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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情结
       曾祥炜儒雅文静，步履矫健，年过六旬还保持着小伙子一般的冲劲。他喜欢唱歌，特别爱唱《青藏高原》。他说，从1965年大学毕业起，在丹巴藏区生活了十多年，高原养育了我，形成了心中永远的“高原情结”。
       举世闻名的丹巴云母矿散落在青藏高原东缘，海拔三千至五千多米的大山的皱褶里。六十年代，交通极为不便，爬到矿区最高的采矿点要三天时间。那里是生命的禁区，能看见一头牦牛都让人惊喜。经过终年积雪的山谷要倍加小心，一声呼唤有可能引发可怕的雪崩。
       他说，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是不能完全理解“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当年，血气方刚的曾祥炜心中憋着一股气，他想对着雪山呼唤，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父亲曾是黄埔军校教官，他自然而然就是黑五类子女。在那个说一句错话就会招来大祸的岁月，他只能沉默。蓬勃的生命却在寻找着突破口。
       此时，他却被一件件紧急的维修任务呼唤着。
       空压机管道、水管道、油管道，严冬和雨季特别容易爆裂。哪里爆了管，曾祥炜就得到哪里去。翻山越岭，熬更守夜，一身风雪，一身泥泞，一身汗水，一身疲惫。修好又爆，爆了再修，无数次重复劳作，终于让喜欢思索的曾祥炜想到，这是个流体与流体控制问题。他只能偷偷阅读技术书籍。寻找掌控无形流体的精魂，山上唯有一本著名水利专家潘家铮等人翻译的《水力发电》，从书中可以看到一点压力管道保护和自动控制阀技术的影子。流体控制的书使他深受启发：流体，在管子中流动就有能量，能不能用这种能量来控制流体系统本身呢?仿佛电石火花一闪而过，他的想象力的空间突然被照亮。
       他决心把非能动控制系统钻研下去。生活，每天都在给他施压，给他刺激。
       永生难忘，他和几位技术员从成都回丹巴，在路上颠簸了三天，车到烧香炉那个地方，遇上了山体滑坡。汽车开不过去了，急于回到矿区的人们，一个接一个，从斜坡上踩出的一条小路小心翼翼走过去。曾祥炜肩搭手提着五个沉重的大提包，朝软塌塌的坡上走去。提包好沉重啊，里面装着为同志们采购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还有女同胞用的卫生纸：脚下好软啊，三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眼前不时金星乱闪。这是生命攸关的一段险路，因为坡下就是呼啸的大渡河。他终于走过去了。
       回头看。同伴高峻岭也是肩搭手提着几个大包，在斜坡上走。不好了，山体又在动了，沙石刷刷刷地流下来，头重脚轻的高峻岭脚下一滑一个前扑摔在坡上。还没来得及喊，就与沙石一起骨碌骨碌滚进大渡河，甚至没溅起大水花，就被巨大的漩涡一口吞噬了!
       这是林业生产的旺季，漂木如脱缰野马，狂奔着，乱撞着，疯挤着，暴跳着。一路轰隆声如雷，就连大卡车掉下去几分钟后就没有踪影，一个人掉下去还会有什么结果?
       北京工业大学1965年毕业生高峻岭，才二十几岁，就在曾祥炜眼前永远地消失了。
       他在大河边失声痛哭，山风冷泪，是祭奠同伴还是哭自己的命运?
