，只有军人。他们穿着威武的制服，手里还有枪，枪里还有子弹，还会怕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好啊，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军人多神气!
       于是，我当兵了——你们知道，我真的当过兵，扛过枪。
       可是入了伍，我才发现，我错了，部队里的人照样有他们怕的，而且也许是由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吧，他们怕的东西特别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什么都有。比如，我知道我们连队有个农村兵，是江西人，家里很穷，他带着像台阶一样节节攀高的三个远大的理想来到部队。最高的那个理想是提拔为干部，娶个大城市的姑娘，做个大城市的公民；其次是转个志愿兵，在家乡县城娶个姑娘，留在县城；最不行的也要人个党，退伍回家，好争取进乡政府找个工作。就是说，他在部队必须入党：要提干必须入党，要转志愿兵也必须入党，最差的也要入党。入党是实现他人生多重理想的基础。底线。底线当然是绝对不能破的，当然也是他绝对害怕破的。为了做到不破，他经常天不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军训一完就往连队农场里跑，给我们种菜，喂猪，养鸡，放鸭。后来发现有不少战友在同他竞争，他索性天天半夜起来，摸黑去劳动——争先恐后!结果，一天夜里，他在瞌睡中一脚踏进一个深水池塘，牺牲了——他不会游泳。
       再比如，警卫连有个山东人，是文书，人长得很英俊，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很精神的样子。他入伍前已经联系好工作，去县政府开车。他来部队其实就是为了学开车。但警卫连每年只有一个学驾驶的名额，他怕这个名额给一个山西人竞争去，便常常用心良苦地在指导员面前诬告山西人，说他如何在底下讲指导员坏话。指导员开始信了，后来又怀疑了，便暗中试探他，考察他。几个回合下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真相大白。于是，指导员惩办他，连文书都不让他当，叫他去大门口站岗。他每天挺胸收腹，双脚并拢，肃立于大门口，看着一辆辆汽车驶进开出，活活地看了两年，一事无成地回去了。走的时候，哭得跟个姑娘家似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大男人会那样哭，可他就是那样哭了。嘤嘤地哭。哭声如蝴蝶一般翩翩飞舞，听上去挺可怜，也挺可怕的。
       还有位老兄的情况似乎并不可怜，但很荒唐。他是个干部，是修理发报机的技师。他的特点是嗓门很大，但视力不好。这是决定他最后倒一场大霉的关键。长话短讲就是：有一天他去洗澡，澡堂里热气腾腾，他趴在浴池边上请人替他擦背，还闭目养神。其间一个大块头从浴池里走出来，因为能见度低下，不小心在他肚皮踏了一脚。当时他本能地信口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你瞎眼了!也没看清那人终究是谁，只印象是个大块头。稍后，帮他擦背的人告诉他，挨他骂的人，也就是踏他肚皮的人，是我们政委同志——我们政委确实是个大块头。这下他可吓坏了，回到家里一口气给我们政委写了一封洋洋四千多字的检讨信。我们的大块头政委看过这位老兄的信后，很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那天他并没去洗浴。可政委是一方首长，日理万机地忙，哪有工夫跟他来对质这种鸟事?他把信看了一半就丢了，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说，我们的技师老兄只有一味怕下去了，不知要怕到猴年马月。
       还有个正在恋爱中的嘉兴姑娘，是门诊部的一个护士，她的特点是长发飘飘。她养的长辫子可以跟《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比一比：比长，比粗，比黑，都不一定输。为此，医院的大小领导都经常训她，要她剪短辫子。我个人觉得她留这么长的辫子也不像样，因为部队有明文规定：发不过肩。可她的男朋友坚决要她留，还威胁她：你剪掉辫子会很难看的，长发飘飘的你才是美丽的你。云云。于是，她经常对着镜子发呆。一边是部队铁的纪律。一边是自己的美丽，她都不想失去，可又怕随时要失去。据讲，她每天清早起来，都在为长辫子如何藏在军帽里头发愁。她怕着呢。
       诸如此类。
       因此，我在写作本文之前和当中(甚至之后)总疑虑：是否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已变得胆量很小，老在不断地害怕。或怕得夜不能寐。或怕得神经过敏。或怕得笑话百出。或怕得伤天害理。或怕得奸刁贼滑。或怕得要死不活………
       是否是?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有条小河，总是拐着弯流、流……
       第二章　正文
       一
       这故事讲的是五个年纪、性格、身份、地位、容貌、思想、意志、情感、生活、名望不一的人，如何在一个斗大的、拥挤的、嘈杂的、光线不足的办公室里头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牵制的情形。
       故事的背景是A省B市公安局政治
       部，该部正式编制为二十一人，目前超编五人，另有聘用工十九人，共计四十五人。他们分布在一幢三层楼的一楼朝西的楼道里，楼道里有九个办公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仓库。进门右手边是干部科和组织科的办公室，左手边是精神文明办和宣传教育科。左右楼道尽头，各有一道双开门的弹簧门。门长期不开，玻璃上落满灰尘，白茫茫的，像特制的毛玻璃，透光不透明。整个楼道里，总的说有点阴暗，有人将它作为某种象征。象征什么?楼道里的人的内心?还是……不用猜，没结果的。这种不美好的象征是没人会说透的。
       四十五个人，四十五个萝卜，顶四十五个坑，上至部主任，中至小警员，下至临时工，都肩负繁重或者繁杂的事务，整日里忙碌不停。除了当班时间忙这忙那外，经常还要加班加点，挑灯夜战。至于忙什么，为什么忙，他们有时知道，更多的时候是不大知道的。直到年终总结时，他们才猛然发现，自己一年里确实干了不少事情。白纸黑字写着呢。那时候，他们便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为此欣慰。
       作为机关。他们与大部分人差不多，早八晚六，上班下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单位，家里，两点一线。到了单位，看见领导笑，遇上好友闹。一般同事间，逢面打招呼，有话好好说。有人为了无话找话，经常说些不可笑的笑话：
       哦，你亲自来吃饭了；
       啊，你亲自来轻松了；
       啊，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呢……
       诸如此类，俗不可耐。
       回到家里，有人洗菜，有人烧饭，有人带孩子，有人服侍老人，有人看电视，有人看碟子，有人吵架，有人亲热，有人发呆，有人发牢骚，有人说笑话，有人打电话，有人发短信……总之，他们的日子和社会上的一般人比，并无多少异样。要有不同，就是他们身为公安机关的人，有时难免会遇到亲朋好友的骚扰，被拉去处理一些人情世故。打一些法律上的擦边球。这是没办法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比天大，比地阔，你不能不近人情。六亲不认。关键是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违法乱纪，营私舞弊，碰了红线。这个嘛。他们受教育多年，见多识广，自然心中有数。
       放心好了，没人会干杀鸡取卵的傻事的，是否是?
       就是。
       这里真正要展开讲的是宣传科的故事。宣传科有两个办公室，五个正式编制，目前在编者四人，借调一人，他们都是干警，公务员。另有社会招聘人员十四人，都在宣传科下属的两个子部门工作：一个是电视栏目组，一个是俱乐部。招聘人员在这种国家机关里是没地位的，没什么好说的，要说的是五个公务员，他们分别是主管科长、教育干事老王、电视栏目组长李兵、俱乐部主任上官江和新闻报道干事阿今。
       阿今免贵姓骆。
       以上是故事的人物，时间是当代。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什么好看或难看的女人——这很糟糕是否是?也许。不过，也很难讲。有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杀人越货固然好看，儿女情长自然撩人，但是看看几个大男人是怎么的胆小怕事，互相之间是如何的你恐我怕，隔着肚皮打官司，明争暗斗显身手，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是否是?
       就是。
       讲起来，这个宣传科里的人哪，五个人哪，看上去都是堂堂大男人，一身制服。一肚子墨水，情理通达，正气浩然。按说，他们都是公安干警，保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公仆，是给平民百姓提胆助威的，应该是有胆有识，有才有干，自可以坦坦荡荡地做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但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国人的通病吧，他们的胆量照样不大，照样是怕这怕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其中报道干事阿今年纪最轻，入行最迟，进机关时光最短。也就是他，胆量最小，害怕的东西最多，程度最深。日子过得最为水深火热。他是故事的主角，理当隆重推介是不是?
       就是。
       阿今的大体情况如下：今年二十三岁，父母都是中小学老师(准书香门第)。家在离B市比较远的一个县级市。二○○一年参加高考，考入本省警校(大专)。二○○四年如期毕业，提为干警。起先，在底下派出所当户籍警(二级警员)，写有一手好字，偶尔还有小短文见报。后来领导正是看上他能写会抄，便调他进机关，负责全市公安宣传报道。
       阿今的性格比较内向，生人面前有点拘谨，熟人面前也不活泼。总的说，他这个人不大好事，也不大合群，喜欢静，不好动。他业余时间多半是一个人打发的，猫在机关单身寝室楼里，看书，练字，写文章，弹吉他。他的吉他弹得蛮像回事的，指法熟稔自如，叫不听音乐的人看着也舒服。他经常弹《命运》、《黄昏》、《秋思》等等有些淡淡忧郁的曲子，好像他内心很压抑似的。当然喽，他有那么多“最”，怎么可能不压抑?他的字是获过奖的，年前参加省内一个什么硬笔书法比赛，得了三等奖。相比下，他写文章的水平好像还没有侍弄吉他和书法出色。不过，应付写写新闻报道稿子，没问题。绰绰有余。
       他的问题是，初来乍到引发的“综合症”，症状是人头关系不熟，心里底气不足，可怕的人和事太多。据他自己讲，他怕他们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也就是讲，科里除他自己外的四个人，他都害怕。当然，害怕的内容和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四个人中，阿今最害怕的是科长。
       阿今所以最怕科长，是因为他新到机关，势单力薄，各方面都需要科长关照帮助。关键是，科长的权力直接决定着他许多东西，甚至比如能不能在机关呆下去的紧要问题。谁都明白，在机关做人要扎根不容易，想成“精”更困难。机关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甚至莫名其妙，你置身其中，要是没有一条牵挂自己的“线”，一盘根，孤零独人，单打独干，恐怕是难以处得泰然，活出滋味来的。
       没根就得快快寻根、扎根，是否是?
