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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故事汉辞章
作者:刘晓峰

《读书》 2006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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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
       这是日本学者加藤彻今年二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一书的副标题。这“汉文”二字如何翻译,我颇费斟酌。“汉文”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虽然它指的是白话文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但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一般用来和文言文相对使用的是“白话文”,而不是日本语境中的“和文”。并且在内容上,书中“汉文”二字所涵盖的不仅是文言的形式,其涵义同时包蕴着用这些文言文记录的丰富的古代中国文化和思想。苦思苦想的结果,是借着同是汉字的方便,仍使用“汉文”二字。
       是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这问题一如书的封带上所写的问题:当初如果没有汉文会怎样?回顾从古代飞鸟时期到现代日本人教养的变迁,加藤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这回答写在封二的扉页上:
       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
       重阅古代以来日本历史中的“汉字”、“汉文”,会懂得日本人怎样思考、怎样尝试、怎样构建了这个国家。
       在汉文对日本人还是切近存在的时代,汉文的力量是怎样被用于政治、外交的?
       对于他们,汉文带来了怎样的知性和思考?
       ——通过重新审视成为日本发展原动力的、成为其文化、政治支撑力量的“汉文的修养”,提示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
       加藤彻的这些话,都是有来历的。比如“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让人直接想起的,就是始于十七世纪的朝鲜通信使赴日本。
       从一六○七年到一八一一年,先后有十二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每次通信使到日本,都和日本知识分子进行过文化交流,那方法,是汉诗唱和。看似小小的浅斟低唱,却是关系国威的场合。最初参与其间的日本人,非常苦恼于自己的汉诗水平过低。这种情况后来渐渐得到改善。随着日本人汉诗创作水平日渐提高,据说朝鲜派遣通信使,后来也不得不选择汉文修养和汉诗创作水平比较高的人。新井白石是江户幕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经就日朝往来之礼与朝鲜通信使有过尖锐的交锋。但在朝鲜学者那里,新井白石的汉诗,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而当新井白石出版自己的汉诗集时,他也选择朝鲜通信使来为之作序。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已经久违了的汉文旧日的风光。
       再说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这句话。汉文自战国时代起逐渐传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都曾经普遍使用汉字做基本的表达工具。但在今天的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日本是目前除了中国之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直到今天,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问题中,汉文仍是重要的一部分。
       在加藤看来,汉文并不是自在于日本之外的独立存在,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它给日文输送营养,带来生机,本身就是日文的组成部分。
       仅以中世日本而论,离开仓时代的日莲和尚,是说不清今天的日本佛教的。而日莲的代表作《立正安国论》,就全是用的汉文。“旅客来叹曰:自近年至近日,天变地夭,饥馑疫疠遍满天下,广迸地上。牛马毙巷,骸骨充路。招死之辈,既超大半,不悲之族,敢无一人。”这样的文章,日本人读得懂,我们中国人读来也马上就明白。有人说那只是和尚的事情,进入幕府时代的武士,可能就没这份修养。却说一三三一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决定倒幕,事泄被流放隐岐岛。《太平记》写武士儿岛高德追到岛上,在天皇常经过的庭院樱树上,刻下了两行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后醍醐天皇看后微然一笑。刻的人清楚,看的人明白,君臣间就这么传达了“卧薪尝胆”的心事。室町时代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风流一时,但却不管百姓死活,于是后花园天皇写了一首诗谏戒他:“残民争采首阳薇,处处闭炉锁竹扉。诗兴吟酸三月杏,满城红绿为谁肥。”用典立意,都在上乘。江户时代赤穗四十七武士为主复仇,最后将军命令他们全部剖腹自尽。这段故事被演成《忠臣藏》。日本阳明学学者大盐平八郎写诗赞之:“卧薪尝胆几辛酸,一夜剑光映雪寒。四十七碑犹护主,凛然冷杀奸臣肝。”一八三七年,不忍见民众为饥馑所苦,大盐平八郎带着必死的觉悟率领民众毅然起义。这场起义杀掉了一些黑心的枉法商人,但仅仅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最后平八郎引爆自己身上的火药自杀了。平八郎的事迹后来常为江户百姓所追慕,那些黑心的商人们,此后也不得不略有收敛。在加藤彻看来,他的事迹和他的诗是相互辉映的,少了哪一边,都是日本历史的损失。
       日本的历史,如果没有汉文会怎么样?没有汉文,就没有了日莲的《立正安国论》,就没有了《太平记》中的君臣应和,就没有了后花园天皇对足利义政的劝诫。大盐平八郎的心胸气节,也就少了一个观照角度。
       没有了汉文,日本历史就会失去很多闪光的时间和空间。
       《汉文的修养》是加藤彻继《汉文力》之后写出的第二部关于汉文的著作。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反思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日本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里不妨回溯一段关于汉字的插曲。我曾在《汉字背后的东亚史》中讲述过明治以后汉字在日本的坎坷经历。实际上汉字早在江户时代就面临过一场挑战。当时,日本的国学开始兴盛。日本从中国引进汉字,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了假名,这一事实一直令主张“日本本位”的国学家们头疼不已。很多日本人头脑中满是想在语言上和中国一较短长的念头。具有“国粹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国学研究者们为此设想种种办法。办法之一,是设法把日本出现文字的时代提前。江户时代著名神道学者平田笃胤,即主张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有自己的文字。此后这种神话时代的日本“文字”,还真的被不断“发现”,这就是“神代文字”。神代文字有出云系统、丰国系统等好多种体系。不论从文字种类还是从上古发音角度来研究,这些伪造的古文字都存在明显的漏洞,所以早在明治时期,这种作伪就受到站在客观实证立场上的狩野亨吉等学者的严肃批判。尽管如此,今天到日本的网络上索引一下,认为神代文字是“历史”的,依旧大有人在。