       一位林业工程师曾指着漂木告诉他，由于我们林业生产的原始与粗放，那些参天大树，最终能派上用场的只是百分之二十。砍倒了运不下山的，下了山夹在河床石缝中间的，陷进沙滩的。没有几年就朽掉了，
       面对漂木，他暗自下定决心。虽说夹在云母矿狭窄的生存空间，也决不能腐朽堕落。再苦再累，也要活得有价值。
       有一件事使他对自己产生了信心，发电厂进口的东德设备突然罢工。经查是蝴蝶阀生锈所致。再查蝴蝶阀生锈是因为压力水腔的水渗入了压力油腔。他和同事们反复研究，大胆给进口设备“开刀”，把压力水腔搬出来，由最简单的杠杆与活塞把两腔连起来。“开刀”后效果非常好。四十年后。曾祥炜再去丹巴，这台蝴蝶阀还在工作。未动过手术的28台蝴蝶阀早已变成废铁疙瘩。
       那时，曾祥炜已经意识到。外国的设备不是处处先进，永远先进。思想方法的先进才是最重要的。
       1976年10月的一天，大雨滂沱。曾祥炜兴奋异常，他在心中呼唤着：有希望了，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研究技术了……
       这一天，他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特大喜讯，在山风暴雨中走了一个通宵。
       中东浴火
       丹巴给曾祥炜更大的震撼是，万人大矿在今天已经完全消失。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抗压抗腐蚀的聚四氟乙烯大量替代了云母，云母的需求量骤减。矿山关闭，森林停伐，植被复苏，清泉喷涌，山沟一片寂静。美人谷、嘛尼堆等风景区也脱颖而出。古碉楼群成为旅游者青睐的观光宝地。
       曾祥炜说，我感到科学技术真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丹巴的历史，
       八十年代初，国门终于打开。曾祥炜有了睁大眼睛看世界的机会——通过严格的考试，他受聘于某跨国公司，在伊拉克当了两年多的工程师。
       这是一座用德国KARL技术与机器“武装”起来的，世界最先进的全自动化砖厂，从挖出泥土到生产出陶瓷样漂亮的空心砖，到机械手把空心砖整整齐齐码在车上，人与泥土和砖没有接触。而这个工厂的技术官员来自英国、德国、埃及等地，可以说是技术的“联合国”。
       中国工程师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巨大的液压机械手在空间灵活地做360度的动作，把数百块砖坯，拿起放下。在窑车上码成图案。地面上是纵横交错的电机车轨道、窑车轨道、机械手轨道。所有的电机都在有序地高速运转着。
       比干燥与酷热更让中国工程师难熬的是外国人的歧视。年龄普遍偏大，英语水平低，动手能力差，让人摇头说中国人不行。连图纸都不给你看，你们能做什么?
       外国工程师、技师让中国工程师给他打下手，递改刀。递扳手。让你躺下拆零件，你就得躺下：让你爬上去换机油，你就得爬上机械架上去换机油，稍不满意，一把油棉纱加一句粗话扔过来，让你尝到民族自尊心受辱是什么滋味。
       两个月后，经理哈先生召集了技术“联合国”会议。在称赞了德国、英国工程师之后，指着中国工程师们的鼻子说，你们只能递扳手，擦机器。当清洁工!
       接着，一纸文件称，两个月的表现说明中国工程师不称职，希望在最后十天的雇用期内改变现状，否则就解雇你们。
       读着文件，滚烫的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了。中国工程师们一夜不眠——后退，是奇耻大辱，说什么也要干下去，干出成绩来!
       经过中国总公司干预。总经理来了。总经理与中国人打过交道。深知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开始会不适应，三个月后会让人刮目相看。当他了解到连图纸都不让中国人看时，不禁大怒。立即指示，给全套图纸，让中国人参与技术管理，三条生产线拿一条给中国人去做。
       真是绝路逢生，几十本图纸送来了。中国工程师们如饥似渴，连夜咀嚼消化图纸，不清楚之处，对照机器一看就明白。曾祥炜说，
       我凭着从小练就的“背功”，硬是把图纸一张张“拷贝”在大脑中，什么地方出了故障，马上能说出图纸上的编号。让老外称奇。
       中国人负责的生产线凯歌高奏。机械手把漂亮的瓷砖码成了“长城”，让外国工程师惊呼：中国工程师真行!
       一次，德国设备更换叶片，停机三天，“联合国”部队没能完成，经理急忙求中国人上。什么设备都用不上，只有土办法干了：大锤砸，砂轮割，电焊切。曾祥炜紧张得二十四小时没上厕所，终于把旧叶片切成碎片，换上了新叶片。这一仗打下来。曾祥炜扶墙小便，大汗淋漓，痛苦不堪，十五分钟后才走出厕所。
       经理赶来了。他紧握着曾祥炜的手说：感谢曾先生，感谢中国!