       就是。
       阿今是个聪明人，别看他平时不吭不哈的，其实他脑筋里的小算盘会拨拉得很。他知道，在机关没有一个能帮助他讲话办事的靠山不行，而科长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是最容易也最能够帮他，或者害他的。俗话说，县官不比现管嘛。所以，阿今下定决心要扎在科长的这条“根”上，做科长的一个“忠诚者”。这种心理决定着阿今不可能不害怕科长。害怕至深哦。求谁怕谁嘛，这也是俗话，没错的。
       科长姓王，和教育干事老王同姓。本家。当初他俩一块都是干事时，机关的同志，尤其是本科的人，曾经喊他们大老王、小老王。当然，科长是大老王。现在，仍然原先一样喊叫他的人已不多。因为，大老王已经当上科长。科长是领导同志，不能没大没小地喊的，要有规矩，有讲究，要在一称一呼间体现出你的敬意、他的地位。作为领导，科长的官职属于不大偏小，但在本科又是最大。加上又在机关，属于大领导身边的人，下面同级别的领导，其实都是他的“下属”。所以，他的“不大偏小”，实际地位是“偏大”。
       科里的人都晓得，科长是上海人。大上海城里人。来西部是因为爱情——他爱人是A市人，他是“嫁”过来的。说是上海城里人，其实倒像煞是个吃高粱玉米长大的山东汉，
       身高一米八零，皮肤黝黑，熊腰虎背的，有时骑一部小型凤凰单车去菜市场买菜，看了让人担心车身会给他压垮。科长今年四十岁，但看上去要老一些。不是营养的问题，是仪态的问题。他走路总是耸肩，低头，目不斜视，跟遭受过什么老大的惊吓似的。他能把每个脚步都落得稳重、实在，却无声息，是一种显老的做派。他讲话的声音倒是洪亮有余，粗粗大大的，颇具男人的实力。不过，他一般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偶尔为之往往也是见好就收，不放肆，不夸张。他是庄重的，严肃的，待人接物，讲的是“公”字当头，情理在上，不摆官架子，不拉帮结派。总的说，他是比较检点和注意自身形象的，经常埋在案头，说得少，看得多。起码表现出来是这样。生活中，他给人感觉有些落落寡欢，但也不是不苟言笑，一彼一此，有分有寸，不含糊，不走样。他似乎有意在把自个儿塑造成那种可敬又可畏的人物，有话说一半，有事情三思而行，有情绪含而不露。他在机关已经十余年，科长的位置上也干了足四年，工作自然十分得心应手，写材料，定计划，总结经验，提出理论，都是一把好手。要讲底下人谁能干，谁不能干，谁能干又没好好干，谁不能干却又尽力在干，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干什么，等等问题，他心底相当明亮，纤毫毕现。但他习惯或者欢喜装出一副不明亮的样子，含含糊糊，声色不动，大智若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藏得很深的人，看不透，摸不着。所以，科里人对他之心思总是揣摩不准，捉摸不定，有点“庐山面目”——看不透。
       作为一个领导，想法子把自己内心藏深一点。和底下人保持一定距离，这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讲，这是一种要求。水平。不过，科长心思一神秘，底下人深浅不知，黑白不明，就越发地怕惧他了。学生怕老师不公，部下怕上司不义。怕他亲别人疏自己。怕他给自己穿小鞋。怕他搞阴谋诡计。怕他该关照自己时不关照。怕他被人收买。怕他听信小人对自己的诬告……这类怕多半跟他们各自的利益得失关联着，调职晋级，评功受奖，走与留，上与下，荣与辱。诸如此类，都是人生大事，科长有权干扰他们得到，也有能力帮助他们得到。这是一种对权力的害怕。撞上王科长这般深邃的领导，底下人恐怕会怕得更深远更复杂是否是?
       就是。
       前头讲过，阿今求着科长许多东西。确实如此。他来机关尽管已近半年，但正式编制暂时还挂吊在派出所。能不能彻底调上来，调上来能不能趁机调一职，类似问题，科长太有权力左右了。阿今借调来机关工作时间已不短，要是不能把“借”字去掉，最后仍然回归原单位，等于是两头落空。再说，他在二级警员的位置上已干足年头，借调上来之机调一级，直接任命为一级警员，本是应该之事。应该的事，终究能不能实现，只看科长一句话，是讲好话，还是沉默，还是风凉话?有时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呢。
       就是说，科长决定着阿今走与留、升和降的前程大事。之外，还有诸多小事，阿今同样需求着科长关爱。譬如讲，阿今写通讯报道，常跟报刊社打交道，有时免不住要出去参加个联谊活动，以会文的名义游山玩水，一出去便是十天半月；能不能去，去了回来给不给报销旅差费，这自然是科长一句话的事。再譬如讲，阿今家在外地，一年难得回去一趟，一回去总想多呆些日子，能多不能多，也是科长批不批的事。再譬如讲，阿今负责搞新闻报道，如今的形势讲究请客送礼，他阿今难免要给一些报纸编辑、主任烧香敬酒，这笔费用是公费开支还是本人承担，这也是科长看着办的事。
       诸如此类。
       求他事情越多，阿今就越觉得怕他。为此，他经常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不祥感觉，认为科长已经讨厌他了，或者哪天他做了件叫科长反感的事，于是决定不再留用自己。即使他自信并没有太叫科长讨厌，也没有做过伤害他的事，但他同样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没准马上会做一件糟糕的事，然后被科长发现，然后就前功尽弃，一次性地被处理掉。至于他到底会做哪样的糟糕事，他前后左右反复思量还是不晓得。可他怕出事的感觉总是存在着的，所以也始终没法消除对科长的恐怕心理。
       其实，科长对阿今印象一直良好，他觉得阿今知理达情，有知识，办事稳当不冒失，人做得安分规矩，工作能干又肯干。他已经打算一有机会就把他正式调上来。另外，像阿今这样的老实人，科长认为不能见软就欺，相反他经常有意无意袒护他一点儿。这些当然是阿今不知道的，有时即便有一点看出来，却往往怀疑科长是故意做给他看的。事情因此就显得越发复杂而可疑可怕了。
       讲一件具体的事。科长爱喝茶，每日上班。总是先泡好一杯茶水。他不吃烟，茶水却吃得多又考究。他欢喜吃绿茶，不欢喜花茶。他讲花茶性热，伤人，催老。阿今家在某名山脚下，这些年名山推出了一种茶：青山绿水，好看又好喝，一下名震省内外。开春时，阿今回家给科长带回来两斤上好的茶叶，科长收下了，却硬要付钱。阿今推辞不肯要，说茶叶是自家做的，只是请科长尝尝鲜，不要钱的。说着把钱丢下，夺路而逃。过后，科长却把钱装进信封，塞在阿今抽屉里，信封上写着：我瞎估计了一个价格，少了你倒霉，多了存着明年买。阿今发现，科长给的价要比实际价钱高出三十块左右，有点辛苦费的意思。这一下，可叫阿今担心煞!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情的问题一给你辛苦费，说明科长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私事公了，一干二净，无情无义。既无情义，又谈何关照?
       还有一回，阿今中午在外面会同学，喝了点酒，乱了时间，上班迟到了一个钟头。那时他新到机关，心想科长这下准会责怪他几句。惴惴不安地回去，正好在走廊上跟科长劈面相逢，科长熟视无睹，连头都没抬，好像他刚蹲厕所方便回来似的。本来，这很正常，科长一般不轻易指责人，平时往往对底下人显得宽容、随便、客气。所谓令人敬畏，敬的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通过这些友好的态度和风格促成的，可阿今却不这么想，他心虚了，多疑了，他觉得科长已经是气愤得不屑理睬自己，是对他更为严厉的指责。
       每遇上这类情况，阿今总是顾虑重重，担心科长这个，害怕科长那个。总之，只要科长稍有异样，阿今总是有想法，而且从来都往坏处着想。结果是越想越怕，临事越是不知所措。有时候，阿今也觉得自己犯不着这样惧怕，科长也不至于那么可怕。但更多的时候，他觉得他还是应该怕着科长，即使所有害怕都是冤枉白受的，也不能取消它们，因为科长太有权力“安排”他未知的命运了。
       因为怕，阿今从不敢当科长面大声说话；不敢对他提意见，——更不要说生气发火；不敢自作主张做什么，或者决定什么；不敢讲真话，暴露思想，显露真情；甚至不敢在餐桌上大口大口地吃菜；更不敢对他爱人或孩子稍有轻视，怠慢……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结果使阿今在科长面前变得过分的自卑敏感，恭恭敬敬，没有性格，没有主意，整天言听计从，惟命是从，像个机器人。
       阿今啊阿今，可怜的阿今，深深地怕着
       他科长哦。
       说阿今可怜，另有一层意思，就是：其实科长也怕着他阿今，可阿今却浑然不知。不知等于是没有，等于无用，等于丢失了。好不容易有一点力量，又丢失了，真是可惜啊，可怜啊。
       荒唐!科长怎么会怕阿今——一个可怜的无名小卒?可事实就是如此。这个事实，也许只有科长自己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科长年轻时也爱写写抄抄的，为看见个自己的铅字折腾过几年。只是不知是才气不足，或是功夫不到，还是关系不通，反正结果没成事。相比之下，阿今这方面的运气要好得多，吭哧吭哧写出去的东西，虽不能百投百中，但经常有“中”的机会，新闻报道，通讯纪实，小杂文，小品文，时不时“露一脸”。日积月累，时光一长，剪贴本越来越厚，名字便为人熟悉。当初他来机关靠的就是这一招。
       到机关后，站得高，看得远，名正言顺，时间又充足。因此，阿今投稿量和中稿率又有明显攀高。科长见此真是羡慕煞，早年未遂的心愿又苏醒过来，跃跃欲试。有一回，科长写了个报道，讲的是他们局长如何为基层排忧解难的事，拿给阿今看，说是如果不行就算给他供个素材。阿今当场一目十行地看过后，连夸“行行行”。但心里想，这怎么行呢?稿子太差，差得不上路，要想发表，必须“斧正”。于是，带回家，亲自动手，大刀阔斧，精雕细磨，终于“妙手回春”。第二天一早，又亲自送到报社，为保证采用，送稿的同时又给相关编辑送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后来，稿子以要闻在社会新闻版上隆重刊登了，科长的大名尊姓跃然其上，前无阿今之名，后无阿今之姓，纯粹系科长之“独著”。
       这是科长第一回看见自个儿名字赫然见报，简直有些乐不可支，有些忘乎所以。他捧着报纸先是给政治部主任看，受了大表扬，然后又给局长看，又受了“冷表扬”(表面上是不高兴，指责他未经本人同意，实际上心花怒放呢)。回家，又给爱人看，孩子看，又受了大表扬。甚至，还发短信、打电话通知好多朋友、同仁看，完全失去了平时“含而不露”的作风，表现出了常人都有的那种首次见报的喜悦。对稿子是经过怎样秘密的过程发表出来，发出来的有多少字属于他自己，等等细节、实情却只字不提。对阿今不署名也没表示异议，好像阿今帮他改稿送稿什么的都是应该的。
       想想看，当初他对茶叶的态度是那么清正廉洁，如今对稿子却是如此睁眼闭眼。判若两人。为此，阿今既感到糊涂，又若有所悟。他似乎由此“破译”了自己应该怎样讨好科长的秘密。从那以后，阿今索性投其所好，时不时为科长发点稿子，有时是缩写他搞的材料，有时是凭他提供的素材。有时是他的讲话，有时干脆就是自己采、自己写，只给他署名而已。
       科长明明知道阿今这是在取悦于他，也知道自己“无功受禄”的心态不妥当，可就是下不了狠心出面阻止。每个人都有软肋，这就是他的软肋。于是，一而再再而三，结果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骑虎难下的地步。
       原来，阿今七搞八搞，半年下来，科长见稿数目超过十篇，按年初部里拟定的“新闻报道的奖励规定”实打实地立了个三等功。省厅内部通讯社还聘他为特约记者，专门为他开了专栏。事情弄到这等地步，麻烦事就出来了。一则，这本身是瞒天过海的事，万一阿今跟他反目，把秘密揭露出来呢?这就是一个怕，怕阿今“变节”。二则，“特约记者”的名誉在外，证书在手，省市领导和上级机关经常派他差事，点名要叫他写些东西，当地报纸有时也会向他约稿。要完成这些任务，岂能离开阿今?这又是一个怕，怕阿今“不予配合”。
       当然，正常情况下，他相信阿今不会为难他的。但万一呢?事情难免是有万一的。何况，现在似乎已经有些“万一”的苗头和险情。首先这几个月来，虽然他自己很想把阿今正式调上来，可毕竟这不是他权限内的事，他可以建议并已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落实。对此，他担心阿今多心，误以为是他在从中作梗。再比如说，阿今去年没有立上功，好处都给他一个人捞了，谁知道阿今心头是怎么在想的，会不会想不开啊?会不会后悔啊?会不会看不起他啊?恨他啊?再比如说，以前阿今帮他写稿子是为了讨好他，是主动的，自愿的，现在是替他解围，是成人之美，是被迫的，无奈的。既然是被迫的，就有可能反感、反抗——在沉默中爆发……这么想着，科长心头就发慌发怵，担心阿今哪天受人挑拨，鬼迷心窍，豁出去了，不跟他合作了，跟他作对了，不愿意做孙子了，要当老子了。甚至还可能更冲动，把他们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公布于众，叫他身败名裂!
