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庄漫录》中有一段文字，真的很神奇：
孔雀毛着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羽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羽扫之，皆聚，无有遗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然也。
该书作者张邦基生活于两宋之交，照他的说法，宋代宫廷中，皇帝每次到后妃的宫院中去，御辇所过之处，都有专人事先向地上洒龙脑香末，用以驱避邪秽。为了杜绝浪费，等皇帝离开之后，再用孔雀尾扎成的扫帚，去把龙脑香末收集起来——孔雀尾对龙脑香有特别的吸附力，就像磁石吸铁针那样，用这样的翠帚在地上扫来扫去，散在四处的龙脑就都会粘缀到孔雀尾上，于是就可以回收再利用了，似乎还挺注意节约的。这个说法听去如此的离奇，让人怀疑讲述者是在搞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后人很少注意到张邦基的这一提法，显然是将之归为“小说家言”，不足认真对待。
可是，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在一首《宫词》中，提到了颇为相似的做法：
安排诸院接行廊，外槛周回十里强。
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
把妃嫔们的宫院都用长廊连接起来，外面安装栏杆，地面则铺上青锦地衣、红绣毯，还遍洒龙脑香、郁金香。这里同样提到，在皇帝所要行幸的地方铺洒名贵香末。当然，咱们仍然可以下结论说，花蕊夫人也是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搞文学夸张。不过，就算咱们认定，相隔百余年的两位作者是都在进行诗意的虚构，那么，也该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背景，促成了文人们产生这样奢侈的念头？
在五代及其前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段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展开的国际香料贸易活动，在规模和水平上，似乎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意料。《
太平广记》卷二二七《技巧》引《谈宾录》的一则记载，描写著名的华清池的内部装修，其中的细节之一是，“又于汤池中叠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
太平广记》卷二三六《奢侈·玄宗条》，说是“垒瑟瑟及沉香为山”；另外，唐人《
明皇杂录》则说是“垒瑟瑟及丁香为山”。瑟瑟，是从外国传来的蓝宝石、青金石一类的贵重宝石，檀香、沉香则是珍贵的进口香料。按照唐人的传说，唐玄宗的时候，就用这些贵重材料制作成装饰性的假山，安放在巨大的温泉浴池里。照例的，咱们会认为这是小说家言，是自由想象，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在近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文物中，真的有四件整块天然香料制成的小型假山，而且《衣物帐》上记得明明白白：“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就其中的檀香山来说，已经破为残段，但仍然可以看出当初是被着意地加工成假山的形状，并且带有描金装饰，各残段都在十五至十九厘米之间。这个发现，让咱们大吃一惊地醒悟到，关于华清池中装饰有“香山”的记录，并不是纯粹出于想象力的结果，而是有着现实依据。
唐人苏鹗《
杜阳杂编》中也记载了一则关于“香山”的故事，说是唐代宗“崇奉释氏”，恰好大历年中“新罗国……又献万佛山，因置山于佛室……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这座万佛山奇妙之极，山上布满了“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的佛像，还有金玉水晶镂刻的幡盖、树木、楼阁，山前又有千余个小僧人，以及一口三寸大的小紫金钟，其中以机关相连，一旦敲响紫金钟，这些僧偶就会向着山上万佛叩头行礼，还会发出梵音……总之形容得天花乱坠。《四库全书·提要》中指出，这一笔记“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所称某物为某年某国所贡者”也都靠不住，“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然而，法门寺发现的“香山”，恰恰是唐懿宗供奉给真身舍利的供养物品之一种，被封入地宫之中。可见那个时代真有用“香山”来供佛的做法，苏鹗所描写的“万佛山”虽然充满夸张的嫌疑，但确实是以生活现实做底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关于“香山”的两则故事，都是与最尊贵的皇室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也被法门寺出土实物所证明。但是，到了花蕊夫人所生活的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用珍贵香料制作的小型装饰性假山，在此时竟然成了上层社会中流行的时髦，这一点，在宋人陶谷的《
清异录》中有集中的反映：
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国”。或云平蜀得之者。（《薰燎门·灵芳国》）