       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发展,更有一些日本人发现,汉字有比假名更优越的地方。他们主张从小大量学习汉字,认为这对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大有好处,特别在今天日本语面临外来语强烈冲击这一现实下,教育孩子早学汉字已经与保卫“纯洁的日本语”挂上了钩。现任日本汉字振兴协会理事长土屋秀宇认为:如果把地球比喻为一个盛开很多美丽花朵的花园,日本语就是其中最美的花朵之一。因为汉字和假名掺杂的日本语,具有“世界上其他语言无法类比的丰富的表现力”。
       所谓珍异之器,必有夺目之光。间杂汉字和假名的日本语既然这么好,那么其中的汉字就一定有过人之处。这方面,善于琢磨事情的日本人还真发现了许多门道。早在五十年前,日本人已经通过脑科学研究发现,学习汉字最好的时期是幼儿时期。人的记忆能力启动于零到三岁,此后到七八岁达到最高峰。零到三岁的儿童教育是机械式记忆,具有把事物整体全部加以记忆的能力,只要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复杂一些的东西也能简单地被记住。汉字看似复杂,但字形区别方便,因为象形字,对视觉影响大。有时儿童读汉字如读绘画,所以,对儿童来说,无意义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远不如汉字容易记忆。人依靠语言理解和思考,语言丰富的孩子智力成长快,情绪稳定,利于感情和情操的培养。所以,通过学习汉字,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且可以训练儿童的意志力、思考能力、想象力,能够唤起儿童的学习欲望,并对于儿童的心灵教育有显著效果。在这派学者看来,“汉字力”丰富与否,是决定一个孩子今后能否成长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汉字的教学方面,已故著名教育学家石井勋发明的汉字教学法更是别有特色。比如,他提倡通过耳朵进行汉字教育。因为脑神经学研究证明,大多数人的知识是使用眼睛吸收的。实验表明,两者的比例基本上是源于视觉者83%,源于听觉者11%,其他6%。利用听觉学习的可能性远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他还主张,对孩子来说,读和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幼儿,写比读要难得多。所以,他设定的汉字教学法,是读写分离的方法,首先教会孩子如何读,如何理解。在他的指导下,很多三四岁的孩子,具备了七到九岁孩子的阅读能力。
       从伪造神代文字来排除汉字,到主张从小就教汉字,到发明独自的汉字教学方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识到,汉字汉文已经化入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的汉字之缘,可谓来日方长。
       那么,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汉字、汉文究竟是什么?加藤彻的回答是:汉字、汉文是米,是酱汤是茶是大萝卜,是“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的一部分。
       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对持这种主张的人,加藤彻问道,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汤、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大陆中国传来的。那么发起一个运动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汤、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日本人没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排斥掉大米、酱汤,排斥掉茶和大萝卜,也没有必要排斥汉字和汉文。排斥汉字汉文的主张,无非是源自种族歧视的一种观念。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得到了什么呢?汉字是“东洋人”共同的财富,汉文是“东洋人”智慧的结晶,对于日本人,汉文就是米,只要它有营养,好吃,吃就是了。
       在古代,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日本人、琉球人之间,曾经使用汉字汉文相互沟通。在用嘴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们通常拿出笔和纸,一笔一画写出来,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当年日本僧人然和宋太宗之间是这样,后来的朝鲜通信使和日本知识人之间是这样,当年何如璋出使日本,和日本知识人的沟通也是这样。有名的《大河内文书》,内容就是当年清国大使馆的人们和日本人做笔谈的记录。
       加藤彻指出,现在已经没有相当于西方的《圣经》那样的汉文经典著作作为国民教养的基本读物。而在历史上,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论语》和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就曾经是连农民都阅读的基本书籍。那么,在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汉文的命运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加藤彻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由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在日本发起建立的“世界汉诗同好会”的网站上,来自东亚世界各国的格律诗爱好者们,早已经跨越国境在进行交流。也许,借了网络时代的技术力量,作为“东洋人”共同修养的汉文,能够重新掀起自己的浪潮。加藤教授幻想着,将来会有一家出版社,编撰出一本“理想的汉文教科书”。他想象的这本教科书中,包括以下六个重要部分:
       一、不仅收入文艺作品,还收入一些理工科的内容(如《梦溪笔谈》);
       二、收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地的汉诗代表作;
       三、收入一二篇现代人写的文言文文章;
       四、教授简单的文言文写作方法;
       五、附带介绍格律诗、文言文写作的网站;
       六、介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言文的读法。
       加藤彻展望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东亚完全可能建立起新的“笔谈”的文化。那时,汉文作为“东洋的世界语”,老树发新枝,会发挥出今天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日本学者对于汉文世界的上述想象,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看,可能多少有些峭拔。但当我们思考东亚文化的未来发展时,这样的思路,是否也具有某种参考价值呢?
       (《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加藤彻著,日本光文社二○○六年二月出版)