       所以讲，科长同样也怕着阿今呢。
       这你们没想到是否是?
       其实应该想到的，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与人互相害怕的故事。
       二
       怕过科长，再讲阿今怕的人，那便是老王。也就是小老王。
       如果讲阿今怕科长更多的是怕他手中的权力，不是人本身，那么怕老王可是真正的怕他人本身。阿今才借到机关时，B市社会上到处都在传播一条短信，讲的就是“新警察的故事”。故事的最初发源地据说在河南，然后北上到首都，然后又南下到广州，从华南又到东南。A省作为内陆，什么时尚都要慢个一年半载，等在B市盛传时其实已经进入尾声。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起码是有手机的人都知道了。阿今到机关以前就收到这条短信，作为新警官，看了以后感触颇深，加上人年轻，记性又好，基本上背下来了。初到机关时，他见人客客气气，待事老老实实，上班主动替人擦桌子，打扫卫生，吃饭排队让着人，下班总是最后一个走。凡此种种，都会让他油然想起那个新警察的故事。想就想了，没什么的，坏就坏在李兵，中秋节在服务中心排队领月饼，阿今跟他客气了一下，让了他一个先，他当众嘻嘻哈哈地笑道：
       你是新警察吧?
       殊不知，局长就在不远处，听见了，很生气。局长当然也听过这个故事，这故事是往警察脸上抹黑的，你身为警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庭广众下鹦鹉学舌，可见思想境界低下到什么程度。下来，局长决定结合这个故事流行等种种现象，在全局范围内开一个思想整顿大会。宣传科是喉舌，类似的活动必然是挑大梁的。具体到科时，这种事情挑大梁的是老王，他负责思想教育，相关方面的资料和领导讲话稿都要由他来起草。当时阿今初来乍到，科里有什么事都爱抓他。这件事老王更不会放过他——因为他是新警察，有切身体会。抓了他，老王发现还真顶用，首先所谓的“新警察的故事”，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要原汁原味写出来，过了这村谁开得了这店?手机上都删了，网上搜索，搜出了无数个页面，进去看都是“警察的故事”，文不对题，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这属于资料收集的活，粗活，老王摊派给阿今。
       没想到，阿今居然当场写出来了，让老王又惊又喜!
       真正的惊喜还在后头，事实证明阿今不但记性好，领悟力也是蛮强的。老王其实对阿今是有敌意的，因为都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属于同行，不免相轻。老王想，你阿今虽
       然会写新闻稿，但写领导讲话稿行吗?新闻和讲话稿是两回事，前者是就事说事，说一不二，后者要高屋建瓴，以一当十，高谈阔论。阿今新到机关，上下情况不熟，领导讲话的风格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来高屋建瓴，高谈阔论?明知不行偏让你干!老王叫阿今先拉个初稿，目的就是要看他出洋相。阿今深感不妥，但又不敢拒绝，只好咬牙领命。当然是件苦差事，阿今熬更守夜，临时抱佛脚，研看了几大本资料合订本，又照样画葫芦。总算把初稿拉了出来。老王看过说不错不错，还拍着阿今肩膀夸他不简单。阿今听了自然很高兴，心想一定是还行吧，因为老家伙一般是不会随便肯定一个新手的。哪想到，没过几天，科长找到阿今，对他有所指地说了一些如何怎样写领导讲话稿的常识、要领，完了郑重告诫他，新来机关一定要谦虚谨慎，多请教老同志什么的。听话听音，阿今听科长这么一说，自然明白准是他的东西没写好，老王夸他是假的，在科长面前倒是说了真话。为此，阿今心里如何惴惴不安、疑虑重重姑且不讲，叫他不理解的是，老王为何不当面批评他，反而要去科长面前数落他?这件事多少让阿今对老王有了看法，觉得他心术不正，连个同情心都没有。其实，对像他这样一个羽毛未长的新同志，有什么话不好当面说的?
       再讲，到了开会这天，听完局长照本宣科的报告，阿今傻掉了。因为他发现局长说的这一稿和他写的那一稿几乎雷同，开头，结尾，中间，遣词造句，感叹议论，甚至连举的几个事例，都是他的心血。通篇最大的出入是多了一段训词，指责某些警察对这个歪曲警察形象的故事“情有独钟”，居然能够只字不漏地背下来。尽管是不指名的，但在阿今听来简直就在骂他。无地自容，悔恨交加!这天晚上，阿今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场，他心里怨啊，恨啊，难过啊……
       老王，小老王，你欺人太甚!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阿今觉得自己没理由不怕他。
       老王，或者说小老王，比科长小两岁，干公安却晚了十多年。老王以前是武警部队上的，历任A省武警总队B市支队警卫连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副营职宣传干事，五年前转业到本科，做了科长的同仁(那时科长还不是科长)。老王这人最叫人佩服的是拉关系无坚不摧。转业到公安局没半年，局里不管哪位领导的家门，老王都踏得进去。踏进去，有时是闲聊天，更多时候是烧高香。
       给领导烧香这是门艺术，同样一座庙宇，共同一束香，不同之人有人烧得进去，也有人烧不进去。烧而烧不进，叫弄巧成拙，阿今给科长送茶叶其实就是这样的。这里面可是大有道道的：老王烧香可谓独有高招，他经常先叫爱人孩子打前锋，打通了才自个儿出面。他脸皮厚，心理素质也好，只要谁被他接触上后，总是经常有意无意去跑跑，走走，不管你爱理不理，他一概笑眯眯地进，笑哈哈地出，好像他生来就跟你老相识似的。这是本事呢，他天生有这本事。
       且不管领导对他到底如何，可经常进进出出，往往来来，毕竟叫旁人心虚，是否是?
       就是。
       这是老王的一个可怕之处。
       还有个更可怕的，就是他欢喜搬弄是非，背后捣鼓人。他这种做派几乎已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要讲平时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模样，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温软和气，动作慢条斯理，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个懦弱之辈。可本质上，他是个十足的小人。小人有的毛病：虚荣势利，妒贤嫉能，欺软怕硬，阳奉阴违，哗众取宠，笑里藏刀，绵里藏针等等，十八般武艺，他都有。总之，他有明显的两面性，对上人模狗样，奴颜婢膝；对下表面温和，实质居心叵测。同事间谁要是有什么不投他心，冒犯了他，甚至有哪样东西稍微强过他，他便耿耿于怀，然后绞尽脑汁捣鼓你，诋毁你。他可以把你在别人面前说得跟个鬼似的，也可以把鬼捧成天使，把天使打人地狱。
       试想，这样一个小人，与你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共事，天长日久，谁能够样样事都称乎他心，合乎他意?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总是会有些利害冲突的。所以，日积月累。科里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阿今才到科里，人头都还不熟，已经被他“敌对”上了。他对谁都怀恨在心，对谁他都想利用自己与个别领导的一些私交旧情败坏他们。谁要是有点不便公开的事一旦让他得知，那第二天保准会在全机关传开。他就是巴不得别人都失意，让他—个人得意才好呢。他这种性格已经根深蒂固，想改都改不了，结果使得科里无人不恨他。怕他。讨厌他。
       谁能不怕小人?
       就是，都怕的。
       阿今看透他的性格后，害怕他当然是应当又应当的。阿今新来机关，人际生疏，关系浅薄，上无天力，下无地势，等等弱势，决定他是经不起别人家背后捣鼓的。为保全自己。少吃老王的“闷棍”。阿今一方面尽量避免同他发生利害冲突，事事谦让他，时时防备他，有时还故意当他面做出一副猥琐的怯弱模样，目的就是告诉他：我阿今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危及你的，请你别同我来争啥高低。另方面，他又事事小心，加强自卫能力，减少与他交涉共事的机会，尽量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老王倒是经常私下找阿今聊天，聊的不是谁谁谁哪个不好，就是谁谁家哪样不对。诸如：什么科长爱人不会生育，孩子是人家的种；什么李兵结婚前就和女友同居过，那女的刮过胎；什么上官江是假正经等等，反正讲的尽是别人家的污秽事情。阿今听着这些脏东西，心里头就莫名害怕。他担心自己哪天弄不好也会在他的嘴头翻来覆去。现在，阿今首先是害怕老王来找他聊天，其次也害怕他去找别人聊天。如果哪天他刚好看见老王跟谁家走在一起交头接耳，他便会莫名地害怕。心不安。神不定。他会一个劲地想，老王这次会在人家面前讲谁的坏话?会不会讲的是我?我这些天有没有得罪过他?如果这之前他刚对老王有过什么不恭言行，那他就会越加感到紧张不安，有时还会禁不住出虚汗，说梦话，尖叫，求饶。
       有一回，阿今踏进科长办公室时，老王正对着科长的耳朵有说有指的，看见阿今进来则不说了，还冲他笑。阿今顿生疑团，想为什么自己一进门他就闭口不言，还笑?越想越觉得他们刚才是在讲他，而且还想到讲的是什么。当时阿今在报上发了一篇稿，内容有些失实。阿今觉得他们讲的可能就是这件事，于是专门上科长家，婉转地解释了稿子为什么有些失实。其实，科长本来是不知晓这事的，这下知道了，反倒很当作一回事，借机批评了他几句，弄得阿今哭笑不得。
       要是哪天为什么事和老王顶撞一两句，过后阿今准是要后悔煞，继而会紧紧张张地过上几日，还要用心注意老王动向，观察他近期是不是上哪个领导办公室去串门了。总之。阿今对老王的害怕有始无终，程度日久弥新，经常为之不可名状地紧张，无缘无故地心悸、腿软，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一
       这叫神经过敏，也叫暗无天日。
       安慰一下阿今吧，其实，老王也怕他。
       老王怕阿今是因为办公室里人事关系
       盘根错节，而阿今平时谨谨慎慎做人，勤勤恳恳做事，遇事沉默寡言，装聋扮瞎，人缘反倒很好，是个得罪不得的“和事佬”。和事佬在群众中总是有种特别的地位是否是?