吴越外戚孙承奢僭异常，用龙脑煎酥制小样骊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桥道纤悉备具。近者毕工，承大喜，赠蜡装龙脑山子一座。其小骊山，中朝士君子见之，云围方丈许。（《器具门·龙酥方丈小骊山》）
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钱许黄金五百两，竟不售。（《薰燎门·旖旎山》）
所描述的几座“香山子”，规模都很可观，或方圆一丈，或重千斤；拥有者不再限于皇室，也包括了大贵族；既有贵族主顾向本地工匠下单定制的情况，也有外国商人看准了市场需求，制出成品之后再寻找大买家。“旖旎山”一条更显示，从事海上贸易业务的外国大商人“高丽舶主”王大世，会特意按照贸易对象的文化传统，用远道运来的沉香木制成“衡岳七十二峰”，然后再在中原贵族中寻找买主。更有趣的是，以富有著称的吴越统治者钱开出五百两黄金的高价，竟然也没能把这一座香山拿下。如果这条记录可信的话，那么，就确实反映了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的状况。王大世以一个外国商人的身份，面对本地统治者所流露的倨傲，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势，这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
另外，这里也反映出，到了五代时期，中外香料贸易已经不止于初级的原材料进口，按照中国市场的需求定向加工的奢侈品也已经出现了。为中国市场所需而制作的“香山子”，此后长期都有生产。比较著名的史料有《宋史·外国·大食》中记，北宋至道元年（九九五年），一位大食“舶主”向宋廷进贡一批异域奢侈品，其中就有“乳香山子一坐”，宋太宗不仅亲自接见了这位外国大商人，给了不少赏赐，还降诏答赐以黄金，“准其所贡之直”，应该说是表示了对平等贸易的尊重。直到《
元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王师征交趾失利，复谋大举，不忽木曰：“岛夷诡诈，天威临之，宁不震惧，兽穷则噬，势使之然。今其子日袭位，若遣一介之使，谕以祸福，彼能悔过自新，则不烦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从之。于是交趾感惧，遣其伪昭明王等诣阙谢罪，尽献前六岁所当贡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赐之，不忽木辞曰：“此陛下神武不杀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镇纸、水晶笔格而已。（《元史·不忽木传》）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在当时交趾惯例所应当进献的贡物中，有沉水假山、象牙镇纸、水晶笔格等完全是为中国上层社会生活所需而制作的物品。像沉水假山这样在外域加工成型，定向供应中国市场的制品，绝不仅限于贡物。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就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一座“乳香山子”，特意送给苏辙做生日礼物。苏辙《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序文中讲述这件事说：“仲春中休，子由于是始生，东坡老人居于海南，以沉香山遗之，示之以赋，曰，以为子寿……”而苏轼《沉香山子赋（子由生日作）》中则形容了这一件珍贵生日礼物的来历、形象和用场：“占城之枯朽，宜爨釜撩蚊。宛彼小山，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像小松之插云……幸置此于几席，养幽芳于……”在相传为宋人洪刍所撰的《香谱》中，介绍了一种“水盘香”：“类黄熟而殊大，多雕刻为香山、佛像，并出舶上。”说明人们甚至特别确定了最适合制作香山子的外来香料，有些香料品种的进口，已经是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某些特殊需要——具体来说，就是用整块香料雕刻香山子、佛像的需要。《清异录·薰燎门》中有一条“清门处士”，云：
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发源于心，清闻妙香也。
最清楚地说明，外来“海舶”到达中国海港的时候，所带来的，是已然加工好的成品。异域海船携来交易的货物中，有香山子、香料雕制的小型佛像，以迎合中国市场的趣味，这，当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信息——特别是在习惯以贸易规模作为文明指数的今天。
另外，《清异录·薰燎门》中还谈到了“龙脑着色小儿”：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未见着色者也。汴都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一句显示，用香料刻成的小型雕像，在那一时代并不少见。有意思的是，花蕊夫人一首《宫词》道是：
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
沉檀刻作神仙女，对捧金尊水上来。