       很自然地，中国人被压上了重担，负责了全厂三条生产线中的两条线。
       但是，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一天，中国人负责的两条线都慢下来了，液压泵的压力老是升不上去，多次换油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把故障疑点圈定在机械手的压力调节阀S1上，请厂方立即换S1。但是，不仅是经理不相信中国人的判断，连总经理也不信：这是德国的机械，质量是非常好的，怎么可能出毛病!
       总经理让技术顾问沙弥先生亲自出马，沙弥这里调调，那里弄弄，再换了机油，生产线开始运行。总经理便把中国工程师集合起来训话说，你们修了几天也没有解决问题，你看沙弥才花两个小时就大功告成了!明天开始完成70万砖，完不成追究你们的责任。
       曾祥炜挨了这次训斥，一点也没有沮丧。他望望窗外，太阳刚爬上地平线，气温不高，油压问题还不会立即暴露，咱们走着瞧。
       沙弥还没有得意到两小时，太阳当头，气温上到五十多度时，机械手瘫了。德国机器也会生病?沙弥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曾祥炜把两个S1互换的实验又重新操作了一遍，沙弥服了：我们换S1吧。
       第二天，从德国空运的S1到达伊拉克。装上新的S1，在中国人负责的生产线，优质产品如洪水突破定额。哗哗猛涨。总经理笑了，经理笑了，全厂到处能听到对中国人的称赞声。
       两年的雇用合同期满了，总经理和“联合国”技术官员与曾祥炜们挥泪告别。他们多次挽留曾祥炜，并许以高薪。均被婉拒。
       我问曾祥炜，在伊拉克挣了多少钱?他腼腆地说，那时，对方给我们的工资是月薪1500美元，而我们实际得到的月薪是50美元。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比国内挣得多得多了。再说，我的收获非常大，收集了四十多万字的技术资料。Sl的问题。设备遇上的许多问题，也跟流体控制有关……从丹巴就萌生的流体非能动控制技术问题，在伊拉克就想得更透彻了。我大开了眼界，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世界最先进的流体控制设备我都见识过了，它们远不是十全十美。如果能用流体本身的能量实现自动调节，将是流体控制方面的大变革……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行专利制度，曾祥炜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新的长城
       在曾祥炜的众多头衔中，还有一个四川省黄埔后代联谊会主任的职务。
       曾祥炜的父亲曾任黄埔教官，淞沪抗战中担任过敢死队副队长，立下过赫赫战功。近十几年，曾祥炜付出了很大精力，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后代，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贡献。每次与黄埔老人或后辈相聚，都使他获得更大的动力。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国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应当用什么筑起新的长城呢?大家认为，应当用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筑起新的长城。
       加仑桶，洗脸盆，洗衣机水管，1980年，曾祥炜开始从事“差流可调梭阀”研究，就是用这样简陋的实验装置。
       这是研究压力管道的非能动控制，所谓非能动就是用压力管道自身的能量来实现控制与调节。
       曾祥炜当时是基层干部。算是非职务发明人。这意味着没有国家立项，没有资金支持，没有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实验条件和学术背景。一些专家嘲笑说，什么叫非能动?非能动就是没得动力，是在空想嘛!