       没错。
       老王在办公室里的处境。虽不能讲已到四面楚歌的地步，但确实也够疙疙瘩瘩不顺畅的。除了和阿今基本相处无事外，李兵、上官江、科长，他们几人对他都成见至深，不是因为工作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跟他搭话。其实。李兵，上官江，还有科长，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亲密无间，风平浪静，只是当面对老王时，似乎就变得志同道合。攻守同盟，浑然一体。在这种情况下，阿今在老王心目中的地位显得长势良好，他不敢开罪阿今，否则就当真变成四面楚歌了。不敢就是畏惧，就是害怕，就是在乎，就是需要。
       老王需要阿今当他的缓冲带，当他的“和事佬”。
       抛开老王。李兵等三人的关系并不是无风无浪的，风浪随时潜伏着。也可能随时爆发。所以，虽然人不多，但复杂的人际关系简直乱如麻团，时而这两人明争，时而那两人暗斗；今天你同他合不拢，明天他同你有过节。正是这种我恨你，你怕他，他防我，互相牵制。互相纠缠，互相作用，互相抗衡的局面，抬举了阿今这个四面圆滑、八面玲珑的“和事佬”的地位。他成了唯一独立的，谁都指望笼络的力量。大伙都明白，一旦得罪阿今，等于最大程度地削弱了自身力量，强大了对方势力。所以，一般情况下，谁都不想得罪他。都想拉拢他，起码希望他别靠拢对方。就这样，阿今似乎成了他们间的裁判，手中捏着金哨子，哨子偏向哪方一吹，相持、抗衡的局面，便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
       当然，精灵的阿今绝不会乱吹哨音，他懂，只要有一个哨音没吹好。他便可能跌入阵线，充当起某方队员，然后就只有奋力拼搏。挥汗如雨。他可不想当队员，虽然经常嘴里含着哨子，两边来回奔跑也不轻松，但毕竟比赤膊上阵好得多。是否是?
       就是。
       不乱吹，不等于从来不吹。哨子总是要吹的。阿今有时也吹哨子。不过，那多半是双方恶战中的休止者。响得两方面都暗自感激。往往是他们恶战得精疲力竭，都希望有人出面和事的时机，阿今就看准机会，吹响哨音，抚慰双方，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这就是阿今，有精灵非常的一面!
       老王一方面指望拉拢阿今，加强自方势力，另方面又怕阿今冲入对方阵线，使他孤立无援。这是一种由微妙关系生出的微妙心情。一般讲。老王对阿今的害怕是一阵一阵的，比如每到年中年底，科里要评功论奖时，他便格外害怕阿今。老王这人就是重视这类虚名，他要通过这些东西标榜自个儿，从而在领导面前形成影响，他甚至渴望局里领导在每次党委会上都能够将他的名字宝贝地含在嘴里，吐进吐出。他的想法是，可以不立功受奖，但名字一定得作为候选人报上去。同时，他又晓得李兵等人是不可能提名他的。但话说回来，只要有人提出来，他们也不敢当他面反对，顶多是沉默。这一点他很清楚。左右分析，上下比较，只觉得唯有阿今才可能成全他——老王心里掂着这个厉害，惧怕阿今的心思就越发强烈。
       所以说，每到评功论奖时，老王总是格外害怕阿今，表现出来则是格外亲近阿今，注意在阿今面前的言行，常常有事没事找阿今聊聊天，叙叙家长里短，显得他很关心理解阿今似的。有时候，老王突然想起自己当初曾经欺负过阿今(剽窃功名，还血口喷人)，心里简直怕得要死。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尤其是随着阿今在科里的重要性日渐体现出来后，老王就不可能不担心阿今会对他进行报复。君子报仇不讲先后，只讲时机，时机不到，有仇不报，时机一到，快意恩仇。
       要说阿今对老王确实是有点恨，但恨是恨，却绝没有到要“报仇雪恨”的地步。他也不认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可以对谁发力了。尤其是对老王这种小人，他觉得最好不要跟他作对。小人事多。小人难缠。对小人，要学会做大人——不记小人过……老王要知道阿今的这些真实想法，可能也不会那么在乎阿今——在乎到了怕了!可老王怎么能知道阿今的这些想法?毕竟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谁哦。
       不知道只有先提防着，小心为妙，防人之心不可无……
       再讲科长和老王，也就是大老王和小老王，他们间的关系也是你怕我、我怕你，互相攻攻防防、磕磕绊绊着的。
       这得回过头去讲讲他们当初为竞争科长一职是如何暗暗较劲、明明打斗的历史。四年前，前宣传科长猝然离世，部里临时物色宣传科长人选，大老王和小老王都是候选人。从当时情况看，入党和提干的时间少老王均早于大老王一两年，但在公安局工作时间大老王又遥遥领先；凭上层势力，小老王要略胜大老王一筹，但凭群众基础大老王又稍占上风；凭工作才能，小老王的文字功夫要强于大老王，而组织活动的能力和收拢人心之本事，大老王又要强过小老王。就是说，两人互有长短，各有千秋。孰是孰非，谁上谁下，似乎就要看临场发挥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一时间，两人排兵布阵，剑拔弩张，刀光剑影，明的暗的狠狠地大干了一仗。结果，大老王胜出，上去了，当了科长。却马上传言风起，说大老王所以得胜与他爱人表现出色大有关联。
       大老王爱人在公安局内部门诊室当医生，年三十五六，为妻为母十余年，却不像同龄人一般发胖或失水，仍然腰是腰，胸是胸，紧紧凑凑，楚楚动人。要不科长怎么会舍弃大上海来B市?医生守着小小门诊室，却连通着全局上下，男女老少都是她的病人。她正是靠着自个儿得天独厚的位置和美貌，积攒了不少人情人缘，通达了不少关系，局里不少领导对她另眼相看。有人在大老王得胜之际，在他爱人头上做点文章，即使是捕风捉影，也是高明的捕风捉影，容易叫人信，传得开。
       事实上，传言系真系假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传言。更重要的是，如此这般的传言天生有一对好翅膀，注定要远走高飞，广为人知。换言之，大老王虽有幸戴上了堂皇的官帽子，同时也不幸戴了一顶无形的绿帽子，属于毁誉参半，得失各占。也可以说，大、小老王之战，实为两败俱伤，互有胜负。
       冤有头，债有主。传言四播，人云亦云，总有个来头，有—个“第一云者”——始作俑者。此人是谁?又有传言，说是小老王矣。两个传言，一样汹涌，澎湃一时。虽然传言的真实性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但大小老王的敌对情绪由此而变得毫不含糊。
       再说小老王败下阵来，心里自然不服气，平日间不大听大老王差使也可理解。情有可原。起先一阵子，小老王常常口出怨言，小视大老王，表现出一种不买账的劲头。对此，大老王不是看不到，但装作看不到。他知道自己作为胜者，又是一科之长，必须顾全大局，不能同他针锋相对，硬碰硬，否则全科乱套散架，岂不正中小老王下怀?这是大老王的一个被动，此外大老王的工作需要底下人做，影响需要底下人造。而小老王在底下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写个材料什么的，更是离不开他。权衡再三，左思右
       忖，大老王觉得自己只能稳住他，利用他，不能得罪他。得罪不起。同时，小老王又不能不怕大老王科长手中的权力，他明白，自己真要是跟他明目张胆地作对，关系白热化，最后吃苦头的肯定是他。他需要的正是半明半暗，若有若无。这种互相牵制的形势，两人心照不宣，平时间只好互相给方便，相互给台阶，以免事态激化，不可收拾。
       现在这种情形似乎略为好转，时间抹平了小老王的情绪，同时也给了大老王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新形势下，新的害怕又产生了。大老王任职已满三年，科长这种职务当到这样的年份差不多了，再说等过了年班子要换届，以他这些年在宣传科的业绩和在机关良好的影响看，提拔的可能很大。大老王走，科长位置笃定是小老王无疑，这是明摆的。可是局里几个副处的位置上都有人盯着，他不一定轮得上。就是说，要提拔可能只有放到下面去。下去就在县上，大老王家在机关，情不情愿下去很难讲。像大老王的情况，只要他自己不愿意下去，继续留任一届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别的不讲，光凭他最近搞报道的名声。部里领导就得考虑考虑。如果大老王真不想下去，那小老王就得再等。
       这可等不起啊!
       一等就是几年啊!
       最近以来，小老王为大老王会不会继续留任的问题很伤脑筋，他这头揣摩那头估摸，心里头极不踏实。他怕大老王不情愿下去，而组织上又迁就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理使他每看见大老王和局里哪位领导站在一起就神经过敏。甚至，只要看见大老王的医生爱人与个别领导稍有接触，他也多虑多疑。他怀疑他们正是在为留任的事说情、活动，暗中作业，甚至无耻乞求。
       再讲大老王当然不情愿下去，确实也曾跟相关领导隐约流露过这个意思。他不想下去有几个原因，一则他是老机关，底下的人脉不旺，下去一切都要从头张罗起，累!二则，他家里的红杏已经风言风语的，在机关嘛，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谅她也出不了墙，下去了鬼知道?常在河边走的人，必须要看紧一点的。想到这个，大老玉越发坚定不能下去。再说他也知道，多赖着当一年科长，在机关提拔的可能就多—倍。
       能在机关混个处级，即便时间上迟个一年几载，那也比下去划算是否是?
       就是。
       当然，在组织上没有公开征求他意见时，大老王不会把话说白的，说都是隐晦的说，点到为止。不过，他估计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有动作了，至于会动作成什么样，他分析的结果和小老王想的差不多，就是放他下去的可能老大不小。他不想去，就格外担心别人催他下去，这个别人也许有不少人，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小老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老王同样怕着小老王。他怕小老王去找领导煽风点火，催他下去。
       一个怕对方不下去，一个怕对方催他下去。这正是他俩眼下闹的和怕的重点、焦点、热点，另有一些小闹小怕，这里就不明讲了。都是响响亮亮的公职人员，说那些婆婆妈妈的琐事挺丢人的，还是给他们留点面子吧。
       三
       李兵是阿今不大害怕的。不大害怕不等于不害怕。阿今同样怕他，只是比较大小老王而言，怕的程度浅些而已。
       李兵今年二十七岁，仪表堂堂，乘龙快婿，娇妻是省内C市军分区司令员的千金。这个身份也是他有今天这个地位的基础和保障，否则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混呢。说来话长，李兵原先是省公安厅特招的射击运动员，十五岁就穿了警服。制服穿得早不一定穿得好，由于天性爱玩，不刻苦，年少时有的一点射击天赋转眼玩掉了，几年下来专业上毫无建树，只好改弦易辙，下到基层来当警员。先在刑警支队当干警，但吃不起苦。自己不爱干，领导也头痛，就转到派出所当一般警员。几年中换了几个派出所，只有一个原因：作风懒散。哪个领导都把他当瘟神想送走。事不过三，加上前年省厅制定了相应的“末位淘汰”制度，组织上看他太不成器——朽木不可雕也，决定将他淘汰出局。可是，山不转水转，想不到这小子七勾八勾，把C市军分区司令员的千金勾上了手。这话讲得难听，其实人家女儿可是爱他得很，小伙子相貌堂堂，能说会道，女孩子都欢喜。当初他一无财，二无才，要房没房，要车没车，司令女儿爱他，正是爱他这个好模样。人各有志，是否是?
       就是。
       再讲人家司令和省厅二把手是老战友，情深笃厚。这下李兵小子自然是得了仙道，独木桥转眼变成了阳光大道。第二年，又是晋级，又是入党，真正是叫他“改弦易辙”，旧貌换新颜了。预备党员没转正，又调进机关，到了宣传科。当时，局里正与当地电视台合作筹办一个“平安B市”的电视栏目，合作方式是电视台给时段，这边提供节目，节目制作费由广告来顶——事实上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栏目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栏目组至少得三五号人：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局党委会研究决定，宣传科出一个行政编制负责经费人出(即当制片人)，其余人实行社会招聘，即聘即用，解聘走人。李兵正是看中了制片人这个美差，才折腾来宣传科的。这确实是个美差哦，穿的是警服，干的是电视台制片人的活，整天在社会上窜，拉广告，做节目，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只要广告拉来了，制片人就是爷，人要听他的，钱也要听他的。
       李兵是有门面的人，会拉不到广告吗?