按照诗的描写，孟蜀宫廷中仿效前代的“曲水流觞”雅集活动，但是，这里彰示的与其说是风雅，不如说是奢侈——用沉香、檀香雕成女仙像，捧着金杯，立在浮板上，从水上漂来。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些记述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对于珍贵香料的这样一种奢侈消费方式，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时期。如果有机会接触文物，就不难看到明清时期用天然香料雕制的佛像、扇坠、手镯、扇面一类玩器。相应的，我们在明清文献中也会读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香茗·伽南》：“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膻气。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盘盛之，满室皆香，真为奇物。”清代宫廷里，类似的做法更是普遍，如雍正二年造办处记录“本年活计”中，有“伽南鸳鸯暖手、扇器、山子”等等。（《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因此，唐宋时代的类似记载其实并不应该让人多么的惊奇。重要的是，以《
清异录》为代表的唐宋文献，显示了今人所不熟悉的一种世界景观。在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前，辽阔的印度洋与南海的海面上，显然并不像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原始和荒凉。
唐宋文献中“香山子”与彼时现实生活的关系，可以说搞清了。那么，“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以及其他这类奇妙“记闻”，又该如何看待呢？《
清异录》中还有两则吸引人的逸事：
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惟韦温携椒涂所赐，常获魁。（《薰燎门·斗香》）
李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宴）。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薰燎门·香燕》）
同样的，很难辨定这两条记载究竟是史实还是传说。但是，要注意的是，与《
清异录》约略成书于同一时期的《源氏物语》中，其《梅枝》一节，恰恰演绎了非常相近的情节——斗香。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的宫廷和上层社会中真的有过“斗香”活动，风气传到了日本？或者，“斗香”在中国就是被想象出来的故事，而紫式部把它接了过去，铺敷成异常幽美的一段情节？如果是后一种可能，那么，“斗香”作为一个被文学家们不断复述和转写的“原型”，是中国本土的发明物，还是像那香山子一样，“并出舶上”？在西亚和南亚的古代文化中，甚至在更遥远的古罗马文化中，是否存有它的种子？
关于《梅枝》之“斗香”情节是写实还是虚构，日本学者一定有极深入的研究。从中国文献的角度来看，只要对洪刍《香谱》以及宋人笔记、诗词稍加留意，《梅枝》中的很多细节就显得非常亲切熟悉。在宋代，士大夫们凑在一起，拿出自己得意的香品，焚一炷，大家一起欣赏其妙气，品评高下，是“雅集”中的流行项目。当然，这是士大夫间举办的小型活动，不具备《
清异录》和《源氏物语》所述那样奢侈的规模。“海舶”年年海上来，显然并不仅仅是贸易、经济上的盛事。一旦把《梅枝》放到彼时世界的大格局中，读起来又添一层新的感受。
这样的阅读与探究，当然不是要偏离文学的轨迹，举证中古时期东亚地区贸易如何发达等等经济史上的事迹。花蕊夫人和紫式部都是宫廷内的贵妇，她们的写作当然属于典型的“闺中的写作”，局限于宫廷或贵族府邸内的风花雪月。然而，仅仅拈出“斗香”与“洒香”这两个情节，我们就发现，所谓“闺中的写作”并不一定自我封闭，格局狭小。特别是紫式部，仅仅《梅枝》一节就足以显示出她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过人天才，花蕊与之实在无法相比。在公元十一世纪，紫式部敢于写出一个女人的性幻想——虽然这性幻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很荒唐，很可笑——并且把她的性幻想铺陈发扬，筑成一座七宝楼台，一点不觉得畏缩害羞，这真是了不起的超人之举。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她在描写心中的理想国的时候，以罕有的天才，为一个辉煌的文明时代做了传记，或者，更应该说，她把这个时代关于“文明”的想象推向了巅峰。即使读《梅枝》的中译文，也不难感受到这一章节的幽情雅趣之动人。然而，一旦约略了解她所生活时代的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就更能感受到其笔下的千钧之力。紫式部不可企及的地方在于，她把一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所达成的物质与文化成就，转成了催动文学起航的燃烧剂。“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沉檀刻作神仙女，对捧金尊水上来”，如此精彩的题材，在张邦基、陶谷、花蕊笔下，都只是当作逸事趣闻而一笔带过。唯有紫式部明白，恰恰该在这些个地方停住，做足工夫。这，就是一个大作家与一般文人的区别之处。
（《墨庄漫录》，[宋]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二○○二年版，24.00元；《
清异录》，[宋]陶谷著，《全宋笔记》第一编[二]，大象出版社二○○三年版，26.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