       国内学术界和相关领域认同太少了，交叉的学科又太多，你的研究算哪一类?算流体力学?算自动化?算智能控制?算通用创造?好像哪一门也挨不着。
       他成功了。用最简单的差流可调梭阀，实现了双向差流调节。曾祥炜自信这个发明运用广泛，甚至蕴涵着一个大产业。
       加仑桶，洗脸盆和洗衣机水管，加上自制双向可调阀，1994年9月，曾祥炜扛着它们直飞美国。
       美国人从简陋的装置一眼看出曾祥炜送来了多么有价值的发明。
       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发明展上，曾祥炜荣获了金奖。美国专利报纸三次刊登这个项目，并评介说，简陋的装置，奇妙的差流原理。后来，此项目又获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
       这一发而不可止。
       进入九十年代，他以房产证做抵押，自办了一个研究所，把研究成果推向机场、核电站、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等500个点。进入21世纪以来，他每年在本行业的世界权威期刊ASME和SCI杂志上发表文章。大会主席多次邀请他主持“非能动控制技术专题会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没有实现。二十多年来，他发明了差流可调梭阀、梭式系列控制阀、管道爆破保护技术，拥有专利73项，其中获得了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发明专利22项。
       他曾收到了来自德国的贺电。在伊拉克对中国工程师不屑一顾的约翰。在贺电中写道：亲爱的曾，你真棒!过去对不起你。短短一封贺电，竟让曾祥炜泪流满面。泪水。洗尽屈辱，让曾祥炜扬眉吐气。
       如今，责任与荣誉接踵而至：曾祥炜是中国创造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科技委副主任、四川省当代十大发明人，中国拥有外国专利最多的非职务发明人之一。
       历史，终于给曾祥炜机会，让他能大声呼唤了。他心中最想呼唤什么?
       中国是制造大国，却是创造发明的小国，中国的GDP已经排在世界第4位，而中国的创造力在世界排46名!
       中国堪称巨无霸的彩电王国，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出口一台彩电只能赚1.7个美元。
       大名鼎鼎的格兰仕微波炉，占全球50％的市场份额，大部分利润贡献给品牌拥有者，而中国人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中国女工拼死拼活，要制造8亿件衬衣才能买上一架最新的空中客车飞机……
       为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走科技创新之路?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反过来说，缺乏创新的民族，只能人云亦云，邯郸学步。最后丧魂失魄。细细分析，中国的GDP是血汗与生命换来的，是某种程度破坏了生态环境换来的。我们为世界卖苦力，已经把自身的价值贬到不能再贬的悬崖边上了!
       起来，起来，我们中国十三亿人最有价值的不是卖苦力，廉价出售血汗，而是动脑筋，创造出“当惊世界殊”的新技术新产品。
       但是，在积习深重的中国，发明人要经历多少艰难曲折，才能看到些许曙光?
       曾祥炜很沉重地说，老一辈一再告诫他，中国人的创造发明首先应该为中国服务。但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非职务发明人，要把自己的成果推广出去有多么艰难啊。他成天为给研究所的小伙伴们筹集工资而奔波。要把想法变成实物，把系列的新产品不断地推出去，让散落的500个试验点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他期盼有个小小的实验室和组装车间，这是几十年的期盼。
       最近，让曾祥炜又激动又酸楚的是，在全球大力发展核电之时，经法国、俄国和美国激烈竞标，我国最终决定出资数十亿美元，引进了美国西屋公司的设备和技术。新华网记者在深度报道这一消息时披露，引进技术里最重要、最量大面宽的就是当今最推崇的非能动控制技术!
       非能动控制技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高原雪域起步，苦苦求索几十年的，不正是非能动技术吗?
       经四川省和国务院的专家力荐，曾祥炜这个“游击队长”。最近陆续与“国家队”的专家接触。他的奋斗历程让大专家们震惊。王大珩、杨家墀院士听取了他的汇报后评价说：“其应用价值很高，是工业自动化仪表一项重要的创新成果。”
       曾祥炜说。我没有能力与法国比，也谈不上与美国比。我只想说，四十年来，有个中国人，不懈地致力于非能动控制技术的酝酿、发明、运用，终于见到了曙光。
       少年时，由于出身不好，生活相当困难。他曾擦过皮鞋，当过架架车手的“飞娃”(助手)，从朝天门拉着沉重的货物去沙坪坝，挣得五角钱贴补学费。拉货上坡时，脚蹬泥巴嘴啃土，手脚并用，要不展劲，连车带人要滚下坡。只觉得大颗大颗的汗，嗒嗒地溅在滚烫的街面上，绳子上的力量一直扣进肉里。
       此时此刻，曾祥炜仍然感到是在拉沉重的架车上坡。只不过，过奉是为个人的命运：如今是为了筑起新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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