       即使拉不到市场广告，还有人情广告。
       于是，时来运转。这两年，李兵过的是神仙日子，有点准电视台台长的感觉，出入高档场所，吃香喝辣，逍遥自在，回了家有洋房住，出了门有私车开。唯一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起初节目主持人是个女孩，对李兵好像有点意思，一来二往，有些闲言。司令员千金闻风，吃醋了，到单位里来大闹一场，让李兵很是难堪。李兵是个聪明人，知道丢不起司令千金，当机立断，把女孩开了，换了个男主持，遂风平浪静。这个忠心表得好啊，司令千金更加爱李兵了，李兵也就更加滋润了，广告源源不断，栏目声名鹊起。
       人怕出名猪怕壮，李兵腰挺了，有人眼红了。你李兵年纪轻轻，无才无德，凭什么住洋房，开私车!老丈人给的?鬼话!老婆挣的?瞎话!总之，有人告状，说李兵借栏目组名义四处拉广告，从中牟利。状子纷至沓来，领导也稳不起了，最后根据群众意见，决定清查他的账目。这是块干硬骨头，不好啃的，吃不到肉，还得罪人，惹得一身骚。于是，老家伙都闪开了，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纪检人员，当仁不让，一个是阿今，想闪开，没门!就这样，阿今当了一回纪检干部。
       清查正式启动，李兵偷偷地找到阿今，送来六张合计四万多元的借条。上面均有相关领导“同意借支”的批示。对此，阿今心领神会。只要有领导大名，阿今觉得这个好人是做定了的——不想做也得做，就答应了他，帮助他“化险为夷”。清查发现。账目真正是破绽百出，阿今按照李兵的意思，小账能抹的抹，大账不能抹的就拿借条挡架。就这样，清查结果，除部分借款外，收支基本平衡。其中，借款总数达六万多元，可见他早就明的暗的在私用公款了。
       阿今所以不大怕李兵，就是因为这件
       事：他帮过李兵的忙。不是小忙，是大忙哦，事关他前程大事。以前阿今是蛮怕李兵的，两个人一个像秀才，文质彬彬，知书达理；一个像兵痞子，认哥们义气，不讲礼仪。阿今是最怕这种人的，志不同，道不合，不能伸不能屈，有理说不清。现在，手头捏着他秘不示人的把柄，谅他是怕着自己的。所以，也就不像以前那么怕他了。
       但不是一点也不怕，怕什么?他怕李兵冒冒失失的德性，哪天不慎(酒后失言)自掘坟墓，自曝底牌，把老账翻出来，他作为同谋，难逃干系。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慢慢地又冒出了新的害怕点，就是：现在李兵跟他过分亲密。
       原来，清查账目那件事后，李兵格外地亲近阿今，亲近的程度有目共睹。本来这无疑是个好事，办公室里有个人愿亲近自己总是有益无害的。可后来李兵同小老王成了公开的死对头，两人以前就话不投机，面和心不和，后来李兵不知从哪听说，当初告他状的人中有小老王，矛盾就一下升级，浮出水面，连面都不和了。有一次两人公然对骂，李兵抡起拳头威胁要打他，小老王泼妇一样地往他怀里钻，逼着李兵出手。要不是阿今及时劝开，以李兵的脾气这一拳是打定了。打了李兵就被动了，哪怕是轻轻一推，小老王都会借墙用力，让自己来个头破血流，去医院躺着，等着摘胜利的果子。
       两人关系恶劣到这种地步，昭然若揭，阿今跟谁好都可能得罪另一方，当然怕李兵来跟他亲近了。这是一块跷跷板，两边都不能踩的，踩上去就是地雷，要挨炸的。尤其是不能踩响小老王的地雷，这人太阴险，擅长放暗箭，阿今如履薄冰的处境，哪经得起他暗杀?没办法，阿今只好极力回避李兵的亲近，经常有意冷淡他。但冷又不能太露骨，否则得罪李兵也不是上策。顶好是两头照顾，不偏不倚——手心手背都是肉。可谁有这么好水平，站在跷跷板上，风来雨去，永不晃动?石像也会打晃!所以，经常是顾念了这头，丢了另一头。这天，阿今看办公室只有他和老王，有意嘀咕了李兵几句，什么太骄横啊，仗势欺人啊，什么什么的……一边说，一边看小老王的脸色。
       阿今眼看着老王嘴角浮出了酒窝，笑眯眯地走过来，坐在他跟前。对他猛烈又放肆地讨伐李兵。这时，阿今肯定是如坐针毡的，因为他怕李兵突然闯进来。运气不错，李兵没有进来——没有看见，可又怎么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听见，是自己刚才对他的恶意嘀咕，才引发了这场讨伐大战?没有不透风的墙，说过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
       这天，阿今后悔煞了。
       关键，这种事层出不穷，它们是蘑菇，冷不丁就冒出来，你根本控制不了。它们自生自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有的微毒，有的剧毒，你根本判断不了……
       阿今觉得苦不堪言。
       李兵本来是不大怕科里人的，因为科里人都怕他的“两个子”：老辈子和火性子。老辈子是指他的老丈人和老丈人的老战友(省厅二把手)，火性子是指他的火暴脾气，招惹不得的，惹了就要着火的，那次小老王不是差点吃了他的拳头?办公室里，有理性的人会这种行为吗?人无理性，连狗也怕是否是?
       就是。
       如果讲大家都怕老王，是因为他人做得太“阴”，那么怕李兵倒是因为他太“阳”。李兵属于那种稳不起的人，有什么委屈要叫要闹的，有什么气恼要发泄出来，有什么比你好的也要显摆出来——要不谁会告他?显摆的下场呗。总的讲，李兵是个比较简单的人，没什么心计。这是优点，缺点是虚荣好强，贪图享受。贪图享受的人容易犯经济错误，不工心计又容易暴露错误，李兵两条都占了，所以注定是要被揪辫子的。虽然靠有人保，躲过一劫，但元气伤了，胆子小了，再不能像以前一样对同仁都无所畏惧的。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问题是他做了亏心事的，哪怕天地不知，起码阿今是知道的。所以，他怕阿今是不用说的。
       老王，小老王呢?也怕。不是已经有人说，小老王是告状队伍中的一分子，如果两人好好的干吗告他状?用科长的话说，李兵和老王，一个是牛头，一个是马嘴，天生是对不上头的。李兵说，他第一眼看见老王那对鼠眉鼠眼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老王说，有种人看上去人模人样，很风光，很牛的，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戳要破的。说的就是李兵。总之，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僵硬，平时经常互相恶语中伤，暗放冷箭。以前是李兵明显压倒老王，现在风向有点转，老王要略占上风，靠的就是李兵当了一次被告。
       当被告的其实不光是李兵，李兵是明的，暗的还有一位主管机关工作的副局长。这厮是个贪官，李兵敢如此胆大妄为——敢吃钱又敢明目张胆花钱，靠的就是有这厮同流合污，后来能够有惊无险，躲过一劫，也是靠这厮暗中周旋——那些化险为夷的借条上签的就是这厮的大名l两人“合作”已久，财来了，合着贪赃，把栏目组的钱占为己有，灾来了，合着亡羊补牢，共渡难关。难关虽过，但心有余悸，平时有些收敛、低调是必要的，想不到李兵竟还敢惹是生非，欲在办公室里打人，这不是顶风作案，找死吗?当即把李兵叫来，狠狠训斥一顿。毕竟是副局长，站得高，看得远，他告诉李兵两条：一、众多告状信中，其实并无老王的片言只语。副局长说，老王跟众领导关系那么好，有状哪需要动笔头子，上门动动嘴巴子就行了，他从未见老王来跟他反映过“类似的问题”，足以说明老王对这件事是无知无辜的。二、倘若有一天你李兵把老王逼急了，让他也成为告状队伍中的一员，那么你李兵是死定了!副局长言之凿凿地说：在局长眼里，宣传科所有人绑在一起也没有老王一个人重要，他的话在局长那里，是一言九鼎。言下之意很明确：到那时候。他副局长也帮不了他李兵了。
       这次谈话让老王的形象一下子在李兵心目中变得无比高大、威猛起来，首先他为自己听信谗言，冤枉了老王感到很后悔，其次也为自己小瞧老王感到很后怕。毫无保留，宣传科的江山，迟早是属于老王的，自己跟他作对，无异于自掘坟墓。现在他必须以大局为重，设法缓和这种关系，却又碍于情面，低不下头，一时无措。跟一个鼠眉鼠眼的人低头难哪，李兵觉得，宣传科的人，包括下面聘请的工作人员，所有人的坏加起来也没有他老王一个人坏。这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人：鼠眉鼠眼，骨头也是属鼠的!可局长居然对他这么好，凭什么?李兵想不通。这世道哪，真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说不清的。
       想到小老王离科长的职位那么近，李兵对科长(大老王)的怕倒是少了很多，但是有一个怕是怎么也少不了的，就是：科长两口子捏着他司令岳父的大尾巴!司令怎么会有尾巴被他们捏着?这就要怪司令太不自重了。司令也有轻率的时候。是一年前，李兵刚买了汽车后不久，春节，司令一家人来B市过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去郊县吃野鱼，李兵喝酒喝高了，司令怕他酒后开车，丢了全家人性命，自告奋勇地当起了驾驶员。司令平时在市经常摸车的。没有人怀疑他的车技，但这一天可能也是喝了酒的缘故，技不如人，出事了，把一辆横穿马路的摩托撞出
       十一点七米远(交警提供的数据)，骑车的小伙子当场腿断头破，血溅街头。
       这事闹大了!
       司令虽有驾驶证，但系军证，军证开地方车，等同无证驾驶——这是一。二、那天司令也喝了酒，虽没宿醉，旁人看不出来，但在有经验的交警和精确的仪器面前，暴露无遗。三、现在军队地方都有令，严禁领导干部开车，司令系一方主官，有令不行，酒后开地方车，实属数罪并举。事情闹出去，司令不落个数罪并罚才怪!不用说的，只要事情明了，司令的前程也就完了。怎么能就这样毁了前程?当然要竭尽全力捂!如果老战友在家倒也好，省厅二把手，关键时候想必不会袖手旁观的。但不巧啊，救世主去新马泰旅游了，手机不开，行踪不定，鬼也找不到他。上面找不到人，只好在下面找。李兵夜半敲开科长家门，请求科长力挽狂澜。科长以前在交警队干过，想必有路子。但科长是个谨慎的人，一听事态，严重，不敢出手。情急之下，李兵哭了，泪流满面的样子感动了医生夫人。医生风风火火地跟着李兵走了，去了交警队。都是丈夫以前的老同事，有话好说……
       长话短讲，事情捂住了，一切都在私下解决了。
       这是大恩，恩重如山哪。这也是司令的大尾巴，任何时候都不能露出来的，露出来就要前功尽弃的。司令在C市跺一脚要地动山摇的，但进了科长家，不过是一个感恩戴德的人，连咳嗽都是要捏着鼻子的。司令都如此，更何况李兵，就给他九九八十一个胆子，谅他也不敢在科长面前放一个屁!
       毫无疑问，科长是李兵的最怕，连他女人和孩子都怕。科长有个十一岁的女儿，那天晚上李兵哭的时候把她吵醒了，所以也知道这件事。事后，李兵还专门找过她，让她“替叔叔保密”，得到的答复是：她听爸爸妈妈的。就是说，她不听李兵的。李兵觉得这小女孩长大了肯定比她妈妈还要会来事，长得也不比她妈妈逊色。
       再讲，科长以前是蛮怕李兵的两个“子”的：老辈子直接影响他的仕途，不用说是害怕的；火性子——科长总的说是软性子，对火性子的人不大喜欢，也不大能对付得了，所以也怕。科长无法想象。如果李兵跟他在办公室里发火，他该怎么办?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他不擅长，忍气吞声又怕影响他的形象。好在司令给李兵挖了个坑，让李兵老虎变了羊，在科长面前只会一味地点头哈腰。从那以后，科长根本不怕李兵了。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医生躺在被窝里给科长戴上了一块新表，金光闪闪的，很漂亮。科长不懂表，不认识牌子，问多少钱，医生含糊其词，没有具体说多少钱，只说让他别丢了，因为是一对情侣表，她也有相应的一只。既是情侣表，不但要戴在手上，更要放在心上，丢了不吉利的。科长每天戴着它，偶尔想起它，心里暖暖的，把它当作医生爱他的一个象征。也是自己的一颗定心丸。这些年，他多少听见了一些有关医生风花雪月的闲言，这块表某种意义上说是挺让他感动的。不管值不值钱。钱多钱少说明不了什么的，这是一份心意，是医生心里装着他的意思。这个意思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一有机会，总会把表摘下来，让人看，让人听他说缘故。其间，不乏有人给这块表估过价，最高估到三四万。但科长心想，怎么可能呢，凭他家的经济能力，撑死了也就几千块钱而已。
       错!
       大错!
       有一次，科长逛商店，在一家钟表店里，偶然看到一对跟他的完全一样的情侣表，男表标价为56666元，女表是43333元，加起来刚好是99999元，就是情侣一生爱到永远的意思。科长头一下大了，十万块钱哪，妻子凭什么这么阔气!他一会儿仿佛看见自己一只脚已经迈进深牢大狱里，一会儿又仿佛看见一个踱金的男人趴在老婆身上……回到家里，科长一反平时温软的性子，对医生进行了严肃审问。开始医生还有点不以为然。爱理不理的，后来一听十万块钱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才说了实话。原来表是司令为了谢恩托女儿女婿送来的，她以为就几千块钱的东西，就不客气收下了。替人消灾，收个礼本来没什么的，没想到这么贵!贵得没谱了，那就不是礼，而是套子了。陷阱了。退一步说，如果东西是司令本人送来的，没有李兵掺和，倒也要好说一点，但李兵偏偏是掺和了。这就说不清了，道不明了。甚至，科长怀疑李兵这是“有意为之”，要的就是这份说不清、道不明。完了，李兵把他们套住了。不用说，事情要捅出去，不管到哪里去说、怎么说，这个家是平安不了了，轻则名誉扫地，官帽落地，重则锒铛入狱，妻离子散。
       昂贵的表转眼成了科长的一块心病，一个秘密，再不敢戴在手上。曾经想过，把它还给李兵。但想已经戴过(李兵也见他戴过)，显然不合适，买新的还，十万元哪，哪下得了这个决心。没办法，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偶尔想起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温暖的感觉——恰恰相反，只觉得隐隐的恐惧，好像那是詹姆斯·邦的手表，里面设有定时炸弹，而且不知道定于何时，更不知道如何拆除它。
       就这样，科长对李兵在经历了短暂的无所畏惧后，又跌入了新的恐惧中。现在，他只要看见别人手上戴着手表，心里就会莫名地不安，想到李兵这小子，想到自己可能面临的种种不测之灾。尽管医生经常安慰他，没事的，这不过是他们感恩的方式，不会有什么的，但谁又说得清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李兵这小子冒冒失失的，几杯骚尿喝下去什么大话黑话屁话都会乱说的。这么想着，科长常常要迁怒于老婆。都说他老婆能干、贤慧，他有今天之风光，军功章上有女人的一半。可这种女人哪里能让你随便迁怒的，你怒她更怒，拉倒吧。十一岁的女儿可以作证，这一年来，她爸爸妈妈吵架的次数明显增多了，都是抽屉里的两块金表惹的。
       呵呵。99999元的情侣表!
       顺便讲一下，小老王其实早发现李兵经济上有问题——像他这样喜欢撑死眼睛寻觅别人是非的老耗子，李兵那两下子能蒙骗得了他吗?蒙不了的。他所以知情不报——其实也是报了的，是跟局长报的。只是，局长听了他的汇报后反问他：你还想不想当科长?想当科长就闭嘴!这话听上去好像局长是李兵同谋似的，其实不是的，局长的意思是打狗要看主人，李兵背后有“老辈子”，打不得的，打了就是打自己——像老王的情况就更是要挨打了。用局长的话说，就算我们把你报上去了，他的老辈子也要把你打下来。
       确实，李兵老丈人的老战友在省厅是堂堂二把手，专管人事工作。你若要挑头把李兵扳倒了，两个老辈子能饶过你吗?四两拨千斤，治你还不是易如反掌?正因此，老王才一反常态当好人，眼看着李兵躲过一劫也不出手。小不忍则大乱，出手就要“同归于尽”，忍着吧。哪怕李兵的拳头落在脸上了，也要忍着，好日子都是忍出来的。
       四
       上官江是办公室里唯一的最可怕、也最不可怕的一个奇怪人物，阿今在认识他之前，还不知有“上官”之姓，看名字，以为他姓上，名官江。再琢磨这名字：官江，有点官气，心想他一定出身达官之家。后来才弄懂，他
       名为“江”，因为生于三江汇聚之地：重庆。上官江父亲是名正言顺的“三八式”，官不大，但资格老，需要时倚老卖老也是可以的。据说，上官江进机关就是老头卖了老的结果。这话说来又远了，好像上官江不该进机关似的。上官江该进机关，只是……怎么说呢，怪他的额头戴着“金字招牌”，没人敢接。
       事情是这样的，上官江身为抗日将士的后代，从小又在军营里长大，接受的教育比较正统，身上有股子嫉恶如仇的劲头，为人正直无私，爱憎分明。他是高中毕业公安招干进的公安战线，开始在下面刑警支队当刑警。有几年，支队个别领导争权夺利，把支队的风气搞得一团糟。很多人看在眼里，知情不报，助长了歪风盛行。当时上官江只是一般警员，却斗胆给省厅领导写了一份洋洋万把字的检举揭发材料，反映他们支队的阴暗面，从个别领导以权谋私、营私舞弊、官僚主义，讲到整个支队盛行的歪风邪气。点面结合，有名有姓，有证有据，措词慷慨激烈，态度诚恳强硬。为此，省厅机关专门组成调查组下去调查，果真发现他们支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领导吃喝成风，私分公物泛滥，官僚主义盛行等，个别领导已严重违反部队纪律。省厅党委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政委和支队长、财务股长等不少领导被撤职查办，一时间上官江成了英雄，领导表扬，报纸宣传，闻名全省公安战线。不久，又受提拔当了中队长。
       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中队长一当就是五年，再无提升。树挪死，人挪活，上官江动了调走的心思。调哪里?当时他已经年近三十，却还是单身，机关接触面大，女警官多，也许机会也要多一点。思来想去，决定调机关。以为要求不高，却是久拖不下，有关领导口头答应了半年，结果答复他：下面无一科室要人，暂时缓一缓再说。这是安慰他的，说到底是上官江昔日的名声在外，各科室都不想要他。陪君如伴虎，何必自找麻烦?最后老头子出面了，拄着拐杖往办公室里闯，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斩出了一个宣传科俱乐部主任的闲职，肥差。
       前些年上面要求各单位搞多种经营，减少财政压力，各行政机关纷纷成立发财办，发财致富。公安局地处闹市，发财办灵机一动，把临街的一栋楼腾空，改建为娱乐中心，有歌舞厅、茶馆、放映室、商场等，对外经营，生财有道，一年至少挣个几十上百万，大大缓解了全局捉襟见肘的财政。可转眼政策变了，行政机关不准经商，便把一摊子交给宣传科，成立俱乐部，供“内部使用”。说是内部使用，又不挂牌说明，严禁“外人人内消费”。说白了这是做文字游戏，名头改了，实质没变，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安局作为治安机关，执法、治安才是正业，俱乐部当然是个闲职，但俱乐部不禁外人消费，形同以前的发财办，一年挣几十上百万，财务单立，当然是个肥差，境界低的人置身其中，一念之间就可以喂肥自己。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俱乐部下面工作人员都是社会上招聘的，只有主任是行政编制，统管全局，大权在握。所以，这跟李兵的电视栏目一样，也是一个考验人的岗位，上官江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倒是非常合适担当此任。
       上官江就任后，行事风格一如既往，对人对己要求甚严。以前，机关放映租赁影片，往往得送掉三五十张关系票，他主管后免了。以前，局里经常拿商场一些日用品当奖金发，他不，他用相应的钱购买图书杂志、健身器具，充实图书室，又新开了一个健身房，对内免费开放，又对外经营。以前，俱乐部主任不坐班，不参加打卡，他规定自己严格打卡。以前，图书室三日两头不开，名存实亡，他来后三日开两日，室内整洁宜人。以前，图书、杂志、器具等，有人借无人还，流失现象厉害，他规定逾期不还罚钱，丢失损坏照价赔偿。
       诸如此类。
       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公道的正派的好人，科里的人仍然怕他，他们怕他的秉直无私的性情、作风，担心自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乱幻行为让他发现，然后被揭示出去，然后或身败名裂，或羞愧难当，或令人嗤笑，贻人口实。他们共同有一种感觉：他迟早甚至很快会发觉自己的某个不是、不正之处，于是自己就会倒霉一场。他们这种被正直击败的不祥感觉和害怕当众出丑的压抑感，一直在为他而生，而保留，而持续，而发展。因此，他们不敢当他面随便放松自己，以前借的书去还了，以前要的东西不要了，以前随便的事不随便了。比如平时，只要上官江在办公室，他们都会深思熟虑地讲每一句话，发表每一个意见，说话尽量高调，做事尽量“公”字当头……他们担心一个疏忽，一个不小心，暴露出自己内心不能见光的阴谋诡计，撞上枪口，倒上霉头。他们为他昔日的英雄行为和现实的名望所威慑。不寒而栗。同时，他们又钦佩他，钦佩他铁面无私的品格。当然，更希望他早日捉拿住别人的什么把柄，对别人猛烈开火。总之，人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同时又是对手。如果哪一阵子他或出差或生病住院，外出了，不在科里，人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担心他不在家，有人就会放肆，损人利己，科里马上会发生于自己无益甚至有害的事。
       其实，多少时日过去，科里并没有因为少了他而发生什么可怕事，也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出什么乱子。平时间，他既没有出丑别人，也没有殃及自个儿。有时候，他明知道谁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却并不见他向上检举告发，只是当其本人的面，指责或劝告而已，远没有跟他们各自想象的一样可怕。尽管这样，他们各自内心那种不祥的感觉，依然一直谨慎地保留着，深深地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好像过去了今天过不去明日似的。他似乎成了他们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谁都不知它哪天哪时会轰然爆炸。
       有一件具体的事，让科长对上官江有深切的可怕感。
       事情是这样的，俱乐部隶属宣传科管辖，本来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开支、规定，都是经过科长过目表态后才实施落实的。可上官江上任后，经常自作主张做什么，不做什么。原先从不这样的，他突然要这样，明目张胆地要权，科长便不免多虑，想他是不是看不起自己想搞对抗?想他是不是已经看穿自己所以才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想他这样自行其事会不会损伤他在科里和局里的威信?想他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想他背后是不是有只大脚在帮衬他?想他……
       其实上官江的想法是，俱乐部是个独立单位，科长只做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工作俱乐部主任有权自主自行。如果叫科长操心诸多琐碎小事，一方面是给科长添乱，让科长陷于具体事务中不能自拔。该干的干不成，实际上有损领导形象；二方面是说明自己无能，也降低了自己的形象。
       也许他想的是对的。
       不过，最怕上官江的当属老王，因为他敢当面批评老王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什么的。老王搞教育搞得有点不大对头，他经常埋头给领导和上级机关写总结稿、讲话稿、经验报告、政工研究、理论资料等，却很少组织干警实实在在地学点什么。大家都觉得老王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图虚名，可就是没人敢出面指责他，包括科长。可上官江就敢，他几次
       在会上指责老王工作顾上不顾下，务虚不务实，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云云。
       老王知道自己做工作的确有大半心思是想讨好上级，图个名誉。但以前从没让谁发现他这种心思——他以为人家不讲他是因为没发现，而上官江却一下子发现了。于是他想上官江是不是特别重视他的言行?想他是否有什么特别功能?担心他是不是还发现了他其他什么问题?想他哪天是不是也会向领导告发他?想他的存在和影响会不会最终导致自己当不成科长?
       诸如此类。
       其实，上官江并没有什么特别功能，也没有发现老王其他的什么不是，更不打算检举揭发他。他只是认为，老王工作方法不大对路，自己作为同事应该帮助他、提醒他尽早发现问题，好叫他改正。他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挺容易叫人误解的，是不是?
       就是。
       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上官江的，他屁股上有那么多的黑污，而上官江脸上又是跟包公似的黑红，能不怕吗?不过，李兵和上官江的关系“情况特殊”，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阿今，阿今对上官江印象很好，不是太怕。阿今觉得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凡事让着人，有冤屈往肚里吞——只有别人对不起他的，没有他对不起别人的，跟个小媳妇似的；既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有些事虽说做得不尽光明磊落，但多半是受人之命，成人之美，自己并不居什么歪心恶意，扪心自问，讲得过去。再想，上官江既没有科长一样权势，能够决定、左右他什么，也不像老王一样虚假势利、奸刁可怕，又不像李兵一样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因此，阿今对上官江不是很怕的。
       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怕，有一点儿怕，就是，他怕上官江不给他报销给报社“烧香”的费用。阿今年年得为密切与报社关系开销一笔经费，这笔钱是摆不上桌面的，自然不能从财务上支出。财务是做不了这样的账的——给媒体请客送礼?岂不是授人以柄!所以，这笔费用宣传科只能自我承担，内部消化，具体说是从俱乐部上交给局里规定利润之余的小金库里支出。可小金库属于上官江把管的，阿今回回去报销，他总是不爽快，还常常告诫“下不为例”什么的。
       阿今怕下回当真不行了，不行就要他自己掏，那哪掏得起?不掏，也就是无法做好密切报社的工作，这又是要直接影响他工作成绩的。所以，这个腰包必须掏，而且必须要让上官江来掏，否则于己于公都不利。事情要办，费用在人家手上，阿今哪有不怕他的底气?就这样，阿今到底还是怕着上官江的。
       其实，上官江也理解这笔钱没道理让阿今自个儿掏，所以尽管回回讲不报，结果总还是回回给报。他只是指望阿今以后少报点，他认为靠请客送礼上稿，首先是报社风气不正，其次阿今的做法也不对，不能为上稿而去私下活动，助长歪风。但是，真正决定他给阿今报这笔费用的原因，不完全是“理解”，还有原因，就是他怕着阿今……
       上官江同样也怕科里所有人，最怕的人是阿今——阿今终于有—个很怕他的人了!
       上官江怕阿今的“根”在于：他现在深深地害怕做典型，当名人。自打写检举信造出名气后，上官江一直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中，这个光环很重的，比金子还重，却似乎比石头还不值钱，只给他生活带来重压和麻烦，人们另眼看他，事事特别待他，时时特别要求他。同样一件事，人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堂而皇之地去做或不做，他则不行；同样一份利益，人家可以不择手段去争取，去得到，而且无可非议，他则不行，他要得到了或者去争取了，那很可能就要遭人指责非议。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平凡地生活，不能正常地嬉笑怒骂。他是一个写过检举信的人，应该过敢写检举信人过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谁都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大伙都隐隐约约觉得，那应该和自个儿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上官江独特的现实，与众不同的现实。无疑，是名气剥夺了他做平凡人的权利，是名气使他的生活变得特殊化，甚至艰难。生活枷锁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是否是?
       就是。
       因此，上官江最怕阿今把他的名气“继续做大”。记者都喜欢抓名人的稿子，因为名人的稿子有新闻效果，容易刊登，登出来容易有影响。阿今甚至还阴暗地想，抓上官江的报道不光容易被采用，而且自己的名字也容易随名人而给人记住。以一当十呢。所以，阿今一到宣传科，就迅速给上官江写了一篇稿子：《上官主任的一天》，有代表性地记叙了上官江一天的工作情形。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是凡人凡事，只是经阿今妙笔生花，看上去不平凡了。阿今搞报道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能够把一件平常小事做得令人有思有悟甚至感想万千，却又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写的就是事实。果然，科长看了，觉得稿子写得朴实无华，真实感人，签下审稿意见：属实，可发。
       就发了。
       上官江看了，生气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他希望人们忘掉他，可阿今在把他当宝贝挖出来。他找到阿今，批评他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阿今知错认错，却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不久报上又登了阿今写上官江的稿子：《与楷模生活在一起》。是个随笔性的东西，不存在“新闻审查”，也不要“经本人同意”。
       如是再三，有时是写上官江的工作精神、成绩什么的，有时是他获得的什么荣誉，有时是上级首长对他的一句褒奖话。更要命的是，阿今是个搞报道的老油子了，所有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且大半是报道全局工作的同时拉出他这个名人，他上官江无法指责他，更不能阻止他，只能是希望。他希望阿今什么，也就等于怕他什么，是否是?
       就是。
       嗬，阿今还有“帮凶”呢，就是科长。
       上官江来宣传科，科长开始是反对的，但来了以后发现，自己当初太幼稚了。当名人的领导，好处其实是多多的，别的不说，上级首长来视察工作，以前宣传科是边缘处，首长的时间有限，经常“视而不见”，匆匆来，匆匆去，他根本没机会受到接见。但现在有了上官江，领导总是忙里偷闲，来科里走一走，看一看。看的是上官江，陪的是科长。一陪陪出感觉和觉悟来了，知道上官江是个“腕”——大树底下好乘凉，近水楼台先得月……便经常让上官江陪他访上走下。陪吃陪喝。上级要什么典型，组织什么报告团、演讲团，科长也是一古脑儿摊给他。科长以他手下有这样一轮“水中明月”为荣幸，为骄傲。他知道，人们在了解、记牢上官江的同时，也会了解记得他的工作单位、顶头上司，即科长本人。这种既抬举别人又抬举自己的美好行为，他是下足心思要做的。而且要尽量大做。宣传科本身就有职责推树好典型，配合全局做好干警思想教育工作，某种意义上讲，典型能不能推出去，推得好不好，这本身是一个衡量宣传工作成绩大小的标志。主客观溶化在一起，推树上官江名正言顺，于是推的动力则更大，程度则更深。如果说阿今做的是“对外”的，科长干的则是“对内”；内外交加，形成合力，上官江想做一个平凡人的希望，不可避免地频频失望：这正是他
       深深害怕的。
       老王也是可怕的，因为老王常常把他当作整治他人的枪使。
       前面讲过，老王是那种巴不得人家都倒霉遭殃的小人，如果讲科长和阿今更多的是想把上官江当作抬举自己和全科的果实的话，那么老王则是想把上官江当作自己的杀手，干掉别人，保全自己。老王最擅长背后搞鬼、检举揭发、暗渡陈仓什么的，上官江作为检举揭发的英雄式人物，何乐不利用他?借力用力、借刀杀人才叫高明。所以，老王非常希望上官江尽快、尽多地检举人家的什么不是不对。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达到难堪别人的目的，老王经常主动向上官江提供谁谁谁的这个不是，那个不对。他搜罗这类情报的本事的确也超群，什么李兵何时与他女朋友同居了，同居过几回{什么科长爱人哪天上哪个领导家烧香了，烧香是为了什么；什么阿今哪篇报道失实了，故意夸大其词是为什么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知道得细，报告得勤。
       上官江听着这类“报告”，心里很清楚老王的险恶用心：想把他当枪使呢。可这类鸡毛蒜皮的事值得他检举揭发吗?领导见他汇报这类小玩艺会兴师动众去调查、澄清吗?再说，如果大家发现他尽是揭露这类琐碎小事，能不骂他吗?对此，上官江感到既悲哀又可怕，他知道自己要真是贫嘴去反映这类琐事，不但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而会得罪人，扰乱人心，让人家鄙弃他。同时，他又知道自己如果老是对老王的“情报”置若罔闻的话，老王又会说三道四，以为他是胆小不敢向上汇报。
       上官江觉得，自己的胆量真是越来越小了。
       相比之下，上官江对李兵是不大怕的，因为两人关系情况特殊——有私交!说来也巧，上官江的老丈人曾经是李兵老丈人的老首长，老首长是走过长征的，真正的老军人。几年前仙逝。但在几十年前，他是一军之长，那时李兵的司令岳父不过是个小参谋，给军长跑腿的资格都还没有。司令对老军长崇敬有加，对老军长的后代也是倍加关怀，过年过节经常问寒问暖，关系一直保持着。李兵当了司令女婿后，把这层关系自然接过来了，如今又与上官江是同事，亲上加亲，两家走动便越发频繁，交情也就更深了。
       这种情况下，两人按理是没什么可怕的。但理是理，事是事。事情总是比道理复杂。比如李兵和上官江之间，有一件事就很复杂。什么事呢?说来挺丢人的，原来李兵和那个被开除的女主持确实有一腿!这是密中之密呢，按理上官江是不该知道的。但事情就是比道理复杂，有一天两人正亲热时，居然被上官江的手下不幸撞见了。这种概率也许是万分之一的，但撞见了就是百分之百，就是不幸!
       话还没有说明白，继续说：李兵的电视栏目组租用的是上官江的房子，因为两人的关系好，上官江给了李兵不少优待，比如免费打扫卫生、代缴水电费等。有一天，服务员去打扫卫生，正好看见李兵跟那个女主持在亲热。服务员的嘴守不住的，很快在一些人中间传，上官江听说了，去问李兵。李兵矢口否认。出于对李兵负责，上官江决定查一查，到底是谁在嚼舌头。一路盘查下去，把“当事人”找到了。当事人指天发誓她没有乱说——亲眼看见的，有时间，有地方，有情景，有鼻子有眼，不容置疑!回头，上官江又找到李兵责问，在强大的事实和道理面前，李兵只好承认了，让上官江很失望。
       后来李兵虽然成功蒙骗了妻子，但上官江毕竟捏着他的尾巴(还有证人)。所以，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他的，不论上官江嘴上怎么许诺，他心里总拖着长长的阴影，担心上官江因为某种原因失信于他。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怕，有私交和人品保证都没有用。
       再讲这件事后，上官江对李兵隐隐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后来又出了有人告李兵贪污公款的事，虽然没告倒他，但在上官江看来，这不过是躲过去了而已。上官江相信一种种迹象表明，李兵的清白是可疑的，就像他对妻子的清白是可疑的一样。一个人品不端的人，可以不忠于妻子，也可能不忠于朋友、亲人、组织。这是上官江对李兵的一个怕。怕他不端的人品，有种与狼为伍的感觉。其次，他也怕哪天有人确凿掌握了李兵贪污的事实，把证据丢给他，让他做艰苦的抉择：告必然是伤害了李兵，不告呢又对不起自己头上的光环。他觉得这一天迟早会降临的，起先这仅仅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并没有多少理由；后来，慢慢地，他似乎还找到了理由，就是：其一，李兵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冒冒失失的性格是藏不住这么大秘密的；其二，他这人的运气也不行。要不怎么会连个偷情的事都会被人撞见?这种事被人撞见的可能是很小的，他都过不了关，更何况贪赃枉法的事。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李兵哪，你躲得过一时，躲得过一世吗?
       这么想着，上官江的后背骨经常莫名地发冷。他怕着呢。
       第三章　后记
       A省B市公安局宣传科的故事，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男)。在一个多风的、细雨滴答的、天空墨墨黑的、对门歌声不绝、隔壁孩子哭闹不止的夜晚跟我讲的。朋友当过多年领导，口才非常之好，讲话热情高，有技巧，这么多人和事，讲得井井有条，一点不乱，时而高低有度，时而抑扬顿挫，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朋友眉飞色舞地对我总结道：“总而言之嘛，统而言之嘛，大老王，小老王。李兵，阿今，上官江，这五个大男人哪，谁都怕着谁，或你怕我，或我怕你，或明的怕，或暗的怕，或怕的深，或怕的浅，或怕是，或怕非，或怕过去，或怕现在……”
       这天夜里，我们一夜未眠，就这么东说西说过了一夜。
       天亮了，我们都困了，朋友闭上了眼睛，可嘴里还在说：
       “我手下有十七个人，其中有十六个人都怕我，只有一个人，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他谁也不怕，连我也不怕。我想尽快把他弄走，因为我不想让一个不怕我什么的家伙做我的手下。”
       我问：“‘弄’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宁死不活也要把他搞走的意思。”
       我想，就算小年轻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怕，可真要是让人“宁死不活”地搞一下，他还能什么都不怕吗?
       刚刚，我下楼去买烟，当我准备付钱拿烟时，我又怕了——我怕买了假烟。同时，我看到服务员把钞票又打又吹的——我知道，她是怕我的钱是假的。我们都怕。他怕，我怕，买烟怕，买肉也怕，买茶叶也怕，买家电也怕，买房子也怕……买什么不怕?买什么都怕。
       本文也献给我自己。
       或者讲，跟我一样的人。
       我的情况是这样：今年四十三岁，男，未婚——我得说明这不是征婚广告。我已经有过妻子，离了，现在也没闲着，有未婚妻。我跟她爱我一样爱她。她不大爱我，因为我经常冲她撒谎。尽管我们都知道自己并不太爱对方，却都不想离开对方，因为我们都怕重新找一个没准就更差劲。当然更好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可我们都不想也不敢冒险。我们都是离过婚的人，我们怕。我怕。我性格里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多疑。多疑也是胆小——这一点跟阿今很相似。我希望有—个
       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让我有一种新的人生。
       无所畏惧的人生。
       无忧无虑的人生。
       但是，说真的，我感到这很困难。
       说真的，我现在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神经病了，因为——说出来你绝对不相信，我甚至看不得关着的门，看见就怕。
       是的，我怕关着的门，更怕推开关着的门。我只要看见关死的房门，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想：这里面有人吗?如果我知道里面真的有人，我马上又会有意识地忐忑不安，担忧里面的人正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这个，那个，害人，害己……胡思乱想，心烦意乱。要是哪天我看见哪个同事突然走进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或者领导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并且进去后马上关上了门，那我就会怕得更凶，手心冒汗，甚至身子也会哆嗦起来。
       总之，在生活面前，我总是有些莫名的不着边际的害怕心理，表现出来则是不敢朝它正面走过去，不敢正视它，不敢对它理直气壮，不敢冲它任性自我。纵然有时我明明知道应该理直气壮什么的，而且结果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可我就是不敢。
       真的不敢!
       我宁可委屈自己，忍声吞气，也不想放松紧张的神经。我像一只祖辈遭受过不尽屠杀的羊羔，浑身内外都丧尽胆量和勇气，见人就怕，见坏人更怕。我感到心里有无尽的沮丧和因为沮丧而生发的颓败感。
       当然啰，我对自己现在这种状况非常不满——深感厌倦!我努力安慰自己，别……别这样，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一切没你想的那么可怕……比如说，事实上我自己平时也是经常关着门的，有时来了人(甚至是女人)也照样关门，我知道我们并没有关着门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我总是对门——关死的门——感到害怕，见了心里头就发慌，发虚，要躲开。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有人讲这一定跟我在什么时候遭受过什么刺激有关。我想这很可能。是的，很可能，谁没有受过刺激吗?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跟我受过刺激有关，那么我想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因为谁都受过刺激嘛。
       是的，可能谁都跟我一样。起码，我发现我的诸多朋友、同事、亲人、老师、长辈、小辈……几乎都跟我一样，整天都在怕这怕那，有的怕得神经过敏，有的怕得无所适从，有的怕得萎缩不振，有的怕得要死不活……总之，跟我差不多。
       这一点，我在正文中已经有足够的表达和证明是否是?
       就是。
       为此，我感到窃喜。
       这是沮丧的我唯一的快乐。
       我在本文中同样也表示出这样的疑虑：我，或者干脆讲我们，是否是已经都变了样，变得叫自己不满意，不认识了?
       有本不大容易读懂的书，开头第二句话就是：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大甲壳虫……这话我不大相信。或者讲，我情愿不信。人怎么会变成虫子，而且那么突然?我不信。我认为，我们人还是人，只是变了样了而已。
       确实如此，我们都已经变了样了，变得叫你自己不满意了，不认识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非常丑陋——丑陋不堪!叫我厌烦!令我鄙夷!我是说，我看不起自己。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一个有血有灵的人。我经常像个哲学家一样地深刻地问自己：你是谁?你为了什么?你正在干什么?你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些很普通的问题。普通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不应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我现在的样子让我很失望!
       你们不知道，我以前是一个蛮有性格和理想的人，好交友，重感情，爱玩，诚实，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任性，胆大，易怒……可现在完全变了，变得唯唯诺诺，斯斯文文，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言谈举止谨小慎微，像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合格产品”。平时生活中，我很懂得见机行事，看风使舵，为无谓的名利撒谎，撒了谎还不脸红。我把自己内心包藏得死死严严，不让别人了解、认识，不暴露思想，不流露真情，对什么都看得惯，无所谓，想得开。我还经常附庸风雅，哗众取宠，装疯卖傻……这一切我都做得得心应手，还自认为这就是成熟。
       真是恶俗之极!
       当然了，这一切确实能帮我们在单位里应付自如，在社会上立住脚跟，然后又收名又得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感激生活，感谢自己。可我又觉得我们是不划算的，因为我们背叛了自己——我们把自己卖了。换来的好像只是一些很浅薄、虚妄的玩艺。就是这样的。
       讲真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和问题我都不想知道。不知道才好呢。譬如讲：我们领导到底对我怎么样?下回调整领导有没有我的份?人家在背后是怎样议论我的?我这样干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需要改变一下工作环境吗?等等。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譬如讲：我的未婚妻是否是真的爱我?她为什么爱我?我们将来会不会结婚?结婚后会不会离婚?还有，我的十四岁女儿整天在社会上干什么?跟她一块玩的那些小伙子是否是欢喜动手动脚?她有没有被人欺侮过?她还是处女吗?等等。
       还有一类，譬如讲：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应不应该怕这些?不害怕会怎么着?人家有没有在怕我?怕我又是怕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讨厌自己?今后我还会不会变得让我更讨厌?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我并不想知道。
       我觉得糊里糊涂不知道反倒更好。
       对不起，我还有种很不好的感觉，也许跟你有关，就是：我总认为现在每一幢楼里至少有一个人因为害怕在慢慢地变异、变异……在我朋友的单位里，我知道有个黄头发姑娘已经变疯了，她现在通常在当班时间里心不在焉地想起一些事儿，于是便莫名地笑，或者哭，或者尖叫，或者骂人，或者喃喃自语。同事们怕她，每天都紧张地观察着，等候着，捉摸不出再过多少时光她会在决定性的最后一秒钟里当真疯起来。捉摸不定。
       还有一个小伙子，二十一岁，长得很英俊，因为跟××明星有点挂相，我们经常喊他“晃眼××”。他挺可爱的，听了我们这样叫他，总是灿烂一笑，露出一嘴皓齿。有个姑娘悄悄地爱上了他，就因为他英俊，含着一嘴皓齿。可是，有一天清早，我亲眼看见他从一幢洁白的十二楼上，纵身一跃，像演电影似的，坠落空中……他留下遗言说：我遗憾要跳楼自杀，我本来想开枪自杀，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搞到一支枪。
       确实遗憾。我是说他自杀让人遗憾。
       还有一个朋友，是我的老乡，父亲据说是个亿万富翁，做建材生意的。我们通过他父亲认识了，他父亲希望我关照他一点，所以我们有些来往。小老乡不爱说话，见了我总是看书看报，感觉是蛮安静的。可是有一天半夜，警察嘭嘭地敲开我门，问我有没有看见我的小老乡。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把我的每一个衣柜查看了才走。我知道是出事了，但是什么事呢?几天后我才知道，我的小老乡跑了，因为他杀了人，他怕被抓起来，就跑了。
       跑是荒唐的，跑得了吗?更荒唐的是他杀的人，是一个卖西瓜的农妇。他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发现是生的，又找到农妇要求换。农妇不给换，他一定要换，就吵起来了，结果他拿农妇切西瓜的长刀把人家杀了，就这么回事，荒唐不?
       太荒唐了!
       亿万富翁的儿子哪!
       类似的事情我看到、听到了很多，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问题很多，很复杂，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怕”出来的：我们生活在太多的“可怕”中，慢慢地我们也变得“可怕”了。
       难道不是吗?
       我真的有种感觉，生活非常可怕，这也可怕，那也可怕，四面楚歌的感觉，十面埋伏的感觉，到处是地雷，陷阱，流弹，暗箭，我们不知该如何向前走，或往后退。我想，我们是否是得把我们脑袋里头的所有的乌七八糟的烂东西统统扔进下水道里，把它打扫得像多少年前刚脱落母亲子宫时那样清爽，那样无知，那样无畏，然后再重新注入一些好样的东西，是否是?
       我们的路还远着呢，是否是?
       我把本文做得很没有章法，是否是?
       没章法也是章法，是否是?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觉得，本文也许不过是一条铺满垃圾、废物、脏东西的人行道而已。
       风像往年一样大，夏天像往年一样燥热，而思念中的黑雪却总是没有飘落。白雪是每年都在落，也是每年都在化。落了又化，天地照样还是一个模样，就这么回事。
       我当真已经十分想念老Z了。
       [责任编辑 宁小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